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宏俊｜走向集权：古希腊城邦体制转型的斯巴达范式
学术
2024-11-16 18:01
北京
作者：祝宏俊
来源：“外国问题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外国问题研究》2024年第3期
古希腊剧场（图源：文博中国）
公元前4世纪，古代希腊的城邦体制走向灭亡，但城邦体制为何灭亡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学界一般将其简单归结为贫富分化加剧、公民队伍瓦解、雇佣军流行等，但公民队伍如何瓦解，雇佣军怎么流行，以及其他更为具体的问题却少有深入的探讨。斯巴达是希腊化时期希腊世界仅有的比较活跃的城邦，它一直维持独立，直到公元前188年被阿凯亚同盟吞并。斯巴达覆灭前约半个世纪被称为斯巴达历史上的“改革时代”，这一时期因其快速变幻的政治运动而受人关注，但至今大多数学者讨论的都是具体政治人物的活动，并没有在城邦体制衰落的历史语境中分析认识这些改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改革为斯巴达带来了国力的短暂复苏，恰如城邦覆灭前的“回光返照”，成为观察古希腊城邦体制崩溃的绝好样本。本文试图借鉴现有研究成果，以晚期斯巴达历史为案例分析古希腊城邦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公民是城邦的基础。城邦被视为公民的结合体，在古代希腊人看来，公民群体对城邦的重要性甚至高于领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伯利克里在对雅典公民展望即将发生的战争时说：“我们所应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因为房屋和土地不会使人有所增加，而人却能使它们有所增加。”尼西阿斯面对垂头丧气的雅典远征军说：“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定居，你们就是一个城邦，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或舰船。”城邦的衰落首先表现为公民队伍的衰落，更准确地说是合格公民人数的减少。古典时期的斯巴达公民人数约为10000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研究，斯巴达的土地最多可以供养30000名重装步兵，而在公元前5世纪，公民人数也不会少于10000人。普鲁塔克说来库古改革时，曾经划分了9000份份地，这一份地数量直至公元前4世纪初《厄庇泰德（Epitadus）土地法》颁布之时基本保持不变，也就说是，在公元前5世纪及其之前，斯巴达公民人数都保持在9000人的水平。温泉关战役之后，斯巴达流亡国王戴玛拉托斯告诉波斯国王，说斯巴达还有8000名士兵。菲古伊拉对戴玛拉托斯说的这个数字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这里的8000人只包括了从20到49岁年龄段的斯巴达人，如是，可以简单计算出每10年段约有公民2660人。那么总人数则略多于10000。但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据亚里士多德说，公民人数已不足1000人。据色诺芬记载，斯巴达参加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的公民兵只有700人，如果斯巴达仅派三分之二的公民到境外作战，那么公民人数大致上也只有约1000人。据普鲁塔克研究，到阿基斯四世改革前夕，斯巴达公民人数只有700人，而且其中只有100人拥有土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史料记载斯巴达境内的人口总数却并不少。公元前315年，马其顿将领阿里斯托德摩斯（Aristodemus）曾经在这里一次性招募了8000名雇佣军；公元前304年，斯巴达将领克利奥尼穆斯（Cleonymus）在塔纳鲁姆招募了5000雇佣军前往塔兰顿。尽管阿里斯托德摩斯、克利奥尼穆斯招募的军队不一定全是斯巴达公民，但因为招募地点在斯巴达境内，斯巴达居民一定不在少数。克里奥墨涅斯三世改革前夕（约公元前228年），埃托利亚入侵拉科尼亚，一次性掠走50000人。克里奥墨涅斯统治时期，为了抵抗马其顿的进攻，一次性释放了6000名黑劳士；公元前207年，菲洛波门（Philopoemen）率军攻入拉科尼亚，杀死了不下4000人，还掠走了不少于此数的人口，可见，直到公元前2世纪初，斯巴达其实并不缺少人口，而是缺少公民。古典时期的斯巴达公民必须符合如下五个方面的标准。首先是血统标准，即他的双亲必须具有斯巴达血统。其次是自然标准，此项标准包含三个要素，即身体健康、男性、年满30岁。再次是教育标准，即必须接受斯巴达教育并通过最后艰苦而严格的考核。又次是经济标准，斯巴达公民必须具有起码的经济条件，即必须有能力足额缴纳公餐税、自备重装步兵所需军事装备，这个经济条件又具体表现为占有一定面积的份地。最后是道德标准，公民必须视城邦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无条件献身于城邦。