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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近日，我在网上荐读包海山先生最新力作《地方情怀与全球视野》《从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到天人合一》，引起较大的社会关注，单单文仙雅阁微摄号阅读量数日内就达62万之多。难怪内蒙古学研究会会长胡益华教授说：“文以载道，文能交友。利俊的荐读值得点赞。”
的确，地方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索规律，终极目标是道法自然，因此地方学研究的文章可以载道，也能交友。在地方学研究领域，包海山先生是非常勤奋的探索者，也取得了很多探索性的研究成果。例如，2010年在美国中文网建立博客，到目前已刊载689篇、300多万字的博文，可见其多年如一日的努力付出和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
包海山先生探索鄂尔多斯学20多年，发表《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等很多文章，出版《包海山论文集》《鄂尔多斯传奇故事》《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等著作。他也积极参与其他地方学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北京学、广州学、武汉学、泉州学、厦门学、扬州学等学术研讨会文集收录和发表过他的文章。2017年10月，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召开的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地方学联席会学术委员会，共同系统性推进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并从2018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辑刊，到2021年已经出版5辑（第1辑、第4辑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第2辑、第3辑、第5辑由北京学研究基地编辑出版）。在已经出版的5辑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中，包海山先生发表了《构建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内蒙古学》《鄂尔多斯学研究注重三个特性》《同一个平台、主题和梦想——充分发挥草根网与地方学优势》《海纳百川的上海学》《广西桂学：少数民族自治区第一个区级地方学》《大视野下的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以鄂尔多斯学与闽南学为例》《地方学学科建设的最大知识增量及其价值体现——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鄂尔多斯学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亚洲地方学内在联系与融合发展》等10篇文章，其中《大视野下的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和《亚洲地方学内在联系与融合发展》，是北京学研究基地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第2辑和第5辑的头条文章。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由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和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交流研讨会”2017年10月在北京联合大学召开，北京学研究基地以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2辑）》。由中国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日本富士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10月在北京召开，北京学研究基地以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5辑）》。本着对包海山先生无比赞赏和敬佩之情，我在这里再次荐读他的两篇力作，即上述两次学术研讨会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辑刊头条文章《大视野下的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和《亚洲地方学内在联系与融合发展》，希望社会各界同仁和地方学研究者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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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既要立足当地，对当地个性特色细化研究；也要跳出当地鸟瞰全貌，在更大的时空范围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例如，内蒙古学研究元上都，北京学研究元大都，而历史上元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元上都与元大都原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决定了内蒙古学与北京学的协同发展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也非常需要中国学视野下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在历史上就有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文化完美的融合发展。例如，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集中了蒙古族宫殿的传统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溶纳了波斯、欧洲地区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也有学者提出，从元大都时就确定下来的北京城中轴线并没有和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而是有2度多的偏角。上都的兴建早于大都，多次测量已证实，上都的中轴线与经过该地的子午线重合。忽必烈为了治理汉地的便捷，选择在燕京建大都，但为了不离开上都这一根本，才用上都来确定大都的中轴线，从而把上都整体放在了270多公里的元大都的中轴线上，使大都成为上都的延伸，构成了一个整体，可见元朝实行的是形式上的两都制，而实质上是一都制。北京城历经风霜，几次改朝换代，如今更是扩大规模，提高品位，但是北京城的中轴线没有变，是元朝蒙古人所设定的。在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特别是在地方学建设中，内蒙古与北京的交流合作也非常密切。2002年创建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学研究会。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与泉州学、扬州学、温州学等研究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基地担任。2016年2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在草根网建立了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2016年8月，北京学研究基地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内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具体课题推动中国地方学研究有实质性的交流合作。由北京学研究所值编、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编辑出版的《地方学研究信息》，发表了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包海山的文章《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以及相关研究团体共同开展的“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和“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课题，促进中国地方学系统性融合发展。