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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异化；困境；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是指大学生“在交互运用网络信息的过程中形成的意识、能力和修养”。大学生是网络社会的原住民和虚拟场景运用的主力军，网络文明素养是大学生参与网络社会的必备生存技能，不仅直接影响其学习生活，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我国网络发展的态势和教育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进程。

目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与迅速勃兴，网络正朝着智能化与具身式的方向迅速发展，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逐步组合为具有强连接性的共同体。教育者和学生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被技术束缚的风险，信息噪音、算法偏见等负效应的现实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用网价值观与网络良好习惯的塑造。为进一步审视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现存问题，2023年6月至12月期间，本团队以全国高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结合问卷调查与个人访谈等形式开展实证研究。此次调研覆盖375所城市的1476所高校，共发放问卷70000份，回收有效问卷67917份，有效率为97％。其中女生44505名，占样本总数的66％，男生23412名，占样本总数的34％。

一、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异化表征

教育主体的赛博格化使得教育突破以往的时空限制与物理束缚，进入到一个高度信息化、虚实共生的教育生态系统中。这一系统将物理与数字空间无缝融合，传统课堂与虚拟学习环境相互补充，极大地拓宽了知识获取的途径和方式，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与个性化，大学生整体素质得以显著提高。但在这种虚实交错的学习环境中，信息的泛滥与碎片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进行深度思考和系统学习。虚拟空间中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生主体的责任感和道德约束，导致其网络文明素养面临异化之困。

（一）信息甄别水平暗藏数字韧性迷失风险

数字韧性，指的是个体或组织在面对数字化环境中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时，所表现出的适应禀赋和恢复能力。数字时代信息爆炸、真假难辨，将对大学生的信息甄别考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学生的数字韧性不仅取决于他们快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更依赖于他们在面对信息洪流时，保持理性分析和批判思维的能力。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但却遭遇着信息判断能力不足的困境。尽管技术赋予了大学生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更便捷的交流手段，但同时也将他们暴露在信息污染和认知负载的风险之下。如此，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与批判思维的有限性相互掣肘，其实质是技术赋能增权与信息泛滥衍生的悖离。

新媒体的发展为信息的传播和获取增添了新的维度，对大学生的信息消费习惯产生了显著影响。61％的学生偏好视频信息，20％的学生倾向于文本信息，17％的学生则热衷图形图像信息，反映出大学生信息接收方式的多元化。70％的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服务于学习，也在网络平台追寻娱乐动态、获取时事新闻等，这说明大学生普遍具备检索、运用信息来满足学习和生活需求的能力。但与此同时，有相当学生在个人隐私保护、不良信息处理方面存在缺陷，他们在用网过程中容易被信息技术的某些“陷阱”所迷惑，进而产生认知偏差与行为偏离。44％的学生曾在互联网上披露个人真实信息，渴望通过自我信息的表露在网络空间中获取他人信任，进而塑造自身的网络空间角色与身份，这种行为往往忽视了隐私泄露和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个人信息一旦公开，便难以控制其传播范围和使用方式，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身份盗用等犯罪活动。26％的学生表现出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过度信任，37％的学生并未意识到网络实名制度的重要性，对网络真实性的过度认可或不屑一顾均属于网络安全交往的弊病和缺陷，使得大学生在面对信息泛滥和虚假信息时容易萌发侥幸心理，容易成为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问题的受害者。大学生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敏感性不高，互联网泡沫中的虚拟幻想使得他们容易被误导和操控，无法有效应对数字化环境中的各种挑战和威胁，这不仅影响个人的判断和决策，还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数字侵权、隐私泄露、甚至数字韧性迷失。

（二）技术驾驭能力背离数字土著身份愿景

“技术是人类不断进化积累、扩张的外在器官化存在”，技术与人交互程度的加深，使得人与机器、物理与精神的界限愈加模糊，自我与心灵跳脱出人脑的生物性限制，延伸至更多非生物系统当中，人类以惊人的可塑性与创造性，在技术演化的同时也实现着自身的变革。数字土著／原住民是指伴随数字技术发展进程而成长的一代，他们从小就被各种数字技术包围，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融入数字环境当中。新时代大学生是数字土著的重要组成，他们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扮演着多重角色，包括信息消费者、知识创造者、技术创新者以及网络文明维护者。

