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盛 谢贵安
来源：“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学术研究》2024年第7期
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分期、内容体系、书写模式、学术流派、学科体系等均有关注，并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产生，但从知识传播角度探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概念形成、演变及传播过程的研究，尚较为欠缺。事实上，“中国近代史”概念，对外经历了与“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概念的并用和竞争，对内经历了“近代化”模式和“革命”模式两种定义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分途并进和交叉互摄的传播状况。本文拟对此做一详细探讨，以揭示“中国近代史”概念形成的复杂过程。
一、“中国近代史”概念的产生
“中国近代史”在今天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是以鸦片战争为上限，以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结束为下限，讨论在世界背景下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命运和反抗压迫、努力实现近代化的奋斗过程。然而，从史学史视角进行观察，“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其范围、内容和观念都是在对比、讨论、争辩过程中逐步取得相对一致的。
“中国近代史”是空间与时间相结合的概念，其时间构成要素是“近代”。“近代”本是汉语名词，最早出现在东晋葛洪《抱朴子·汉过》中：“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也。”然而，近代（晚清民国）的“近代”一词是比附西方modern概念而来的。
在“近代”概念流行之前，中国学界流行的概念是“近世”。这主要是因为晚清学制改革后一时缺乏教科书、于是直接将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中国导致的。日本的教科书将日本学者翻译西方modern的汉语词汇“近世”引进教材，一时间，仿照日本教科书的中国人写的教科书也普遍使用“近世”概念，不仅在通史中将“近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出现了许多“中国近世史”的著作。然而，从日本引进的“近世”概念也是不确定的，其上限和下限在不断地变动。西方的modern一般始于11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日本内藤湖南学派便将时间上大致对应的北宋视为“东洋的近世”。但桑原骘藏却将“近世”的上限从宋代向后推迟到明清“欧人东渐时代”。受此影响，梁启超于1901年将中国史的近世概念也向后延迟，定在乾隆末至清末，指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是“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职是之故，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使用“近世”概念，而甚少使用“近代”概念。直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留学欧美的学人取代留日学人，“近代”一词用例增多，“近世”与“近代”被混同使用。至40年代“近世”一词的用例逐渐减少，书名几乎皆用“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留学欧美的罗家伦（字志希）、蒋廷黻等人率先提出和使用的。1925年8月游学德国的罗家伦致信蔡元培，自述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饶有兴味，认为“将来为中国近代史之著述，北京更为材料之策源地”，因此打算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教。正是在这封信中，罗家伦率先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1926年3月28日，罗家伦又给他的未婚妻张维桢写信，称她“能对于中国近代史留意用功甚好”，因为“这是知识界一片极富于收获的领土，但是还没有人去开垦”，并声称自己“就是想借这范围内的工作，以为中国史界成一大革命事业的人”。他建议未婚妻留美时先奠定西洋史的基础，“将来从此转入中国近代史，则欧洲近代史更有补助”。与罗家伦同为哥伦比亚大学同学的蒋廷黻，也使用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蒋廷黻1923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从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与教学，撰有油印本《近代外交史辑要》讲义。
罗家伦不仅率先提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而且还进行了相关界定，对其研究意义及态度、历史分期和史料搜集进行了论述。1928年罗家伦履新清华校长伊始，曾受邻校燕京大学的历史学会邀请，做过《怎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演讲，清楚地指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现实意义，就是“研究近代史除了学术的获得外”，还负有“指导民族发展的使命”；并称“近代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即对抗时期、屈伏时期、乞怜时期和革命时期。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需要做到诚实客观，不存偏见地求得历史上的“真事实”。要把列强当被告，把中国当原告，同时“也得将第三者方面的证据，一并注意到，然后你所下的判断，才不至于有错误的地方”。之后，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梳理研究近代史所需的史料，分中国和外国两个方面，提出从官书、时人记载、禁书、专家著述、报章记载甚至实物等各方面加以搜集、整理和应用。除了标题外，他在正文中也使用了“中国近代史”一词：“其他各国的档案，也有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字。”
留欧归国的傅斯年也明确使用过“中国近代史”概念。1928年5月5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在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在《致蔡元培、杨杏佛》中提出，计划“搜集外国人对于中国近代史之一切材料”。在拟招聘的人员中，就有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俞大维（大维所读近代外交史史料及太平天国之外人记载，并世无双）……罗家伦（斯年甚愿志希修近代史之计划，有心成之）。”
