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红兵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24年第5期
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卷（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卤簿最初专指帝王出行使用的车驾仪卫，具有威仪、清道、导从和护卫等职能，仪卫人员一般由专门的军士和卫兵组成。卤簿作为古代皇帝出行车驾的专属制度，“至宋达到高峰，至清而臻于完善”，所谓的“高峰”应当是指宋代形成了天子四等卤簿和群臣三品卤簿的礼法制度。在礼法层面，宋代卤簿继承了唐代“王公以下卤簿”制度，即卤簿实施对象从帝后、皇子和宗室扩延至王公、大臣和命妇等人员，因此“卤簿在宋代的出使、拜官、朝会和婚丧等各类仪礼中都扮演着特殊且重要的作用”。宋代国家举办重要活动一般都设有卤簿使等五使，例如《朝野类要》称“凡大典礼皆有之，如郊祀、明堂则有大礼使、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桥道顿逓使之类”，其中卤簿使“专掌定字图排列”，仁宗天圣二年秋七月进一步规定“仪卫名物，皆卤簿使所领”。宋代卤簿仪卫由“兵部主之”，鸿胪寺预办仪物。《东瓯金石志》称“尚书统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曹，唐代总判四曹事，宋因之。库部掌军器仪仗、卤簿法式”，据此可以推知宋代卤簿法式应当由尚书所属的库部参与拟定。宋代比照唐代“四品以上职事官”婚葬活动给赐卤簿的礼法政策，专门拟定了群臣卤簿制度。概括地看，传统的天子卤簿仪礼在宋代发展为大驾、法驾、鸾驾和黄麾仗四个等级，宋太祖时期将传统的“画衣卤簿”改变为“绣衣卤簿”。宋代的臣僚卤簿被称作“群臣卤簿”，类似于唐代“王公以下卤簿”，具体就是按照官员品级分为三等，即一品卤簿、二品卤簿和三品卤簿。宋代臣僚卤簿主要是用以官员生前按照官爵品级参加祭祀、巡幸和葬事等国家重大活动，故通常又被称作“本品卤簿”。其中，婚事活动使用卤簿未见具体事例，葬事活动使用卤簿一般称为“卤簿送葬”，或可直接称作葬日卤簿，即在葬日活动中使用的卤簿仪卫，主要实施范围是帝后、太子等国葬活动，但是唐宋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将“卤簿送葬”待遇扩延到部分宗室、外戚和大臣的葬事活动。宋代官员卒后给赐葬日卤簿并未形成一种严格的“卤簿送葬”礼法制度，而且政治实践事例较少，一般给赐的是“本品卤簿”，只有个别人员因皇帝眷顾而特给“一品卤簿”送葬。卤簿和鼓吹在视觉和听觉层面共同构成官员身后待遇中的送终威仪，但是鼓吹相关的乐器和乐章名称虽然详载于典籍，但是难以从文本中直接再现鼓吹威仪意蕴，而卤簿比鼓吹更能从文献记载的仪礼程序和图像中呈现出具体的送终威仪意象。葬日给赐“卤簿送葬”不仅反映着去世官员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彰显了皇帝对去世臣僚的独特尊崇和特恩优待。目前学界对传统社会中的卤簿制度给予了较多关注，形成了一些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其中，刘可维、胡元超分别考察了汉晋和唐代命妇凶礼卤簿相关问题，刘氏指出“从汉代开始，在皇帝的送葬仪礼中开始设置吉凶两部卤簿”，至南北朝时期卤簿实施对象逐渐扩延至重臣，成为“君臣出行仪卫的总称”。有关于宋代群臣葬日给赐卤簿议题，学界尚未见有相关论述，笔者曾在《宋代诏葬制度初探》一文中对宋代诏葬礼遇中的“卤簿仪卫”送葬政策给予初步探讨，尚未深入探讨宋代卤簿制度的演变及卤簿送葬的礼法政策与实践问题。缘此，本文在简略回顾宋代以前卤簿制度基础上，尝试对宋代卤簿制度演变、群臣卤簿礼法、“卤簿送葬”给赐实践、“卤簿送葬”政治文化等问题给予进一步探讨，籍以揭示宋代官员身后仪礼待遇中的送终威仪和恤逝情怀。
具有仪卫内涵的卤簿称谓，较早见载于汉代蔡邕《独断》之中，文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二引炙毂子之言，称“车驾行，羽仪导护，谓之卤簿，自秦汉始有其名”。关于“卤簿”之称谓，《事物纪原》称“卤，大楯也，所以扦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仪其五兵，独以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故但言卤簿”。《玉海》“卤簿”条则称“有文事必有武备，改整法物之驾，严师兵之卫，总名卤簿”，并进一步指出说“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皆著之簿，故曰卤簿”。宋代叶廷珪《海录碎事》中亦云“古之用字，卤与橹同，本以载兵噐之籍，因此曰卤簿”。从上引释意中可以看出，卤簿本意为“载兵器之籍”，后专指帝王出行时的车驾仪卫。汉代天子卤簿情况，亦见于蔡邕《独断》卷下中记载，称天子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其中“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叁乗，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乗，备千乗万骑。