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器官移植成为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手段。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科技、人文、伦理、法律及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也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日，2024年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年会（CSOT 2024）在重庆盛大召开，国内外著名器官移植及相关学科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和分享器官移植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经验。
值此契机，中国医学论坛报荣幸邀请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薛武军教授接受访谈，围绕器官移植热点话题展开学术分享。现整理精粹如下，以飨读者。
薛武军教授接受访谈
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下我国实体器官移植发展的现状？
薛武军教授：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至今已有60多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型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的应用，器官移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我国也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中，肾移植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趋于成熟；肝移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趋于成熟，2000年以后广泛开展。截至目前，我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上位居全球第2位，而移植质量的提升更是显著。
2007年起经过十几年的艰辛改革，我们建立了科学、符合伦理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公民自愿捐献作为唯一合法的器官来源。近年来我国器官捐献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23年年底，捐献案例已达4.98万例，捐献器官数量达到14.95万个。我国在肝、肾、心、肺等器官移植领域拥有一批全球领先的大型中心，ABO血型不相容肾移植、儿童肾移植、肾移植微创手术等技术达到国际水平，“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无缺血肝移植等多项技术世界领先，完成全球首例无缺血心脏移植、新冠肺炎肺移植等，在国际上具有示范作用。
国际交流方面，我国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并向世界介绍我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改革的成就。国家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器官捐献与移植在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和政府监管方面不断健全完善，质量控制以及技术规范不断加强，建立了三级监管体系，制定了系统的临床治疗指南等技术规范和标准。
可以看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在法制化、国际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为全球器官移植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您认为《条例》的出台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
薛武军教授：《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于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医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强调了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
该条例的核心内容是在原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基础上增加了“捐献”二字，以体现器官捐献的重要性。新条例专门详细规定了人体器官捐献的相关要求，包括实施细则、相关机构、人员配置、伦理审批以及技术标准等。该条例的出台无疑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下一步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宣贯好条例，让全社会了解并支持器官捐献。
我国的器官捐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究其根本是社会面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率太低，与西方国家40%以上的器官捐献登记率相比，我国目前仅为0.49%，差距巨大。国家卫健委对器官捐献设定了五年目标，即公民自愿登记率每年增加10%，PMP（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达到8，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为了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加强宣传，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其二，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深化改革与创新，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其三，需要提高发现潜在捐献者的能力；其四，加强队伍建设和技术培育。这些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以确保条例的有效实施和器官捐献体系的完善。
您对未来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有何愿景？您认为未来开展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薛武军教授：关于器官捐献专科和移植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器官”和“技术”。因为器官是移植的基础，没有器官就无法进行移植。那么，OPO（器官获取组织）的建设就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核心问题。
技术培育和人才队伍建设是未来工作的关键。其中，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这需要我们培育新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推动不同中心之间的多中心协作和合作，包括多学科的协作和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建立中国的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队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是我们的目标。
今年在您的带领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肾脏移植领域，更新了75部指南。从供体的评估，规范的流程，疾病的诊断及处理等方面都给了医生全面的指导及规范的诊疗建议，能否分享学组后续的重点事宜和计划？
薛武军教授：我们已经完成了编写指南这一重要的工作，这是对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回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国外相关的先进经验，总结了我国技术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整合编写成指南，以便指导广大移植工作者的临床诊疗工作。
《中国肾脏移植临床诊疗指南》全面涵盖了肾脏移植的技术领域，包括1300多个问题和1800多条推荐意见，参与指南编写的专家学者在编写过程中对肾脏移植技术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再学习，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让医生、护士、研究生等能够深入学习指南，正确指导临床工作。
学会下一步将鼓励和支持专家学者组织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尤其是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基于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充实临床研究证据，从而全面提升我们的临床技术水平。
作为器官移植领域的领军人物，您为推动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下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和DGF风险预测模型（DART）这个项目？您认为这个项目对于促进我国器官移植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薛武军教授：DART项目是全球首个且唯一针对中国肾移植的术后风险预测系统，由国内41家中心共同参与，目前已入组接近3000例。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预计在近期完成数据收集工作。该项目通过收集与供体和受体相关的基本信息，主要围绕预测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构建核心深入分析模型。项目采用6到7种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从中筛选出最优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能够预测相关风险度的工具，真正了解预测风险度程度，采取相应的防治对策。
作为移植领域的学术引领者，您对“植引非凡”器官移植示范中心项目有怎么样的期望和要求？
薛武军教授：尽管我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移植中心规模也不断扩大，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化诊疗。而“植引非凡”器官移植示范中心项目的核心是培训计划，通过对年轻医生的培训，提高诊疗的规范化程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心加入，让更多年轻医生通过这个项目受益，从而使我们的临床工作更加规范化。
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科技、人文、伦理、法律及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为器官移植事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背景下，“植引非凡”器官移植示范中心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致力于加强器官移植质量管理、全面提升临床医生的移植技术能力和水平、提升供体利用率，从而推动我国捐献与移植事业继续大步向前。项目通过与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围绕各中心的特色展开，旨在打造旗舰中心，树立行业标杆。此外，项目还计划促进国际学术交流，通过形式多样的学术分享、参观、手术、查房等活动，加速学术成果的有效转化，实现医生、科室与医院的共同提升。
薛武军 教授
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
西安交通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肾移植学组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副会长、肾移植学组组长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副会长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肾脏移植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移植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组长
国家“百千万人才”第一层次、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陕西省“三秦学者”、“三五人才”第一层次、“科技新星”
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专家
西安交通大学“领军学者”
“肾脏移植关键技术创新及临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