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庄。（图源：视觉中国）
20世纪80年代，全球史开始走出世界通史编纂，而逐渐发展成为历史研究的方法，相关理论探讨也发展起来。其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倡导的世界体系理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倡导的文明互动理论、菲利普·柯丁（Philip D. Curtin）倡导的比较世界史方法，不仅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而且其他视角的全球史研究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的发展首先在美国促成了历史研究的“全球转向”，全球史视角和方法开始运用于国别史研究，其中也包括清史研究。在美国的清史研究中，较早提倡全球史视角的学者是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其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系》（1985年）对后来“新清史”学者在世界史视角和方法的运用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综观美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全球史方法运用于清史研究也大致遵循世界体系、文明互动和比较的研究路径，概括而言主要体现为三种取向。一是从世界体系和中西互动的视角来理解明清时期的中国，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等人的研究。二是从交互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欧，如以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研究。这两种研究取向将中国置于与西欧的互动或比较之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同时把明朝与清朝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考察，即在进行横向互动或比较研究时也没有忽视历史传承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清代中国的近代转型。第三种取向即“新清史”研究。以濮德培（Peter C. Perdue）、欧立德（Mark C. Elliott）、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清史研究者，虽然也倡导把清朝置于世界历史中来考察，但他们更多关注满人身份和边疆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将世界体系、互动、比较等不同视角和方法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后殖民理论等杂糅起来，建构出一套服务于自身叙事目的的方法。例如，从傅礼初提出的“历史平行现象”出发对亚欧大陆不同“帝国”进行相似性比较，借鉴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理论来建构“去中国化”及以内亚为中心的“清帝国”，从“征服战争”视角来解释清朝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建构及“清帝国”的形成等。而且，他们的研究并不像前两种取向那样既强调横向空间，也兼顾时间维度，而是割裂明清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强调清朝具有“满洲特性”。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和全球史方法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今天，把清朝置于世界历史之中进行考察已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但问题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全球史方法运用于清史研究，从而进一步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有鉴于此，本文以“新清史”中的“帝国”话语为中心，在已有相关反思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全球史方法的运用这一维度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一点思考。
一、“新清史”的世界史视角与“清帝国”建构
将清朝视为西方语境中的“帝国”是“新清史”学者考察清朝的一个重要前提，亦即把清朝定性为“帝国”，是他们关于清朝“扩张”“征服”“殖民”“满汉矛盾”等一系列叙事的基点。欧立德提出，“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米华健在其《嘉峪关外》中也声称：“清本身也是一个帝国，我在此关注的正是清的扩张。”他杜撰出“清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为他“坚信有帝国的地方就一定有帝国主义”。因此，“帝国”成为“新清史”叙事中一个前提性核心概念。
“新清史”学者根据西方学术界的“帝国”定义来衡量清朝，认为清朝符合其中许多特征，由此断定清朝为“帝国”。米华健说：“将‘帝国’应用于清朝盛期统治下的政治单位，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清朝明显表现出帝国定义中的大多数特征，包括领土辽阔、中央集权强大、官僚行政管理、合法化的普世主义体系，以及将文化上多元或政治上截然不同的领土纳入一个总体的政治结构。”欧立德也如是说：“一些共同的特征往往见之于所有帝国的结构：不仅包括辽阔的疆域和差别很大的人口，帝国还有制度和其他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包括历史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多种来源，多种法律系统，多种管理系统；由原住人口和职业军人产生的双重文化；有活力但冲突不断的边疆，帝国与帝国在这里交锋，竞争带来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技术的变化。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回望和研究过去不同的国家，评估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类型。”他认为，清朝符合这些特征，因而是一个“帝国”。濮德培也引用美国学者查尔斯·迈尔（Charles S. Maier）对“帝国”的定义来说明，认为“迈尔的定义与清朝的许多做法相符”。