2017年9月，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共同举办“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2018年，在课题“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基础上，计划由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学术委员会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编辑出版《地方学研究（第1辑）》。可以说，近年来，北京学与鄂尔多斯学的合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通过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平台，促进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最终在更大的系统内融合发展为中国学；二是在方法上，通过促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使同一个主题与同一个平台相结合，最终提高中国学的构建与应用效率。地方学研究，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中，地方文化研究侧重于“多元”，而地方学建设即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促进融为“一体”，海峡两岸地方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学科建设也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从2001年内蒙古文联等举办首届“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到2017年北京学研究基地、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等首次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的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层次在提高，规模在扩大。2001年，内蒙古文联等有关部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参会人员还一同去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响沙湾，包头的五当召，乌兰察布的格根塔拉草原等地参观考察；在篝火旁手拉手一起跳蒙古舞，在宴会上共同唱台湾歌曲《我们都是一家人》。内蒙古与台湾相比，人口差不多，2010年内蒙古24706291人，台湾23162123人；而土地面积相差几十倍，内蒙古约118.3万平方公里，台湾约3.6万平方公里。因此生活节奏、工作压力以及情绪、心态等有差别，但是人的自然天性还是相同的。台湾同胞说，只有来到草原，才能体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意境：草原清香、大河浩荡、蒙古高原、辽阔大地，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我们与台湾同胞相处的那段日子，很快乐、很温馨、很坦然，分别之后很想念他们。我写了一首《同胞情》： 如果说文化研究多一些情感交流，那么学科建设就多一些理性思考。海峡两岸都在构建地方学。据《台北学：华人社会新论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机遇，让台北得以不算太大的空间和人口数量，呈现多元、混搭的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又融合了荷兰、西班牙、日本、美国以及晚近的东南亚文化，使得台北成为一个相对更开放、包容性更强的地方。“台北学”慢慢在华人社会形成一个发展快速的新论述。台湾有台北学，还有金门学等。台湾金门技术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江柏炜在《台湾研究的新版图：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金门学”之价值》中认为：近年来，台湾研究整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并受到台湾及海外学界的高度重视。然而自1949年以后，台湾涵盖了不尽相同的历史经验、社会组织、地域文化的台湾岛、澎湖、金门、马祖群岛。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或文化想象的共同体，台湾研究实有开拓新版图的可能性。金门及其“金门学”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尝试。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在《区域研究中的金门学》中认为：我们过去说台湾研究或金门学什么的，大抵以文史为主。但这些庞杂的金门书写，大抵只是些史地调查、民俗采风、文艺创作、掌故琐谈、忆事怀人的记录等等，与区域研究基本上不是一回事，更谈不上是不是金门“学”。过去较强调金门历史的特殊性，仍使得金门研究不脫狭隘之地方史格局，有与台湾史那种“台湾人的悲哀”异曲同工的气味，却是应该超越的。了解一下区域研究的进展，对金门学可能甚为切要。从区域研究来看，“岭南学”是地方学，也是区域研究。岭南，原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特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在《“岭南学”刍议》中认为：“岭南学”不是诸种“岭南文化研究”的简单合并，而需要理论的升华。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不仅是量的增加，应该有质的变化。“岭南学”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在岭南，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必然会促进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系统性研究。从宏观上来看，“湾区”经济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是世界一流滨海城市的显著标志。国际一流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以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为其最重要特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而粤港澳大湾区一经提出，就被称为是全球第四大湾区。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般湾区经济特征之外，最大的特点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对接与融会的优势，是全世界唯一“一区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地方。这对海峡两岸地方学广泛而深入交流合作，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一国两制”、“一球两制”、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会有新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而科学所揭示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曾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海峡两岸地方学研究，最终必然会有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老子道学与马克思理论之所以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就是因为揭示了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的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之根本，也是人类文化之根本。当然，所谓老子之学与马克思之理论，都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老子所揭示的“道”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中华文化、人类文化，最终所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本身。