在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备之百官，有其仪注，名曰甘泉卤簿”。甘泉卤簿成为后世称谓汉代天子卤簿的代名词，而“千乘万骑”也成为后世天子大驾卤簿的威仪意象。《后汉书》记载光武帝撵车时称，“辇者，驾人以行。法物谓大驾卤簿仪式也”。魏晋以降，帝王、后妃等人出行使用卤簿成为日常行为，如《邺中记》载建武六年赵王虎造凉马台，“尝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鞾，游台上”，又载“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著紫衣巾、蜀锦袴褶”。汉代天子卤簿制度为后世沿用，例如后魏道武天兴二年，“命礼官招采古事，制三驾。一曰卤簿驾，军戎大祠则设之。二曰法驾，廵狩小祠则设之。三曰小驾，游宴离宫则设之”。唐代推行的正是大驾、法驾和小驾三等天子卤簿制度，晚唐开始偶尔行用“黄麾仗”卤簿，部分官员卒后葬日给赐“卤簿送葬”也偶尔会施行，形成了四品以上职事官婚葬给赐卤簿制度。
到了宋代卤簿制度进一步发展，上到帝后出行、下至宰执葬日发引，均使用卤簿。宋代前期天子卤簿分为三等，即《太常因革礼》所载“《通礼》卤簿有三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六引，法驾三引，小驾二引”，真宗景德三年以后增创为四等，所增第四等名曰“黄麾仗”。其中，《宋史》卷143《仪卫》对宋代及其以前天子仪卫制度进行了专门性概述：一是指出“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衞。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二是指出“周官旅贲，王出入，执盾以夹王车。朝仪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汉，始有周庐、陛戟、卤簿、金根、大驾、法驾，千乘万骑之盛。历代因之，虽或损益，然不过为尊大而已”。三是，概述了宋代卤簿情况：
宋初，因唐、五代之旧，讲究修葺，尤为详备。……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渡之后，务为简省。此其大较也。
可见在天子卤簿类型上，宋代继承了前代大驾、法驾和小驾三等卤簿制度，并增创了所谓“黄麾仗”卤簿仪卫，故宋人章如愚在《山堂考索》中亦称“凡卤簿四等，大驾、法驾、鸾驾、黄麾仗”，所谓“鸾驾”即小驾，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新改之名。宋代“黄麾仗”卤簿制度源于“唐太宗朝献陵，宿设黄麾仗，周卫陵寝”故事，始于景德三年“真宗将朝诸陵”，太常礼院奏请“周设黄麾仗”。《玉海》卷80《车服·卤簿》详细记载了宋代四等天子卤簿仪卫用人情况等，兹不赘引。其中“鸾驾”为小驾之别称，史称“祥符元年六月，改小驾为鸾驾”。增加“黄麾仗”卤簿和改小驾卤簿为鸾驾卤簿，是宋代天子卤簿制度的第一类礼法演变。
宋代卤簿制度的创建始于太祖开宝四年郊祀，诏令“大礼使范质与卤簿使张昭、仪仗使刘温叟，同详定大驾卤簿之制，惟得唐长兴南郊卤簿字图”，该卤簿字图“颇有阔略违戾者”，礼仪使陶榖奏请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凡马步仪仗，共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悉用禁军”的天子卤簿初步规制。此后各朝相继选人对卤簿制度进行了考订和修缮。其中，林駉《源流至论》对北宋时期卤簿制度其它演变情况给予了概述：
国家承五代简陋之习，制度踈略，驳母庸议。自范质讨论故事，而始定卤簿之图。自陶榖为礼仪使，而始定卤簿之制。其导驾押仗之服，则从开元五色之礼。其执仗次第之色，则从五行相生之次。其乗舆则增造五辂，其奉身则傋用六引。作于乾德之四年，成于开宝之三年，而用于开宝之四年。太祖增其仪卫，仁宗焕其采章，神宗、哲宗更正其制，作徽图宝记，藏在秘府。
林駉的概述大致呈现出了宋代卤簿制度的整体演变特征。此外，北宋前期卤簿制度的具体演变过程，亦见载于《玉海》卷80《车服》“卤簿”条。具体变化表现为两点，概述如下：第一，宋太祖时期改变了传统的绘画卤簿为绣衣卤簿。例如，在建隆四年八月十八日，礼仪使陶榖言：“卤簿内金吾诸卫将军导驾抑仗，旧服紫衣，请依开元礼，各服绣袍。旧执仗军士，衣五色画衣，请以五行相生为次。”陶榖建议使用的舆服应当是“五色画衣”，分别为“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黄、白又次之”。但是到了开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始用绣衣卤簿”，此次绣衣卤簿为大驾卤簿，“凡马步仪仗，其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悉用禁军。旧用绢布采画者，以综丝絁绣文代之”，故史称“乾德四年始作，至开宝三年而毕，明年郊祀始用之，谓之绣衣卤簿。军卫羽仪，自日浸盛”。《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开宝四年十一月戊午，“亲飨太庙，始用绣衣卤簿”。《宋会要辑稿》礼14记载更为具体，称“开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亲郊，宿斋文明殿，始用绣衣卤簿。先是大驾卤簿，衣服旗帜止以五彩绘画，自是尽易以绣”。由此可知，卤簿制度在太祖开宝年间经历了从传统的“画衣卤簿”向“绣衣卤簿”的转变，故史称“自太祖易绣衣卤簿后，太宗、真宗皆增益之”。仁宗即位之初“仪典多袭前世”，其后诏令宋绶裁定卤簿，“为图记十卷上之，诏以付祕阁”。
