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专题·国家专题｜城墙与文字：早期国家的形成-《作茧自缚》节选

* 本文节选自《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第四章“谷物立国：早期国家的农业生态”，标题系编者所加。

在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上，最晚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大多数的市镇就修筑起把自己围起来的墙。历史上首次可见，国家长出了防御性的躯壳。虽说市镇的面积通常不大——平均而言就在10公顷至33公顷，但是建造并维护如此规模的防御环线，即便开始时只是零碎工事，也要求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一堵墙的存在，即便在最显白的意义上，也能告诉我们，那里有某种贵重的东西被保护或者控制起来了，让墙外的人无法染指。墙体的存在，就是一种绝对可靠的指标，证明这里曾出现过定居耕作和食物储藏。而且，只要这样的城邦国家轰然倒塌，其城墙彻底毁弃，常年坚持的农耕也大概会从该地区消失，这好像又反过来进一步确证了上述关联。在打垮一个市镇后，征服者的通常做法就是要拆除它的城墙。很显然，正是因为存在着贵重的、可掠夺的、集中放置在某处的资源，才会形成保卫这些资源的强烈动机。这些资源在空间上集中在一起，也因此让保护它们变得更容易些，而它们的价值也对得起保护者的劳心劳力。我们看到，农民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的田地、果园、家户、粮仓和牲口，将它们作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其中的逻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么说来，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立国之君要筑起城墙，保护他的民众，也就不足为奇了。单凭这一前提，我们是否可作如是观，国家的创建其实是一种联合的所造——是否也可说是一种社会契约？——其一方是种植农作物的臣民们，另一方则是他们的统治者（及其战士和工匠），目的在于保护他们的收成、家庭和牲畜，免遭其他邦国或蛮族掠夺者的攻击？

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国王建造的第一个城市

但问题其实更复杂。就好像农民必须保护他们的庄稼，防范人类或动物界的掠食者，国家的精英统治阶层也是如此，他们最为紧要的利益也在于守护手中权力的根基：在田里种粮的农业人口，还有他们粮仓内的储存、权益和财富，以及在政治和仪式上的权力。关于中国的长城，欧文·拉铁摩尔还有其他观察者都曾指出，长城之修筑，其目的不仅在于把蛮族（游牧部落）拒于墙外，还同样是要将内部交税的农耕者阻隔在墙内。所以说，修建城墙，其目的就在于把国家存续所必需的资源围在墙之内。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曾修筑起据称是为了防御阿摩利人的城墙，而看城墙的设计，与其说是为了将阿摩利人拒于外（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已经在冲积平原上大量定居下来了），不如说是要把农耕者留在国家“区域内”。曾有学者指出，这些城墙之修造，其动力还在于乌尔第三王朝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现在有了城墙，一方面可以控制住流动人口，防止他们逃脱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抗那些此前被强行驱逐的人员，以防他们卷土重来。归根到底，城墙“意在划定出政治控制的边界”。建造城墙的理由和功能，是为了控制人口，将人口限制在“墙之内”，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要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民众的逃匿乃是让早期国家苦不堪言的软肋——而展示这一现象，就是第五章的主题了。

所谓被统治，

指的是每一种经营，每一次交易，

都必须被记录、被登记、被统计、被征税、被盖章、

被度量、被编号、被评估、被授权、

被警告、被预防、被修改、被纠正、被惩罚。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农民这个群体长期同田间地头的国家统治打交道，故而向来都明白，国家就是一个记录、登记和测量的机器。所以说，当政府的土地测量员来到家里，手里拿着测绘板，或者走过来的是人口调查的工作人员，他们带着自己的书写板以及问卷，前来登记家户信息时，国家统治下的民众也就心知肚明，征兵、劳役、土地征用、人头税，或者对农田开征新税，这些麻烦事也就为期不远了。他们隐约地感知到，在这一套以强力为基础的机制背后，是成堆的文书工作：清单、文件、税册、人口名册、规章、征用书、订单——总之，大都是使他们困惑，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东西。他们思来想去，坚定地认为文书文件乃是他们被压迫的根源，也正是因此，许多农民起义要做的头件大事就是把当地的档案保管处付之一炬，烧毁其中保存的各类文件。农民这个群体领悟到这一事实，正是通过记录的保存，国家才能看见它的土地和人口，故而他们也就断定，蒙上国家的眼睛，让国家看不见，就能结束他们的悲惨命运。古代苏美尔人有句话说得好：“你上有国王，有领主，但你真正要怕的是上门收税的。”