在“中国近代史”概念使用的前后，“近代中国（通）史”的概念也被使用过。罗家伦在1925年5月20日给张维桢的信中曾使用过“近代中国通史”的提法，“以科学方法、哲学眼光、文学手段，融合来写……近代中国通史是与世界关系分不开的，所以近来专看英、德、法各国有关系之材料，在中国所不能得的”。后来其弟子郭廷以的著作亦以《近代中国史》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8月和1943年3月分别出版其第1册和第2册。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的卷首，采用了乃师罗家伦的文章《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作为“引论”。郭廷以使用的“近代中国史”的概念，又影响到金兆梓，后者在1947年10月也出版了《近代中国史》。金著与当时通行的“中国近代史”相似，上限是鸦片战争，下限是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是空间在前，时间在后，但改变一下词序，也并不影响其内涵。
随着“中国近代史”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概念和词汇，有学者开始在“中国近代史”概念上增加外延，使其概念内涵缩小，指向性更加细密，由此导致更专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问世。如1933年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的朱其华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1947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吕清培编的《中国近代史表解》，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印行的王文杰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等，均是在“中国近代史”概念上加入外延“社会”“表解”和“教案”而成的，使讨论的问题变得更加细小而专深。
二、“中国近代史”与其他同类概念的并用
“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形成是在“近代史”概念基础上，加上空间要素而成的结果。其出现、流行并最终成为该概念所代表的专门学科，并非理所当然，因为当时还曾存在过两个同类概念，一个是“中国近世史”，一个是“中国近百年史”。这三个概念的描述对象和内容，大致相同。一般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叙述到民国时代，即近百年的时间；部分“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代史”则上溯至明中叶或明清之际。
“中国近世史”概念出现较“中国近代史”要早。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国近世史”作为书名，最早出现在1909年。当时北洋官书局出版了陈光宪的《中国近世史》，同时北京的汉英图书馆也出版了该书。稍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陆光宇撰写了著作《中国近世史（清初至民国最近）》，1926年由北京的文化学社正式出版。就在稍早和同时，文化学社还出版了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4册（首倡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前两册于1925年出版，后两册于1926年出版。从此以后，“中国近世史”的概念，随着同名著作的大量出版以及作为法定的课程名称，在全国广泛传播。
“中国近百年史”概念出现也较早，已知最早使用该词并作为书名的是1924年李泰棻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上中下3册。1926年，左舜生出版了《中国近百年史料》上下册。此后，以“中国近百年史”为名的著作大量产生，成为20世纪20—30年代十分流行的学术概念。1936年上海大众书局还出版了一套以“中国近百年史少年丛书”为名的书系。
“中国近代史”概念自罗家伦最先提出后，为部分学者接受并开始使用。1926年，吕思勉在其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中首次以此词汇作为书名。当时这一概念并非固定的专有名词，因此一些著作在使用时，或增字，或减字。如1926年，上海沪江大学历史政治系印行的阎人俊的《中国近代历史讲义》，就增加了“历”字；印水心、杨燧城等编写的《评注近代史读本》（上中下三册），则减少了“中国”二字。但这并不影响其真实的涵义。
早期的“中国近代史”概念不仅词汇不固定，而且常与当时盛行的“中国近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概念相兼用，甚至混用。1925年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概念的罗家伦，于该年5月25日致信张元济，表示自己近十年立志为中国写一部“科学的历史”，后来“进一步缩小为中国近三百年史”，最近觉得“时间太长，内容太复杂，材料一方面虽多，一方面又不足，于是乃缩成中国近百年通史之计划”。并打算编辑一种《近百年史料丛刊》。1926年6月，罗家伦归国之际说：“我现在认定为中国民族写一部近百年史，是我终身的事业，其余皆系附属。”可见，罗家伦是将“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近代史”概念相混用的。吕思勉也是最先使用“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学者之一，在著作中他同样常将近世与近代混用。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史》中，他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等8章，不仅使用了“近代”概念，也使用了“近世”概念。他于1926年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书名用的是“中国近代史”，但在绪论中仍然用“近世史”的概念：“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毛泽东也兼用“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百年史”。1939年1月，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1941年，他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民国学者在撰写中国近代历史著作时，使用书名便也出现混用情况，同一个作者有时候用“中国近世史”为书名，有时候用“中国近百年史”为书名，有时候则用“中国近代史”的名称。如孟世杰既写过《中国最近世史》，又写过《中国近百年史》；吕见平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读本》，又被王卓武称为《中国近百年史读本》。郭廷以既写过《近代中国史》，又编过《中国近百年大事表》。左舜生既编过《中国近百年史料》，又撰过《中国近代史四讲》。吕思勉既写过《中国近代史讲义》，又写过《中国近世史前编》，称“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还写过《中国近百年史概论》。于此可见当时三个概念混用之常态。因此有学者指出：“当时学界对于‘近世’、‘近代’的使用虽有微妙的变化，却并无严格界定和区分。二者皆体现着‘近代性’的基本内涵，其共同点在于均表示在历史时间脉络中接近历史编写者当下的历史时期，约略等同于西方史家的‘Modern history’。”