数字成长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使大学生与生俱来对技术保有敏感性与适应性，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当中，在技术更新迭代的同时同步革新自身信息技术驾驭能力成为了他们确证自己数字土著身份、展现自身优越性的重要途径。大学生们对网络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与理解能力较强，能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工具属性，17％的学生除了信息检索、文字录入与邮件收发等基础技能之外，同时能较为熟练地处理图像视频、统计分析数据、运用编程语言。15％的学生能利用网络获取与共享课程资源，推动了学习资料的可及性。可见大学生已基本掌握了网络技术的使用方式，能够利用各种资源和技术提升学习和生活效率，完善自我。智能媒介的兴盛为大学生学习与生活带来更多的技术福利，土生土长的他们拥有创设自身多元角色的机会和可能，虚拟身份为他们参与社会交往供给面具，交友范围和场景不断延展。34％的学生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生活，37％的学生借助社交平台结识新友，扩大了人际关系圈。部分大学生还凭借自身个性特征、知识涵养等因素成为了社交圈层的意见领袖，拥有一定网络影响力和号召力。

但虚拟成分的增加必定导致虚实界限的模糊，互联网巧妙遮蔽了迅速便捷背面潜移默化的操控性，使部分大学生不自觉地频繁与虚拟空间产生连接。34％的学生每天上网时长超过5小时，23％的学生因过度使用网络而出现失眠问题，15％的学生因此忘记按时进食，50％的学生在查找信息时容易被其他信息吸引而忘记最初的搜索目的，5％的学生甚至通过长时间上网来逃避现实问题。互联网的即时满足和信息的丰富性使得多巴胺分泌增加，导致对虚拟世界的依赖性增强，这种依赖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睡眠和饮食规律，还干扰了日常学习和生活的节奏，在网络提供的效能感和快感中部分大学生的离身欲望得到了进一步满足，自我意识和自控能力逐步丧失，这种在虚拟世界的自我摧残阻滞了数字土著的自我成长，甚至可能导致社交隔离、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现实生活能力的削弱。

（三）社会参与习惯钳制数字公民资源禀赋

伴随技术发展节奏而不断演进的媒介形态从由单向维度转变为双向或多向维度，在个人意志的支配下，社会个体根据自身需要能动地选择与媒介或其他对象产生联系或断联。在此过程中，人不是媒介的被支配者，而是利用媒介搭建其与外部社会的良性关系并在与媒介的交互中保持赋权地位的客观存在。这种赋权不仅体现在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更反映在个体进行社会参与和自我表达的多样性与主动性上。通过网络和数字技术，大学生能够更便捷地参与社会讨论，发表个人见解，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起或参与社会运动，彰显公民身份和社会责任感。

发达的信息化网络为大学生提供了便捷易得的网络政治参与平台与渠道，也激发了其政治参与的热情。59％的学生愿意通过互联网参与政治活动，74％的学生通过网络平台了解相关政治信息，39％的学生曾通过网络投票、网络监督和网络问政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网络日益成为大学生政治信息获取和观点表达的重要窗口。但在意见输出时，大学生跟风心理显著，思考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不足。57％的学生面对复杂和有争议的话题时，选择先参考大多数人或意见领袖的观点再表达个人意见，缺乏坚定立场的信心和意志。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意见的广泛共享，使得大学生在面对多样化和冲突性的观点时，更倾向于依赖外部参照而非自主分析，导致他们在公共话语空间中的声音缺乏原创性和深度，社会角色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遭遇瓶颈。

为彰显自己在网络世界的主体身份，大学生热衷于追求时事，关注热点，呈现出相对较高的网络舆论参与意愿。在听说舆论事件后，54％的学生会第一时间上网查询相关信息，51％的学生会实时关注事件进展。但大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影响，导致精神世界被舆情带偏，认知理性缺失与批判性思维脱嵌，26％的学生表示会拉黑和屏蔽与自己观点冲突的社交言论，12％的学生无法理性客观地对待意见相反的言论。网络世界的信息流速和多样性，使得大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事件时，容易陷入情绪化和片面化的思考方式，受舆论一方选择性表达的影响，愤慨地投身于口诛笔伐的队伍当中，进行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表达。