大约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5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成为一处核心地带，这里正在进行着的，是多个相互关联的国家建构的试验。在这一阶段，南部冲积平原就好像中国的战国时代，或者古希腊后期的城邦阶段，存在着相互敌对的城邦政治，见证了它们的兴衰成败。在这些国家中，最著名的是基什、乌尔，其中又以乌鲁克最广为人知。在这个地方，当时正在发生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开创新局面，也非同凡响的大变动。一方面，由祭司、强人和地方首领所组成的集团正在扩大其权势范围，原本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权力结构，现在正在制度化。在历史上第一次，他们的制度创造都出现在最终通向国家的路径之上，当然，他们不可能用国家的概念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农耕者、工匠、商贩和劳工都正在接受“改造”，成为被统治的属民，且因此正在被统计，被征税，被招募，被用工，臣服于一种新的控制形式。

古希腊斯巴达市集广场，木刻版画，1882年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文字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登场了。原始国家和原始文字的同时出现，让人不由得出简略的功能主义结论：国家的创造者也发明了记事的符号形式，对于治国而言，这些形式上的符号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做出如下的判断应当不算太狂放——如果没有某种数字记录保存的系统技术，哪怕就像印加人那样采取结绳记事的形式（quipu），即便是最早期的国家都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国家只要想占取资源，第一个条件必定是掌握可得到资源的“详目”——包括人口、土地、作物产量、牲口、仓库物资等。但是，这一套信息就好像是地籍勘察一样，只是对现状的一次“抓拍”，很快就会过时。国家如要持续占取资源，就必须要不间断的记录保存——关于所交付的粮食数量，所履行的强制劳役，征调单、收据等。只要某个政治体管辖众多人口，即便只是数千属民，那么只靠记忆和口述传统就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某种符号化的计数和记录形式。

如要确立文字与国家行政之间的关联，我们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在美索不达米亚，自文字出现后，这套符号最初就是被用于记账，而至于那些我们通常与文字相联系的文明成就，要等到至少五百年之后，才开始反映出来：比如文学、神话、赞美诗、王表与王室谱系、编年史，以及宗教文本。以《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这部恢宏壮阔的作品可追溯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2100年），然而，此时距离楔形文字最初出现，被用在国事和贸易领域内，已经过了整整一千年。

来自苏拉威西岛的洞穴壁画

楔形文字泥板的宝藏被发掘出来，被翻译出来，我们从中可以推断出什么，能否由此洞悉苏美尔人真实的治理状况呢？至少，这些记录透露出某种巨大的努力，通过一套符号系统，让一个社会及其人力和生产可以为统治者以及神庙人员所识别，并从社会中汲取粮食和劳力。当然，关于相当晚近的官僚体制，我们所知甚多，由此也意识到，一方面是书面的记录，另一方面是实践中的事实，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出于私利，或者为了取悦上级，文件可以是伪造的，或者被篡改过。很多规则和规章，写在文件里的时候是字斟句酌，然而到了现实中可能就变成了僵死的文字。关于土地的记录，可能有营私舞弊，可能有所缺失，也可能就是太过模糊。国家记录上的井井有条，就好像阅兵场上的秩序井然，往往掩盖了在真实行政和战场上随处可见的混乱。记录所能告诉我们的，大致只是某种乌托邦式的治国秩序，其隐藏在做记录的逻辑、记录所用的分类、度量的单位，尤其是记录所关注的事项里。在这方面，不妨以我所认为的“军需国家”为例，它们“眼中的一亮”是最有启发的。作为这种期望的一个标志，苏美尔文明中的王权象征就是“尺子和绳子”，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土地测量员所用的工具。只要简要讨论美索不达米亚和早期中国的行政实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国家想象的运作。

