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不在公众号上发已经在学术书刊上发表过的东西，但这次是个例外。本文里的大部分内容基于我最近在Built Heritage (《建成遗产》)上发表的论文‘When concrete was considere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crisis,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and the prefabricated concrete rural house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61 to the 1980s’，虽然刊物并不高级，但我感觉这应该是我写过最好玩的东西之一，绝对值得把它放到公众号上跟更多人见面。
我这篇文章写的是一批“水泥仿木”的民居。“水泥仿木”这个事情，在官方或外国人投资的“中国固有式”大建筑上出现的不晚，早在1910年代末的北京协和医院上就出现了水泥仿木斗拱。不过民国时期民间建筑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在潮汕地区曾有一批非常精细的水泥仿木祠堂，上海、浙江地区也曾有水泥仿木的大殿、楼阁等。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水泥仿木结构的房子，当时称为“水泥农房”或“装配式农房”，并非祠堂、大殿等高级建筑，而是最普通的农村民居；之所以使用水泥的原因，也不是因为防火或显得洋气，而是一个更直接也更残酷的原因：没有木头了。
江苏地区，无论是苏北还是苏南，在古代都长期建造木结构民居。江苏保存至今的明代民居数量在全国应该都是排行前列的，民国时期成书的《营造法源》更是完全基于苏州地区的民居和园林营造传统。然而《营造法源》也指出，即使是在民国时期，江苏城乡用于建材的木头都完全来源于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四省，在晚清民国时期外国人拍摄的长江照片中也经常出现长江上的大木排顺流而下或是由小火轮拖带运往长江下游的壮观场景，这些木材自然就是长三角尤其是江苏地区建房的材料了。
1931年英国水兵拍摄的武汉附近小火轮拖带大木牌的场景(NanjingYCChen收藏)
为何江苏需要从其他地区如此大量的购买木材？对江苏民居尤其是早期民居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理解：江苏地区在明清时期经济发达，除了普通人建房使用木料外，达官贵人乃至乡间土财主建造大厅堂更是追求“肥梁胖柱”的压迫感；尤其是厅堂的木质大梁，其粗壮程度远远超过结构安全的需要。成百上千年的采伐后，江苏本土的木材在明清时期已经几乎彻底耗尽；即使有从别的省份采购的途径，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这么粗大的木材也再难寻觅。在当时的匠人只得发明了“虚拼”的办法，将多块木材拼成一根大梁，只为求得视觉效果好看。
滁州关帝庙大梁（滁州市博物馆藏）。虽然滁州是安徽的，但与南京接壤，滁州关帝庙的梁架基本完全是晚清南京风格，可见大梁下半部分是整根木料，而上半部分则是好几片木板拼起来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通过上海进口的木头（所谓洋松）也是国内使用的建筑木料的一大来源，尤其是晚清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比如著名的南京朝天宫（江宁府学）、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和北京天坛祈年殿，全部都是外洋木料所建。换句话说，晚清时期中国各地之所以还能建造这些规模不输前代的大型传统木构殿宇，全部都是近代的世界木材贸易网络为中国传统的木构工艺“续命”的结果。而全中国的木材资源，此时都在逐渐走向枯竭。
上世纪70年代的世界各国年人均木材消耗量统计，最右边是中国。事实上，当时中国年人均木材消耗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三分之一
半个世纪之后，新中国成立，进口的木材来源基本断绝，各种建设又消耗了大量的木材。尤其是“大跃进”和三年灾害以后，不但像古代殿宇和传统大厅堂需要的木材早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普通农村建房所需的木料都难以供应了。60年代初，逐渐从“大跃进”中恢复的江苏农村，建房成为头等大事；那时的建筑师们，把如何用现代建材为农民建房提上了议事日程。当下流行“设计下乡”，而那时江苏的建筑资料中已经经常提及“技术下乡”了。