二、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现存困境

互联网有专属的运作逻辑，既受到外部世界中各种力量的控制，又被个体自身的思维与行动所影响。而受网络进步所牵动，教育工作日益面临数字化转型，既强化了教育技术的工具属性，也弱化了教育任务的价值属性。网络对教育这一生态系统的主体性钳制体现在网络环境、网络技术与育人队伍等方面。

（一）网络环境冲突博弈，数字逆流文化浮现

以国际化视野来看，资本主义套借科技的外壳给自己冠以数字资本的称号，并试图用科技的神话来掩盖其固有的剥削本质。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资本主义不仅重新包装了其传统的经济逻辑，还扩展了其控制和剥削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被资本塑造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以美化其运作机制，掩饰其对劳动者的全面控制与剥削。一方面是数字资本暗潮涌动。在数字化图景中资本主义功利本性暴露无疑，科技反噬倾向愈加明显，个人信息等数据成为了新情境下的商品，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流量成为了资本增殖新的切入点，而大众的网络使用行为则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无差别社会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家眼中，数据被视为最具潜力的资源，被资本迅速捕捉、分析和利用。数据的采集与处理过程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活动，体现了资本对信息资源的全面掌控与利用。个人的每一次点击、浏览与互动，都会被算法记录并转化为资本价值，进而影响广告投放、内容推荐和用户体验。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不仅实现了对数据的全面控制，还通过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推荐，将大众的注意力与消费行为牢牢锁定在资本增殖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规训意图。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攻势已经从以前的硬干涉转变为网络文化软渗透，体现为在各大社交平台对本国意识形态作通俗化、肤浅化表述，并通过数字传媒主导全球流行文化发展趋势，控制网络舆论走向。西方超前、利己的意识形态传播背后隐藏的极具危险气息的政治阴谋甚嚣尘上，并通过潜伏与隐性的运作范式和控制手段，如利用一些“海归名流”“专家人物”制造片面解读，将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元素混入所谓普世价值观之中，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宣扬西方社会制度优越性，试图给社会主义价值观披上庸俗化的外衣。此类碎片化、不真实的社会热点和新闻信息试图驯化甚至操控人民的思维与选择，严重损害我国国家形象，侵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削弱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从国内文化环境来看，数字逆流文化浮现，挑战了传统的道德准则、社会秩序和个体心理健康。这不仅危害了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还诱使年轻用户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疏离主流、发生扭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一是网红文化异动。近年来，网红文化呈现出传播内容肤浅化、传播价值非主流化、传播模式同质化等异动样态，加上网红行业低准入门槛与高收入水平的巨大反差，使得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严重错位，误导了其职业判断和选择。个别网红一夜走红的成功案例受到大学生的大力追捧，颠覆了其传统的艰苦奋斗型成才观，其主动性不断消解，并滋生出不劳而获的浮躁、侥幸心理。网红文化的扩张，犹如一场无声的文化革命，悄然改变了年轻人的心理结构和社会行为模式。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大学生们开始崇尚即时满足和快速成功，忽视了长远规划和持续努力的重要性。网红文化中的低俗内容和炫耀性消费行为，逐渐成为大学生模仿的对象，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价值观导向，容易导致学生精神世界的贫乏和行为的浅薄化。二是饭圈文化极端化。置身于饭圈，部分大学生热衷于通过追星、打榜等活动为偶像消费，以在圈群组织中获得身份认同和情感慰藉。他们将个人情感盲目投射在偶像身上，做出一系列非理性行为。这种流于形式、缺乏内涵的虚拟交往看似热闹，却无法给予主体真正的情感支持，本质只是一种“伪社交”，危害大学生的情绪健康。部分大学生在饭圈中追求虚拟的荣誉和身份认同，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和投入。这不仅导致了他们学业的荒废和个人发展的停滞，还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依赖和逃避的态度。饭圈中的排他性和对立情绪，使得大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变得更加偏激和狭隘，无法理性看待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种情绪化的对立不仅导致了他们在社交中的孤立和疏离，还在心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固步自封、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三是消费主义文化冲击。消费主义文化推动了一种基于消费选择和偏好的价值观重塑过程，而理性和判断力不足的大学生往往难以抵挡这种亚文化冲击，依赖于趋同的消费行为来获得他人认可，从而“陷入无意义、功利化的消费泥沼”之中。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文化环境中，大学生们逐渐将个人价值、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相挂钩，形成了一种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不仅使得他们在消费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还在无形中助长了攀比心理和物质崇拜。消费主义文化中的即时满足和奢华享受，逐渐侵蚀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和长期规划能力，使得他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成长和内在修养的重要性。

