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际局势复杂、疫情多点散发等多方面压力之下，数字经济凸显出经济“稳定器”“加速器”的作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除规模的快速扩大外，数字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引发了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五年间，数字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行业边界日益模糊，颠覆与创新成为常态，我国产业数字化占比已达到81.7%，数字技术将进一步与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深度渗透和广泛融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必须迈过的坎，每个产业、每个企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往前走。”而企业效率的提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时。

企业效率是反映微观经济活动质量的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效率间的关系有助于更深刻揭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化变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针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戚聿东 等（2020）从理论角度指出数字化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消费者数据和生产数据优化自身的决策和生产销售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强化企业竞争力。赵宸宇 等（2021）、武常岐 等（2022）从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他们仅仅采用了制造行业数据，其研究结论在广泛应用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刘淑春 等（2021）探讨了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的项目投入对数字化项目产出效率的影响，即企业推行数字化管理所产生的整体投入产出效率。研究发现，在数字化变革过程中，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且两者的投入对数字化效益的影响会随时间而变化。还有不少学者从企业绩效角度展开研究，已有研究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消费者需求信息捕捉能力（Singh et al.,2020）、降低信息收集成本（Hansen et al.,2015）、提高企业市场地位（Dimitrov，2016），为客户创造新价值，继而提升组织绩效。与之相反，Hajli et al.（2015）的研究发现，只有部分企业从数字化转型中获得绩效。戚聿东 等（2020）发现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管理活动和销售活动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这两条路径的影响相互抵消，导致数字化程度对总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我们发现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效率提升方面的研究仍有空缺，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且更多地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角度探讨，尚未有研究从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探讨数字化给企业效率带来的影响。

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以运营效率作为切入点，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20年的年度观测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的内在机理，并从实证角度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引入产权性质、研发投入等变量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这有利于更全面地揭示数字经济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后果。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1）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高质量发展是企业向更高形态的演进过程，其核心发展逻辑在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黄速建 等，2018）。本文通过探究数字化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从微观主体角度挖掘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2）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以往关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决策（陈冬梅 等，2020）、企业分工（袁淳 等，2021）、组织结构（刘政 等，2020）、资本市场表现（吴非 等，2021）、全要素生产率（赵宸宇 等，2021；武常岐 等，2022）等角度展开。然而，关于企业数字化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较为稀缺。部分研究，比如赵宸宇 等（2021）研究了数字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刘淑春 等（2021）探讨了管理数字化变革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本文则基于企业运营效率进行分析，进一步补充了现有研究文献。

一般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是数字化的核心（韩峰 等，2024；肖红军 等，2024；吴非 等，2021；韩向东 等，2021）。企业数字化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收集、处理信息，将数据要素投入生产运营中。 

企业运营效率能够反映企业对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由此形成企业目标所预期的产出和收益。数字化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体现为数字化能够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资源的生产、管理、交易进行全方位升级重构，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有效地提高企业管理、利用其掌控资源的能力，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在生产活动方面，数字化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传统工业技术相比，数字技术能够更加系统、精准地捕捉企业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数据运算和信息加工，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数据要素投入生产，能够优化原有的生产经营流程。比如，能够使得生产线的调整更加灵活，实现更加精细化、柔性化的生产，能够更加灵活地生产出用户需要的产品（戚聿东 等，2020）。