三、“中国近代史”概念后来居上及其原因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的混用情况并未延续很久，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国近百年史”除了张健甫、曹伯韩、李天随和陶官云等人还使用并作为书名外，已经很少见到以这一名称命名的图书了。“中国近世史”也是如此，除了陆军军官学校、李絜非外，40年代后也很难见到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命名的出版物了。只有“中国近代史”概念一枝独秀。
下面我们将以“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近代史”三种概念命名的著作的出版数量、分布年代和所占比例加以比较，以窥“中国近代史”迅速发展之轨迹。
根据上表可见，以“中国近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为名称的著作的出现，呈抛物线形状，惟有以“中国近代史”为名称的著作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几乎是成倍增长。那么，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概念会后来居上呢？细究起来，可发现“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概念之间的消长和沉浮，与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异有密切的关系。
其一，“中国近代史”内容厚重，学术性强，故越来越多的人将它作为学科的名称，从而受到重视。“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世史”都比较学术化，而“中国近百年史”比较通俗化；前二者用于大学教科书和学术专著之名，后者用于中学课本和知识读物之名。在民国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常出现将“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代史”改成“中国近百年史”的现象，这种改编往往是对著述进行压缩或删削，使其由厚变薄，由深入浅。如徐澄的《中国近百年史》中华书局1936年第3版时，被纳入《民众常识丛书》之中，被人标注为“通俗读物”。孟世杰将其1926年出版的《中国最近世史》，于1935年5月改编成了较为通俗的《中国近百年史》。高博彦任教南开中学时，为了适应中国近世史课程课时量减少的需要，将其同学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删繁就简，提要钩玄”，改编成教材《中国近百年史纲要》。陈恭禄自述其著作写成后，“初拟命名《中国近百年史》，而坊间书用此名者甚多，免相混乱，改称《中国近代史》”。后来，为使其《中国近代史》更加简洁通俗，能被“中学生及一般人士”所接受，便改编为另一部书，取名《中国近百年史》出版。显然，在这些学者心中，“中国近代史”概念下的著作更具有学术价值，而“中国近百年史”更为通俗，易被大众接受。因此，学术界日益重视学术性更强的“中国近代史”，最终将它作为本领域的专有名称和学科名称。
其二，“中国近代史”概念打破了王朝界限，跨越清民两代，能够涵盖不断变化和扩展的近代历史的内容，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与此不同，“中国近百年史”概念中的时间限制过于精确，缺乏弹性。它是以时间轴的当下为止点，向前追溯100年左右。由于其下限固定，因此当时间继续流淌时，“百年”就很难概括其动态发展的历程，陷于尴尬境地，于是被迫放弃。而“中国近代史”上下限则皆可伸展，多数情况是从上限固定（一般为鸦片战争），下限自由延伸（或延伸至清末1911年，或延伸至1919年，或延伸至抗日战争，或延伸至1949年）。显然，作为学科概念，“中国近代史”更为适用。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然以鸦片战争为真正的开始，但却是从明季开始追溯和铺垫，已超过了“百年”之期。他对于为什么书名叫“中国近代史”做了解释：“近代二字，本无确定界说（史期区分，原极牵强，不过因其便利而已）。史家划分史期，常不相同。愚意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作一时期似较便利，且书内容不限于百年内之史迹，故定名曰中国近代史。”内容不限于“百年”之内，也就是说，百年不能笼括书中内容的时段，只有用“中国近代史”概念才更为合适。因此，“中国近百年史”的概念越往后，越无法与“中国近代史”相对等，相媲美。
其三，“中国近代史”受“近代”与“近世”概念差异的影响，而最终取代了“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世史”与“中国近代史”之间本来比较接近，甚至常相混用，但日语中的“近世”与“近代”却存在区别，致二者呈现消长之势。日本史学中“近世”一词出现于江户时代（1603—1867），原是当时人自指，即“最近时代”之义。明治维新之后，“近世”所指时代仍为江户时代，其涵义则与近代对立。加上内藤湖南学派将“近世”上限推至宋代，使“近世”这一概念整体前移，导致后人更倾向于用“近代”来指代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虽然晚清教科书将“中国近世史”概念引进中国时，其涵义与中国近代史无实质性区别，但是近世的概念毕竟倾向于向前延伸，人们不得不将偏向于近代部分的历史加上“最”字，称为“最近世史”，如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和李泰棻的《中国最近世史》（也称为《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便是从道光时期开始叙述的，孟书甚至直接将鸦片战争作为“最近世史”的开端。由于“近世”概念界定的分歧，用“近代”取代“近世”便顺理成章。随着民国时前往欧美留学的学生大批回国，改变了经由日本传入学术的风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近代”对译modern，弃“近世”而改用“近代”。如罗家伦、蒋廷黻等多用“近代”一词。傅斯年1918年在北大读书时所撰《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介绍了西洋历史“上世”“中世”“近世”的分期法，他虽批评中国学者照搬日本学者的做法，但在概念上仍然用的是具有日文气息的“近世”概念。而留学欧洲归国后，傅斯年在著述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近代”一词。如他在1927年所撰、1928年改订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拟目及说明》中，就使用了“近代文学”一词。