第二，宋代君臣对卤簿制度进行了多次编考和修订，以见宋代君臣对卤簿仪礼的重视，形成了皇帝以下降至群臣命妇的卤簿等级制度。这是因为卤簿具有“文物有章，威仪以等”的政治威仪，故而卤簿鼓吹被宋人视为“卤簿载肃，球架允谐”。北宋时期修订卤簿分别被称为景德卤簿、天圣卤簿、景祐卤簿、皇祐卤簿、宣和卤簿和政和卤簿，各种卤簿图记编修情况此处略而不述。其中最为系统和影响最大的是政和卤簿，史称“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议礼局上皇太子卤簿之制。又上皇后、皇太子妃、王公一品、二品、三品卤簿之制”，这里的“王公”三等品级卤簿实际上包括了群臣三品卤簿，参考的应当是《通典》卷107所载唐代开元礼中的卤簿制度，具体卤簿礼法见下文所引。《通典》从实施对象层面将唐代卤簿分为大驾卤簿、皇太后皇后卤簿、皇太子卤簿、皇太妃卤簿、亲王卤簿、群官卤簿、命妇卤簿等，《政和五礼新仪》的记载反映出北宋时期基本继承了唐代这种卤簿制度，只是将“亲王卤簿”、“群官卤簿”分别改称“王公卤簿”、“群臣卤簿”。到了徽宗宣和元年，“蔡攸被旨改修，凡人物器服，尽从古制，饰以丹采”，修成卤簿图记“三十有三卷”。北宋君臣对卤簿仪礼的修订，从太祖建隆四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传统卤簿制度发展到北宋晚期出现了各种问题。一方面随着卤簿制度的完善导致造作卤簿物类费用日益增加，如元丰三年春正月丙子，“诏司农寺给坊场钱十万缗，下成都府造大驾卤簿仪物。先给五万缗，不足故也”。另一方面，卤簿仪卫涉及的特殊文化开始受到士大夫们的质疑而被要求“厘正”，如元丰三年秋七月甲戌详定礼文所奏允，“卤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各著其象，以则天文”。但是礼文所的奏请似乎并未真正执行，到了哲宗元祐七年冬十月丙子，太常寺官员重新提起此事，指出“按《卤簿图》二十八宿旗、摄提旗，尽画人形及牛虎头、妇人、小儿之类，于礼无据。元丰三年，礼文所乞改制，各著其象，以则天文，后有司因循旧仪，未曾改正。今欲乞依前，降指挥改造”。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宋代卤簿实践中卤簿属车“空而不乘”，礼官针对此种现象指出，“汉之属车，非独载人，又以载物，亦《仪礼》所谓‘毕乘’之义也。本朝卤簿，属车十二乘，在法驾之后，空而不乘，实近旷左之嫌，皆不合礼制”，于是“伏请属车十二乘，以尙书御史乘之，或以载乘舆服御”。
南宋卤簿制度虽然依据的是政和卤簿仪礼制度，但是经历了绍兴时期的修订和孝宗以后的酌情省减。靖康之变，随着汴京的沦陷，除了帝后、嫔妃、百官被迫北上外，京城金银财宝、典籍图册、法驾器物等亦被金兵“洗劫一空”：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祕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
对这一“亘古未有”现象，南宋吕中《大事记》直接指出“国家靖康之祸，乃二晋之所未有。中国衣冠礼乐之地，宗庙、陵寝、郊社之所，尽弃之敌。礼器、乐器、犠尊、彝鼎、马辂、册冕、卤簿、仪仗之物，尽入于敌。渡江以来，庶事草创，皆至桧而后定”。所谓“皆至桧而后定”，当指南宋初期相关仪礼的恢复和修订为秦桧从金朝“逃归”以后拟定。《宋史》亦称“高宗南渡，经营多难，其于稽古饰治之事，时靡遑暇”，建炎二年十一月壬寅于维扬江都筑坛行郊祀礼，“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高宗“权一时之用”的原因是“自南巡后，庶事草创。上祀天维扬，始命即京师取祭器、法服、卤簿之属。已酉南渡，悉为金人所焚”，从另一个层面呈现了靖康之变对中国传统仪礼制度的毁坏和影响。直到绍兴十三年将行郊礼，二月九日“诏排设大驾卤簿，令礼兵部讨论，依政和新仪”，三月己亥“造卤簿仪仗”。此次修订卤簿仪礼亦与高宗之母韦太后从金朝“回銮”接待礼仪筹备有关，因为早在绍兴十二年，有司即已奏言“天子起居，当备法驾，况太母回銮，将奉郊迎”。此后高宗皇帝使用卤簿日益隆盛，绍兴十六年臣僚在讨论“肃仪卫而严祀事”时明确指出，“钲、鼓、鸣、角列于卤簿中，所以示观德之盛，宜诏有司更制，兼籍鼓吹乐工以时阅习，遇熙事出而用之”。到了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郊祀，“增卤簿为万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逐渐恢复北宋时期天子卤簿仪制的大致规模。高宗在位末年开始缩减卤簿规模，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明堂礼，卤簿（为法驾卤簿）视郊祀（为大驾卤簿）“三分减一，用一万一千五人”。孝宗隆兴二年正月，“以卤簿劳民，乃令有司条具其可省者”，次年郊祀，“止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盖减绍兴二十八年人数之半也”。这次省减卤簿费用具体原因，见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载录：隆兴二年，孝宗初行大礼。时汤庆公思退为左相，上问郊与明堂之费如何？户部尚书韩仲通曰：“郊之费，倍于明堂。”侍郎钱端礼言：“不过增二十万。若从祖宗故事，一切从俭，自宜大有减省。”上以为然，乃诏：除事神、赏军外，并从省约。
