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 | 就业空间：未来城市空间的趋势研究与规划响应

在传统地理经济学视角下，产业规模的集群效应是一定空间范围内产业高度集中的现象，通过专业化的上下游分工与便捷的合作关系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产业经济效益。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产业很大程度上受集聚效应所产生的外部性所吸引，即资源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从而产生了规模集聚（Marshall，1890），早在20世纪初期, 人们就注意到美国的大部分制造业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少数地区。而随着自动化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等关键技术的日益成熟，交通和通信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汽车和移动工作站等设备成为了资源与信息的新载体，削弱了产业集群的外部性引力与空间效应，从物理层面减小了产业的空间集聚规模（Castells，1989，1996），并且在租金、资源、环境质量等因素的推力下，部分产业逐渐脱离原有产业集群地区而分解分布，产业因此形成了集聚抑或分散的格局，如创新技术在城市中心区集聚，办公空间在城市中心区或边缘区分散化发展（杨德进，2012）。

长期以来，“重物轻人”的发展倾向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李文彬，2014），城市规划建设多遵循以生产为核心的产业布局，从而产生了就业空间形态单一化，与城市其他空间的功能布局割裂、社会分异等问题（雷诚，2020）。而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原有的产业空间功能组织与形态建构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就业需求。产业、空间、人居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提倡通过完善服务设施提升城市的生产生活环境（王海滔，2017），有效解决了产业空间功能过于单一的发展问题（图1）。原有产业空间逐渐转型为功能混合的产业社区，实现产业要素与城市要素协同发展，如被誉为“欧洲最智慧的1平方公里”的荷兰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在更新改造时，特别规划了一条400米长的“交流街”，将餐厅、超市、娱乐和健身中心、会议中心等园区所有公共服务设施都集中到这条街上。埃因霍温高科技产业园通过用地功能混合，实现了就业空间和城市活动的共生，缝合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间隙。

图1 产业空间功能重构模式图（来源：张文杰，2023）

共享经济蓬勃生长，数字车间、智慧工厂、自媒体、共享平台等新就业平台发展迅速。数字设施与异地协作办公的普及使人们实现跨越时空的交流，视频会议、网络培训、移动办公等线上办公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甚至取代部分办公人员“面对面”的交流。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在线办公用户规模分别达 4.69 亿，同比增长 35.7%（孙斌栋，2021）。随着时空距离影响力的减弱，工作交流、社交互动、娱乐及休闲活动已经变得愈发便捷，不再受限于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如今，人们无需离家即可远程办公，新型就业模式使得工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办公室或工厂，而是可以在家、在咖啡馆、甚至在旅途中进行，新就业模式已经打破了在地就业的空间限制，就业空间的边界逐渐模糊。

技术在塑造未来城市空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驱动力可以通过直接拉动和间接推动两种方式影响空间变化。从产业空间的视角看，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取代了部分人力劳动，大大提升了工厂的生产效率，新技术的应用直接影响工厂规模、配套等功能布局与空间形态。通勤成本的下降扩大了市场范围和机会选择，促进了产业空间的多中心化分布和科创企业之间创新网络的形成。从空间与个人行为角度看，即时通讯和协作工具的普及改变了个人工作行为，办公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多样化的“共享”型、“混合”型办公空间出现。同时，新技术也影响了办公空间的社区化、多样化和智能化发展，提高了办公空间的使用效率和舒适度。技术、行为与空间三者组成了未来城市空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并作用于城市不同办公行为类型的就业空间中，产生多样化的空间变化趋势。本文以在地办公场景下科创企业的空间分布趋势分析以及远程办公形式下共享办公空间的分布分析为例，重点就技术、行为与空间三者互动机制下的就业空间演变趋势进行探讨。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技术水平的提升，还表现在科创企业的地理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科创产业依赖产业链上下游的地理聚集，形成单一中心地理聚集的格局（Lachang Lyu，2017），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缩短了时空距离，为跨地区的合作联系提供了新的机会。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企业能够在不同地区实现实时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协同工作的模式促进了科创企业更加灵活地衔接跨地域的信息与资源，加速创新过程。以北京为例，从1994至2013年专利合作次数从37次快速增长到2665次，北京的专利合作网络逐步从中心城区向外辐射，专利合作的科创企业分布由1994年在海淀、朝阳两区集聚演变为2017年在昌平、丰台、大兴等边缘城区均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图2）。科创企业在创新网络的联系下不再受限于依赖产业链上下游范围的地理聚集，而是依赖更大区域的“中心+网络”的创新网络格局形成了更广阔、泛在化的区位选择空间。(图3)