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整个宇宙自然一样，都是由物质、信息、能量组成的。从人的自身自然来看，躯体是物质，思维是信息，而躯体和思维的运动都具有生命能量。人的思维信息，与人的头脑的物质结构具有可分离性，即个体的思想意识可以离开个体头脑，在社会“公共大脑”得到传播、传承甚至重组、创新。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类科学文化能够穿越时空“按几何级数”增长，而互联网为此提供了新的条件，开辟了新的天地。虽然互联网是一个虚拟世界，但毕竟是一个新的世界，可以传递和调控信息机构，可以转化为物质和能量，毕竟思维支配行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通过调控思维的信息结构来实现的。学者认为，信息有多种类型。从无机界、生物界，到人类的思维和活动，分别存在着自然信息、生物信息、观念信息，以及作为观念信息外化和物化的文化和技术信息。信息的传播和交融需要能量流动，信息的形成和存在需要物质载体。人的意识中所包含的观念信息，只是信息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依靠人脑的信息反映功能，把从外界接收的信息与自身信息予以融汇来加工的产物。在这里实现了由自然信息向观念信息的转换和质变，最终可以通过情感和智慧的外化来体现出它的物质能量。人们都有思维，而有些思维成为过眼云烟，有些思维汇集为具有生命活力的科学文化，这主要取决于思维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接近和融合的程度。老子认为，“道”作为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能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即自然法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相同的客观存在，而当人的思维发现、认识、遵循自然法则并且与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时，便成为人的灵魂即以揭示自然法则的科学文化的形式得以永恒。恩格斯指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他认为，物质形态的躯体的“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而信息形态的思维“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本原，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当人的思维发现、认识、遵循并与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时，它就会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老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人们在现实社会的物理空间或许很难感悟到这些，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却能够真切地感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的文化灵魂，能够找到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具体路径。由此可见互联网的无限魅力所在，而理解了互联网的这种无限魅力，互联网+地方学研究就有了新的深刻内涵。自从在草根网建立了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以来，在2017年9月“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草根网三方第一次以座谈会的形式共同探讨“互联网+地方学研究”，也是在地方学研究中第一次有互联网界专业人员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地方学研究有同一个主题，而草根网提供了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为地方学研究者和草根网博主这两个群体的互惠互利、同创共享奠定了基础。正所谓“高手在民间”。每个草根网博主都生活在某个地方，能够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很多地方都有地方学研究结构，需要汇集草根网博主们的创新智慧。地方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地方，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综合性、系统性的本质，恰恰要打破局限性、片面性、狭隘性。互联网思维以及草根网博主参与地方学研究，有利于打破某种思维定势和自封格局。地方学研究有三个特性，即地域的稳定性、人员的流动性、科学内涵的普遍性。大陆与台湾岛的地理位置是相对稳定的，两岸各地所研究探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目前只是人员流动有一定的局限，而互联网能够打破这种局限。在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转型。一是数据资料占有方式的转型。在大数据时代，大部分数据已经数字化，并迁移到互联网上，并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巨量数据。二是研究组织方式的转型。专家学者的地域和“单位”印记被淡化，研究者合作的主要壁垒逐渐被打破，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观点、判断和预测。专家学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提供的便利相互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他们会变得很单纯，目的就是一个，探索真理。三是研究主体角色的转型。根据同一个研究主题，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自由便捷地形成同创共享的合作团队。例如草根网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草野思想库。好处是快速灵活，不以“单位”养人，没有“单位”成本，信息高度透明，智库的选择余地非常宽泛，通过网络平台找到所需的研究专家。草根网可以建立地方学研究大数据系统，很多问题先经过大数据系统的筛选，可以简化为事实判断题，容易找到合适的人才。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足以提供所需要的各种理论和智力支持，特别是在中国学视野下。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在万事万物最终都道法自然的演进过程中，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地方学的构建与去学科，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每个地方来说，构建综合性、系统性的地方学是新的学科，而对于构建中国学来说，地方学的构建就是一个去学科的过程。这是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亚洲地方学内在联系与融合发展
包海山