隆兴二年这次省减卤簿费用成为以后“惯例”。乾道六年郊祀卤簿“人数则如旧焉”，以至于“自后，终宋之世，虽微有因革，大抵皆如乾道六年之制”。由于卤簿仪物造作费用较高，使用仪卫人员较多，动则“千乘万骑”，相关费用成为南宋朝廷的财物支出“负担”，故而高宗晚年和孝宗以后君臣都有意进行“省约”。天子卤簿规模的屡次“省约”，应当直接影响到了南宋臣僚卒后葬日“卤簿送葬”给赐实践，以至于文献少见南宋臣僚葬日“卤簿送葬”给赐事例。
宋代官员卒后葬日“卤簿送葬”未见具体对应礼法，从部分实践事例来看官员葬日“卤簿送葬”都是皇帝诏令特恩给赐，依据的多是官员生前本品卤簿，分为一品、二品、三品共计三等卤簿。官员卤簿具体礼法始见于唐代杜佑《通典》记载，其“群官卤簿”仪礼如下：一品，清道四人，为二重，四品以上并二人。幰弩一骑，青衣十人。车辐十人，三品八人，自下递减二人。戟九十，二品七十，三品六十，四品五十。绛引幡六，二品以下阙之。刀楯、弓箭、矟各八十，二品六十，三品五十，四品四十。掆鼓、金钲各一，大鼓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长鸣十六，二品以下阙之。节一，夹矟二。告止幡二，传教幡二，信幡六。其信幡，二品、三品、四品二，余同一品。䩥马六，二品、三品四疋，四品二疋。仪刀十六，二品十四，自下递减二。其一品，府佐四人，夹行革辂一，四品木辂，并驾四马，驾士十六人，自下品别减二人。繖一，朱漆团扇四，二品至四品各二。曲盖二，二品以下一。僚佐本服陪从。麾幡各一。大角八角，自二品至四品各减二。铙吹一部，铙、箫、笳各四，二品各三，三品各二，四品各一。横吹一部，横吹六，二品、三品四，四品一。节鼓一，二品以下并阙。笛、箫、筚、篥、笳各四，二品以下各一。
右应给卤簿者，职事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爵郡王以上，及二王后，依品给。国公准三品给，官爵两应给者，从高给。若京官职事五品身婚葬，并尚公主、娶县主及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并准四品给。凡自王公以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会及婚葬则给之。
从上引礼法文字中可以看出，唐代“群官卤簿”给赐对象是“四品以上”职事官员，并明确规定是“依品”给赐，使用范围主要为婚葬活动。但是到了宝应二年五月，太常卿杜鸿渐奏准，“婚葬合给卤簿，望于国立大功及二等已上亲则给，余不在给限”，表明群官婚葬卤簿给赐标准更加严格了，这一标准后在宋仁宗皇祐二年被司马光粘出反对宦官麦允言卒后“特给卤簿”送葬。到了德宗贞元十三年七月，简王府谘议参军嗣宁王李子溆卒后，葬日有人专门奏请给赐卤簿，“宰臣等议以子溆官卑，不合给，特诏令给”，德宗籍此下严诏规定“自今巳后，嗣王薨日，宜令所司供卤簿，永为尝式”。唐代官员卒后葬日给赐卤簿事例，多见于官员神道碑、墓志铭书写中，诸如“葬于万年县某原，卤簿骑吹”、“诏给卤簿皷吹，所以褒宠也”、“卤簿溢于郊衢，笳箫震于阡陌”、“于以展思兮式荐奠筵，于以饰终兮卤簿旌旃”、“乃命有司，葬日给卤簿箫皷，追赠尚书右仆射，饰终之义备矣”、“将军卤簿，司空法驾，钲车介士，前后皷吹，观者称荣，懦夫増气”等文。又如开元十五年九月王焕卒，以十六年十月“诏葬于万年县见子之原”，神道碑文则称“卤簿齐列，方相双引。京尹护丧，史官颂石。千乘送葬，观骠骑之威仪。十里开茔，识龙骧之丘墓”。贞元六年秋八月，鲍防薨于洛阳私第，“诏赠太子少保，给卤簿鼓吹，旌其卒”。当然也有人辞避卤簿给赐，如白居易在《自撰墓志》中要求，“褒优之礼，冝自贬损。我殁当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乗，无用卤簿葬”，这种辞避葬日“卤簿送葬”给赐行为在宋代臣僚卒后葬日卤簿给赐实践中亦有一定体现。宋代官员卒后“卤簿送葬”给赐，卤簿仪卫一般由“兵部主之”，卤簿仪物则由鸿胪寺具体办理，库部当参与卤簿法式相关事务。具体程序上，兵部“皆掌其数及行列先后之仪，为图以授有司”，鸿胪寺则依据“宗室以服，臣僚以品”的原则，对薨卒臣僚“葬则预戒有司具卤簿仪物”，《宋会要辑稿》亦称“公主妃主以下丧葬，差官监护，给其所用卤簿，文武官薨卒赙赠之事”。宋代臣僚卤簿礼法见载于《政和五礼新仪》和《宋史》仪卫志中，《政和五礼新仪》记载更为详细清晰。宋代参照唐代将卤簿分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皇后卤簿、皇太子卤簿、皇太子妃卤簿、王公卤簿等，《政和五礼新仪》在概述“王公一品、二品、三品，备卤簿，皆供革车一乘”后，详细载录了臣僚卤簿和命妇卤簿的具体礼法：中道。清道四人。次幰弩一。次大晟府前部皷吹，令一员，职掌一人。次局长一人，院官一人。次掆皷、金钲，各一。次大鼓一十六。次长鸣一十六。次麾、幢各一。次节一，夹矟二。次诞马六。次革车一乘，驾赤马，驾士二十五人。命妇厌翟车，驾士二十三人。二品、三品准此。散扇八，二品减四，三品减六。命妇散扇五十。行障五，行于车前，二品、三品准此。方繖二，朱团扇四，曲盖二。次大角八。命妇属车六驾，黄牛十八，驾士五十九人，行大角前。二品、三品准此。次后部员，分左右。次铙鼔一。次箫四。次笳四。次大横吹四。次节鼔一。次笛四。次箫四。次籥篥四。次笳四。