他阐述说，六艺与载籍、金骨刻文等具有同等价值，“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这种重“近代”词汇的风潮，难免影响到学者们弃“中国近世史”而取“中国近代史”的倾向。如陈祖源在苏州任教时撰成《中国近世史》二册，书名是具有日语特色的概念。他于1929年秋赴法国进修，1932年回国后受聘武汉大学，虽讲授中国近世史，但将编写的讲义改名为《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概念除了与“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概念的细微差别导致其“胜出”外，还受到两次来自外部社会力量的助力，最终成为流行最广的概念：一是“中国近代史”概念顺应了当时“近代化”大讨论的潮流，从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应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热潮，时人经常将“现代化”等同于“近代化”，从而大大地增加了“近代”一词的使用频率，强化了“近代”一词对学界的影响。1938年蒋廷黻之所以使用《中国近代史》为书名，就是其书主要想解决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随后，“近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种书写模式，以致这种模式的书名多用《中国近代史》。二是“中国近代史”概念顺应了苏联学者关于近现代史的分期而迅速流行。苏联学者将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将之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等人受其影响，保留了将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的做法，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近代史”范围向下延续至1945年（成书所在的当下时间），于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别将前后阶段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后来，学者们将近代史的范围延续至1949年，此后的“新中国”历史被称之为“现代史”。由于采用了苏联学者“近代史”的概念，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用《中国近代史》作为著作名称，无论是李鼎声还是范文澜都是如此。随着他们所属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中国近代史便被确立为这一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名称。
由于以上多种原因，“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近世史”的概念被逐渐弃用而被迫“出局”，“中国近代史”的概念不仅被固定下来，而且超越其他同类概念，最终“胜出”，在20世纪后半叶基本上成为该领域惟一的概念和学科名称，相沿不替。
四、“中国近代史”概念的“近代化”与“革命”定义的分歧
在“中国近代史”概念与“中国近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竞争的同时，其内部的含义也发生了分歧，导致两种近代史学体系的分别形成。一种是以罗家伦、蒋廷黻和陈恭禄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及其书写模式，一种是以李鼎声和范文澜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及其书写模式。
自罗家伦和蒋廷黻于1925年首倡“中国近代史”概念后，这一概念就建立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以外交史为引线，叙述清至民国时国家和社会在回应西方冲击时所开展的近代化进程。在中国近代化的叙述中倚重政府和体制，重视精英的力量。这种“近代化”模式有其思想渊源，受到了美国汉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理论和学术影响，无论是留学欧美的罗家伦、蒋廷黻，还是在国内接受欧美教育的陈恭禄（教会金陵大学毕业）等人，皆是如此。与“革命”话语及“革命”模式相比，“近代化”话语是“中国近代史”最早形成的解释和书写模式。
倡导近代化模式的学者中，罗家伦率先从名称、分期、意义、方法、态度等对“中国近代史”概念做过比较详细的界定和论述。在1928年关于怎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演讲基础上，1931年他再次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和意义等做了阐述，指出“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不能割断历史孤立地考察近代史；并确定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是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把中国近代史分为对抗、屈伏、乞怜和革命四个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意义，他认为“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它“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要求”。实际的需要是“指导民族发展的使命”，学术的需要是加深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当时“带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也很多”，但是“学术界却不能认真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严格的讲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建议“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同时详述了研究近代史应该搜集的史料，如中外的档案、官书、禁书、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专家著述、定期刊物及图画等。1930年，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受聘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将新兴的“中国近代史”概念传播到武汉大学。可能是受到罗家伦“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影响，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祖源将其在苏州时出版的《中国近世史》，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由武汉大学印行。另一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周贞亮，也让武汉大学印行了他的《中国近代史》讲义。
