|| 写在前面的话 ||
经济变革——“尽地力”和“平籴法”!政治变革——赏罚严明,选贤任能!军事变革——建立“武卒”制!法制变革——善集大成,编著《法经》!
古为今用,李悝变法的当代启示,不言而喻。这也就是任振焦先生此文的价值所在。诸君以为然否?!
——王利俊
中山国:李悝变法改革的先行区
任振焦
对于李悝其人,我从历史教科书中得知他是一位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善于治国理政的政治家,但是,却不知道我们定州人脚下这片土地,2430年前曾是他变法改革的先行先试区。
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又名李克,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李悝是魏国国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年轻时曾受业于曾申门下,曾申是子夏的学生,子夏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所以说李悝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李悝曾辅佐过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国君。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用乐羊为大将,帅兵攻打并占领了中山国。随后,封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为中山国国君,任命李悝为中山相,辅佐太子击治理中山国。
李悝是一位富有政治理想的改革家,他不贪图于高官厚禄,而是立志变法图强,便抓住出任中山相这一政治机遇,开始了他改革变法的探索与实践。李悝深入民间,走乡串户,体察民情。针对农民赋税重,收入少,无心种田,民生凋敝的现状,他首先进行的是土地改革,李悝推出了“尽地力”的政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对农民耕作的土地作了规划:一家五口,治田百亩,亩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乃是全家衣食和解决病困以及杂项开支的根本。鼓励农民安心种田,勤劳耕作,劳有所获,维持生计。同时,反对横征暴敛,或随意增加农民负担。
《史记》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中山国所辖的苦陉(今定州市邢邑)县令向李悝呈报业绩时,说自己所收的赋税比以前增多了。本以为会博得李悝的欢心,可李悝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非常反感,严肃地批评了这个县令。他说:“巧言花语让人听了喜欢,但是如果不符合道义,就叫做欺诈不实的“窕言”,你们苦陉县本来没有山林、泽谷等地利条件,也没有增加新开垦的土地,赋税为什么却比过去多了?这叫做“窕货”,这是搜刮老百姓的不义之财!君子是不听“窕言”、不接受“窕货”的。你还是把媚上欺下的那一套收起来吧!”
李悝认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矣。”农夫因为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现象,造成粮食的减产,粮价因而上扬。然而“谷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对于统治者来说,“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所以,“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意思是说,方圆百里的地方,折合九万顷,除去山川河流湖泊及城乡民居占地约三分之一,可耕种的土地约有六百万亩,勤谨耕种精心管理就能使每亩增产三升,不勤谨不用心每亩就会减产三升。这样算下来,地方百里收成的粮食就相差百八十石。农民为什么无法摆脱贫困生活?原因是赋税过重,种田积极性不高,造成粮食减产,粮价上扬。而粮价很贵,就可伤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反之粮价很贱,就会伤害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受到伤害就会离散而去,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国家就会贫穷。对于统治者来说,粮食太贵或太贱,必然会伤害一方面民众的利益。所以,善于治国理政者,必须加强市场调控,平抑物价,使工商业者的利益不受伤害,使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得到鼓励。
于是,李悝便实行了“平籴法”。即在丰收之年,官府以平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由国库储存。发生饥荒之时,官府以平价卖给农民,管控市场,平抑物价,打击不义商贩囤积居奇,取有余以补不足,以防谷物甚贵而伤民,或甚贱而伤农。平籴法的实行,极大地保持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了农民利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中山国富强。
李悝任中山相短短三年,就把中山国治理得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因为政绩卓著,魏文侯又任他为上地守,他领导上地百姓一面发展生产,一面加强备战,曾与秦兵交锋,大败秦军。
魏国是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它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兵力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
魏文侯希望通过变法增强魏国实力,因为李悝在中山和上地治政有方,政绩显著,深得魏文侯的赏识和信任。魏文侯便于公元前403年任用李悝做了魏国的宰相。委任他主持变法。李悝上任之后,不负使命,大胆改革变法,把治理中山国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加以归纳总结,补充完善,在魏国实施了全面变法改革。
经济变革——“尽地力”和“平籴法”
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实行《尽地力之教》。李悝认为,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工商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大力发展农业,充分发挥了土地的效用。实行税亩制,鼓励人民垦荒种田,废除了井田制,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粮食产量,农业得到了全面的大发展。