图2 北京合作创新网络演化（来源：Lachang Lyu，2017）

(a) 1994年专利合作网络 （b）2006年专利合作网络 （c）2017年专利合作网络

(d) 1994年合作专利公司空间分布 （e）2006年合作专利公司空间分布 （f）2017年合作专利公司空间分布

 图3 北京市2021年专利合作网络

（来源：2022年度北京市大数据城市体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图4 专利合作网络地理拓扑结构

（来源：作者自绘）

在全球化的创新网络下，本地高校、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发挥了衔接全球科创资源与本地产业的媒介作用成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式下的本地 “蜂鸣器”¹（北规院，2021），如北京新增科创企业聚集的地区并非呈现单一围绕中关村核心区等科创成熟地区连绵扩散发展的态势，而是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呈现更加广泛的极核式分布格局（图5）。

图5 2019-2021 年北京新增科创企业选址（来源：2022年度北京市大数据城市体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除技术影响下科创企业空间布局变化外，个体办公行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通讯技术与线上交互设备的进步使人们超越地理空间和实体办公场所的约束，实现了在任何场所工作的可能。当前，办公模式呈现出与其他功能多元共生的趋势，包括传统的办公室工作、居家办公、共享办公，以及第三空间办公等多种模式。其中，共享办公空间作为一种满足远程办公需求与补充传统办公空间分布不足的场所，为就业人员节约了通勤成本与空间租赁成本，尤其受到大量的创新企业、创业公司等青睐。据戴德梁行的相关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北京共享办公的成交租赁面积占总成交的20.2%，据预测未来商办面积的30%将转化为共享模式，形成千亿级规模的市场（戴德梁行，2020）。

目前国内学者对共享办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和空间设计等方面，对空间分布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结合大众点评2023年共享办公POI点位，分析了共享办公空间的分布特点与影响因素。从点位分布密度看，北京共享办公空间呈现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图6），且在东二环与东四环之间形成明显的聚集区，在国贸地区分布较多，其次为望京与中关村地区。从不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来看，通过共享办公空间与其他金融类、交通设施类、便民服务类等17类POI核密度（图7）的相关性分析（图8），发现在1000m步行可达范围内共享办公与餐饮类服务设施的密度相关性最高，与金融设施的集聚效应也相对明显，而与便民服务设施、交通设施的集聚相关性关联并不强。

图6 共享办公POI核密度（2023年）

图7 其他类POI 核密度（2023年）

图8 相关性影响因素参数矩阵

（来源：作者自绘）

面对科创企业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变化，应通过完善创新网络空间布局、优化基础设施配置、融合用地功能等措施，强化创新网络的空间联系，将城市功能、知识、文化等要素进行衔接，形成资源共享和协同机制，提高城市的经济、技术发展与生产效率。强化网络外部性²资源，加强各创新网络节点的交通联系、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提高网络节点的吸引力和活力，促进城市多中心均衡发展。如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依托G60 高速公路，沪苏湖高铁、商合杭高铁交通系统，以上海市松江区为起点，横贯长三角，连接江苏苏州、浙江嘉兴、杭州等多个城市，成为长三角发展活力最大、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G60科创走廊通过网络化空间组织形成了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廊道，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在科技和产业创新和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图9）。

图9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来源：互联网资料）

依托网络节点“蜂鸣”效应的集聚能力，加强创新集聚外部性³联系，促进城市人本化发展。通过提高科研用地、产业用地与生活服务的兼容性水平，减少功能排斥，促进就业空间功能混合化和“产学研城”深度融合。美国纽约硅巷通过共享办公、餐厅等场所创造交流机会，对周边的学校、医院、餐厅、咖啡馆等生活服务设施也同步进行改善，形成了居住、办公、商业和娱乐相混合的创业社区。通过优化硅巷的就业网络组织，为员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吸引更多人才流入当地，形成若干科创圈，纽约因此超越波士顿成为全美第二大科技重镇。（黄斌，2020）。（图10）