对照这个标准，到公元前3世纪的改革时代，斯巴达公民表面上还称为公民并具有一定数目，但其实质已经不再符合上述标准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世界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新的变化。自从马其顿征服希腊之后，希腊世界的城邦就逐步沦落到马其顿的统治之下，但在这个总的进程中，希腊世界受马其顿威胁和控制的程度有起有伏。尽管马其顿王腓力二世早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就征服了希腊世界，但总体上看控制并不严格。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后，希腊世界沦为继业者争夺权力的战场。由于马其顿是整个亚历山大大帝政治遗产的中心，盘踞在各地的政治势力都希望通过控制马其顿来确立自己的核心政治地位。这样，希腊半岛的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因为接近马其顿传统疆域而成为各派政治势力问鼎马其顿的必争之地，希腊城邦也因此陷入连绵战火之中。公元前276年“罗圈腿”安提戈努斯建立统治，对希腊采用羁縻的统治政策，在希腊世界的科林斯、卡尔西斯和德米特里乌斯派驻驻军，威慑周边地区，迫使其服从马其顿的权威。公元前267年，雅典、斯巴达在托勒密埃及的支持下发动暴动，试图推翻马其顿的统治。斯巴达国王阿柔斯（Areus）一世亲自率军出征，在科林斯与马其顿军队展开决战。最后阿柔斯战死，马其顿获胜，并重新控制科林斯。科林斯毗邻斯巴达，历史上一直是斯巴达的北部屏障，斯巴达曾为了拉拢和保护科林斯，防止其投靠雅典，不惜与雅典展开战争，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因而科林斯的丢失对斯巴达而言是巨大的威胁。公元前251年，民主派领袖阿拉托斯（Aratus）在西昔翁发动政变，带领西昔翁加入阿卡亚同盟。西息翁在科林斯的西部、斯巴达的北部。从此，阿凯亚同盟的势力发展到斯巴达的北部。阿拉托斯加入阿凯亚同盟之后在同盟内部的地位逐步上升，公元前245年，阿拉托斯成为阿卡亚同盟司令官。阿拉托斯本人是一位颇具野心和能力的政治家，他怀揣统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梦想，不断拓展阿凯亚同盟的势力范围。马其顿和阿凯亚同盟在斯巴达的北部反复争夺，公元前244年，马其顿再次控制科林斯，次年，科林斯、麦伽拉、特洛伊曾、厄庇道鲁斯又被迫加入阿凯亚同盟。无论谁在斯巴达北部获得胜利，斯巴达都是下一个被吞并的对象，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内外交困之下，公元前3世纪中期至前2世纪初，斯巴达不得不实施多次改革。公元前244年阿基斯四世即位，实施改革，至公元前241年失败；公元前236年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即位，公元前227年实施改革，至公元前222年被阿凯亚同盟联合马其顿打败，被迫逃亡埃及；公元前218年，凯隆发动暴动前试图实行改革，旋即失败；公元前209年纳比斯即位，实施改革，至公元前192年被阿凯亚同盟、罗马和埃托利亚同盟联合镇压。这些改革持续的时间或长或短，改革措施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重建强大的军队，恢复昔日辉煌；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取消债务、重分土地。阿基斯四世（公元前244—前241年在位）将位于佩勒涅（Pellene）河流附近到泰该都斯山之间、马利亚（Malea）半岛到塞勒西亚（Sellasia，位于拉科尼亚北部）之间的土地分为4500份，这一地区之外的土地分成15000份。前者主要分给斯巴达人，后者分给庇里阿西人。公元前236年，克里奥墨涅斯即位后经过9年的准备，在公元前227年实施改革。普鲁塔克称其首先宣称“土地属于公共财富”，随后由本人带头，部分支持改革的富人纷纷将财产上缴国家，再将这些财产在公民之间进行分配。公元前219年，莱库古（Lycurgus）通过贿赂获得王位，而凯隆（Cheilon）自认为更合适担任国王，宣布将延续克里奥墨涅斯的政策，取消债务、分配土地，继而发动政变，杀死监察官，但由于没有赢得人们的支持很快宣告失败。公元前207年，纳比斯成为斯巴达的最高统治者，继续实行改革。纳比斯的事迹主要见于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但其中多偏激、诋毁之词。波利比乌斯称纳比斯消灭幸存的王室成员，驱逐富有和祖先声望杰出的公民，将他们的财富和妻女交给拥护自己的民众头领和雇佣军，这些支持者和雇佣军都是杀人犯、抢劫犯、强盗、土匪。狄奥多罗斯延续了波利比乌斯的说法，称他选择性地消灭了那些最优秀的拉凯戴蒙人，从四面八方招募了最卑鄙龌龊的人来维护他的统治。结果神庙抢劫者、窃贼、海盗、死刑犯汇聚斯巴达。本文认为，这些所谓的抢劫者、窃贼、海盗大多属于失去土地的破产的社会下层，因此，纳比斯的行为实质上与前几位改革家的政策一致。尽管波利比乌斯和狄奥多罗斯没有直接说明，但李维也曾两次提到纳比斯取消债务、分配土地，即在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上，以及在纳比斯和佛拉明努斯的对质中。