外仗。青衣十八。次车辐棒十。次戟九十。次刀盾，次矟，各八十四，弓矢六十。次仪刀三十。次信幡八。次告止幡四。次传教幡四。次仪鍠斧柱、五色幡四。以上行列重数，并同王公卤簿。卫尉寺排列押当，职掌一十八人，部押人员一名。太仆寺部押人员一名，教马官一员，押当职掌四人。命妇加二人。
仗内。清道青衣，并青绣衫，抹额，执黒漆杖。青衣执青竹杖。执幰弩人，武弁，绯绣衫。麾幢人，黒平巾帻，黄绣衫。执节、夹矟、大角、方繖、朱团扇、曲盖、矟、仪锽斧、控诞马人，黒平巾帻，绯绣衫。执车辐棒人，平巾帻，绯绣衫。执戟、仪刀人，绯绣衫，抹额。执刀盾人，皁绣衫，抹额。执弓矢人，黄绣衫，抹额。执信幡、告止幡、传教幡人，黒平巾帻，黄绣衫。其余服饰，并同王公卤簿。
中道。清道二人。次幰弩一。次大晟府前部鼔吹，令一员，职掌一人。次局长一人，院官一人。次掆鼔、金钲各一。次大鼔一十四。次麾、幢各一。次节一，夹矟二。次诞马四。次革车一乘，驾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散扇四，方繖二，朱团扇二，曲盖二。次大角八。次后部鼔吹，丞一员。次录事一人，引乐官一人。次铙皷一。次箫二。次笳二。次大横吹四。次笛二。次箫二。次觱栗二。次笳二。
外仗。青衣八人。次车辐棒八。次戟七十。次刀盾六十。次矟六十。次弓矢六十。次仪刀十四。次信幡四。次告止幡二。次传教幡二。卫尉寺排列押当，职掌九人，部押人员一人。太仆寺部押人员一人，教马官一人，押当职掌四人。命妇加二人。
中道。清道二。幰弩一。麾幢各一。节一。夹矟二。诞马四。革车一乘，驾赤马四，驾士二十五人。散扇二。方繖二。曲盖一。次大角四。
外仗。青衣八人。车辐棒六。㦸六十。刀盾、矟、弓矢，各五十。仪刀十二。信幡四。告止幡二。传教幡二。卫尉寺排列押当职掌七人，部辖人员一人。太仆寺部押人员一人，教马官一员，押当职掌四人。命妇加二人。
上引《政和五礼新仪》有关卤簿仪礼，制定于“徽宗政和三年”，具体仪礼内容亦载于《宋史》卷147《仪卫五》，兹不重复举引。从以上三等品官卤簿仪礼规定，可以看出宋代官员生前参与国家相关仪礼活动的卤簿是按照本品执行，依据官品逐级递减卤簿物类和数量，故史称“凡王公以下应给卤簿者，有司各以令式，排列如仪”，施行的基本原则即是“本品卤簿”。那么官员卒后“卤簿送葬”实施的礼法依据，当是上述三等本品卤簿礼法。唐代“群官卤簿”礼法明确规定是婚葬活动使用，但是上引宋代三等“群臣卤簿”礼法并未载明实施的活动范围，因此，宋代官员卒后葬日给赐卤簿，一般依据的应当是生前官爵品级对应的卤簿等级，故被称作“本品卤簿”。当然，群臣这种“本品卤簿”在《宋史》“诏葬”制度中却有着明确具体的规定，即“诸一品、二品丧，敕备本品卤簿送葬者，以少牢赠祭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政和五礼新仪》对宋代官员卒后“卤簿送葬”也有记载，称“若二品以上设卤簿、鼓吹、仪仗，于灵车之前。三品以上，陈卤簿，无鼔吹，灵车后”。上引两则品官葬日“卤簿送葬”礼法表明，宋代三品以上官员卒后葬日给赐有卤簿，即诏葬制度中的“卤簿送葬”待遇，但是文献所见官员卒后葬日给赐“卤簿送葬”实践事例不是很多，呈现出礼法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巨大差异。宋代官员卒后“卤簿送葬”少见具体礼法，不多的葬日给赐卤簿事例一般表述为“具卤簿鼓吹”、“本品卤簿葬”或者“给一品卤簿葬”之类，其中“给一品卤簿葬”多为皇帝特恩给赐。《宋史》卷147《仪卫五》载录了宋代天子卤簿至王公、群臣、命妇卤簿制度，其中“王公以下卤簿”规定“凡大驾六引，用本品卤簿，奉册、充使及诏葬皆给之。亲王用一品之制，加告止幡、传教幡、信幡各二。其葬日，用六引内仪仗”。这一规定表明，官员本品卤簿主要使用于“奉册、充使及诏葬”，其中官员卒后葬日给赐卤簿属于诏葬内容，在礼法层面被尊为“卤簿送葬”。宋代官员卒后葬日给赐卤簿，较早事例为归降伪主孟昶葬事。乾德三年六月，“中书令、秦国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继亡，命鸿胪卿范禹偁监护丧事，仍诏礼官议定吉凶仪仗礼例以闻”。孟昶身后葬事仪礼为，“太仆寺革辂，兵部本品卤簿仪仗，太常寺本品鼓吹仪仗，殿中省繖一、曲盖二、朱漆团扇四，自第导引出城，量远近各还”，其中“曲盖二、朱漆团扇四”与宋代群臣一品卤簿礼法对应。孟昶生前加官“中书令”，进爵“秦国公”，其中北宋前期中书令为“正二品”，国公爵为“从一品”。孟昶卒葬时的乾德三年属于北宋早期，尚未拟定新的卤簿制度，承袭的是《通典》所载唐代卤簿礼法，其中规定“国公准三品给，官爵两应给者，从高给”，孟昶卒后“卤簿送葬”仪礼明确规定的是“兵部本品卤簿仪仗”，其中“本品卤簿”中的“本品”指的应该是“从高给”的从一品“秦国公”。作为归降的十国伪主，孟昶身份十分特殊，故而能获享身后葬日一品卤簿送葬待遇，然而未详何因其他归降伪主卒后均未见给赐“卤簿送葬”待遇记载。卤簿送葬也适用于迁葬活动，例如太祖即位后，追封去世兄长为王，其兄赵光赞“赠侍中、追封夔王”，迁葬时“卤簿之仪悉从”。