图10 纽约硅巷——以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存量空间为主要载体，方便的交通配上高密度的居住、零售、娱乐和商业相融合的社区空间。

（来源：互联网资料）

城市的发展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就业形态和需求，为创业者、就业人员提供合适的空间支持。在土地供应方面，需完善灵活的规划要素，提高产业用地的兼容性，积极利用城市核心地段的存量空间资源等进行改造和再利用，补充适合小型、弹性、低成本的共享办公空间，满足创业者和创新者的多样化需求。在城市更新中，应鼓励城市地铁站附近、人流量大的核心地段，提供工位式、日租式、联合共享式等多样化弹性办公空间和第三空间，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创业者和创新者提供发展空间。对于小规模空间，可考虑如 Telecube、Smart Lounge 等装配式、模块化、自助共享的小型办公空间（图 11），为人们随时随地、多样化办公提供独立场地，以更加合理的配置和设计来实现城市空间的高效利用，并为创业者和上班族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选择。

图 11 日本Telecub小型办公室

（来源：互联网资料）

就近化和社区化的就业空间可以减少远程办公人群的通勤时间和成本，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例如，在创新高频地区，通过转换附近社区闲置用房，提供社区创业孵化器等面向社区就业者的空间与设施；在以居住功能为主导的区域规划中，将自习室、咖啡厅、茶室等具有办公服务功能的第三空间融入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可有效满足社区周边的工作需求。爱尔兰大运河创新区GCID是一个通过增加共享的研究设施打造“第三空间”的项目，在初创企业家的社区中建立公共会议空间，通过举办黑客马拉松，创新聚会和非正式聚会等活动，将创新活动与当地和文化社区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新的对话与合作，增加园区活力与凝聚力，吸引更多的“活力创新”型人才与企业。

就业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也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长期以来，产业空间布局逻辑多以生产为核心，以生产来组织生活、服务以及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与生产力水平、生产组织方式紧密相关。面向未来就业需求的多样性与复合型，以及人才和技术在生产中日益凸显的核心作用，应更加关注办公行为、需求与空间的有机联动，推动未来城市就业空间规划的基本逻辑由以生产为核心走向人本需求导向。

注

1.“管道”指跨区域、跨国长距离合作关系。“蜂鸣”指邻近的创新主体在日常面对面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合作关系，类似嗡嗡作响的“蜂鸣”，不断发生。

2.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与质量。

3.集聚外部性指在某一地区内，由于企业的集中发展，使得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和社交活动产生的外部性效应，从而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文献引用

1. 吕彬，非定形：“共享”诉求下的未来空间形态[J] . 规划设计，2024.03.006

2. Krugman P.1991.Geography and Trade[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3.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9th Ed). London: Macmillan, 1890.

4.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M]. Oxford: Blackwell, 1989.

5.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6. 杨德进. 大都市新产业空间发展及其城市空间结构响应[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2.

7. 李文彬,张昀.人本主义视角下产城融合的内涵与策略[J].规划师,2014,30(06):10-16.

8. 雷诚,孙萌忆,丁邹洲,王鹏,马思宇.产镇融合演化路径及规划策略探讨——江苏省小城镇发展40年[J].城市规划学刊,2020(01):93-101.

9. 王海滔,陈雪,雷诚.苏南城镇产镇融合发展模式及策略研究——以昆山市千灯镇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7(05):82-89.

10. 孙斌栋. 科学预判信息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9):74-

11. Lyu, L.; Wu, W.; Hu, H.; Huang, R. An Evolving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Collaboration among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China’s First Technology Hub. J. Technol. Transf. 2019, 44 (3), 659–680. https://doi.org/10.1007/s10961-017-9620-x.

12.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大数据体检报告（2022 年度）

13. 戴德梁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复苏，2020

14. 黄斌，国际观察—纽约硅巷发展历程及其对北京转型的启示

原文发表于《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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