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月“南京小九华山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事件以来，原本不甚有名的南京小九华山(覆舟山)被推上了舆论场的风口浪尖。然而小九华山上的三藏塔和山下的“益仰高明”牌坊，作为南京保存至今的极少数日本侵华时期汪伪政权的大型工程，似乎却并未因此获得更多的关注。一个月过去，供奉战犯事件的余波已逐渐消散，而“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又即将到来。在这样的日子里，回顾小九华山三藏塔背后复杂而阴暗的历史，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负遗产”，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吧。
今天南京能见到的日本侵华遗迹不少，然而其中与伪政权直接相关的却非常稀少。和平公园的钟楼一度被讹传为汪伪政权的“还都纪念塔”，然而事实上它是抗战前就已建成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考试院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它边上的万字廊和水泥花架也都是民国建筑)。前段时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登了胡耀先生所作《南京沦陷时期玄奘遗骨出土始末》一文，对于从玄奘法师遗骨出土到汪伪政权建塔的来龙去脉已有相当清晰的考证，本文便不再赘述，单论小九华山的汪伪建筑与它们的设计师——张静波。
小九华山是小时候距我家最近的一处比较有郊野气息的处所，因此大约也是我爬的最多的山没有之一，因此对山上的种种建筑都非常熟悉。我最后一次登临小九华山是2013年，屈指算来已有9年了。这里就用当时拍的照片，来对小九华山的伪政权遗迹作一巡礼。
2013年时，通向小九华山的道路左侧还有很多自建房，今天这里当然早已翻修一新了。不过这里的重点是这个同样破旧的水泥牌坊，上面“九華山公園”的文字已经剥落，底下似乎隐约露出字迹，却又看不真切。此前一直不知道这座牌坊是什么时候建造的，看到胡耀先生的文章后才查到《大陆画刊》1944年第12期上正有这座牌坊的照片——原来它正是汪伪时期建造的三藏塔的附属工程之一。
牌坊中央是汪伪汉奸褚民谊所题“益仰高明”四字，两侧的牌坊柱上还有一副赞颂玄奘法师的对联。今天的牌坊除了牌匾中的装饰已经遗失外几乎完好无损，只有褚民谊的题词与坊柱上的对联已被水泥覆盖，大约是抗战胜利以后清除伪政权遗迹时所为。
穿过牌坊，从台阶上行就是2003年新建、因为供奉战犯事件而“出名”的玄奘寺大殿。小九华山上本没有寺庙，上个月个别自媒体说小九华山曾有一座“小九华寺”，实属张冠李戴。南京小九华寺在清凉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杨廷宝等南京工学院建筑师改造为“崇正书院”，本公众号此前也曾发过相关文章。经过大殿的平台向右穿过月洞门，再往山上攀登，就能看到三藏塔的塔基。塔基上有包括“玄奘法师西行路线图”、“九华山附近图”在内的一些石刻，有些也是汪伪时代的遗存，而褚民谊写的碑记早已去除。
绕过花岗石砌筑的塔基，就是三藏塔的本体。《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8期对三藏塔的设计有相当详细的记述：
三藏塔形式，决定仿照西安之玄奘塔形式，塔顶配以庄严刹柱，相轮九重，用鱼肚式(即中间一轮特大，上下渐小之流线形式)。三藏塔建筑材料，决定为砖塔。由张静波绘图设计，从事估价。
观察现存的三藏塔，与当时的文字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只是进入塔内便会发现这座塔并非纯粹的“砖塔”，而是今天常见的砖承重墙、钢筋混凝土楼板的砖混结构。每层楼板中间都有圆形的天井，第二层天井上还做了颇精细的栏杆。不过这塔是不能攀登的，所以二层以上的楼板就没有这么精致的装饰了。另外比较有趣的的是各层的斗拱也用混凝土浇筑，在青砖塔身上视觉效果相当突出。
三藏塔二层楼板的圆形天井与栏杆
三藏塔混凝土斗拱与砖砌塔身的对比，是设计颇巧妙的一点
比较西安兴教寺的原版玄奘塔与南京的“山寨版”三藏塔，两者的区别相当明显。小九华山的三藏塔几乎没有侧脚(每层逐渐变细的设计)，使得整个造型失去了原塔的雄浑与稳重，变得很拘谨，并不能说是特别出色的复刻版。
原版与“山寨版”，差异还是很显著的
而这座塔的设计师“张静波”又是谁呢？