（二）网络技术样态丛生，主体自律时有缺位

网络技术迭代升级，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一经出场，就颠覆了以往信息内容生产、分发的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资本为追逐流量，向受众源源不断地推荐同质化信息，使其如囚徒一般沉溺于技术享受当中，从而如永动机般源源不断地消费各类网络文化产品，造成许多负面效应。

一是信息噪音钳制学习效率。伴随媒介的“去中心化”，信息传播话语权下放，“人人皆是麦克风”成为自媒体时代的真实写照。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海量信息，全面侵袭了大学生的生活世界，造成信息冗余、占据大脑。“流量为王”效应下，信息发布者为博取关注，只能以更加喧哗的方式，即内容无底线地媚俗化、娱乐化而突破信息重围，制造出了无限滋扰用户的噪音环境。因缺少合理引导和监管，大学生们常常难以拒绝这种包装完好的信息入侵和娱乐消费，其认知在信息洪流中逐渐被规训，在即时快感中不知不觉上瘾，毫无时间流逝的意识。最终生动直观的视听信息瓦解了大学生的自律自觉和专注力，让其沉浸在多而无用的信息与无休无止的刷屏中，忘却了最初的上网动机，只是麻木地进行信息交互，对学习、生活都造成了恶劣影响。

二是算法偏见营造同质化氛围。算法为迎合受众，凭借数据的提炼与分析，精准捕捉了大学生的信息需求和偏好，为其量身定制消费产品。在此基础上，资本和技术合谋，反复推荐同类内容，固化了大学生的浏览习惯和兴趣爱好，放大其思维惰性，打造出同质化的信息真空环境。波斯曼曾断言“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指涉了媒介的意识形态偏向。算法推荐并未完全中立，受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影响，算法在设计之初就被嵌入了某种价值倾向，并在数据收集、处理等环节中被强化或产生新的偏见，聚焦于噱头或引导性话题，以更加隐蔽性的方式传输给受众。处于“信息茧房”的大学生群体由于信息接收来源窄化，观点缺乏多元性，而过分相信自主搜索、查询得来的信息，盲目维护片面观点，再加上同质化信息的反复推送，使大学生被算法技术的偏见裹挟，进而产生认知窄化和思想极化。

三是虚拟社交蚕食现实互动。虚拟现实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社交平台逐渐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交往的核心环节。然而，这种虚拟社交环境所带来的便捷性和即时性，正悄然侵蚀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形成了虚拟与现实之间微妙且深刻的冲突。大学生们在虚拟世界中，通过点赞、评论和分享等行为与他人互动，逐步构建了一个以网络社交为中心的生活圈子。在这个虚拟社交的生态系统中，大学生们享受着即时反馈和虚拟互动的快感，逐渐消解了对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的热情。网络社交平台的匿名性和非实时性，使大学生们能够选择性地展示自我，隐藏真实的情感和想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联系，导致了人际关系的表面化和脆弱化。虚拟社交的广泛普及，造成大学生对网络情感关系的渴求，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亲友与同学的情感供给。虽然虚拟社交可以满足大学生们的某些社交需求，但无法替代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深层次情感联结和心理满足。长时间沉溺于虚拟社交中，容易导致大学生们感到孤独和焦虑，甚至出现社交障碍，影响其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教育共识尚未凝聚，育人合力有待加强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工程，是需要学校、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统一行动，但目前部分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工作仍然局限于学校层面，仅仅聚焦在教育者身上，呈现出家校社“各自为营”的分散化状态，使教育进场呈现出孤立无援的状态。