立足当地，看到的是当地个性特色，关注的是当地与其他直接相关地方的联系；而跳出当地鸟瞰地方，看到的是整体性，注重的是所看到的各个地方在一个系统内相互作用的普遍原理。地方学，是在研究当地个性特色的基础上，探索各个地方在一个系统内相互作用的普遍原理。在地球自然村，人类所感知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原本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整体。地方学研究，一般都会立足当地，研究当地文化特色，同时也努力跳出当地鸟瞰地方，看到当地与外部的联系，探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及其内在普遍规律。例如澳门学、岭南学、温州学、北京学、鄂尔多斯学各具特色，又有共性。澳门学，是全球地方学中的一个“联结点”，澳门学与全球地方学具有很好的沟通与融合能力。澳门教科文中心主任吴志良在《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中认为：由于建设澳门学学科的目的在于构建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提炼出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全球意义，因此澳门学应该是澳门研究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来凝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澳门研究人员对澳门学学科建设的参与感、向心力和认同度，并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未来的世界，无论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波折和国际形势如何诡异，“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也必然是共存、共建、共担、共享的世界。岭南学，在地方学研究领域更具有兼容性。地方学研究的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等地方学。然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融合发展来说，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就不再具有独立的系统性，而是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于“岭南学”来说，广州学、潮州学、香港学、澳门学以及广西桂学、海南学等，也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在《“岭南学”刍议》中认为：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不仅是量的增加，应该有质的变化。“岭南学”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未来“岭南学”的内涵与外延必将得到丰富和扩展，生发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使这门学科更加丰富和活跃。温州学，是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的地方学。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关于创立温州学的思考》中强调：温州学对温州人“筑码头、闯天下”、开拓海内外市场的研究，对温州人开放意识、开放观念的研究，进一步增强温州人的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变“区域人”为“世界人”。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在《从“河文化”到“海文化”》中认为：创立温州学，是通过研究温州这一地球的一角、中国的一区域，研究这里的人、经济、文化如何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通过温州学的研究，加快温州的发展，推进先进文化在温州的建设，推进温州人理念、观念的创新，努力促使温州市民从地域人成为“世界公民”。立足温州，接轨世界，研究“世界中的温州人”，研究“走向世界的温州公民”，必得有全球化的头脑和心胸。北京学，是注重结合与融通的地方学。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有不同时代的人，把这些多要素全方位、立体化相结合、相融通，就能够创建综合性系统性学科。北京学研究者张艳、张宝秀在《北京学研究国际化战略实施路径思考》中认为：北京学基于时—空—人结合、 过去—现在—未来融通、全方位—多要素—立体化地研究北京地域综合体。北京学从成立伊始便与国际地方学研究保持紧密联系。面临当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地方文化保护传承的时代需求，北京学研究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进行展示、交流与寻求新的合作。鄂尔多斯学，是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的地方学。北京学时空人的结合与融通，给予鄂尔多斯学穿越时空的研究重要启示。“鄂尔多斯”是蒙古语，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名称；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三是当代新兴城市。作为地理和城市名称容易理解，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鄂尔多斯地理位置是指鄂尔多斯市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而鄂尔多斯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是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蒙古学研究者那日斯、斯琴高娃等不认同鄂尔多斯学是鄂尔多斯高原这个地方的地方学，因为鄂尔多斯作为众多宫殿和忠诚部落，都不是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和转化的，如果把鄂尔多斯学局限于鄂尔多斯市所在地或者鄂尔多斯高原这个地方的地方学，那么鄂尔多斯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辉煌历史就会被淡化、被边缘化。这种观点很有道理。鄂尔多斯学必须研究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辉煌历史，作为地方学应该穿越时空研究鄂尔多斯形成和发展的地方。我们从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奇斯钦在《鄂尔多斯学研究》2015年第2期发表的《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一文中，可以理解三个要点。1.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四大斡耳朵），是成吉思汗创建的，地点在蒙古高原曲雕阿兰、萨里河原野、土刺河黑林、杭爱山北麓，类似于现代的一个城市群，当时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发挥着蒙古帝国的首都作用。如奇斯钦所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原有的主儿勤部、乞颜部、克烈部、乃蛮部部落首领的旧营分别交由四位夫人管领，形成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处大斡耳朵以一座斡耳朵为中心，有“车帐千百”。成吉思汗时期没有固定的都城，大汗根据所需幸行于四斡耳朵之间，处理军国大事。2.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窝阔台把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改建为祭祀宫帐。如奇斯钦所言：20世纪60年代，蒙古和东德的考古学者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境内，对在克鲁伦河和僧库尔河交汇处的曲雕阿兰（该地原称阿乌拉嘎，蒙古语有来源、含义之意）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遗址。2001年和2004年，蒙古和日本的一支考古队，对该遗址重新挖掘，发现了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的建筑遗存，并初步确定为成吉思汗灵庙遗址。参与发掘的日方负责人——日本新泻大学教授白石典之在后来撰写的《成吉思汗庙的源流》一文中明确提出：最初的成吉思汗庙是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是由成吉思汗建造，经由窝阔台改建的祭祀宫帐。3.众多宫殿演化为八白室，四大斡耳朵的后裔后来成为鄂尔多斯部的主体；祭祀和守护成吉思汗文化灵魂的鄂尔多斯部，是撤离故地后在流动迁徙中形成的。如奇斯钦谈到鄂尔多斯部形成特征时说：一是成吉思汗时期创建的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为该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从成吉思汗设立四大斡耳朵开始，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其中从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守宫岁月；三是北元初期的14世纪末，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为了躲避明军锋锐，使它们撤离故地进入流动状态，从此成吉思汗灵宫斡耳朵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流动迁徙岁月，而在此过程中守护斡耳朵的部众也以鄂尔多斯部的名称活跃在历史舞台，“斡耳朵思”（鄂尔多斯）真正成为部落名称是从这一部分人的流动迁徙开始的。