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前后，随着贾樟柯导演的《小武》《站台》《任逍遥》等电影逐渐在国际上为中国电影打出一片天，作为男主角的王宏伟，凭借其真实自然的生活流表演同样赢得了一众好评，戴着黑框眼镜的小镇青年形象早已在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在《天注定》之后，王宏伟在贾樟柯导演作品甚少出现，但他并没有离开电影，而是以演员、监制的身份与青年导演合作，甚至以策展人身份走向幕后，继续为华语电影发光发热。不管是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还是栗宪庭电影基金，王宏伟一直在青年影人的创作一线。
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顾晓刚导演的《草木人间》、张律导演的《白塔之光》、杨恒导演的《失语镇》、张旭煜导演的《鱼刺》都将出现王宏伟身影，值得好好期待一波。
本次深焦采访到王宏伟，从他最初进入电影行业的契机，聊到独立电影这十几年来的变化，再到疫情下独立电影人该如何调整心态，最后说起作为中年演员的困境。
采写:电车
深焦DeepFocus编辑
深焦：最早为什么会选择电影行业？
王宏伟：我是工作之后考的电影学院。年轻时候不安分，不想好好上班。当时在粮食局做会计，后来也是受我哥的影响，他是学画的。因为我成绩还可以，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荒废了，然后才开始考电影学院。当然对电影还是很喜欢，在上电影学院之前，电影院能看到的片子基本全看了。还有录像厅时代，各种港台、国外的片子。当时觉得电影可能会是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深焦：最后为什么选择了电影学院的文学系？
王宏伟：因为文学系对文化课要求比较高，考其他专业没啥基础。其实我最早想考的是管理，但管理属于理科，我学的是文科，也没法考。当然，导演系的话，当时我觉得没有那个野心，也不敢考。我觉得还挺逗的是，因为导演系对身高还有要求，说起来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是个挺荒诞的事情，就好像你个子不够就看不到寻像器的感觉。
深焦：听说当时也没好好学习，时间都去搞创作了？
王宏伟：我是工作过的人，相对来讲社会经验上会多一些。我觉得电影还是要拍才行，因为电影理论相对来讲是一个很学术的专业，我觉得自己也不是静下来读书的那块料，还是做创作最有成效。所以当时在学校就跟贾樟柯和顾峥做青年电影小组，相当于校园的一种自发的兴趣小组。因为我们做的比较早，在那之前没有这样一种民间的自发的形式，都是指望学校最后给钱拍个毕业作品。所以后来对很多传媒学校、影视学院有很大影响。
深焦：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电影是什么？
王宏伟：我们90年代读书，还是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台湾的片子影响最大，所以我们还是比较走现实主义类型。那个年代看片还是比较难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可以看到的电影更多更容易了，几乎可以看到所有的片子。当然我们的套路也还是受中国整个文化氛围的影响，会比较偏现实主义。
贾樟柯和王宏伟
深焦：与贾樟柯合作了“故乡三部曲”之后，在做什么？
王宏伟：其实和贾导演一直有联络，我最后跟他合作是《天注定》。零几年整个电影环境也不是特别好，我做了一些电视电影，说实话拍完之后我自己都没怎么看过，经常有朋友半夜看电视，“我看到你了”。后来2005年以后，我开始做自己的纪录片，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行业。这部纪录片拍了有十多年，我每年都会跟踪他们来拍，素材有几百个小时。这两年因为有疫情，没有继续去跟踪。纪录片太耗时间了，所以现在我也想看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再往下做。
2008年，我到了宋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宋庄当时在2006年开始，栗宪庭老师做了一个电影基金，我2008年到宋庄之后，就一直在这个电影基金帮忙。其实当时也不是冲着电影基金来的，当时就想换个环境，从市区里搬到了宋庄，想住一段时间，结果就扎根了。最开始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离市区挺远，到后来习惯了。最早我们我是05、06年来过，觉得特别遥远，一定要做郊区的长途车才能到那边，后来有了到国贸的公交车，就方便很多。