1933年，受聘武汉大学的教师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虽未明确阐释“中国近代史”的概念，但在自序中还是有所表露：首先，确定范围。他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将民国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作为结束。其次，指明特殊性。他强调中国“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赜，制度之剧变，生活情况之改易，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其三，强调内容重点。他认为中外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之大事。”其四，讲明方法。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应该重视史料的搜集、考证、辨伪、选择、应用和分析：“搜集原料，及时人纪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五，道明目的。他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最后，阐明研究态度。他反对假“爱国之名”“诋毁外国”的“畸形偏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强调不能“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与罗家伦和陈恭禄相比，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对“中国近代史”概念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在“总论”中强调该书是要解决“中国人能近代化吗”的问题，从而将罗家伦、陈恭禄追求的近代史解释和书写模式贴上了“近代化”的标签。
显然，在罗家伦、陈恭禄和蒋廷黻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一种“近代化”模式的定义：客观研究中外关系，不夸大列强对中国的压迫。重视清朝和国民政府在近代化中的作用，对上层社会和政府的改革、政策抱持相信甚至倚重的态度，如陈著称“国民党有唤起国人之努力，其党自改组以来，成为中国之新势力”，赞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力谋废除不平等条约”；蒋著专立“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和“贯彻总理的遗教”等小标题。对下层群众的反帝运动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如陈著称捻军为“捻匪”，称义和团为“扰乱”等。在“近代化”模式中，去掉了“反帝”（外国列强）和“反封建”（清廷、国民政府）的任务，这与“革命”模式截然不同。
“中国近代史”概念中的另一定义就是“革命”模式。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烈的20世纪30年代，“近代化”模式遇到了“革命”模式的有力挑战。在“社会史论战”中，以唯物史观指导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革命”模式的崛起，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定义及其书写。
1933年，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角度界定“中国近代史”的李鼎声（中共党员），在光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李著正文前是《绪论》，其第一节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概念》，从研究任务、历史分期、范围对象等方面第一次明确地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做了系统界定：“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对于书写范围和书的取名原因，他指出：“本书叙论中国自鸦片战争直至现在社会政治之递嬗变迁，故定名为‘中国近代史’。”对于著作的内容重点，他声称是列强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中国近代史为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本书除了重视“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之外，“取材偏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显然，这个“中国近代史”概念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主题。李鼎声在这部著作中还提出了“半殖民地”概念。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判断以及其他的许多思想，来源于共产国际理论、中共纲领，以及苏联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和米夫任校长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28—1929年间编印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范文澜在延安用“革命”模式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后来居上，与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相比，赋予了更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涵。该书只出版了上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第1分册（1840—1905年，实际上只写到1901年），上编的第2分册（1905—1919年）和下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都没有写成。上编第1分册的主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及中国人民旧式的反抗运动”。其主要内容一是反帝反封建，对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无情揭露，对清政府的腐朽、顽固、盲动和投降行为进行了讥刺和抨击；用“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和“新政破产”等标题，来抵销洋务运动的“成绩”。二是歌颂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使用“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和“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所走的不同路线”等标题，对下层运动予以高度评价，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称之为“太平天国革命”和“对抗瓜分运动的义和团运动”，称反对太平天国等革命的力量为“反革命”。