当然，仅仅以抽象的“帝国”定义来裁定清朝是一个“帝国”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为了进一步论证清朝具有“帝国”的诸多特征，“新清史”学者提出从世界史视角来探讨“清的形成”。欧立德说：“新清史是要把清朝作为一个帝国来理解，清史不只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要把清朝作为一个帝国与其他帝国进行比较。”濮德培也说道：“中国的清帝国是一个殖民帝国，统治着具有不同身份的各民族，值得与其他帝国进行比较。”他提出了“满洲殖民主义”（Manchu Colonialism）概念，并提倡把“清帝国”放在亚欧大陆范围内与其他帝国做类比研究。
因此，从世界史视角研究“清帝国”成为“新清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研究大致遵循两条路径：一是将清朝置于一个宏大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通过宏观结构中的微观叙事来建构“清帝国”；二是将清朝置于亚欧大陆背景下与其他帝国做相似性比较，以此发现和阐明清朝的“帝国”特征。
濮德培在讨论“清帝国的形成”时，主张将其置于“欧亚时空”来考察，提出了四个分析层面：全球、帝国/国家、社会/区域/社区、个人/家庭。他声称其研究就是要把宏观与微观两个解释框架融合起来，具体做法是：“我们可以尝试以儒家的方式走一条中庸之道，即只使用大范围的结构性解释，这些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所分析对象的社会视角，同时，我们也要自觉地将个人的声音嵌入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这个框架既要超越他们的世界，也要超越我们的世界。”濮德培这一主张与其另一观点相一致：强调准噶尔人的能动性。他认为，以往关于蒙古人的历史叙事只注重成吉思汗时代，将其后的时期看作衰落时代，否定了他们的能动性，因此他提出，“我们需要重新赋予中央欧亚人（the Central Eurasians）独立的能动性”，“对历史的书写和重写，是塑造帝国建造者、官员和一般社会互动之策略的关键因素”。
同样，米华健也提出，可把清朝置于三种历史轨迹中进行考察：一是置于强调历史连续性的中国王朝史中，二是置于全球广泛联系的世界史范围内，三是置于成吉思汗后裔在亚欧大陆中部终结这一背景中。他认为，第三种轨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果：欧亚大陆中部的自由放任势力被消灭，其人民被纳入新的帝国（后来是国家）形态。因此，它既是向后看的，也是向前看的”。此所谓“向前看”，亦即这种历史变化可用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因此米华健主张进行第三种历史研究。由此不难理解，米华健的清史研究时常脱离历史语境而夹杂一些不恰当的现实评论。当然，从现实出发来研究清史并非只有米华健一人，濮德培也主张通过重写历史来塑造历史人物，让其声音超越历史上“他们的世界”和现实中“我们的世界”。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坦承：“历史论证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当代假设作为开端，并向后讲述每一个故事。”
这样，“新清史”学者在从现实出发的“世界史视角”下进行了“清帝国形成”的历史叙事，并且力图通过微观叙事来展示宏观层面的“帝国”建构。例如，1771年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清朝，乾隆帝将此事记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前的石碑“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对此米华健做了如下评述：“我们可以从乾隆帝在承德的纪念碑文中看到一段来自皇帝的清晰陈述：到18世纪下半叶，他觉得帝国已经完全成型了，这一过程中的挑战已经通过成功战胜蒙古人而结束。在此，不是要人们倾听一个更美好的过去，而是要表明现在才是黄金时代。……因此，在乾隆帝对清朝如何以及在何处形成的构想中，包含了内亚和中国。”在此，米华健对乾隆帝的纪念碑文做了“深描”，将碑文与“清帝国”构建关联起来，赋予了乾隆帝“先知先觉”的能力，这个“帝国”如何形成、疆域在何处、何时达到鼎盛，似乎都早已在乾隆帝的构想之中。不仅如此，米华健还进一步说道，土尔扈特回归是“在一个历史上以大规模游牧迁徙而闻名的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游牧迁徙。因此，就像任何作为‘历史的终结’的东西一样，它标志着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动态中的终曲——乾隆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庞大‘多民族’帝国的开端”。这一表述是否意味着乾隆帝也意识到了土尔扈特回归是欧亚大陆中部最后一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并标志着欧亚大陆中部“历史的终结”？
将历史人物置于一个宏观结构之中，通过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而不是结构的束缚，以凸显微观事件的宏大意义，是近年来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一种书写策略。因此，无论是濮德培笔下的噶尔丹还是米华健笔下的乾隆帝，将其置于亚欧大陆宏大历史背景下以彰显其行为的“世界史意义”，作为书写方法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在历史研究中，任何一个宏观结构都是研究者的建构，亦即历史的结构性框架是一种后人的客位描述；而对历史人物的书写却要求研究者“移情”，亦即从历史行动者的主位视角来理解和描述。因此，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历史叙事，需要研究者正确处理好这两种视角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模糊现实作者与历史人物之间的界线，把历史研究者的后知后觉转变成历史行动者的先知先觉，使历史人物具有当下性，从而导致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主观性。