“张静波”算是个大众名字，在近代报刊数据库里一番搜索，只在1934年的《实业公报》中找到一篇关于张静波登记为建筑科工业技副的启示，能够确定说的是这个建筑师张静波。正当将要放弃时，意外发现2013年6月5日《金门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解开金门莒光楼设计建筑师之谜》，说的就是建筑师张静波。这篇文章由张静波的嫡孙张示霖所作，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张静波的一生履历。
张静波(1908-1959)，名取法，字静波，以字行。张静波是宁波人，“在上海博物园路英籍万柯勃房屋设计师处学习建筑制图与设计”，二三十年代一直在上海参与各种建筑设计项目。抗战爆发后，张静波举家迁居南京；文中并未说明他选择迁居南京的原因，或许是与伪政权某位要人(可能就是褚民谊？)有联系。南京三藏塔的设计，大约是他独立承揽的第一项大工程。抗战后褚民谊作为汉奸被枪决，而张静波并未被追究，而是在1947年便因为台湾土地银行设计建筑而迁居台湾。
1944年的南京三藏塔，摘自张示霖《解开金门莒光楼设计建筑师之谜》一文
此后张静波又与国民党军高官胡琏交往密切，国民党在金门的地标建筑如莒光阁、太武山公墓、“毋忘在莒”碑等几乎全是由张静波设计或规划。有趣的是，太武山公墓的牌坊与小九华山的“益仰高明”水泥牌坊的整体设计也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大约是张静波曾与汪伪合作的经历让他的名字依然不便被提及，胡琏在回忆中把莒光楼的设计师写成“建筑师沈学海”，将张静波的名字悄悄隐去了。
金门莒光楼(来自Wikipedia)
太武山公墓牌坊与小九华山“益仰高明”牌坊
与其他民国时期冲天式仿古牌坊相比，它们还是挺相似的
蒋介石政府曾在南京建造大量纪念性建筑和设施，然而日本侵华时期汪伪政权在南京留下的唯一大型工程却是一处佛教建筑，这看似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径和伪政权在南京的暴力统治(别忘了“76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稍加考究就会发现，这并非难以理解。事实上，汪伪官员褚民谊等人对佛教寺院可是相当重视，不但修建了三藏塔并计划在小九华山建寺，还修缮或计划修缮毗卢寺、鸡鸣寺两座南京有名的大寺。
汪伪时代创办的佛教刊物《中流》1943年第7期在刊登伪政权计划修建三藏塔的同篇新闻中就提到了修缮毗卢寺的计划，以及将“日本藤井法师”从印度得到的“佛舍利子二十余尊”建塔供奉的计划。而在著名的南京鸡鸣寺里，至今完整保留着一座1940年褚民谊书写的石碑，记录着汪伪政权“还都”之后“召修葺政府诸厂商”(即为汪伪政权修复国民政府原有各种建筑的营造厂)修缮鸡鸣寺的史实。
相对于在南京大造神社和忠灵塔的侵华日军，汪伪政府并没有相应的财力和权力建造很多大型纪念建筑，只能使用修复和建造佛教建筑这样看似最为“无害”的方式扩大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然而这种渗入日常生活之中的宣传策略的危害并不可小觑，在崇信佛教的民众心中三藏塔的影响力大约并不小于蒋介石政府在玄武湖环洲修建的喇嘛庙与诺那塔，而褚民谊也成为抗战胜利后最受“同情”的汉奸之一。当然，褚民谊作为几乎所有这些修建工程的积极主导者，他的汉奸罪责或许并不是现在很多文章中的“技术官僚”一语所能带过的。
抗战后南京法庭上的褚民谊
小九华山玄奘寺供奉日军战犯固然只是个偶发事件，但2003年在小九华山建造玄奘寺，本身就相当于不加批判地默认了伪政权建筑渗入日常生活之中的长久影响力。作为国内罕有的日本侵华时期伪政权的纪念建筑，小九华山的牌坊和三藏塔自然值得像五台山的日本神社旧址一样被认真地保护和修缮。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揭开这些老建筑背后的真实历史，还它们以“负遗产”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把它们简单当成“佛教圣地”来膜拜。
鸡鸣寺碑刻中的“国民政府还都拥护和平纪念日”，“吴兴褚民谊撰并书”
抗战胜利后，褚民谊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而为他设计三藏塔的建筑师张静波却在台湾继续自己的建筑事业，为蒋介石一方塑造了金门众多著名的地标建筑，却可能因与伪政权合作过而无法留下自己的名字。侵华日军的暴行、汉奸的助纣为虐早有历史定论，然而如果身为张静波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又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沉重的问题未必有标准答案，但如果今后参观这些建筑的人都能如此扪心自问，我们才能说真正利用好了这些“负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