在管理活动方面，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IT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企业的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能力，提高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从而增强企业对运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洞察力，更好地制定运营管理决策、提高效率（陈剑 等，2020）。一方面，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内控水平，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内部控制是监督企业良好运行、保障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无效的内部控制不仅会导致更大的信息风险，而且增加了经理和其他员工盗用企业资源的可能性，导致企业效率的低下（Lambert et al.,2007；林润辉 等，2005）。而企业数字化能够全方位提升内控各个环节的效率与敏捷性，动态实现对企业与环境交互中的风险捕捉、识别以及管理决策的动态反馈与评估，提高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效率和决策互动动态性，提高企业内控信息披露水平，进一步强化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空间（肖红军 等，2024）。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降低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形成以来，企业与股东、高管与董事会等形成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成为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下的突出问题（Jensen et al.，2019）。管理人为获取自身利润最大化，做出有损企业利益的行为，导致企业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股东利益和企业运营效率降低（李正图，2020）。而企业数字化能够大大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互动成本，降低企业受机会主义驱动的盈余管理倾向，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肖红军 等，2024），从而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在交易活动方面，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企业建立的ERP（企业资源计划）、SCM（供应链管理）和eBusiness（电子商务）等系统能够提高企业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能力，有效地降低企业内部和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刘杰，2019），进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企业收集追踪来自外部的实时数据，并进行分析和处理，调整交易活动，实现企业市场交易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效率。比如，Pisano et al.（2015）认为，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分享经济模式能够实现传统服务供需的瞬时精准匹配，提升传统服务业的个性化和精准化程度。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其他条件不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家使命构成国有企业的存在理由，国有企业成为履行国家使命的重要功能载体（戚聿东 等，2021）。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轨期。作为国之重器，国有企业需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动把握和引领数字化变革趋势，引领和带动我国经济在这轮转型变革中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效率的提升。效率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提高效率是改革的核心目标（常蕊，2022）。相关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基于早期数据的研究得出了国有企业微观效率较低的主要结论（姚洋，1998；吴延兵，2012）。基于较新数据和分类比较的研究发现，随着代理成本的下降和竞争压力的上升，国有企业技术效率出现了显著的追赶趋势，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效率无差异，甚至效率高于其他企业（孔东民 等，2014；洪功翔，2010；张晨 等，2011）。当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策号召、适应行业竞争和市场需要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电网、中国石油、华侨城等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矢志拼搏、锐意进取（戚聿东 等，2021），为数字化转型工作奠定了良好开局。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提升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需要大量的投入、大范围应用数字技术、大规模投资智能制造以及搭建现代化信息系统。拥有资金、规模、科研以及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特点，实现数字化战略与企业比较优势的有机结合，有效弥补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李政 等，2014）。

其次，数字化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存在的“大企业病”问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一些国有企业患上了严重的“大企业病”，机构臃肿、决策缓慢、官僚文化、行动僵化、协调困难，出现严重的“X非效率”现象（黄速建 等，2018；陶爱萍 等，2024）。随着IT技术的发展，企业建立的ERP、SCM和eBusiness等系统能够提高企业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能力（刘杰，2019）。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能够缓解因为代理问题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通过构建泛在互联、共享互补的数据与信息生态，有利于打破企业内部各团队、系统、流程和业务之间的“信息孤岛”，使各部分成为一个协调运作的有机整体，能够缓解国有企业机构臃肿、决策缓慢、协调困难等问题。

再次，尽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是国有企业可能面临着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监督职能是通过层层委托代理人来执行的，这产生了多级的委托代理链条，所有者更难以对经营者进行直接监督。而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企业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能力得到提升，大大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互动成本，这使得监督和控制变得更加容易，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其他条件不变，相比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创新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研发投入体现了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是企业取得创新成果的必要条件。长远来看，创新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更多的超额利润和更高的市场价值（黎文靖 等，2016），但由于创新项目失败率高、资金需求大、周期长（ Holmstrom，1989），从代理问题角度看，开展创新活动可能会损害经理人的短期利益，耗费经理人更多的私人成本。因此，代理问题较严重的企业，创新意愿往往不强，研发投入较低。同时，Fagerberg et al.（2005）指出，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资源的有效组织和整合，即高效的企业管理。管理效率高的企业能更好地依据自身情况整合资源，做出最优生产投入决策（Lev et al.2005；毛其淋，2019）。根据上述分析，相比高研发投入的企业，低研发投入的企业可能面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更低效率的企业管理。

数字化催生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使得信息不易扭曲且难以丢失。随着数字技术在现代企业获得普及，数字技术赋予的管理思想和内部控制方法被嵌入企业日常运营，使得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等管理过程更加透明（Goldfarb et al.2019），这有利于缓解代理问题。不仅如此，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促进企业内外部信息交流、降低监控和追责成本、减少失误和犯错概率、提升企业规划能力和反馈速度，从而改善管理效率（付剑茹 等，2022）。低研发投入的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受信息获取、信息传递以及信息处理效率的制约更强。在低研发投入的企业中，数字化更能够弥补企业原来的缺陷，缓解代理问题，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低研发投入的企业中，数字化提高运营效率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其他条件不变，相比创新性强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性弱的企业运营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本研究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年至2020年的年度观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ST类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3267家上市公司共计2250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本研究采用的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以及互联网和通讯业相关服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为了缓解离群值的不利影响，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运营效率（Efficiency）

本文主要考察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参考Ang et al.（2000）、雷海民 等（2012）的研究，选择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TAT）。非流动资产是企业中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具有占用资金多、周转速度慢、变现能力差等特点，提高这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对企业而言意义重大，本文进一步考察非流动资产周转率（NCAT）。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DIGI）