宋庄当时在做北京独立影像展，还有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因为跟朱日坤都很熟，我就帮忙选片，做一些放映、交流、主持，慢慢成了一个工作。中间有几年，宋庄的影展也比较忙，我在北京香港两边跑，因为小孩在香港，大家觉得我好像消失了似的。但影展在前两年就不行了，整个大的民间放映基本上都停止了。
深焦：宋庄影展鼎盛的时候，电影特别独立，拿个DV几千块就能拍出来。
王宏伟：当年北京独立影像展、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再加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号称国内的三大。
深焦：那个年代做独立电影还是很欣欣向荣的感觉，但可惜这几个影展后来还是没有了。
王宏伟：我觉得整个电影业态在发生改变，包括一些引进片、商业大片的进入，肯定对独立电影、艺术电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也没办法，你要说空间在哪儿，我觉得还是放映系统。虽然国内也在做艺术电影院线的尝试，但是效果肯定还是抵抗不了资本，抵抗不了大的流量明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挺悲哀的事。像李睿珺他们这一批能出来，也是得益于当时整个民间放映的环境。各地的民间放映很多，有更多的观众能看到。如果一个片子没有被看到，对于创作者来讲也是一种打击。
其实和电影早期一样，咖啡馆放映，在欧洲来讲也是一个很优良的传统了，但现在可能因为各方面的约束和制约，很难做了。前段时间像蒋能杰他们把片子放到了网上，供大家点击观看，其实这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对于观众来讲，能看到观众是满意的，但对于导演来讲，会有交流的障碍。早年北京很多地方都有放映，最早清华、黄亭子都有，包括张献民自己也做了一个影弟放映室，大家都是一种沙龙化的感觉，对于这个业态来讲是很丰富的。
深焦：与那时候的独立电影相比，现在很多独立电影成本都是几百万，感觉有特别大的变化。
王宏伟：其实就是大家越来越关注技术了，从工业流程、技术层面来讲，大家更追求一种比较完美的东西。在最早的时候，假如我那时拍纪录片，都是借点话筒就拍了，现在从声音上来讲肯定是有损失的。但当时你也只有这个条件，机器是借别人的，话筒是借别人的。当时关注的还是表达的层面，类似于写文学作品也好，写小说也好，写诗歌也好，其实还是一个人的表达方式。技术当时肯定是放在次要位置，能够拍摄才是最终的目标。现在因为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大家对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进到院线，能在大银幕放映。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环境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现在各方面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大家的合作意识也更强了，逐渐有了团队的东西。
现在所谓的杭州新浪潮、东北新浪潮，从地域上来讲有地域性的优势、题材的优势，能够将一帮人聚集起来。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走向。不像之前真的大部分都是单兵作战，我们跟贾导演拍的时候，显得好像很独特，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合作方式。
北京独立影像展海报
深焦：除了影展之外，还做了哪些尝试？
王宏伟：2009年开始做电影教育，做到今年我们也做了17期，也出来了一些年轻的导演。我开始是讲编剧，因为我文学系，他们觉得我应该来讲讲。其实我不是编剧专业，我是学理论的，但还是有点接近。讲过几期编剧后，其他老师说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表演的拓展，后来我又讲了几期的表演。再到后来，我基本就不太讲课了，因为还有影展，自己也还要拍片子，基本上就做行政。包括现在的栗电，也是我在负责召集老师、组织这些教务。因为现在老师也越来越多，我现在基本上不太讲课，都去做服务。我们2022年开始做一个新的机构，叫“一部电影”，也是以电影教育为基础，延展到一些跨界的领域，各方面都在做。也想形成一个青年导演的创作群体，一种新的尝试。