二、“早期现代”框架下的相似性比较与“清帝国”想象
在傅礼初提出的“早期现代”“平行现象”假设基础上，把清朝纳入亚欧大陆上的“帝国”进行相似性比较，是“新清史”学者从世界史视角阐述“清帝国”的另一条路径。
傅礼初在《整合史：早期现代（1500─1800年间）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联系》中提出，早期现代（16─18世纪）世界是否存在一种由历史平行现象（historical parallelisms）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构成的整合史（Integrative History）？如果这一构想成立，就可以把清朝纳入“早期现代”的范畴之中来考察。因此，他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早期现代史’的假说，来回答这一问题；然后，特别指出中国在16、17及18世纪的经验在哪些方面能与之契合”。傅礼初在文中虚拟了一次沿着同一纬度的环球飞行，以鸟瞰的方式发现16-18世纪世界各地存在的七种“平行现象”：人口增长、日益加快的节奏、“地区”城镇的增长、城市商业阶级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复兴和传教运动（宗教改革）、农村的动乱、游牧的衰落。然后他进一步指出：“让我们做一个较前文更大胆的假设。假设我们看到的平行现象不仅是平行现象。让我们假设它们是横向连续性，而因此早期现代历史的确存在。”
“横向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是傅礼初提出的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并不一定有联系的社会，在同一时期由于共同原因导致了相似的经历，例如同一种流行病导致了两个社会中人口的减少。但是，“如果一个是霍乱而另一个是鼠疫，那么它们就不构成一种横向连续性，而只是两个相似事件”。由此可见，傅礼初所说的“历史平行现象”不等于历史相似现象，因为它具有横向连续性，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将这种“早期现代史”称为“整合史”。不过，他所描述的七种平行现象，从其概念表述来看，似乎不是“鸟瞰”而是从欧洲角度观察到的。同时，也许由于难以实证这些平行现象的横向连续性，因此他只是以“假设”来说明一种“早期现代史”的存在。
傅礼初的“早期现代史”只是一种构想，建立在他对“历史平行现象”观察和假设的基础之上。况且，关于全球性的“早期现代”是否存在，以及能否把清朝纳入这个范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例如，金士杰（Jack A. Goldstone）认为，“早期现代”“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术语”，它“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基础之上，对世界历史没有用处”，不能运用于清朝。伍安祖（On-cho Ng）也认为，“欧洲和中国的思想经验有很不相同的历史演变过程，要把早期现代性这个概念与欧洲历史背景分别开来，并在全球角度下展现其中国样式，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新清史”学者看来，不管“早期现代”概念能否适用于清朝，只有将清朝纳入这个框架之中，才能使清朝与同时代的欧洲帝国具有可比性，并由此发现其“帝国”特征。因此，尽管傅礼初的构想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论证，但仍被美国一些清史研究者奉为圭臬，并以此作为一种从世界史视角来研究“清帝国”的重要方法。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米华健、濮德培、柯娇燕等人都将清朝纳入“早期现代”范畴，将清朝与同时期的西欧殖民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等置于“平行现象”之中相提并论。柯娇燕在《半透明之镜》中探讨清朝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建构时，就时常与沙俄、奥斯曼等帝国的情况做比较，她说：“本书的讨论也会经常注意到与其他早期现代帝国的平行相似之处。但本书无意成为一部比较著作，对平行现象的观察也不是为了解释这些平行现象。”因此，她在这里的相似性比较只是研究工具而非目的，是要把乾隆帝的“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置于一个“早期现代”世界的框架中，以此来强化“清帝国”叙事。
不过，一些学者在进行平行类比时，对傅礼初提出的“横向连续性”并未予以重视，而是回到了简单的历史相似性比较。例如，濮德培在《中国西征》中提出“将清朝征服看作世界史事件”，把“清帝国的扩张”置于与欧洲其他帝国的比较来叙事。吴启讷在批评这种停留于历史表象的比较时指出，清朝平定准噶尔的动机并非领土扩张，而是噶尔丹觊觎喀尔喀部并意欲结盟俄国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这与西欧的殖民扩张完全不同。而且，当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新疆沿边的哈萨克、布鲁特以及中亚的浩罕、巴达克山、布哈尔、爱乌罕等部相继上表北京朝廷，情辞恳切，要求内附，像回部一样成为清朝臣民。但清高宗拒绝了这些政权的要求”。由此吴启讷提出，难道还有“殖民者拒绝继续扩张？”这显然不符合西方帝国扩张的逻辑。濮德培在谈到比较理论的运用时，引用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不同路径的分析模式。蒂利提出，欧洲在战争环境下资本和强制的结合产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强制密集模式，俄国是这一类的代表；一种是资本密集模式，热那亚、荷兰共和国等城邦国家或城市联盟属于这一类；一种是资本化强制模式，法国、英国等属于这一类。这些欧洲国家最终都汇聚成了不同种类的民族国家。濮德培认为，“蒂利也承认战争在中华帝国构建中的重要性，以及帝国对商业资源的依赖。……如果（国家形成的）过程足够相似到可以比较，那么哪种发展路径最适合解释中国？”当然，第一种模式最适合。所以，濮德培提出：“尽管蒂利的模式并未聚焦于中国或边疆，但它有助于我们将讨论导向清朝扩张时期军事力量与商业力量的相互作用。军事因素是确定帝国身份的首要因素，虽然并非唯一因素。”