一是高校教育资源应用场景有限。目前很多高校还未完全形成党委领导、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管理人员等一体化的教育格局，教育责任归属问题不明，教育分工和职责不明，还存在把思政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当作唯一作用的误区。许多专业课教师未理清课程思政的重要影响，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未充分挖掘育人资源，知识教育与价值观引导存在简单拼盘、强行联系的错误做法，专业知识与价值观的割裂使得价值观引导的嵌入性与渗透性存在明显不足。关于育人资源的利用，目前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工作还存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配合不到位的现实困境，教育效果还是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潜心问道，还未做到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的双向互动，未将理论知识传授、实践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引领有机结合起来，未完全发挥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向同行的协同育人功能。二是家庭教育支持力度相对薄弱。家长作为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模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进入大学阶段后，学生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强调个性化价值追求。由于其思想的逐渐成熟以及与家长之间的地域性距离的出现，大部分家长会选择将后续教育工作全权交给学校或学生本人。虽然大学生已步入成年，但他们仍未形成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完善的价值判断力，在网络实践行为上容易出现偏差。家长的教育引导无疑是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必要柔性手段之一，家庭教育的缺位则会造成家校沟通障碍，无法形成教育合力，家长若放弃参与或者消极参与孩子的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工作，会深刻影响孩子后续的成长发展，进而影响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的整体效果。三是教育生态系统有待健全。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的全面推进迫切要求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各界携手并肩，共同构筑支持性的教育生态系统。在当前阶段，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短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投入的相对匮乏、社会实践平台的可获取性不足以及公共资源在各个领域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性等问题。这些结构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深入参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性，进而对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调查显示，地域性因素与家庭经济情况对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高低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公共资源的不均等分配问题加剧了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的不公平现象，使得部分学生在接受高质量网络文明素养教育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三、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重构路径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代阐释，培育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是满足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需求、高校育人要求以及大学生成长发展诉求的应有之义。针对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现实困境，要坚持更新育人理念、优化育人环境、升级育人载体、涵养育人队伍，以探索积极有效的对策措施，进而建构数字社会向上向善文明风向。

（一）更新育人理念，抓好育人指挥棒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工作开展的前提就是要抓好育人“指挥棒”，要从时代发展的全局性高度更新育人理念，以培育时代新人为根本指向、以价值引领育人为基本导向、以网络传播规律为基础定向。

首先，坚持以培育时代新人为根本指向。“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是立德树人工作开展的核心指向。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同一的。“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建设网络强国，没有一只优秀的人才队伍，没有人才创造力迸发、活力涌流，是难以成功的。”培养时代新人的价值目标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指引归航，大学生作为推动网络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其网络文明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明的发展进度，关系到时代新人培育目标的践行效度。在网络文明素养培育过程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身清心，坚持以文培元、以文育才，厚植学生家国情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入脑入心、入情入理，将互联网这个时代变量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增量，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政治立场觉悟与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与曲折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身处世、建功立业、铸就梦想。

其次，坚持以价值引领育人为基本导向。价值引领包含价值凝聚力与价值引领力，二者映射价值观塑造的划界功能与导向功能，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主张，摒弃不良意识形态影响”的划界意识是价值引领的底线目标，而“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家国情怀是价值引领的终极目标。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走向，在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过程中，要坚持价值引领育人的基本导向，从理想信念、家国情怀、道德品质等多方面入手开展育人工作，增强育人实效。要用好“灌输”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关键方法，引导大学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问题、解决困难。坚持知行合一，通过文化熏陶、价值引领、道德约束、行为示范的方式，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提高学生认识世界的本领，磨炼其意志，锤炼其品格，挖掘其潜力，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树立为国之大业而奋斗的鸿鹄之志，将自己的青春梦想立足于祖国发展的切实需要之上。

最后，坚持以网络传播规律为基础定向。规律具有客观性、本质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党和人民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制胜之道。数智时代的到来与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逆的客观存在，网络带来的两面性的影响也是不可抹除的客观事实。要以网络传播规律为基础定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保持教育初心的同时，善于运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规避网络技术的不良影响，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因材施教、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以符合网络传播特点的交流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适应信息传播方式和大学生接受形式的深刻变化。重视提高大学生的媒介认知与运用能力，帮助学生练就驾驭网络的能力素质，自觉从网络中汲取与传播正能量。