总之，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宫殿与部落，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宫殿如城，部落是人。鄂尔多斯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鄂尔多斯人从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都城故土出发，历经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万里流动迁徙，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但使圣主在心里，不知何处是他乡。现在，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和谐生活、发展的人们共同成为鄂尔多斯居民，在鄂尔多斯大地、在现代草原文化名城，融为一体共同温暖全世界。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使鄂尔多斯学成为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的学科体系。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鄂尔多斯文化的鲜明特色，并且能够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显著优势。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也就是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二是给予人类社会旋转的初次动力，通过武装力量和经济手段促进了全球化。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族使纸币成为具有社会权力和信用的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可见“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也正是从这种特色与优势，能够看到全球各地方学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各地方学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必然联系，是因为在地球自然村这个地方，全球地方学是一个有机整体。澳门学作为一个“联结点”与全球地方学网络相连，岭南学兼容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等岭南地区地方学，温州学研究作为地球一角的温州人“走向世界的温州公民”的路径；当北京学把时—空—人相结合、 过去—现在—未来相融通时，当鄂尔多斯学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时，地方学研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全球地方学研究者能够在同一片蓝天下、在人类大地母亲怀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实问题往往超越任何学科界限，因此跨学科、融学科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地方学应运而生。地方学的优势是有“同一个主题”，即共同探索和遵循包括每个地方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形成“同一个平台”，可以“同创”与“共享”。就像每个地方是地球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各地方学也是全球地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地球仪的平面展开图来看，那么无论是根据行政区域还是地理单元来划分，都会看到每个地方学的联结点、小网格相互连接成为全球地方学的一个大网络；如果把全球地方学比作一架大飞机，那么各地方学构建好零部件并且组合起来才能使大飞机起飞。总之，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同创”与“共享”，所发挥的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即地方学所揭示和转化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作用和能量。从宏观上来看，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回归中，地方学是人作为“类主体”，不同地方的人们共同以“人法地”为切入点，最终天地人合一并且共同道法自然的学科知识体系，即促进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学科知识体系，因而在地球自然村这个地方是能够汇集、整合、融会更多人类智慧的学科知识体系。如果把全球地方学比作一颗参天大树，并做一个剖面示意图来看，那么主要是由根基、主干以及枝叶三个部分组成的。真正的科学所揭示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地方学只有揭示了自然法则，才能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所谓“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在自然界必然会出现人类；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任何科学文化都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产物，而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外部自然都受“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在无形中支配人的思维和行为的自然法则是地方学学科体系的根基，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2.地方学的主干，由每个地方学共同研究的成果形成。地方学是“地方”特色与“学科”普遍原理的有机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文化，但是自然规律本身“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每个地方学共同研究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成果，将形成地方学学科体系的主干部分。3.地方学的枝叶，是从全球地方学共同的根基和主干生成开来的各地方学。地方学的枝叶是道生万物层面的产物，地方学的主干和枝叶都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根据不同生态系统或地理单元，可以划分黄河流域地方学、长江流域地方学、岭南学、西南学、东北学、西域学等；根据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域，可以划分亚洲地方学、中国地方学、内蒙古学、鄂尔多斯学等不断细化的地方学。但是无论怎样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相同的，而且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地方学只有在更大的系统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更广泛接地气，吸纳更多阳光雨露，从而根深、干壮、枝繁、叶茂。全球地方学有共同的根基与主干，亚洲地方学是由此生发的一个枝干。就像在全球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七大洲中亚洲是陆地总面积最大的地方一样，在全球地方学中亚洲地方学是最大的一个枝干。在全球各地有伦敦学、巴黎学、罗马学等，而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方面，亚洲地方学走在全球前列。无论在哪个行业，团队比个人厉害，平台比团队厉害，趋势比平台厉害。之所以趋势更厉害，就是因为趋势是顺应必然规律形成的，而地方学的必然趋势是融合发展。在鄂尔多斯学创立之初，当有些人发出“鄂尔多斯学究竟能够走多远”的质疑时，本土学者全秉荣撰文《悲壮的起航——写在鄂尔多斯学起步之初》。