综合这些记述可知，纳比斯改革的核心内容与其前辈改革家并无二致。这些改革的直接目的是重建公民队伍，振兴公民兵，缓解斯巴达面临的生存危机，而具体措施则围绕社会贫富差异加剧这一斯巴达和当时希腊其他城邦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展开。因此，改革在斯巴达国内外得到积极响应。在斯巴达国内，阿基斯平分土地的政策一经公布便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甚至在土地尚未分配的情况下，人们就纷纷参军，期待获得胜利之后能够顺利分得土地。克里奥墨涅斯即位前就崇拜阿基斯，即位之后更是派人研究阿基斯的政策，疏远反对派，仅凭此，克里奥墨涅斯在正式推行改革之前就备受拥护，在发动一系列战争时也得到了热烈支持，从而确保了克里奥墨涅斯在战场上不断获得胜利。改革之后，克里奥墨涅斯所获支持更盛，在战场上多次打败阿凯亚同盟，占领麦伽勒波利斯、阿尔戈斯，甚至攻入阿凯亚境内。纳比斯改革在国内的影响因为波利比乌斯的偏激很少见于记载，但公元前195年，罗马强迫纳比斯接受屈辱和约，斯巴达人没有抛弃纳比斯，而是决心支持纳比斯抵抗到底。由此可见，斯巴达人是认可纳比斯及其改革的。为战胜危机，斯巴达的政治家们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绵延持久的改革运动，正是这场持续性的改革推动了斯巴达城邦体制的转型。在这场改革运动中，公民队伍和公民兵首先发生根本性的蜕变，导致了城邦政治基础的更新。事实上，改革时期斯巴达公民队伍的蜕变是由两重因素推进的，一是传统力量继续促使传统意义上的公民队伍分化、化解、萎缩，二是改革力量促进公民队伍的构成不断发生变化，公民队伍的社会属性不断被重新定位。公民队伍的蜕变又引起公民兵队伍的改变。从传统标准看，公民队伍内部的裂隙继续加大。少数富人生活奢靡，菲拉库斯曾经批评阿柔斯一世（公元前309年—前265年在位）和阿克洛塔图斯二世（Acrotatus，公元前265—前262年在位）父子模仿波斯生活方式，极为奢侈——波斯生活方式是当时希腊世界奢靡生活的代名词。公元前254年即位的列奥尼达斯（Leonidas）长期生活在波斯，亦学会了该生活方式。阿基斯四世时期斯巴达社会的贫富分化更为突出。普鲁塔克说，阿基斯四世的祖母阿基达米娅是拉开戴蒙人中最富有的，阿基斯四世因此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阿基斯四世的舅舅阿基西劳斯拥有面积广阔的田产；阿基斯的岳父吉利普斯（Gylipus）同样家产庞大。但阿基斯四世弃绝所有带来欢乐的嗜好，不穿戴任何华服和装饰，只穿粗布衣服，吃斯巴达传统的粗粝的饮食。这恰恰表明当时的斯巴达社会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生活富裕、追逐奢靡，一部人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普鲁塔克还说，斯巴达一部分富有的人肆无忌惮地攫取田地，所有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市民陷入贫穷和悲惨的处境。改革时期，斯巴达曾经当众烧毁债券（Claria），足见债务人数量之巨。克利奥墨涅斯三世时期，贫富分化同样严重。普鲁塔克说，克利奥墨涅斯即位时，看到所有的公民都过着放荡腐败的生活，有钱人把公益丢诸脑后，热衷于私利和享受，穷人过着无以为生的生活。事实上，克利奥墨涅斯的外公、继父都是拥有庞大资产的富豪。史书没有叙述纳比斯时期斯巴达的财产占有状况，但波利比乌斯说纳比斯的支持者全是土匪、强盗、杀人犯、负罪逃亡者。本文认为，这些人其实都是因为失去土地、失去生活依靠后被迫走上“犯罪”之路的贫困者。纳比斯大量依靠这些人充当军力恰恰说明当时斯巴达的贫困人口数量之多。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公民队伍在政治上出现分裂，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这在普鲁塔克所描述的阿基斯四世和克利奥墨涅斯三世的改革运动中有突出体现。阿基斯的改革起初遭到他母亲的阻止，后期同僚国王利奥尼达斯更是坚决反对，抵制改革的富人都聚集在利奥尼达斯的周围，贫困的公民则团结在阿基斯四世的周围，渴望改革。克利奥墨涅斯时期同样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克利奥墨涅斯早年的同伴色纳里斯在得知改革计划后就竭力反对，原先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也一致反对改革，迫使克利奥墨涅斯改组监察官群体。公民队伍不再是一个整体，内部出现了分裂。公民不再是一支坚定支持城邦、献身城邦的社会力量。古典时期的斯巴达公民被尊为“献身城邦”的榜样，普鲁塔克说斯巴达公民就像蜜蜂献身蜂王一样献身国家。但是，公元前3世纪斯巴达公民队伍不再具有这样的道德品格，他们不再视城邦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唯自身和党派的利益是从。阿基斯四世改革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的舅舅阿基西劳斯在农业歉收的情况下强行征收第十三个月的税收，无视大批贫困公民对土地的渴望，人为阻挠平分土地的计划，最终导致人们对改革失去信心。