有关行政事务的楔形文字泥板，最早期的来自乌鲁克（第四期），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100年，而这些泥板，除了清单还是清单——基本上都是记录粮食、人口和税收的。统计现存泥板，其主题按出现频率依序为大麦（作为口粮配给和税收实物）、战俘、男女奴隶。无论是乌鲁克第四期，还是此后在其他的中心地带，重中之重都是人口名册。所有古代王国都有一个心头执念，就是要尽可能地增加人口数量，人口的扩充经常高于开疆拓土。人口——无论是作为生产者、士兵，还是奴隶——都代表着国家的财富。乌玛城，是乌尔的属国，在其原址发现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时间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2255年，乌玛是非常早熟的政体，占地面积达一百公顷，下辖居民大致在一万至两万名之间——对于管理者来说，人口不可谓不多。而在乌玛城的“识别”工程中，关键的就是一项基于地点、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调查，以此调查作为基础，分配人头税和劳役，征召士兵。它原本是“无所不包”的项目，然而很可能除了庙宇经济和依附型的劳动力，从未在现实中得到落实。无论是神庙所有，还是私人所有，土地都要标明它们的面积、土壤质量，以及预期的作物产量，以此为基础进行税收的评估。在苏美尔人所建立的政治体中，以乌尔第三王朝为代表，有一些很像是命令和控制模式的经济——高度集权（至少在纸面上，其实是在泥板上是如此），规划严格，高度军事化，看起来如同我们所知的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一块泥板上记录着840份的大麦口粮，其分发十之八九是通过（批量生产的？）斜边碗，可以盛放两公升的大麦。关于定量供应，泥板记录中提到的还有啤酒、谷粒和面粉。成群结队的苦力，无论是战俘、奴隶，还是服劳役者，在记录中更是随处可见。

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处理劳力、谷物、土地和配给的计量单位，某种方式的标准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须的，且构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实现上述的标准化，早期国家必须发明出一套标准的命名法，将所有基本的类别包括进来，比如收据、施工指令、劳役通知等——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书写或文字来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适用于整个城邦境内，就取代了地方上口头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种消弭距离的技术，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国家并不广远的国土范围。针对耕田、耙地或播种这些农业劳作的任务，国家发展出了劳动的标准，某种类似“工分”的设计也被创造出来，显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务履行或拖欠。对于鱼、油和纺织物来说，分类和质量的标准也有了详细的规定，以纺织物为例，就是通过重量和密度来进行区分的。至于牲畜、奴隶和苦工，也通过性别和年龄加以分类。即便国家此时仍处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显露出来，总在设法从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处汲取更多的资源，而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统计学”也已经浮现出来。这种严格控制的努力虽思之令人惊叹，但至于它在田间地头又要如何落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现在中国的黄河沿岸，还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国的文字可能始于二里头文化区，只是没有证据遗存下来。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字出现在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从那时起，经过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国家管理的目的。不过只有等到声名显赫、锐意改革但却昙花一现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结。中国的秦，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它追求系统化，迷恋秩序，展示出一种宏大至极的愿景，要实现国家资源的总动员。至少在书面上，秦的雄心壮志一览无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追究文字的起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表达语音的某种方式。

对于秦来说，要追求标准化和简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项工作，通过改革将书写文字统一起来——最终，秦政权删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笔画更为平直，并将其推行到国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书面文字并不是某种方言语音的抄录，所以中文与生俱来就有某种普遍性。如同别处的早期早成国家，秦所推动的标准化的过程，也适用于铸币以及度量衡的单位，以之丈量土地，称重谷物。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废除大量原属地方的、各国间不相容的度量衡惯例，如此一来，中央的统治者才能史无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国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财富、物产以及人力资源。秦的理想不只是成为一个强大的邦国——只要偶尔向周围一些半独立的卫星市镇索取贡品，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是创造出一个大权集于中央的国家。到了汉代，宫廷历史学家司马迁回望历史，就赞赏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将秦王国变成了一部质朴的战争机器：“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后来，就连劳作的规范以及工具也被标准化了。

秦统一文字前各国的文字殊异

早期国家处在列国的包围中，所面对的环境是区域性的军事竞争，故而当务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资源。这就意味着，要尽现有技术条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尽可能完整的资源详目，并随时更新。对于国家来说，能象征其权势的，不仅是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包括细致的家户登记，后者便于征收人头税以及征兵。战争中抓来的俘虏，都被安置到距离宫廷不远处，各种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动。说起早期农业王国，它们招牌式的治国之道就是让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迁徙。对于税务人员来说，人口的流动和分散是件头疼的事。