18年来，鄂尔多斯学虽然悲壮起航，却一路勇立潮头，奋楫争先，一方面是自身付出了艰辛努力，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顺应了地方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于是如李白《行路难》中的佳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又如朱熹《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与温州学、泉州学、扬州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推动了中国地方学研究的交流合作；2018年，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与韩国首尔学和日本富士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将推动全球地方学融合发展，这是地方学融合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目前在中日韩三国，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据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李奎泰教授介绍，韩国16个一级行政区都有地方学，如首尔学、仁川学、江源学等；二级行政区地方政府也根据“地方文化振兴法”支援成立各市、郡、区“地方文化院”，主要以各地方大学为中心运行。各地方政府和民间地方学研究的合作关系也逐渐在制度化中形成。一些地方大学将该地区的地方学指定为大学的必修课。地方学在日本也被广泛关注和认可，而且注重从人类的视野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研究地方学。如日本富士学会理事长、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佐野充所言：在当今世界，地方学作为以一个区域所有领域为研究对象，在综合研究中寻找更好解决问题办法的一门学问被广泛认可。我们富士学会所探求的富士学，是以富士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类的视野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解释明白日本文化本来的模样，摸索日本未来图景的学问。在亚洲地方学研究领域，北京学研究所成为“带头人”。在北京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日本佐野充教授致辞中说：“目前，我们正在以代表中国地方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北京学研究所为带头人，和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一起，中、韩、日三方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地方学的研究。三方也应该更进一步地将地方学发展成为对全亚洲地区振兴和地方创生有所帮助的学科领域。”韩国李奎泰教授致辞中认为：中国地方学的研究活动方面，北京学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单位，形成了中国地方学研究全国化的趋势，促进交流合作，使中国地方学成为一个成功的学术领域。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构建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界与韩国、日本地方学的合作网络，持续把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的合作领域扩大为世界化。韩日地方学界各自国内学术联网，若由北京学研究所的中介与中国地方学研究界建立合作研究活动网络的话，我们大家期待的各个地方学的国际化的研究网络将会成功展现出来，一定会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学科。北京学研究所成为地方学研究“带头人”，与其远见和志向有关。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在《北京学研究所20年发展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中强调发展学科、提升平台、走向世界。她说：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将深化北京学和地方学学科建设理论认识，进一步明晰学科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建设立足北京实践、具有中国特色、面向国际前沿的综合性“北京学”高精尖学科，多学科协同创新，共同发展，增强学科（群）的综合实力。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将坚持开放共享，努力提升平台层次和综合实力，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服务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全国性地方学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加强与欧美地区相关研究机构、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北京学和中国地方学逐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世界地方学研究领域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近年来，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联席会轮值主席单位，在团结各会员单位加强地方学基础理论探索，加强与港澳台地方文化研究部门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地方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为中国地方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京台地方学分论坛”等，编辑出版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逐渐在亚洲地方学研究领域成为“带头人”。2019年，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韩国首尔学和日本富士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在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蒙古、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提交论文70篇。北京市人民政府网在“国际范儿”栏目报道了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联盟建设，促进了亚洲地方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交流合作，开始了对同一主题的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例如，日本学者提出的“人类的视野”含义是什么？日本文化本来的模样，只有从人类的视野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那么中国、韩国乃至亚洲和全世界各地文化本来的模样，是不是也只有从人类的视野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在未来图景中，中日韩乃至亚洲和全世界将会形成什么关系？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是怎样构建的？这些都是亚洲地方学在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中，值得共同深入研究探讨的全局性重大社会问题。在亚洲地方学研究领域，开始了共同开展具体课题项目的实质性国际合作。韩国学者提出地方学可以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学科”概念，中国学者也有同感。于是，北京学、首尔学、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合作开展了《创建世界性一流学科，促进全球化交流合作》课题研究，用中韩两种文字完成。原计划研究报告提交2020年10月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因为全球新冠疫情，研讨会取消了，但是课题还在深入研究。疫情之后，在举办第二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时，原计划完成的3—5万字的研究报告，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或许能够完成20多万字的一部专著。