阿基斯四世最后则因为昔日的亲信、密友安法里斯（Amphares）、达摩查理斯（Damochares）的叛卖而被捕处死。克里奥墨涅斯也遭到安提戈努斯的背叛，作为国王卫队这一斯巴达军队最重要力量的指挥官，安提戈努斯被马其顿国王收买，直接导致克利奥墨涅斯在塞勒西亚战役中失败，被迫流亡埃及。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公民队伍的衰落，新的公民队伍应运而生。这支新公民队伍伴随持续进行的改革逐渐成型，其成员的来源和组成结构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队伍有着明显的不同。公元前244年，阿基斯四世即位，实施改革。如前所述，他计划授予4500名斯巴达人和15000名庇里阿西人以土地。这个改革的出发点显然是要恢复由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黑劳士组成的等级制度，但是，传统的斯巴达公民因为牺牲、流亡、自然死亡等多种原因，已经不足4500人，因此，他补充规定以受过自由人的良好教育、年富力强为标准，从庇里阿西人和外邦人中择优挑选一部分人。斯巴达曾严禁其他等级和外邦人染指公民权，希罗多德说，直到希波战争时斯巴达才授予两位外邦人公民身份。历史上虽曾经有黑劳士被释放成为“新公民”，但一来新公民不等于公民，其实际地位比公民低，二来这种释放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少量为之。色诺芬记载阿吉西劳斯为了抵挡底比斯的入侵曾经以授予自由为条件招募了6000名黑劳士，但对这部分黑劳士充满了担忧和怀疑。阿基斯改革显然依然坚持等级制的传统，但面对合乎要求的斯巴达人人数不足的问题，又不得不放松标准，使一批庇里阿西人成为公民，但阿基斯依然将黑劳士排斥在公民候补队伍之外。公元前236年，克里奥墨涅斯继续进行改革。克里奥墨涅斯三世与阿基斯四世一样，试图通过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恢复公民队伍。但克里奥墨涅斯改革时期，合格的公民数量进一步减少，阿基斯改革因没有培育出一支公民队伍而旋即失败。克里奥墨涅斯在统治初期还采取了刻意打击公民的措施。为减少改革阻力，他故意发动战争，将反对改革的公民带到前线，消耗传统的公民队伍。克里奥墨涅斯执政的前8年一直发动战争，战争势必带来伤亡，导致公民人数进一步减少。及至改革启动，其措施更为果敢——放逐80名公民、杀死监察官，强行推行改革。倘如普鲁塔克所说在阿基斯改革前夕传统公民的人数只有700人，那么此时就更少了。有鉴于此，克里奥墨涅斯在一定程度上继续阿基斯的改革措施，重新建立公民队伍，但其方案与阿基斯存在明显差异。阿基斯的计划是先授地，人数不足时再从庇里阿西人和外邦人后裔中吸收身体健康、接受过斯巴达教育的人作为补充；而克里奥墨涅斯是先授地，再从接收土地的人中吸收成员接受斯巴达教育，使其成为合格公民。克里奥墨涅斯用于分配的份地数量大致上与阿基斯持平，即4500份，然后从中选出了4000人接受斯巴达教育。也就是说，4000人都不符合传统的公民标准，需要接受“再教育”，约占公民队伍的90%。客观说，如此大量吸收低等级的人成为公民并非克里奥墨涅斯的本意，从其改革整体来看，他的目的与阿基斯一样，依然是想通过恢复等级制来恢复公民队伍，但因为合格的人数太少，从而不得不调整授地对象的标准，遂使大量庇里阿西人被授地，成为公民。克里奥墨涅斯统治后期，公民队伍中又增加了很多黑劳士。改革初期，克里奥墨涅斯像阿基斯一样没有向黑劳士授予土地。但是公元前222年，马其顿大军压境，斯巴达财力、军力不敷使用，不得不采用出售自由身份的方法聚集资源：每个黑劳士只要付5明那即可获得自由身份，最后大约6000名黑劳士获得自由。也就是说，有6000名黑劳士成为公民，这一措施的革命意义在于，这部分公民与是否占有份地（kleori）无关，公民身份以占有土地为前提的传统被颠覆。克里奥墨涅斯在授予公民身份之后选拔了2000人补充军队，此数约占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且不像当年的阿吉西劳斯充满担忧。这说明公民队伍向黑劳士开放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公元前207年，纳比斯成为斯巴达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改革更是彻底摧毁了斯巴达等级制和传统公民制度。与克里奥墨涅斯在继位8年之后才实施改革不同，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纳比斯继位后没有忙于战争，而是致力于在国内巩固自己的统治，即位伊始就开始了改革。他采取的措施与阿基斯和克里奥墨涅斯基本相似，都是取消债务、分配土地，但在具体做法上又与前两位改革先驱有所不同。纳比斯统治时期，斯巴达在改革年代初期复建的公民队伍在塞勒西亚战役之后消耗殆尽。塞勒西亚战役前夕，克里奥墨涅斯断然采取措施，将公民队伍扩大到10000人，从中组建了一支6000人的公民兵，在塞勒西亚战役中，有5800人阵亡或被俘。这意味着第一批复建的、具有较多传统色彩的公民队伍全军覆没，公民队伍损失过半。纳比斯继位后采取措施继续壮大公民队伍。公元前195年，斯巴达派军队支援阿尔戈斯，军队总人数12000人，其中有10000名公民。