五、“中国近代史”两种定义及其书写模式的传播
“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自从有了两种不同的界定后，便开始分途传播。这种分途传播现象的背后，有两种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支持。“近代化”模式受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体制的支持，而“革命”模式则受中共及其拥护者的支持。
以“近代化”模式来界定“中国近代史”概念的陈恭禄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后，在民国体制内的大学广受好评和赞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后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迅速在各高校被采用或参考，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理论、历史书写和史实评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1935年翰迟撰文将陈著作为新书进行了介绍，称该著“积多年教学之经验，费十年之力”而成，“搜集材料之丰富，记载之翔实，实较已出之其他类似各书更胜一筹”。同年，李衡之声称他遍寻近代史同类书籍以做教材之用，最后“不得不推崇陈恭禄教授的这部《中国近代史》”，并指出了它的四个长处。1936年，江西省立九江女子师范学校的郑绮梅盛赞陈著“内容殊丰富，足供学者参考”。同年，浙江大学的李絜非指出“关于近代史之可读著述，则寥落可数”，而“陈恭禄先生此书晚出，去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读书竞选会，待定大学组必读书籍之一，不胫而走，有洛阳纸贵之感”。并指出陈著“具多方面且高深之常识，有居高鸟瞰之眼光，不囿于环境，饶于同情，取材于可信，笔之以鬯达，然后使读者了然于其嬗变之迹，因果之序，所谓综合史学之为解释作用之其间，实近代史学之一大跃进也”。1937年，正度寒假的光启学会天主教徒赵尔谦“读陈氏史于炉旁，抚今思昔，不禁感慨系之”，盛赞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为九百页之巨著，读之仍兴趣盎然”，“至于态度之公正，批评之严谨，绝无神秘不经之说，所取均正确之史料”，特别是认同陈恭禄关于近百年之天主教案，“其责当由愚民，官吏，教民，教士，负之，而归根于中国之不自振作”的观点，认为“平心论之，陈氏所言决非矫情而实平情之论”。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亦在民国体制内获得广泛好评。一位题名为“戆”的学者指出：“蒋君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对于近代史实及史料有深切的认识。”1941年，沈链之在重庆的《星期评论》上，称赞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近代史”，不像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只选定几个主题来叙述近代历史。并特别指出蒋著外交史的特点：“处处显出著者对于近百年来中国外交史的认识的渊博。”蒋著中对于近代重要历史人物林则徐、李鸿章等人进行了不同于“革命”模式的评价，沈链之认为蒋著评价独到且恰当。蒋著为左翼近代史家所非议的重点，是所谓“客观”看待列强对中国的政策，沈链之则为之做了辩护，并征引蒋著称赞孙中山“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原文。显然，沈链之是站在民国政府立场上来评价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的。1943年，有学者指出，虽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汗牛充栋，但只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却最合标准，恰到妙处，不嫌简短，也不觉冗长，并且叙事扼要清晰，易于了解”。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谷霁光也称赞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对于材料的排列，纲目的分配，以及叙论的配置，可以说十分妥当”。当该书出版后，1941年萧文哲在《三民主义周刊》上发表书评，称蒋廷黻据其《中国近代史》而改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全书立言主旨，在以近百年事实，说明我国图强失败之主要原因，由于守旧而不能彻底接受西洋近代科学文化，力图振作之所致。此种见解之真确……如欲民族复兴，就应迎头赶上，赶紧加强科学运动，发展机械工业，以收补牢之效。蒋著《中国近代史大纲》，以前进眼光，就历史观点，说明我国有此科学化之必要，尤其发人猛省，披读之余，不觉重有感焉。”
就在陈恭禄和蒋廷黻以近代化为视角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学术体系流行之际，以革命为视角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及其相应的概念、体系也开始迅速传播，引起进步力量的响应，致其“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学术思想更广泛地扩散开来。1936年，著名左翼学者胡绳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文章，特别强调“我要来向读者们介绍一下这一本《中国近代史》。书店里买得到的讲现代中国历史的书虽然不少，但以我所看到的而论，当以现在我所介绍的这一本最好”，因为它“很正确地把握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然后举出这本书的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常被误解或恶意歪曲的重要事变，进行了拨乱反正，“不但积极发挥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稍后的‘捻党叛乱’‘回民暴动’以至‘义和团’，都从整个社会发展上，做了公平的估价”。杨鹏翔也对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进行了表彰，指出当中国的民族“达到最危急的时候”，李著“指示我们去剖视一切帝国主义的狰狞的面孔”，因此中国人非读不可。还特别指出该书“注重各国帝国主义的活动与其相互矛盾分合之分析”，对中国各政治集团“有帝国主义为背景者，必列举事实揭露无讳”；其内容“偏重于富有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