相对而言，论文汇编可以汇集和积累很多基础资料，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学习、借鉴和总结，许多创新观念和思想火花可以有效整合、激发活力；对于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来说，必须要有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著作来构建，专著是在论文基础上的汇集、整合、提升，是深入而系统性思考和探索。在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共同印制了“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材料”《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专著初稿，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在举办第二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时，或许北京学、首尔学、鄂尔多斯学研究者能够合作完成一部专著。毕竟，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各国地方学研究者共同的社会事业。各国地方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才能展现出全球化的研究网络，而世界性的一流学科，将由世界各国地方学研究者的系统性研究的一系列著作成果来支撑。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地球村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地方学。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与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自然法则，因此每个探索客观规律、遵循自然法则的地方学有共同的根基，揭示同样的规律而形成共同的地方学主干，这是地方学最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使所有地方学枝叶都会在一个系统内融合发展的根本原因。地方学融合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具影响力的融合发展，一是多学科的融合发展，二是学科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于科学，有各种学科分类，有交叉学科、跨学科、去学科、超学科、融学科等概念。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本身，是以其内在法则而不是学科划分为据的，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划分是依据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的。这个意义上的交叉学科、跨学科等，仍然是事物表面现象的学科；而所谓去学科、超学科、融学科，就是去范式、去规定、去结构、去界限，摈除一切人物设定的学科标准的干扰，进入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自然融合状态，从而充分发挥直觉、灵感、顿悟等人类自身自然中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开展的课题研究——“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开展的一种穿越时空的融学科探索。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地区的人，他们的学说、文化、理论以信息形态离开个体头脑在社会“公共大脑”里世代传承发展，而他们所揭示和遵循的道、长生天、真理只是称谓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对任何人、任何地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揭示自然法则的科学文化能够融为一体，它对任何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的人们都能够产生作用，例如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具有全球意义。一说世界第一哲人老子感悟之“道”。老子道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老子《德道经》的各种版本高达二百六十多种语言版，位居世界第二。老子在近代被世界各国学者称之为“东方的巨人”，赞誉为是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美国《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老子思想穿越时空，不仅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和享受的文化财富。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说：“《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他所蕴涵的思想”。德国人尤利斯噶尔认为：“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美国学者蒲克明曾预言：“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加裔美籍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说：“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 。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说：“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二谈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敬仰的“长生天”。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主要是能够与现实联系起来，把它看作融合谋略、斗志、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解谜之作，看作召唤梦想、守护自由和平的生命启示录，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为自己出征，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中国学者阿云嘎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中说：“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韩国学者金正洛在《千年历史人物》中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日本学者饭村穣说：“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三讲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探索的“真理”。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其本质特征是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邓小平也曾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目前在中国高校学科建设中，最具“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2017年，经专家委员会遴选认定，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新疆大学这6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而据校友会2019中国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排名，分为世界一流学科、世界知名高水平学科、世界高水平学科、中国一流学科、中国高水平学科、区域一流学科6个办学层次，入选大学340多所。这些高校所在地几乎都有地方学。无论是指导地位还是学科融合发展，最终所发挥的是科学所揭示和转化的真理即自然法则的能量。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提出地方学基本概念、不断探索、深入研究、形成框架、构建学科体系以及把学科研究、科普教学、应用服务、社会实践各个环节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全过程。