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钱俶薨卒，“越明年正月望日，以卤簿鼓吹导王黼翣，归于西京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从文献记载的“卤簿送葬”给赐实践事例来看，除了帝后大行丧之外，宋代葬日“卤簿送葬”待遇主要给赐对象集中在皇室、外戚、宰相和部分特殊人员，故而宋代帝后之外的“卤簿送葬”实践事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皇子、公主和宗室等近亲人员卒后“卤簿送葬”。例如，开宝六年十月癸巳，燕国恭懿长公主薨，“上临哭甚哀，诏有司具卤簿鼓吹，陪葬安陵”。又如，太宗之子元僖卒后，“诏停册礼，以一品卤簿葬”。真宗第二子、周王元祐卒后权窆佛寺内，景德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备卤簿鼓吹，陪葬于永熙陵”。皇祐二年六月，赵德昭之孙、楚国公赵从信卒，“遣入内都知李允恭典护丧事，以太常卤簿鼔吹，导殡于国南奉先佛寺”。治平元年七月戊辰，慱平郡王赵允初元薨，十一月丙寅“具卤簿仪物，葬于河南之永安县”。熙宁三年七月癸酉相王赵允弼薨，十一月癸酉“葬河南之永安，兆在恭懿王园之西。卤簿仪物，皆从至原下”。元祐七年七月，宗室赵仲晔病卒，八月已丑“具卤簿鼓吹，出殡于城北庆恩佛祠”。元符二年闰九月，哲宗第四女杨国公主暴病而卒，三年七月二十日“起叢，诏有司具一品卤簿”，葬于河南府永安县。二是后妃、驸马、外戚等特殊人员卒后“卤簿送葬”事例。后妃事例如真宗咸平三年夏四月乙卯，改葬元德皇太后于永熙陵侧，“有司言入庙卤簿，当减陵之半，诏勿减”。至和元年张氏妃薨，“是日旦发引，陈卤簿鼓吹太常乐，僧道威仪甚盛”。神宗元丰二年十一月辛卯，“诏迁祔濮安懿王三夫人，给卤簿全仗，至国门外减半”，十二月己亥礼院奏言“奉诏详定濮安懿王三夫人迁祔仪，请依令用一品卤簿，依晋国大长公主故事，用鼓吹”。一般命妇事例，如宗室女万年郡主向传范之妻赵氏去世，“使者临奠，给一品卤簿，以殡于资福浮图舍”。南宋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权相贾似道之母秦齐两国贤寿夫人胡氏薨，诏令佛寺“声钟五百杵”之后，“令有司于出殡日，特依一品例给卤簿鼓吹”。咸平六年，驸马都尉王承衍卒，传称“给卤簿葬”，但是因葬日“在太宗大祥忌禁内”，故“卤簿鼓吹，备而不作”。驸马都尉魏咸信卒后，“发引之日，有司具一品卤簿鼔吹”。真宗刘皇后之父刘通卒后“窆京城西”，天禧二年七月“遣升王府谘议参军张士逊具卤簿鼓吹，改葬于祥符邓公原”。神宗皇后之父向经卒后，“将葬，遣近臣典护穿复土，给太常卤簿”。景德二年二月，外戚李继隆去世，“命殿头髙品石廷福，召名德僧就其第作佛事四十九日而罢”，葬时“发引之日，有司具鼔吹卤簿，大鸿胪持节护丧”。三是宰执等大臣卒后“卤簿送葬”事例。淳化三年七月，赵普卒于洛阳，“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葬日“有司设卤簿鼓吹如式”，神道碑亦称“命有司备卤簿，葬于洛阳北邙之原”。赵普生前为两朝宰相，卒后追封真王，卤簿送葬当是一品卤簿待遇。至道四年春符昭愿病卒，“敛以华衮，导以卤簿”。景德元年秋七月宰相李沆病卒，其墓志铭文称“公之薨也，千乗万骑，一日再幸其居”，葬时“发引之日，有司具卤簿，大鸿胪持节护丧”，墓志撰者杨亿乃有“启封卤簿，赐葬都城”之叹。景德二年十月，毕士安晨朝疾暴作而卒，“以皇城使卫绍钦治葬，有司给卤簿”，墓志铭称“发引之日，有司具卤簿鼓吹，大鸿胪持节护丧”。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石堡吉卒，“以其年六月二十六日，具卤簿鼓吹，奉公灵柩归葬河南府洛阳县平乐乡玄武原”。嘉祐二年三月，护国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狄青卒于陈州，“诏给本品卤簿，送至都外”，墓志撰者余靖叹云“铭旌改宠 卤簿宣恩”。王钦若卒后，“命左史摄鸿胪卿副内侍太监送丧，官给经费，具本品卤簿”。熙宁八年六月，韩琦卒于相州家中，冬十月癸巳“诏给韩琦本品卤簿送葬”，《续资治通鉴长编》却称“琦子忠彦，初辞葬日给卤簿，许之。将葬，乃复自请也”，于是十一月庚申“发两河卒，以一品卤簿葬公相州安阳县农安村之原”。曹彬之子、皇后之父曹玮卒后，“特诏鸿胪持节，有司具本品卤簿，以须其引”。北宋著名后族向氏中的向敏中去世，神道碑称“其年六月甲申，有司具卤簿鼔吹，葬我公于开封府县汴阳乡丰台里”。元祐中韩绛卒，“丧归頴昌，诏祭都门外，给一品卤簿”。除了上述三类人员葬日给赐“卤簿送葬”之外，还有一些特殊人员葬日给赐卤簿送葬，体现的是宋代皇帝法外之恩的特殊眷遇之情。第一类是部分宦官葬日给赐“卤簿送葬”。例如仁宗至和元年正月，延福宫使、武信留后、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王守忠病卒，“方在疾告，上令用浮屠法，集僧于其家，凡四十九日，为之禬禳”，卒后赠官赐谥之后“特给卤簿以葬”。第二类是部分命妇葬日给赐卤簿送葬。咸平元年九月三日，真宗乳母秦国延寿保圣夫人刘氏去世，真宗秉持“朕有乳母，奉之如母”情怀，于十月二十四日“葬于奉先寺，前一日车驾临奠，葬日辍朝，给卤簿鼓吹”。第三类是部分佛教名僧去世后给赐“卤簿送葬”。例如释菩提流志去世，“遣内侍杜怀信监护丧事，出内库物，务令优赡用。卤簿羽仪，幡幢花盖，阗塞街路”，其传后系辞云“若东夏僧，用卤簿导丧，身罕闻之矣”。又如释无漏去世，“遣中使监护，卤簿送导”。