斯巴达不可能把所有的公民全部派往阿尔戈斯，因此，这10000名公民只是整个公民队伍的一部分。由是观之，纳比斯改革创造了一个新的公民队伍，其人数超过了10000人。这支庞大的公民队伍不可能由传统意义的公民组成，只能来自被释放的奴隶，或如波利比乌斯、狄奥多罗斯所说，来自外邦人，其中的主体只能是奴隶或黑劳士。公元前195年，纳比斯在与佛拉明努斯对质中曾经为自己释放奴隶做过辩护，认为这只是恢复斯巴达传统的平等制度而已。波利比乌斯大肆攻击纳比斯将富人遗孀和女儿嫁给奴隶，这其实是释放奴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原先的奴隶通过婚姻获得了本属于公民的份地，事实上成为了公民。纳比斯的这一改革措施直接影响到黑劳士制度的存废。克里姆斯和科奈尔都认为，纳比斯改革之后，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消失了。汤因比和奥利瓦则认为黑劳士制度可能没有被取缔，但黑劳士人数已经极大降低了，黑劳士不再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希墨戎和皮查特诺娃也持类似的态度，认为纳比斯并没有取缔黑劳士制度。本文倾向后两种观点，因为斯特拉波说直到罗马时期还有黑劳士。黑劳士人数的大量减少意味着斯巴达公民人数的大幅增加。但是，新的公民等级恰如威利茨所说的，其实际地位低于古典时代公民等级，更加接近于黑劳士的地位，卡特里奇等将这种状况称为“一体化”。至此，斯巴达通过改革在国内实现了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之间的“平等”，传统的低等级社会成员也成为公民，斯巴达的公民队伍完成了蜕变。公民队伍的蜕变直接导致了公民兵制度的转型。公民兵是城邦体制下各个城邦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点是亦兵亦民：平时为民，从事生产；闲时为兵，进行训练；战时出征，保卫国家，这决定了公民兵本质上属于业余军队。公民兵制度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士兵的来源建立在公民队伍基础上，二是公民自备武装从军打仗，从军期间理论上没有薪水。就斯巴达而言，公民阶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成为职业军人。但斯巴达的公民兵依然与公民结合在一起，这使公民兵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古典时期，斯巴达维持着10000人左右的公民兵。随传统公民队伍的解体，斯巴达公民兵也面临危机，斯巴达城邦的军队面临转型。斯巴达军队的转型首先在克里奥墨涅斯改革中悄悄展开。表面上看，士兵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斯巴达人阶层。克里奥墨涅斯没有取缔公民兵制度，但因为前文所述的血统合格的公民人数不足，被大规模吸收进来的庇里阿西人成为公民兵的主体。克里奥墨涅斯放弃了传统的公民兵战术，采用马其顿军队使用的长矛（sarissa）。公元前222年马其顿入侵前夕，面临强大的马其顿军队，克里奥墨涅斯被迫大规模吸收黑劳士加入军队。这次征召与前文所说的阿吉西劳斯实施的大规模征召有所不同。前一次属于临时举措，斯巴达对其并不信任，后来底比斯军队没有进攻斯巴达城，掉头南下，这部分黑劳士是否真的获得自由不得而知。但克里奥墨涅斯的这次行动事实上授予了黑劳士公民身份，同时从中选出2000人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专门用以对抗马其顿的精锐部队“银盾兵”。后来，克里奥墨涅斯率领包括黑劳士在内的斯巴达军队曾经一度打败麦伽勒波利斯城邦，迫使麦伽勒波利斯城的居民逃亡。这部分士兵又与斯巴达人一起参加了塞勒西亚战役，而且人数占整个斯巴达公民兵的三分之一。显然，黑劳士已经成为斯巴达公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公民兵是由昔日的斯巴达人、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混合组成的。克里奥墨涅斯的这次行动还改变了斯巴达公民兵“全民皆兵”的模式。克里奥墨涅斯虽然将公民队伍恢复到古典时期10000人的规模，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有实力充当公民兵，因此，克里奥墨涅斯选拔的2000名黑劳士应该只是经济上有一定实力的黑劳士。这里，一个新现象值得注意，公民兵制度下所有的公民均需参军，但此时出现了部分公民参军、部分公民不参军的情况。可以推测，为了解决从军与不从军负担不均的问题，斯巴达势必要给予从军的公民一定的报酬。因此，无薪水的义务兵制必然要进行调整。纳比斯时期，传统的公民兵制度彻底崩解。这在公元前195年斯巴达捍卫阿尔戈斯的军队组成中有所显示。据李维的记述，这支军队有12000人，其中有1000名来自克里特的士兵（他们或者是盟军，或者是雇佣军），1000名其他雇佣军，10000名来自国内的士兵。从组成结构看，雇佣军占了六分之一，但其主体依然是来自国内的士兵，也就是新“公民兵”，因此，公元前3世纪希腊城邦中雇佣军取代公民兵的观点，至少在斯巴达是不成立的。斯巴达的军队以国内的公民为主体，外加部分雇佣军。至于斯巴达何时开始较普遍地使用雇佣军，目前不得而知。