在构建学科体系并且应用学科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过程中，学术联盟侧重于构建有价值的学科体现，而产业联盟侧重于在应用服务中体现出学科体系的价值。因此可以说，价值的创造和体现，把地方学学科建设与产业化发展融为一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文化可以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智慧可以转化为资本，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资本是人类共同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赋予的。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所窥探、反射和映照的都是人类自己的思维、欲望和灵魂；资本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照自己的生产条件、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等编排和设定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随着社会发展，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资本的基础、条件、目的、构成以及价值评判体系、社会分配机制等都会发生系统性改变。例如，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包括“比较研究，探索规律”“集成创新，再论资本”“构建学科，服务社会”三个部分，其中“集成创新，再论资本”部分有“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等内容，主要探讨的就是逐渐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发挥资本工具作用的内在规律。地方学学科体系的产业化发展，是在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中，努力创造并体现“世界性的一流学科”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包括从盲目追求交换价值向科学体现使用价值的转型发展，以及还原科学文化所转化的自然法则形成的社会财富原本可共享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分配机制等。近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在《中国科技发展经典文库》《中华优质教育》等书刊发表的《草原文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草原人有智慧有能力训导资本狼》《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就是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优势是“同创”与“共享”。同创，是每个地方的人们能够从各自的角度探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把当地小网格里的科学文化与人类科学文化大网络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享，是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可以结合当地特点，应用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可以同创共享的地方学，构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有价值的学科体系，并且在应用学科体系服务社会发展中体现出价值，就能够使地方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产业化发展，从而使更多的科学文化资源被激活、融通、赋能，使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结合起来，有效解决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所遇到的各种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现实问题。1.巴拉吉尼玛等.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杨旭.中国科技发展经典文库.2006[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3.包海山.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4.张宝秀.北京学研究.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奇斯钦.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J].鄂尔多斯学研究期刊，2015年第2期。包海山，男，蒙古族，1960年出生，主要研究鄂尔多斯学以及地方学，探索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内在规律。历任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等。
选编出版《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出版文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包海山论文集》，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鄂尔多斯传奇故事》。
承担并完成内蒙古学专项重点课题《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及对构建内蒙古学的启示》。有关著作和论文获得鄂尔多斯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有关奖项，本人获得“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王利俊，笔名伊梦，网名沙打旺，男，汉族，中共党员，副研究员，汉语言文学本科、经济学研究生学历，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智能融媒体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德育工作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法学会会员，内蒙古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内蒙古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科社学会理事、内蒙古法学会理事、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工委）宣讲团成员、内蒙古国学研究会特邀演讲嘉宾；中国教育报、中国建设报、内蒙古日报等特约通讯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党建思政、民族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有专著《感动中国的十位成功父母》1部和合著《时尚50年》《21世纪财富转移》等10余部，主持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学校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1项、中国建设教育协会课题1项，参与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5项。系列理论文章和专稿在实践、学习强国内蒙古平台、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中国教育报、中国建设报、中国建设教育、内蒙古日报、光明网、新华网等刊发。系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研究成果二等奖获得者等。
有大量诗歌、散文（散文诗）、随笔等文学作品在乌兰察布日报、呼和浩特晚报（日报）、乌海日报、山丹、草原、这一代、少年文艺（上海）、内蒙古日报、中国建设报、中创文网、华人头条、草原客户端、新华号、微摄等发表获奖。报告文学作品收录《手足情》《塞北热土》《内蒙古改革家风采录》《中国北鏖战》等书。个人文学成果和事迹入选《内蒙古作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