（二）优化育人环境，强化网络监管

网络监管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生产、网络交往开展以及网络行为取向制定安全规范与道德标准，并实施全面监督的行为。网络监管能有效杜绝网络舆情产生、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监管的主体包含政府、网络平台以及高校管理部门等，要打破沟通壁垒，实现联动集群，发挥聚合效应，杜绝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为学生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首先，政府要发挥好自身的管理职能。政府要坚持原则、掌好网络之舵，依据网络世界新的秩序进行调控与监管，构筑互联网防御工事。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把硬性管制手段与软性宣传手段紧密结合起来，从强势管控的角色过渡到牵头治理的角色。要建立系统的监管机构，严格规范数字产业经营秩序，健全网络内容生产的监管机制，设置行业红线，规范平台运营。同时以内容质量为导向，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审核，进而降低无序舆论传播风险。政府还应强化对技术手段的运用，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识别等先进技术，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通过技术与管理的双重手段，确保网络空间的清朗与有序，塑造健康的互联网生态。

其次，网络平台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体系和网络行业法规，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提供服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网络平台、网络媒介与网络运营商三方都要加强行业自律，守好法律底线，明确隐私条款透明度范围，保护网民的合法权益。平台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开发更加智能的内容审核工具，提升对虚假信息和有害内容的过滤能力，构建起技术防线与管理防线相结合的双重屏障。依法制定用户行为准则，严格抵制意识形态错误或价值观颠覆的信息，不仅要考虑虚假信息的直接来源，还应对不同源头的交叉性进行侦查。严格把关内容，积极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提升平台间的自适应性与自洽性，从而打造出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网络生态。

最后，高校要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阵地。高校要构建完善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舆情分析工具，对校内外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有损学校形象、损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潜在不良信息，洞察网络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影响，防止颠覆性意识的入侵，摸清不良网络信息的传播机理，练就甄别错误信息的火眼金睛，并与网络监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将错误信息遏制在摇篮，共同应对网络舆情危机。要引导学生明晰数字逆流文化的实质与危害，鼓励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传播，维护高校网络环境安全稳定。高校还应加强网络文明素养教育，通过开设专门课程和举办讲座，提升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要推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鼓励学生参与积极向上的网络活动，形成健康文明的网络风气，真正实现网络育人的目标。

（三）升级育人载体，推动思政教育数字化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契合了数字青年成长的新需求，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助推器，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交织与内嵌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权赋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进行结构性变迁，推动数字思政转型发展，既符合学生培养、教学内容创新以及教学载体更新的内在需要，又迎合了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以及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首先，以数字建模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化。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地位、职业品类、年龄长幼以及伦理道德等要素交织而成的社会建构模式由于大数据的出现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基础，大数据由于其立体化、精准化与全面化的优势成为不确定社会中唯一的确定性因素，并因其可考量的实证性存在成为虚拟生态环境下的新的权威。借助智能设备监测、人脸识别、文字提取以及音频采集等技术手段捕捉学生外显客观动态或利用问卷以及社交媒体互动等方式掌握学生内在主观倾向，以此汇聚成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在挖掘与提炼的基础上，借助相关算法进行建模，由此生成学生数字画像。通过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行为轨迹与价值取向，把握学生个性特点与教育需求，在此基础上精准提供教育资源，开展针对性教学。此外还需要打造学生数据库，根据学生最新动态及时监测与更新学生画像，“实现对思政课学习过程的量化追踪与质性反思”。

其次，以媒介联动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化。利用生动立体的叙事方式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平面式叙事的藩篱，冲破物理边界，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渗透到社会交往的各个环节，编织全场景传播网络，实现思政平台的跨界融合。在微信、抖音、B站以及小红书等在大学生群体中风靡的社交平台上搭建思政类账号，通过图文、短视频以及在线直播等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打造元宇宙式的思政教育空间，赋予每个学生虚拟角色，鼓舞学生畅所欲言，及时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并在角色背后为学生做好自我定位，赋予学生自我教育的责任和使命。通过互联网关联与云计算数据分析，评估思政教育平台的有效性，遴选出最受学生喜爱的新媒体平台并提高该平台的利用率，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力。