然而那时的建筑师手头能参考的资料是相当有限的，主要是苏联、波兰、东德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混凝土装配式农房设计。而这些东欧的混凝土农房基于欧洲的建房传统，几乎全部采用了桁架或三角形屋架。结果，基于三角形屋架的设计出现之后，只在一个地区受到广泛欢迎——徐州。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与江苏其他地方不同，徐州地区（以及与其接壤的鲁南地区）本身就有建造墙体承重的“金字架”民居的传统，至今在宿迁、徐州甚至济南的传统建筑里都不难见到“金字架”的案例。“金字架”与西式的三角形桁架非常相似，对于建造了上百年“金字架”民居的徐州农民来说，水泥桁架不就是水泥版的“金字架”么！采用模拟欧洲的水泥桁架的民居竟然歪打正着，在徐州地区成为了江苏第一种大获成功的“水泥仿木”民居。同样重要的是，徐州的建筑师们也顺应农民的喜好，除了把木制“金字架”换成了水泥三角桁架、木檩条换成了水泥桁条以外，几乎没对当地传统民居的结构做出任何改变，甚至连农民出于风水原因不愿开北窗的习惯都没有干预，水泥桁架和桁条在60年代初就在徐州获得推广也不难理解了。
徐州本地编印的资料中的60年代初徐州的水泥桁架农房
《建筑学报》刊登的60年代初徐州的水泥桁架农房轴测图，改绘之后看起来“现代”了许多，但也掩饰了原始设计中大量基于徐州传统民居的做法
徐州户部山传统民居中的“金字架”（沧浪拍摄）。是不是跟水泥桁架一模一样......
然而在更南部的宁镇扬地区，麻烦就更大了：这里原本就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木构体系，无论是徐州的“金字架”还是欧洲来的水泥桁架，都入不了农民的法眼。南京周边最早的“水泥农房”工程在六合县（今六合区）的八百桥镇，是金牛山水库（金牛湖）的移民安置工程，竟然完全是南京市区的施工队建造的。那时专业施工力量有限，当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建“新农村”，而且还面临着即使建了农民也未必接受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只有把徐州的“歪打正着”作为经验，设计真正的水泥仿木农房。
比较典型的南京农村传统民居结构（摄于江宁秣陵镇）
最初建造在六合八百桥的“水泥农房”大概就是这个样
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虽然耗费木材，但即使在20世纪也仍然有些先进之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传统木构实际上是一种装配式建筑，拆装都很方便。而民国时期的各种混凝土建筑、包括各种水泥仿木建筑，全部都是现浇混凝土，恰恰失去了传统木构的真正优势。幸而到了60年代初，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已经随着苏联的技术输入而被逐渐了解，各地在设计农房之初便确立了参考传统木构的“装配式”方向。
1964年的“丁种装配式农村房屋”
然而方向对了并不能直接获得成功，南京地区一些早期水泥农房方案今天看来实在让人难以评价。比如上面这张图，就是江苏省基本建设局南京二公司综合加工厂1964年设计的“丁种装配式农村房屋”。这种设计堪称是“仿了传统木构却又没完全仿”，梁架并不是用榫卯结构连接，而是用钢丝网水泥板代替大梁钉在柱子上形成的；这种房屋不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终于，经过反复的尝试，南京地区的第一座真正成功的装配式水泥仿木民居，终于在江宁县其林门（现属栖霞区）为当地农民周广根建造成功了。
《建筑学报》刊登的周广根住宅外观和梁架照片
“周广根住宅”是个双赢的方案：对于建筑师和施工队/水泥制品厂来说，他们只需要设计制造标准化的水泥预制件卖给农民，农民经过少量技术指导就能自己搭建屋架、自己砌墙建房；而对农民来说，他们终于获得了无论是造型上还是结构上都比较接近于传统木构架的混凝土梁架，终于可以以更低廉的成本建造熟悉又体面的“传统木结构民居”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设计不流行都难。
“周广根住宅”的梁架图纸和连接部分的结构