宋代以葬日给赐卤簿为内容的“卤簿送葬”待遇在政治实践层面，出现了一些与卤簿礼法制度相抵的特殊或现实问题，朝廷或进行一定的变通性处理，或因遭到臣僚的激烈反对而作罢，或被丧家辞避而“不作”。其一，宋代部分人员丧葬时间难免会与国家重大事件产生礼法冲突，对应的则是葬日卤簿相关仪礼的回避与否问题。例如，真宗咸平二年护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出葬日，“在禁乐，礼官请卤簿鼓吹备而不作”，所谓的“禁乐”具体指的是“在太宗大祥忌禁内也”。又如，景德元年真宗北征凯旋京师，“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诏彻卤簿、鼓吹”，但是礼官坚持认为“班师振旅，国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驾凯旋，军容宜肃。昔武王伐纣在谅闇中，犹前歌后舞。夫谅闇是重，远忌是轻。以此而论，举乐无爽。况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其还京日，法驾、鼓吹、音乐，并请振作”。其二，宋代葬日“卤簿送葬”出现了一些特恩给赐个案，引发了朝臣的强烈反对。早在景德二年十二月，真宗曾诏令“有司将以南郊仪仗给郓王出殡”，但是遭到王钦若的强烈反对，相关事例摘引如下：癸卯，钦若又言：“夫名与器不可假人。位既不同，礼亦异数。故太牢以祭，匹士为攘。繁缨以朝，圣人所惜。况法驾卤簿，本奉至尊。郊祀庙享，俱为大事。安可以群臣凶礼，参用吉仪？既黩尊卑，实违典法。请令有司依《唐六典》令式，别置王公以下车辂及皷吹仪仗，以备拜官职、朝会、婚葬之用。”诏从其请。
最典型的事例是司马光激烈地反对宦官麦允言葬日给赐卤簿和妃嫔董氏葬日给赐卤簿。仁宗皇祐二年九月，司马光同知太常礼院，时宦官麦允言卒，诏“特给卤簿”送葬，司马光激烈反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具体事例转引如下：先是，宣庆使、遂州观察使、入内都知麦允言卒，赠司徒、安武节度使。又诏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今后不得为例。
同知礼院司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卫人使之繁缨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过绝于人，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陛下虽欲宠秩其人，而适足以增其罪累也。何则？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应三台。卤簿者，所以褒赏元功，皆非近习之臣所当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极其富贵，死又以三事之礼为之送终，鼓吹箫铙，烜赫道路，是则扬僣侈之罪，使天下侧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为荣也。惟陛下思仲叔于奚之传，垂意孔子之言，则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群臣于国立大功者，婚葬则给卤簿，余不在给限。伏望陛下追寝前命，其麦允言更不给卤簿，无使天下之人窃敢指目，以为朝廷过举，不胜幸甚。”
所谓“三事之礼为之送终”指的是举哀、临奠和辍朝。司马光举引孔子“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之论，与景德二年王钦若之言一致，司马光激烈反对给赐宦官麦允言“卤簿送葬”的理由是，“卤簿者，所以褒尚元功”，而麦允言不过是一名近伺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过绝于人”，给赐麦允言葬日卤簿会导致“天下之人窃敢指目，以为朝廷过举”。仁宗嘉祐七年九月，司马光为谏官，针对充媛董氏薨后追赠和给赐“卤簿送葬”待遇，司马光再次表现出激烈的反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具体事例文字转引如下：谏官司马光言：“伏见充媛董氏薨，追赠婉仪，又赠淑妃。陛下亲为之辍朝挂服，群臣进名奉慰。又命有司为之定谥及行策礼，于葬日仍给卤簿。外庭之议，皆以为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终之礼，太为崇重。臣按：古者妇人无谥，近世惟皇后有谥及有近加策命者，妃嫔以下未之有也。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惟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给皷吹。后至中宗时，韦后建议妃主葬日皆给皷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念陛下恭俭寡欲，近岁以来，后宫之宠妃，绝无太盛过分著闻于外者。此四方之人所咨嗟颂咏、归仰圣德也。不意今兹以既没之董氏，而有司谄曲，妄崇虚饰，以隳紊制度，渎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于女宠甚，非所以益圣德也。况礼既崇，则凡事所须，用度益广。今明堂大礼新毕，帑藏空虚，赋歛日滋，元元愁困。诚不宜更崇大后宫之丧，以横增烦费。夫亡者虽加之虚名盛饰，岂能复知？而适足以仰累圣德，臣切惜之。伏望陛下特诏有司，悉罢议谥及策礼事，其葬日更不给卤簿。凡丧事所须，悉从减损，不必尽一品之礼，以明陛下薄于女宠而厚于元元也。”上嘉纳之。