虽然国内的电影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电影热情还是非常高，我们栗电每年只招30个人，但报名都是有一二百人。所以后来我们开始严格地进行面试，也有一些今年没有入选，第二年再报，报过三四次的学员都有。所以大家对电影的尊重热爱还是很强烈的，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鼓舞，我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不管是信息还是知识结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深焦：疫情对于全世界的电影业都有特别深的影响，中国可能更严重，直接分成了疫情前和疫情后两个阶段，在您的观察来看，疫情对于独立电影发生了哪些改变？
王宏伟：就电影产业来讲，首先是放映放不了，然后创作公司也好，团队也好，天天都在跟疫情战斗，消耗太大太大。前天还在问一个之前在栗电的学员，在重庆一个月了都拍不了，现在只能解散，没办法。当时我也提醒他疫情一定要注意，他说还好，在重庆的一个比较偏的区，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制片都拿到了批文，也没用，还是拍不了，挺悲催的。我去温州拍张旭煜的《鱼刺》也是，到了还没问题，我出去抽根烟就黄码了，社区、街道、防疫办开始打电话让我隔离。因为我的戏基本是在家里拍，就和演员商量，咱能不能晚上加班拍，拍到后半夜，把我在家里的戏拍完，剩下的戏就甩开了。第二天早上8:00 之前，我就逃离了温州，要不然就得隔离。疫情对任何剧组影响都很大。
电车：疫情除了对剧组这类硬性的伤害，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强制关在家里后，人与人的沟通在减少，对于创作上是否也会有很大变化？
王宏伟：我觉得这样的阶段，要改变一种制片模式，可能真的就成了一种“个人电影”，更偏私人影像，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安全的方法。接触下来我觉得这两年的年轻导演，创作更多时候关注到了自身、家庭，还是在自己小范围内切入，回到了一种比较平实的状态，大家都老实了，能拍啥拍啥。前几年的话，大家都幻想自己还能够拍什么样的片子。现在大家都明白了，还是拍自己的，能拍成的，成本能控制的片子，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趋势，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现在经济下滑和疫情管控，可能更需要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自己周围的小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方法，你只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做。
深焦：您在与大量的年轻创作者交流后，大家现在对行业还有信心吗？
王宏伟：我觉得普遍来讲是信心不足的，你看前几天不是有人背“中国电影，全部玩完”的包，这其实是大家的一个情绪。但我觉得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有人去坚持做才行，不管用什么方式。实在不行可能真的就作为剧本、素材的积累，包括阅读、观片，做这种准备。把积累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旦解封，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期。
深焦：最近发现一些电影节创投上，之前报价几千万成本的艺术电影，现在都在压缩成本，这是一个趋势吗？
王宏伟：对于电影投资来讲，投资环境变差了，大的公司也都在缩减投入。之前我做评委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个题材就要五千万，你凭什么呀？不管你故事好坏，这种要求有点过于太奢侈了，即使有些题材可能是偏年代的，一两千万也能拍。中国年轻导演现在缺的是钻研，是如何来拍，类型大家都看太多了。为什么侯麦几个主创就能拍，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求几千万呢？现在这个趋势逐渐在明朗，大家都还是要做一些能够控制成本的片子才行。
像李睿珺、霍猛、祝新的电影，成本都很低，今年还冒出来一个南鑫的《钓鱼》，这都是两万块级别的片子。要进入这个行业，就需要交卷子，让观众看到你在拍什么。像南鑫的片子前两天也去法国了，入围了贝尔福电影节，那我觉得就成了，他至少还能走向欧洲，让欧洲观众看到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趋势，但这种导演其实每年出来还是太少了。另外，我觉得纪录片受重视的程度还是不够。2000年以后其实中国纪录片是很高峰期，出现了几十个有影响力的作者，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趋向于一种躺平状态的感觉。