本文参考肖红军 等（2024）、吴非 等（2021）的研究，基于文本挖掘的视角测度企业数字化水平。基于CSMAR数据库，首先，本文统计企业年报全文中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细分指标的数字化词频，并加总得到与“数字化”有关的总关键词频数；其次，本文将数字化总关键词频数加1后取对数，即ln（“数字化”关键词频数+1），以此来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Ldigital）。此外，考虑到企业年报长度对数字化关键词词频数的影响，参考袁淳 等（2021）的研究，本文还采用如下方法测量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提取得到数字化关键词频数后，将频数总和除以年报MD&A部分文本长度，得到数字化程度指标（DigitalR）。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企业年龄、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产权性质等可能影响企业运营效率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本研究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为公司，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Efficiencyit代表企业的运营效率，选择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非流动资产周转率。核心解释变量DIGIit代表企业的数字化水平，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衡量。Controlsit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构建方法见表1。为了控制宏观因素和行业因素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我们在方程中加入省份固定效应μP、行业固定效应δI和年份固定效应λY。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在回归分析中对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TAT的均值为0.6346，表明平均而言，营业收入为平均资产总额的0.6346倍。NCAT的均值为2.2288，表明平均而言，营业收入为平均非流动资产总额的2.2288倍。解释变量中，Ldigital的均值为1.4099，标准差为1.3759。DigitalR的均值为0.0006，标准差为0.0011，说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两者的平均值均大于中位数，这表明部分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较高，拉升了整体数字化水平。表2的结果同样显示，在样本中，大约33.6%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大约66.4%的企业是非国有企业。

（二）回归分析

表3展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2）列使用总资产周转率（TAT）作为被解释变量，第（3）（4）列使用非流动资产周转率（NCAT）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使用Ldigital、DigitalR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发现：（1）（2）列中Ldigital与Digital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3）（4）列中Ldigital与DigitalR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零假设检验，说明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非流动资产周转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由此，本文的假设1得到证实，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运营效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同时非流动资产周转率的结果证明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利用率有较大提升作用，体现了数字化较强的现实意义。数字化有助于将企业内部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进行有效集成，对企业组织结构、生产模式和运营模式进行升级重构，有效地提高企业管理、利用其掌控资源的能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同时，互联网技术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应用与实现，企业可以通过共享的方式提高闲置（低效）资源的使用效率（赵璨，2020）。对于企业内原本流动性较低的资源，数字化提升效率的边际效果更大。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

本文采用不同测量指标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考虑到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将上述“数字化”关键词披露次数除以当年行业均值，得到经行业均值调整的相对数字化水平（DigitalM）。回归结果见表4，第（1）（2）列分别显示了TAT、NCAT对DigitalM的回归，结果表明，DigitalM与TAT、NCAT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前文的结果相符，进一步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2.滞后一年回归

考虑对模型（1）的回归。由于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第一年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影响的是第二年的企业运营效率，采用滞后一年回归的方式较能契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考虑采用滞后一年的方式进行回归。表4的第（3）至第（6）列展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

3.内生性检验

（四）异质性分析

在前面的检验中，本文基于全样本视角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结合假设2及假设3的分析，本文从产权性质与研发投入两个角度检验企业数字化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参考连玉君 等（2017）的做法，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

1.产权性质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数字化均显著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但是对国有企业的提升作用更大。该结果与假设2相符。一方面，国有企业依靠资金、规模、科研以及政策优势，更能发挥数字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本身受“大企业病”的影响更大，由于委托代理链条更长，委托代理问题更严重，数字化提升运营效率作用更大。

2.创新性水平差异

本文根据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值，将企业分为高研发投入组和低研发投入组，回归结果见表7。无论是高研发投入企业还是低研发投入企业，数字化均显著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但是对低研发投入企业提升作用更大。该结果与假设3相符。在低研发投入的企业中，数字化更能够弥补企业原来的缺陷，缓解代理问题，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在低研发投入的企业中，数字化提高运营效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生产活动、管理活动和交易活动多条路径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特别是，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中占用资金多、周转速度慢、变现能力差的非流动性资产的利用效率。第二，由于国有企业具有资金、科研以及政策优势，且存在更严重的“大企业病”和委托代理问题，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的效果更为显著。第三，由于创新性较低的企业受信息获取、信息传递以及信息处理效率制约的影响较强，企业数字化更能够弥补企业原来的缺陷，缓解代理问题，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相比创新性较强的企业，创新性较低的企业数字化提高运营效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和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显著提升作用，尤其是数字化转型对提升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利用效率的强大推动作用，积极顺应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从资金支持、提供服务等方面加大数字化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企业的相关政策倾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利好。

第二，针对数字化转型影响运营效率的异质性特点，政府应加大对国有企业和创新性弱的企业的扶持力度，出台具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鼓励国有企业和创新性弱的企业加快数字科技与产品、组织结构的深度融合，完成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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