由上可见，“新清史”学者从世界史视角对“历史平行现象”的比较，最终还是以欧洲历史为坐标来衡量中国，他们笔下的“清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一种以欧洲历史为参照的历史想象。刘文鹏认为，“新清史”的比较研究“无论哪种模式，归根结底总是要将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置于某种比较框架之下，其可供比较的元素，终究还是要到西方近代化历史中去提炼和选择，然后将中国历史的相关问题纳入以西方国家发展路径为标准的语境中进行考量。所以，即使全球史给了‘满洲殖民主义’学者们一个宏观比较的视野，他们却仍无法避免地要回到西方”。吴启讷也指出：“期待尚未经历技术革命及思想革命，未曾经历经济与社会深度变迁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同步——或接近同步——出现近代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理念，显然同样不切实际。”“回归对东亚历史特殊性的考察，避免将欧亚大陆东部和欧亚大陆中部的古人西欧化、现代化，显然是将中国史研究带向世界史方向的必经之途。”
结 语
在历史研究“全球转向”背景下，把清朝置于全球情境中进行考察，对于清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无疑具有意义。然而，在运用全球史方法时，如果不是严谨地以史实为依据，就有可能像康奈尔·弗莱舍（Cornell Fleischer）、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和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所批评的那样，在研究中以丰富的想象夸大历史的关联性。一些“新清史”学者在提出把清史纳入世界史之时，简单地将清朝类比为欧洲历史上的殖民帝国，提出所谓“清帝国主义”和“满洲殖民主义”，由此导致了各种批评。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声称反对“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但另一方面又在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情况下陷入“内亚中心论”里。
“新清史”学者声称要从清朝的历史过程来理解其特殊性，把清朝类比于欧洲殖民帝国，同时认为清朝与奥斯曼、俄国一样继承了蒙古帝制中的一些因素而具有内亚性，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完全建立在割裂明清之间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因而忽视了清朝与这些帝国最大的不同之处——中国的王朝传统，实际上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清朝既不同于西欧的海外殖民帝国，也不同于奥斯曼、俄罗斯等大陆扩张型帝国。从研究方法来说，“新清史”学者为了强调清朝的“帝国”特征，便把清朝置于“早期现代”的“历史平行现象”中来寻找其与欧洲帝国的相似性。其实，历史比较并非只有探讨共性一条路径，通过比较看到差异也是比较研究的功能之一。如果我们对19世纪以前亚欧大陆的帝制传统进行比较分类，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五种类型：西欧的罗马帝国传统、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王朝帝制传统、西亚的哈里发─苏丹制传统、内亚的可汗制传统，以及受罗马帝制、苏丹制和可汗制影响的综合帝制传统（如奥斯曼帝国）。清朝继承了古代中国的王朝传统，这是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在此无须赘述。近代西欧殖民帝国由宗主国与殖民地构成，由于此时欧洲的宗主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所以这种“帝国”完全不同于东方其他大国，其统治政策和行为被称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因此，如果我们把清朝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制进行比较，辨识其中的差异，便更能看清楚中国文化传承中的清朝和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
关于“新清史”学者在运用比较方法上的缺陷，刘文鹏评论道：“诸位学者在全球史观下所做的比较研究，看似宏大，其主要观点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但却并没有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因为在他们的论著中，缺少对欧洲列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分析，更没有对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莫卧儿王朝如何推行帝国主义的分析与研究，所以他们做的是一种不完全的比较。”因此，如果在研究中简单地以“平行现象”进行相似性比较，而不是深入地分析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不能从比较中看到独特性，研究结论便难以令人信服。鉴于西方汉学中“帝国史”范式的局限性，魏孝稷提出有必要构建一种“文明史”范式来叙述中国历史。因为它可以突破“帝国史”的二元对立模式，即从强调中原与边疆或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关系，转向文明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一体化关系；同时，“文明史”范式综合考量皇帝与官僚、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国家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政治关系，可以避免“专制”叙事的还原主义陷阱。这一思考无疑是有益的，不仅对中国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以中国历史经验来丰富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