以“革命”模式定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迅速传播，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和禁止。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由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为近代中国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的，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因此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1935年7月，广东省民政厅发布训令，要求查禁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8月1日，番禺县政府训令“县属各机关、团体、中小学、民教馆：令査禁《中国近代史》一书”，“并饬所属一体查禁”。8月21日，汕头市长李源和“训令公安局、各书局、各中学图书馆奉查禁《中国近代史》等刊物，仰一体遵照，以绝流传”。但是，“革命”定义下的“中国近代史”并未被禁绝，而且在革命形势高涨时更加广泛地被传播开来。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后，适应了中共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形势，从解放区一路传播到全国各地。该书继1946年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后，1947年3月由华北新华书店晋绥分店再次印行。10月其以“武波”的署名在国统区上海的读书出版社出版，当即有学者撰文介绍其书的内容及特色：“著者于中外关系，揭发帝国主义者侵略之野心及满清政府畏葸无能之状态，推许林则徐等之抵抗事业。对内则着重民族思想之兴起，痛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为民贼，为汉奸，而视太平天国革命为民族解放。”并强调“分析史事，抉其原因，则为是书长处”，称“能于错综繁赜之近代史实中，寻绎线索，发人深思，不苟同于人云亦云，已为难能可贵矣”。12月，范著在东北书店印行，1948年再版。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6月该书便在上海的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出版。9月华北大学将其作为“中国历史丛书”之一出版；同年在香港的新中国书店出版，一时风靡全国。
虽然“近代化”模式与“革命”模式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有着立场迥异甚至彼此对立的读者群体，但由于两派读者和受众之间的商榷和交锋，无形中宣传了对方的理论和观点，形成了交叉传播的情况。1940年，左翼进步学者宋云彬在桂林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指出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内部自生的资本主义被绞杀，旧势力被支持，中国社会由此便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史阶段”。宋云彬不仅传播了“革命”定义的中国近代史，称赞“李鼎声编的《中国近代史》，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对“近代化”定义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著作进行了批评，对当时最为流行的陈恭禄著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贬斥，认为该书同情理解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批评有人在“五四”运动时“鼓动学潮，别有希图”，称五卅运动受到苏俄和第三国际的利用等观点“荒谬绝伦”。批驳陈著“没有参考价值”，“像这一类荒谬的书，竟任其印行，大可骇怪”。宋云彬虽然对该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无形中也传播了“近代化”定义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体系。在对两本著作进行比较的同时，他认识到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史料丰富厚实的长处，承认李鼎声的著作“取材不够严整”。1949年9月，范文澜向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研究生来新夏推荐的近代史必读之书就是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而这部书正是“近代化”模式奠定者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
六、结 语
在学术史上，中国近代的学术概念或术语的形成，并非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长期演化的过程。作为当今通行的专业概念和学科名称，“中国近代史”的形成也经历了微妙的选择和复杂的过程，其背后既有古今词汇的跳脱和对接，又有中西概念的碰撞和传移，还有“文化二传手”日本因素的介入和纽结。与“中国近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相比，“中国近代史”并非描述中国近代历史最早的概念，但由于被留学欧美的学人更多地使用后，逐渐取代了日本传入的“中国近世史”概念，又因其具有时间的弹性，而取代了时间固定的“中国近百年史”概念，从而后来居上，成为迄今流行的该专业甚至该学科的代名词。“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定义产生“近代化”模式与“革命”模式的分歧后，不同的解释和书写模式随之形成，加上背后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学术体系的传播分途进行。然而，为了了解、批驳对方的理论和观点，彼此又不得不阅读和参考对方的著作，出现了“中国近代史”概念、体系交叉传播的情况。“近代化”定义下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书写模式，受到了民国政府及其体制内学者的重视和推广，其著作被选入大学丛书，一时洛阳纸贵。而“革命”定义下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著作，由于抗日战争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的强烈推动，而日益受到知识分子和进步群众的重视，并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军事胜利而从解放区一路传播到全国各地。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