的确，现在仍然能见到为数不少的类似“周广根住宅”的农房，不过不是在江宁区，而是在六合：我2021年曾到六合八百桥镇试图寻找当年最初的一批水泥农房，然而并无所获；不过歪打正着的是，我竟然找到了一大批非常类似于“周广根住宅”的房屋，大多建于70年代，也是我在江苏各地找到的水泥仿木民居中年代比较早的一批。这些房子除了单步梁是木制、童柱与双步梁连成一体而非与单步梁连接等细节外，几乎就是“周广根住宅”的翻版。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现实中的遗物符合若节，实在是让人兴奋的。
六合八百桥现存的类似“周广根住宅”的装配式水泥仿木民居
然而江苏人（当然还有中国许多其他地方的居民）对传统木构建筑的执念并不是这么容易被打破的。在江苏各地，包括江宁、靖江、泰兴、东台等地的农村我都找到了大多建于80年代的木梁水泥柱的传统木构民居。这种水泥+木的混合结构在官方史料中缺乏记载，但在现实的农村民居中却相当常见，他们也是类似“周广根住宅”的装配式水泥仿木民居的衍生品。
靖泰地区的水泥柱传统木构民居（陆溪拍摄）
江宁上峰镇的水泥柱传统木构民居
其中江宁上峰镇的这座民居相当有趣：大部分木梁水泥柱的传统民居都与传统木构建筑一样使用榫卯结构，然而仔细观察这座民居的木制双步梁，竟然是搭接在中间的方形水泥柱里深伸出的铁片上再用粗铁丝拉结的。这种连接方式在五六十年代流入中国的东欧装配式农村住宅图纸中非常常见，“周广根住宅”的水泥双步梁与水泥柱也是用类似方法连接。而在这座民居里，虽然双步梁再次变回了木制，它与水泥柱的连接方式仍然与“周广根住宅”相同，充分说明了60年代初“技术下乡”久远的影响力。
当然，从90年代（有些地区要到21世纪初）开始，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南京周边和苏北地区的农村民居也逐渐受到苏南和上海的“小洋楼”的影响，砖混结构的多层住宅终于取代千百年历史的木构建筑成为时髦；而木材也从80年代的“一木难求”变成了只有在充当脚手架和混凝土模板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而五花八门的水泥仿木民居，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今天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人们，却早已忘却了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不知多少地方以打造“仿古街区”为名，大量购买进口木材建造巨大丑陋的“仿古建筑”。在国际上，“可持续木构建筑”也乘“绿色建筑”之风而卷土重来；这股风潮也逐渐吹进国内，丝毫不顾及仅仅半个多世纪前，森林和木材枯竭的环境现实恰恰是促使中国人不得不抛弃传承千年的木构建筑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当下的“可持续木构建筑”，更不是在为造成众多环境问题的水泥和混凝土摇旗呐喊。的确，当前江苏的环境与明清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曾经几乎不产竹木的苏北平原，而今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速生杨树生产基地。而古人仅仅追求外观的“虚拼”技术，今天也被各种叠合木、叠合竹(laminated timber/bamboo)结构所取代，以真正环保的本土木材、竹材复兴竹木结构建筑绝非不可能之事。然而，当今的各种所谓“木构建筑”却更多只是“一阵风”的潮流：且不论那些“仿古建筑”、“仿古街区”消耗的多是来源不明的进口木材甚至可能是雨林木材，就算是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所谓有资质的“可持续木材”，就真的对环境有利吗？不说长途海运造成的碳排放，光是2023年夏天的加拿大森林大火，就向大气层排放了超过11亿吨温室气体。
木构建筑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传统，但在明清以来，富裕的江浙地区对这种“传统”的追求却让整个中国的森林资源逐渐走向枯竭；到了晚清时期，大型传统木构建筑的建造完全依赖进口木材才得以不绝如缕。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技术下乡”和装配式的水泥仿木传统民居的出现，却分明证明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完全可以借助新的材料涅槃重生。今天的江苏，重新拥有了本土的竹木产业，也有了更多了技术选择。然而，“与古为新”之路，还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