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鼻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得以富强。秦国的宰相商鞅积极效仿李悝的变法之道,实施重农抑商政策。他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而且“农少、商多”的结果是“贵人贫、商贫、农贫”,因而极力抑制末业(特别是商业),而使游食者群趋于农,以达到“搏以于农”、“壹民于农的”的目的。史载商鞅的变法令云:“大小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就是以免徭役的方式来奖励耕织,并以收为官奴的方法惩罚工商和怠惰贫穷的人。
政治变革——赏罚严明,选贤任能
李悝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由于废除世袭制度,—批于国家无用且有害的特权阶层的人物被赶出政治舞台,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阶层的人,可因战功或因其才能而跻身政界,此项举措开创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斗争的先河,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开辟了道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局面大有好转。
李悝坚持任人唯贤,他为国君推荐宰相的故事一直被后人所称颂。李悝在魏国任丞相10年,因年事已高,心力疲惫,请求卸职归养。魏文侯只得另选一位宰相,但却在翟璜和魏成子之间犹豫不定,就向李悝征求意见:“先生曾对我说,家贫就想得贤妻,国乱就想得贤相,如今我要选一位丞相,你看是魏成子合适还是翟璜合适?”李悝说:“我的职责在宫门以外,不敢承担这个使命啊。”魏文侯说:“先生就不要推辞了。”李悝说:“这两个人都有当丞相的能力,但您还要看他们平时亲近哪些人,富有时看他们结交哪些人,显贵时看他们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看他们不做哪些事,贫苦时看他们不要哪些东西,有这五条就能决定谁当丞相了!”魏文侯说:“很好,我选的丞相已经决定了。”
几天后,李悝到翟璜家中拜访,寒暄过后,翟璜问李悝:“听说国君召见先生商议选丞相的事,结果如何呢?”李悝说:“魏成子为相。”翟璜气得变了脸色说:“魏成子哪一点比我强?西河的守将,我推荐了吴起,国君最忧虑的邺郡,我推荐了西门豹,国君计划要攻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被灭后,我推荐了您去镇守,太子没有合适的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悝说:“你向国君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谋求做大官吗?再说,你真的比不上魏成子啊,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其余的他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国君把他们奉为老师。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任他们为臣,你怎么能跟魏成子比呢?”翟璜羞愧地说:“先生说得我心服口服,看来我翟璜是浅薄之人,说话很不得体,我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军事变革——建立“武卒”制
李悝对魏国进行军事变革的核心,就是废除春秋时期一直盛行的“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动员兵制,改行“募兵制”,从而建立起一支完全职业化的精锐部队。名曰“武卒”。“武卒”的战斗力非常强大,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其基本特点明显优于其它军队。
其一,“武卒”选拔非常严格。合格的“武卒”兵员必须能身穿铠甲、股甲、阱甲三层护甲, 头戴铁盔,手执长戟,腰悬利剑,后负犀面大撸,一张弓弩和50支箭,背三天的干粮,还要能用半天时间快速行军40公里。否则,就不能入选。
其二,“武卒”训练方式独特。兵员在完成基础训练后,还要进行单兵技能训练、阵法训练、编队训练,以及联络记号训练等一系列严格训练考核。同时,注意发挥军事骨干的示范带头作用,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其三,“武卒”待遇优厚。入选“武卒”的士兵,全家享有免除赋税徭役的权利,还可获得土地百亩。如果以前是奴隶,可以改变身份。如果战功卓著,可以获得爵位,享受更优厚的待遇。
其四,“武卒”纪律严明。士兵听从指挥,打赢胜仗,升职加薪,家人也可以获得重赏。如果不听从指挥,必将受到严惩,直至斩首示众。
其五,“武卒”编制创新。即: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二五为什,设什长一人;五十为屯,设屯长一人;二屯为百,设百将一人;五百人,设百主一人;一千人,设二五百长一人。千人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由上一级长官统一调度指挥,令行禁止,秩序井然。使之成为“居有礼,动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之师。
其六,“武卒”装备先进。一个“武卒”兵员的单兵武器往往能做到“披挂重铠,操戈佩剑,背负弓弩,挎带矢囊”,整体装备就可想而知。装备水平远远优于其他军队。
李悝力主军事变革,并任用吴起为总教官负责训练,打造出一支能征善战的雄师劲旅,为魏文侯获得中原霸主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法制变革——善集大成,编著《法经》
李悝为了逃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国之纲纪,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稳定了封建法权。