《钓鱼》剧照
深焦：如何看待现在大量的创投平台？
王宏伟：这两年因为没有更多的民间放映或者电影活动，年轻人全都砸到各种创投平台上去，我觉得创投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现在都这样做，同质化太严重。我也看到过有一些导演，每个创投都要去，我说有这功夫还不如重新写个剧本，或者去体验一点生活，跑创投是特别耗神的。
深焦：即使拿到奖，也不会一次性把钱给你，包含了很多条件，比如分阶段付款或者直接是资源兑换的形式，很多人其实一开始不太用得上。
王宏伟：我们也有学员得过这种大奖，但是没用，三四年也拍不了，给的是一个后期扶持，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空头支票。那项目到现在都四年了，也没有任何动静，逼得导演只能再写新的剧本。创投当然是好事，但是都这样做，其实给不到太多的实际支持。能给到的也就那么几个，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那几个创投奖其实作用太小了。
深焦：其实很多导演最关心的还是找钱问题，创投是唯一比较明显感觉可以拿到钱的尝试。如果不通过创投，他们该去哪里找钱呢？
王宏伟：这是一个大的生态问题，所以有人说，现在开始怀念煤老板时代了。我后来帮一些年轻人去融资找钱联络的时候，发现相比以前，越来越难。对于年轻导演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控制成本，这是必须的功课了。
《站台》剧照
深焦：近年来特别野生的年轻电影创作者变少了，更多的是经过国外各大电影学院进修回来的，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王宏伟：我们2009年开始做电影教育的时候，只有个别是有国外背景或者国外电影学院走出来的，但到2010年以后，很多栗电的孩子就出国再去学电影，去英国、美国等等，我一直想把我们这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员建个群，最少有几十个吧。对于眼界拓展来讲，还是非常管用的，国内的教育环境还是比不了欧洲、美国。国内尤其偏技术类的专业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个很花哨的概念，基本功与国外的教育相比会差很多。我一直在说中国电影的美术，现在很多年轻导演的美术都很欠缺，所以我一直想在国内做电影美术的教育，但没有学生来，没有人看得上，觉得好像美术没那么重要，其实美术太重要了。我觉得大家有个观念，好像有钱才能做美术。美术其实也是电影品质的保证，和你的美学系统、修养、阅读、表达有非常直接关联的，但现在大家太不重视了，很遗憾的一个概念。
深焦：作为演员，您判断是否出演一部电影的依据是什么？您看重哪些方面？
王宏伟：还是电影本身，剧本和作者的态度。现在这些年轻导演，大概也都知道我的判断标准，我觉得就还是得拍人事，说人话，别那么不着边际。对我来讲，科幻、悬疑、惊悚、鬼片我是不太看的，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一种选择或者判断。之前有网大找我，我肯定是拒绝的。相对来说，偏人文现实主义可能和我个人的状态比较吻合。
《小武》片场照
深焦：当年作为主演的《小武》《站台》都有很惊艳的表演，现在为什么除了一些配角和客串外，很难看到您作为主演的电影？
王宏伟：时间好控制，去了几天就拍完了。（笑）但可能我这个年龄段其实没有太多的角色，我已经演了好多次爹了，过两年估计就是爷爷了。也是跟现在整个大的行业环境有关联，要不然是一些大片，要不然是年轻导演题材很小的东西，他们很难关注到我这个年龄段的题材。更多要拍青春、爱情、家庭，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只能去演个爹。（笑）从选材来讲的话，大多数年轻导演还是要做年轻化的片子，所以我们这种年龄段比较尴尬，年轻人对生活的理解、社会的理解、家庭的理解还是到不了这个层面。你看日韩的演员，因为社会层面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很多禁忌，拍不了这一些东西，如果就类型上这一套的话，其实中年演员的优势还是很强的。《爱情神话》是个特例。
其实像周子阳的《老兽》，角度就很好。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中年人都有内在的力量，但是怎么来挖掘，用什么切入，能够展现这些背后的东西，其实是还是需要对生活的体悟。年轻的作者还是应该多看一些纪录片，里面的生动性要远远高于你自己去编一个故事，也是一种积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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