之前似乎大多是斯巴达人自己出境当雇佣军，如公元前4世纪中期阿吉西劳斯到埃及；公元前4世纪后期，国王阿基达玛斯三世去塔林顿做雇佣军；公元前4世纪末，阿克洛塔罗斯一世和克利奥涅莫斯（Cleonymus）率领雇佣军到西西里和南意大利作战。但斯巴达国内使用境外的雇佣军大概在公元前3世纪前期，公元前272年，国王阿柔斯一世曾经率克里特雇佣军回到斯巴达，抵抗皮鲁斯的入侵。克里奥墨涅斯三世时期，再次使用来自克里特的雇佣军。纳比斯时期，斯巴达使用的雇佣军更多，尤其是克里特的雇佣军。公元前197年，纳比斯与罗马结盟，向罗马提供的军队就是600名克里特雇佣军。公元前195年，他又支持阿尔戈斯，一次性配备了2000名雇佣军。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公民组成的军队依然是斯巴达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这部分军队与传统的公民兵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与古典时期的公民兵相比，士兵不是清一色的斯巴达人，主要是庇里阿西人、黑劳士和归化的外邦人。在公民队伍大幅壮大之后，全员从军已无必要，部分人从军应该成为常态；新公民个体的经济实力有所下降，并非每个公民都有能力如古典时期那样自备武装义务从军；雇佣军的普遍使用势必影响到公民兵，诚如郭小凌教授指出的，雇佣军作战的目的是金钱。在新形势下，要让贫困公民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与领着薪水的雇佣军一起义务地并肩作战，明显是不现实的。纳比斯时期，斯巴达铸币频繁，这些铸币不可能只发给雇佣军而不发给公民兵。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纳比斯执政时期，曾在国内设置酷刑勒索富人，在阿尔戈斯也想方设法搜刮财富，还广泛参与海盗活动，为海盗提供港口，以牟取钱财。这些活动的目的似乎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享受，同时也是为了给士兵发薪水。经过这番改造之后的公民兵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雇佣军一样，已经不完全是为了城邦而战，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为提供薪水的“雇主”而战。斯巴达的公民兵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纳比斯的私人武装，这点李维和波利比乌斯曾多次提到。借助于这支军队，纳比斯在遭遇公元前195年的惨败之后并没有被推翻，公元前192年，他还借机发动暴动，试图收复南部沿海地区。纳比斯正是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建立起专制统治。公民和公民兵的蜕变直接导致了斯巴达政治体制的变化，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公民大会、长老会议这两个与公民队伍直接相关的集体性权力机构逐渐失去了功能。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我们尚可看到公民大会，但在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中，在公元前3世纪的斯巴达已经很少见到这两个政治机构。晚期斯巴达政治体制的转型还表现为传统的双王制度转向一人执政。在斯巴达的历史上双王之间历来矛盾重重，但这种矛盾恰恰是双王之间互相制衡的结果，双王的长期存在也保持了这种制衡关系。但自阿基斯改革之后，双王制度逐步瓦解直至最终演变为正式的一人执政。公元前244年阿基斯四世继承王位。阿基斯四世即位之时应在30岁出头，正是风华正茂之年，他力倡改革，但遭到利奥尼达斯的反对。公元前242年，阿基斯四世忍无可忍，放逐了利奥尼达斯，扶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利奥尼达斯的女婿克里奥布鲁托斯担任国王。在斯巴达的历史上，一个王室在另一王室家族扶植一位听从自己的傀儡国王并不鲜见，如公元前491年，斯巴达国王克里奥墨涅斯一世曾经驱逐了戴玛拉托斯，扶植利奥提奇达斯做国王。只因克里奥墨涅斯一世很快被推翻，其傀儡国王的特性未能显现，相反倒是成了实际上的强势国王。但在他之后，斯巴达著名国王、温泉关战场的英雄利奥尼达斯依然对其构成了制衡。但阿基斯四世驱逐利奥尼达斯之后，斯巴达的双王之间没能恢复制衡关系。公元前241年，利奥尼达斯重新夺回政权，阿基斯四世被处死，阿基斯四世的弟弟阿基达玛斯五世逃亡，他的遗腹子、刚出生的婴儿优达米达斯（Eudamidas）三世即位。值得注意的是，史书中并未出现优达米达斯的摄政王。摄政王是在国王年幼的情形下为保证王室政治独立，对另一王室实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置，停设摄政王则使优达米达斯成为利奥尼达斯的傀儡，至少在新的强势国王出现或年幼国王亲政之前王权被集中到一人手中。公元前236年，利奥尼达斯去世，其子克里奥墨涅斯三世继位。克里奥墨涅斯三世与国王优达米达斯之间关系非常特殊，利奥尼达斯在阿基斯四世去世后强迫其遗孀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克里奥墨涅斯。