《法经》分为6篇。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罚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是指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是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④嬉禁。是关于赌博的禁令。⑤徒禁。是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是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其他各国震动很大,纷纷被各国所效仿。楚国为了改变低迷不振的经济状况,招纳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深知法治的重要性,他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制定法令,公布于众。实施了“削减贵族的爵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奖励勤耕与勇战,鼓励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等一系列变法措施。使楚国迅速发展强大起来。
秦孝公为了变法图强,公开向各国招纳贤才。商鞅自魏入秦,受到重用,主持变法。他学习效仿李悝,实行了以“废井田、开阡陌,行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实施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很快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李悝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鼻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悝编著的《法经》,是法家倡行法治的重要标志,成为法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
李悝的变法改革实践及《法经》的问世,使很多有识之士对法律的作用有了深刻认识: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著名法家人物慎到曾做过一个形象的譬喻来说明法律的意义:“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目的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使国家发展强大。
公元前395年,李悝病逝,享年60岁。尽管岁月悠悠,李悝的事迹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李悝的变革图强精神仍然需要我们学习借鉴、传承发展,对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人民不会忘记。
后人有诗赞曰:“尽地平籴民足粮,废特奖功致魏强。不徇私情荐良俊,法经一部天下扬。”
【作者简介】
任振焦,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教授。曾担任中共定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冀中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旅游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北省旅游专项课题评审委员会委员、《河北旅游研究》杂志副主编。现任北京立德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曾出版《小学古诗释译》《希望在这里延伸》《修身铸德五十篇》《应用文写作》《感受国学 优化人格》《农村新对联》等多部著作,曾主编全国高职院校德育教材《文明礼仪》一书。在省以上报刊发表论文、散文、诗词110多篇。其著作《修身铸德五十篇》一书曾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二等奖。曾获河北省十佳宣传部长荣誉称号。
2006年和2008年分别主持并完成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两项子课题《以四学活动推动素质教育》《用国学和先进文化塑造大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与实践研究》,并分别获得科研成果一等奖。2007年9月,应邀赴英国威尔士大学参加中英伦理规范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发表演讲与论文,受到与会专家好评。
2012年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参与编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职高专版)辅学读本》,获得研究成果。2015年应邀到厦门大学全国教师培训班进行国学讲座,2018年应邀到银川国学讲座,2021年应邀到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国学讲座,到中铁十三局、高速公路定州管理处讲党史。近十年来,经常应邀到各地学校、机关、企业、军营,开展党史、国学和就业创业讲座,进行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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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党建思政、民族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有专著《感动中国的十位成功父母》1部和合著《时尚50年》《21世纪财富转移》等10余部,主持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学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1项、中国建设教育协会课题1项,参与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5项。系列理论文章和专稿在实践、学习强国内蒙古平台、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中国教育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中国建设报、中国建设教育、内蒙古日报、光明网、新华网等刊发。系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研究成果二等奖获得者等。
有大量诗歌、散文(散文诗)、随笔等文学作品在乌兰察布日报、呼和浩特晚报(日报)、乌海日报、山丹、草原、这一代、少年文艺(上海)、内蒙古日报、中国建设报、中创文网、华人头条、草原客户端、新华号、微摄等发表获奖。报告文学作品收录《手足情》《塞北热土》《内蒙古改革家风采录》《中国北鏖战》等书。个人文学成果和事迹入选《内蒙古作家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