司马光反对充媛董氏给卤簿葬的主要理由：一是“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何况董氏身份低微。二是防止“天下之人疑陛下隆于女宠甚”。三是节省财物用度。嘉祐七年已经是仁宗末年，宋朝早已进入“三冗两积”的各种危机之中，司马光所谓“帑藏空虚，赋歛日滋，元元愁困”困境日益严重，这种财政窘迫的现实甚至成为司马光反对充媛董氏给赐“卤簿送葬”待遇的“理由”，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改革大幕即将拉开，只是几年以后“大变法”的总舵手并不是司马光。其三，宋代也出现了辞避葬日给赐“卤簿送葬”待遇的个案现象，除了上述韩琦病卒，其子韩忠彦初次辞避葬日“卤簿送葬”外，宋湜在临终遗言中主动要求辞避给赐“卤簿送葬”。宋湜神道碑文称“比及弥留，且有治命，曰：‘上遇我厚，必卤簿葬我。生无益于国，死岂可烦于人？’”当然，宋代最具典型的辞避葬日“卤簿送葬”给赐事例为南宋秦桧之家。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权相秦桧去世，二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秦桧身薨合行恩数，令礼部太常寺条具，申尚书省取旨”，其中一项重要恩数为“出殡日合用本品卤簿鼓吹仪仗”。然而到了二十七日，秦府却奏言“出殡日合用本品卤簿仪仗，窃见大师在日诸事务从谦损，虽昨来蒙赐到从物并围子衫带等，亦不敢全用。兼今来出葬日逼，窃虑制造不及，伏乞朝廷敷奏，特赐寝免”，最终“诏依”。从上引三则事例来看，辞避葬日给赐“卤簿送葬”或许只是一些丧家偶然为之的私人行为，并未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辞避葬日“卤簿送葬”的政治文化现象。
卤簿鼓吹是传统社会中彰显帝王出行政治威仪的重要载体。卤簿主要是通过军士、车马、队列和旗帜等以仪卫的形式展现，鼓吹主要是通过乐器以声音的形式展现。传世文献虽然载有鼓吹器物和乐章名称等，但是仅从文本层面难以呈现鼓吹的威仪形态，而卤簿则可以通过具体的仪礼法规给人以具体的威仪意象。宋代的卤簿制度在秉持“宋承唐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革新，使得卤簿服装从“画衣”转变为“绣衣”。天子卤簿制度则在唐代三等基础上增加了黄麾仗，演变成大驾、法驾、鸾驾和黄麾仗四等卤簿制度。除了天子卤簿外，在实施对象上则形成太子降至勳戚大臣的皇太子卤簿、太后皇后卤簿、皇太子妃卤簿、王公卤簿和群臣卤簿。在王公以下卤簿礼法制度层面，宋代改变了唐代“四品以上”职事官给赐卤簿制度，形成一品卤簿、二品卤簿和三品卤簿，依据的是臣僚本品官爵，故宋代臣僚卤簿一般被称为“本品卤簿”。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臣僚卤簿被纳入官员的葬事活动中，分为葬日给赐卤簿和迁葬给赐卤簿，形成的是“卤簿送葬”的特殊身后仪礼待遇，使得葬日给赐卤簿具有了送终威仪的特征，呈现的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尊崇、优待和体恤臣僚的送终威仪和恤逝情怀。虽然宋代王公以下葬日给赐“卤簿送葬”一般依据的都是“本品卤簿”，但是皇帝常常会以法外之恩的方式对一些特殊人员给赐“卤簿送葬”待遇，甚至特赐“一品卤簿”送葬。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仪礼威仪的卤簿鼓吹，实施于臣僚葬事活动中，显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官员身后送终待遇。综括来看，文献所见宋代臣僚卒后给赐“卤簿送葬”事例不多，加之卤簿实施需要大量的仪卫人员和仪物数量，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较多，或表明葬日给赐“卤簿送葬”的礼法制度并未严格系统地执行，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皇帝尊崇和眷遇臣僚的特恩举措。宋人对这种尊耀的“送终威仪”有着特殊认知，如刘攽撰有挽诗云“卤簿严仙仗，笳箫去掖门”，刘敞亦有挽词云“冥漠金貂赠，空看卤簿归”，李清臣则云“箫笳悲吟，卤簿哆赫”，表达的都是宋代政治生态下“卤簿送葬”威仪呈现出的生命消逝的肃穆的送终情怀。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和儒释道三教文化合流的影响，宋代上层社会中的“卤簿送葬”威仪逐渐下降到世俗社会丧葬活动中，以亲人为仪卫主体的“卤簿”伴随着鼓吹中的“哀乐”成为士庶丧葬活动的基本礼俗和送终丧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