最后，以具身沉浸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基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数字沉浸技术，能够创造出能够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感受的虚拟环境，构建出全身心交互的三维动态教育场景，以空间订造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在场感与体验感。通过VR、AR等技术设备，学生可以具身式体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比如历史场景重现、革命遗址参观、红色教育体验等，这种互动性和沉浸感使学习过程更具趣味性，为学生提供一种新颖的视界。通过模拟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探索和实验，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分析、批判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数字沉浸技术打破了地理和时间的限制，使得远程教育和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容易，通过技术手段学生可以访问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实验室等资源，实现跨域资源共享与学习互动。

（四）涵养育人队伍，构筑网络育人同心圆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是一项涉及广泛、参与深入与配合恰当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领域的教育主体通力参与，形成教育合力。要发挥教师、家长、媒体人、学生代表等多个主体的联动作用，构建全方位、网状式的教育格局。

首先，教师要勇担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的领航员。为避免网络文明素养在教育环节沦为空洞的说教，教师必须以提升自身素养为先，进而引导学生用批判性视野看待网络世界。要扮演好“数字资源开发者、数字化教学组织者与创新者、智慧教学环境的营造者、学校数字文化建设者、数字安全维护者、技术体验师等新角色”，转变传统教学思维定式，充分意识到网络文明素养教育并非技术与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方位、全领域的转型与蜕变，将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嵌入课程教育体系当中，把学生数据的理性因子与交往体验的感性因子结合起来，满足个性化教育思维模式的现实需求。

其次，家长要做好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的后备军。家长要辩证认识互联网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既不能把互联网看作是洪水猛兽，一刀切式地禁止使用互联网，激化亲子矛盾，又不能放任不管，任凭孩子盲目地使用互联网。要发挥家庭教育的亲和性、丰富性优势，强化家庭教育，树立优良家风，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培育积极向上的家庭文化。提高家长在网络文明素养教育中的胜任力与家庭教育的“在场感”，突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互补性、同步性、互惠性。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配合学校工作，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网络文明素养。

再次，媒介工作者要成为繁荣网络文化的生力军。媒介从业人员作为网络媒体传播的主要践行者，其综合素质与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网络媒介的内容选择与网络传播的目标实现，同时也是网络媒介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内容创作者要坚持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增强社会参与意愿。同时要尊重媒体传播规律，秉承责任意识，提高职业道德素质，最大程度发挥个体的智慧与创意，承担好其在网络社群中的联结纽带角色，肩负起社会守望者与文化传承者的使命任务。

最后，学生代表要担当榜样示范教育的同盟军。大学生由于兴趣爱好、行为表现以及价值选择的趋同性，易形成契合大学生群体的群体认知需求与共同体倾向，产生身份认同与共认价值。在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学生代表由于学术成就、工作能力、社会威望等因素，在网络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的网络言论与价值观取向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与带动力。这些“意见领袖”要明晰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辅助作用，清醒而自觉地接受理论教育和实践培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立场，自觉开展网络文明宣传工作，在提升自身网络文明素养的同时，要主动参与网络文化建设，营造网络空间良好氛围，发挥好身边人“讲身边话、叙身边事、领身边人”的作用，从而有效辐射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提高网络文明素养。

网络已从信联、物联发展到人联时代，甚至超越自然形象与生命图景朝着赛博格化发展，新时代大学生被这种超然观念影响，衍生出技术表现优异但情感交往冷漠的行为取向，教育双方情感温度骤降，功利化的结果导向盛行。数智时代背景下教育与网络技术的交织交融已成必然，但教育者的教化角色未曾发生改变，教育中要以教育初心的不变来应对教育环境的瞬息万变与教育对象的特征改变，理性看待网络文明素养教育的异化困境，警惕教育功能化发展的一元取向，积极寻求并践行破解之道，以实现教育目标的更新优化。要以智慧与远见应对现阶段的诸多挑战，将技术与教育有机融合，使之成为推动教育革新的动力，坚守教育初心，稳步推进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打造网络文明素养教育情感文明，培养契合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本文原刊于2025年第2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