从克里奥墨涅斯顺利继位来看，即位之时克里奥墨涅斯显然已经成年。而优达米达斯一世当时年仅五岁，依然未能亲政；二是在世系上优达米达斯是克里奥墨涅斯的继子，双方为父子关系；三是优达米达斯的母亲虽在，但与后父之间关系融洽，也构不成一种与克里奥墨涅斯相对抗的政治同盟关系。因此在克里奥墨涅斯执政初期，制衡的双国王关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在特殊的婚姻和血统关系的作用下，实际上形成了以克里奥墨涅斯为中心的王权体系。公元前227年，克里奥墨涅斯三世突然召回流亡的阿基斯四世的哥哥阿基达玛斯五世。但阿基达玛斯五世未及登基就被杀死，克里奥墨涅斯转而扶植自己的弟弟优克莱达斯（Eucleidas）担任另一王室的国王。关于阿基达玛斯五世之死，普鲁塔克称是监察官担心他复位之后报复，实施暗杀，但菲拉库斯（Phylarchus）则认为克里奥墨涅斯被朋友说服，默许监察官实施暗杀。本文认为，后一种观点不容忽视。这其中还有一个疑点是优达米达斯的早逝，当时的优达米达斯14岁，离成年、亲政不远，他的去世不能排除人为因素。这其中的背后推手不能排除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因为他即将成为克里奥墨涅斯的政治对手。而当时的克里奥墨涅斯可能30岁左右。据记载，公元前241年，阿基斯四世的遗孀嫁给克里奥墨涅斯时，他还不到结婚的年龄，但也相距不远。6年之后，公元前235年，克里奥墨涅斯就已经成年，可以继承王位，此时至少应该20岁出头。8年之后，公元前257年，则应该在30岁左右，正是人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在这种形势下，克里奥墨涅斯既已大权独揽数年，似乎不会容忍产生一位可以抗衡的政治对手。所以，克里奥墨涅斯提前剪除优达米达斯，不是不可能。即使优达米达斯不是死于暗杀而是死于其他意外原因，阿基达玛斯五世是阿基斯四世的哥哥，显然年长于克里奥墨涅斯，极有可能成为克里奥墨涅斯的对手或牵制力量，克里奥墨涅斯也可能接受朋友的劝说，借刀杀人。随后，克里奥墨涅斯实施更为激进的剪除监察官的变革措施。事后，克里奥墨涅斯扶植他的弟弟优克莱达斯担任另一王室的国王，使原来分属两个王室的王权集中到一个王室，尽管形式上还有两位国王，但实际权力依然掌握在一人之手。公元前222年，克里奥墨涅斯三世在塞勒西亚战役中败北，逃亡埃及，克里奥墨涅斯的党羽控制政权，竟然没有另立国王，而是等待克里奥墨涅斯回国。直到公元前219年克里奥墨涅斯去世，斯巴达才在监察官的主持下选立新国王。有理由相信，连续杀死两位国王、取缔监察官制、扶植亲兄弟做同僚国王，这些激进行为比较符合当时克里奥墨涅斯的个人心态。现在，斯巴达的新国王是克里奥墨涅斯姐姐的孙子，年幼的阿基斯波利斯三世，他的叔叔克里奥墨涅斯任摄政王。另一王室的莱库古通过贿赂的手段获得王位，但4年之后，他驱逐了阿基斯波利斯，自立为王。莱库古统治时间不长（公元前219—前210年），其政治活动也不清楚，或在国内为王，或流亡海外，但有一点很明确，莱库古统治时期只有一位国王。公元前210年，莱库古去世。监察官只拥立了一位国王，莱库古刚刚出生的儿子佩罗普斯（Pelops）登位，雇佣军首领玛卡尼达斯（Machanidas）任摄政王。斯巴达的一王制度取代了双王制度。两年之后，玛卡尼达斯战死，纳比斯接着担任摄政王。纳比斯继续维持一王制度，并在公元前199年杀死佩罗普斯，自己担任国王，并借助于招募的军队维持统治。至此，斯巴达的双王制度在阿基斯四世之后形式上保留、实际上废止；到莱库古时期形式上和实际上都废除；到纳比斯时期一人统治正式确立。双王制终于彻底走向了终结。晚期斯巴达政治体制转型的再一个表现是监察官制度的崩塌。监察官制度曾是斯巴达政治体制中最为特殊的制度，古典时期的监察官共有5人，每年从公民中选举产生，代表的是公民集体，主要是下层平民的利益，他们构成对贵族和王权的强大制约。但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公民队伍的解体，监察官不再是公民利益的代表，其内部开始分成不同的派别，并最终被彻底取消。阿基斯四世统治初期，其改革主张遭到以利奥尼达斯为代表的富人集团的反对，于是，阿基斯四世支持倾向改革的莱山德当选监察官。莱山德在改革建议被长老否定的情况下，直接向公民宣布议案，放逐了反对改革的国王利奥尼达斯，选立新国王克里奥布鲁托斯。在莱山德任期满了之后，新一届监察官反对改革，他们尽管没有直接驱逐阿基斯，但传讯主张改革的莱山德和高级官员曼德罗克莱达斯（Mandrocleidas）。在这危急情况下，阿基斯驱逐民选的5位监察官，直接派自己的亲信担任监察官，其中包括表面支持改革的舅舅阿吉西劳斯。阿吉西劳斯任监察官期间只实施了对自己有利的减免债务措施，而对与己无利的平分土地则拖延不办。更有甚者，阿吉西劳斯还纠集了一支私人卫队，前呼后拥，在任期将满时，又宣称自己将连任监察官。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反对派借此机会，迎回了流亡国王利奥尼达斯。利奥尼达斯流放了自己的女婿、接替自己的克里奥布鲁托斯，抓捕了阿基斯，重新将所有监察官解散，推举自己的亲信接任。新的监察官主持了对阿基斯的审判，尽管其中有人同情阿基斯，但最终依然将阿基斯判处死刑。监察官已经成为当权者的爪牙。