让收税官员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会移动。然而，由于秦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国家就要进行详尽的地籍调查工作，在每一块庄稼地与某一位所有者/纳税人之间建立起联结。根据土壤质量、播种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异，国家对土地进行分类，这样一来，税收官员就能估算出一块地预期的产量，然后得出它的税率。按照秦的税制，还规定了对生长中的作物进行年度的评估，如此就可以根据实际的收成来调整税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们都在关注国家官员的标准化努力，他们意图通过书写、统计、普查和度量衡，摆脱此前纯粹的掠夺行径，转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属民的劳力和食物资源。早期国家总在进行种种努力，塑造所辖国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饶、更可识别，也更适于资源占取，在种种举措中，度量工程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却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虽说灌溉以及治水并非早期国家的发明，但国家出现后，确实扩展了灌溉和沟渠系统，以促进运输并扩大种粮土地的面积。只要情况允许，早期国家也会对下辖属民以及战俘进行强制的重新安置，以增加生产人口的数量并加强国家对他们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秦之所以有“均田”的概念，就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子民都有足够的土地，这样才有收成可征税，才能形成征兵所需的人口基数。有秦一代，国家非常重视人口，这表现在国家不仅禁止民众弃地而逃，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生育的妇人及其家庭有税收宽减的优惠。新石器时代晚期多物种混居营，是最早期国家得以发端的“内核”，但说起早期国家的治国之道，很多都是某种巧妙的、政治性的地貌改造，目的就在于促进对资源的占取：比方说，更大面积的粮田，数量更多、密度更大的人口，还有某种“信息软件”，其编码就是书写的成文记录，有了它，国家就能获取更多更广的信息。然而，成败或在一线间，这种政治性的雄心壮志，追求地貌景观的彻底改造，也导致了最有野心的早期国家在弹指间灰飞烟灭。乌尔第三王朝痴迷于各项事务井井有条，其延续不过一个世纪，而秦代更是十五载而亡。

既然早期的文字是附随于国家建构的，两者之间密不可分，那么当国家消失时，文字会发生什么变化？对此，我们所握有的证据着实不多，然而呈现出的迹象都是，如果没有了官员体系、行政记录以及层级间的交流，文字的读写能力就算不会完全消失，也会大大减弱。其实，我们对此不必讶异，毕竟，在最早期的国家中，能读写文字符号的，仅限于人口中的凤毛麟角——其中大多数都是官员。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古希腊的城邦联盟崩溃，进入了我们所知的“黑暗时代”。当读写能力再度出现时，文字所采取的不再是“线性文字B”的旧形式，而是一套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的全新书写字母。当然，在那个过渡期，并不是说希腊文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准确地说，文化转成了口头的形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奥德赛》和《伊利亚德》，最初就形成于这一阶段，只是后来转录为文字。就文学的传统来说，罗马帝国有着更为广远的辐射，但即便是罗马帝国，当它在5世纪分崩离析后，拉丁语的读写也近乎绝迹，只有在一些宗教机构内还留有星星之火。在此不妨推测，在最早期的国家中，文字最初的发展，乃是作为一种治国的技术，既然如此，文字作为一种成就，也就同国家本身一样，脆弱且短暂易逝了。

说到这里，我们能否换个想法，是否可以把最早的文字读写视为一种交流沟通的技术，就好像作物种植一样，也是众多生存技术中的一种？就作物种植的技术而言，在它们获得广泛运用之前，早已为先民所知，而且即便推广后，也仅限于特定的生态和人口环境。同理，整个世界在文字发明之前也并非“万古如夜”，而在文字出现后，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采用或者渴望采用文字的形式。最初的文字书写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国家建构、人口集中，以及国土规模扩大。换到其他的环境中，文字也是没用的。一位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字的学者曾尝试推断其中的奥秘，在他看来，文字之所以一到别地就受到抵制，正是因为文字与国家以及税收之间有着抹不去的关联，这就好像在田间的耕作之所以长期受到抵制，就是因为一分耕耘就是一分劳苦，两者之间的关联压根无法遮掩。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美] 詹姆斯· C. 斯科特

田雷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