从阿基斯短短的执政经历看，首先，监察官的民选制度被破坏，可以由国王任命；其次，监察官内部不再团结一致，而是分成了支持或反对改革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三是监察官由富人、贵族担任，成为某些强势政治领袖的代言人，从而不再代表平民的利益；四是监察官可以聚集私人武装；五是监察官一年一任的制度虽未正式取消，但也即将面临崩溃。传统的监察官制度正走在消解的途中。阿基斯四世之后，利奥尼达斯担任国王，这期间监察官的职能和实际政治地位不甚清楚，但利奥尼达斯之后至克里奥墨涅斯即位初期，权柄一直操纵在监察官手中。传统政治体制下，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掌握在公民大会的手中，国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尤其出征在外期间，握有全部的军事指挥权，监察官只有决定选派军队的职权。但克里奥墨涅斯初期的监察官在军事方面的权力显然超越了传统范围，克里奥墨涅斯即位之初，阿凯亚同盟大兵压境，监察官派克里奥墨涅斯出征；阿凯亚同盟进攻提盖亚之后，监察官害怕战争又下令克里奥墨涅斯撤军；而当阿凯亚军队在卡费埃（Caphyae）败于埃托利亚之后，监察官又命令他出征；克里奥墨涅斯取得重大胜利，占领阿卡迪亚的麦修德里昂（Methydrium）和阿尔戈斯部分地区，但监察官又借口阿凯亚同盟占领曼提尼亚命令他撤军。此后，克里奥墨涅斯为了进一步削弱反对派势力，竟然需要通过贿赂的形式收买监察官以获准继续率军出征。可见，此时的监察官职权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体制的规定，成为斯巴达实际最高权力掌握者。也正是监察官的专权，使其成为克里奥墨涅斯打击的对象。克里奥墨涅斯在监察官命令他从阿尔戈斯撤军的时候就下决心打击监察官的权力。他在实行改革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前线率军回到斯巴达，缉拿监察官，最后，5位监察官中4位被杀，只有1位侥幸逃脱。普鲁塔克说5位监察官的椅子只留下一张，供其使用。这实际是说，克里奥墨涅斯虽然没有彻底取缔监察官，但只保留了一位监察官，且由自己兼任。克利奥墨涅斯对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当初设置监察官是为了辅佐国王，后来的监察官违背了原初的目的。由此可见，保留下来的监察官必然按照克利奥墨涅斯的要求进行了功能调整，传统的监察官制度自此走向消亡。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双王制、监察官是支撑斯巴达城邦政治生活的四大权力机构，在古典时期，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代表着平民阶层，长老会议和国王代表着贵族阶层，四个权力机构又各自分掌不同的国家主要权力，彼此之间互相约束，构成了斯巴达城邦体制中的民主因素，随着这些制度的毁坏，斯巴达的政治逐步走向集权。斯巴达的集权和专制统治集中体现为僭主政治的建立。根据古代希腊的政治理论，僭主制有几个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点：一是一人执政，二是自私自利，三是非法夺取政权。波利比乌斯认为克里奥墨涅斯废弃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将王政改为僭主制。纳比斯更是被波利比乌斯、李维和狄奥多罗斯称为僭主。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看，克里奥墨涅斯是父死子继获得王位，显然不属于非法夺取政权，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克里奥墨涅斯执政是为了自己的荣誉，但斯巴达人则欢呼斯巴达又出了一位贤明的君王，因此，克里奥墨涅斯的执政并不是为了自己之私利，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己专权。纳比斯则是通过杀死执政国王继位，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法夺权的标准，但李维说纳比斯曾经废除债务、分配土地，其统治似乎也不是为己谋利。从众多史学家的记述看，纳比斯也符合一己专权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希腊化时期的所谓“僭主”的根本特征是一人专权、独裁。克里奥墨涅斯在公元前227年之后扶植了自己的兄弟担任另一王室的国王，随后又废除监察官制度。而在这之前，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和长老会议已经事实上停止了，另一位国王又是克里奥墨涅斯的继子，对其形成不了制约。因此，应该说，克里奥墨涅斯统治的后期，已经实现了集城邦主要大权于一身。波利比乌斯称其为“僭主”，除了还有一位徒有虚名的同僚国王外，其余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公元前219年，克里奥墨涅斯在埃及发动暴动，失败阵亡。斯巴达的监察官一度恢复权势，在其主持下，斯巴达选出了两位国王，但此时的监察官已经沾染了腐败的习气，竟然接受了莱库古一塔兰特的巨额贿赂，帮助其成为国王。由于另一位国王年幼，莱库古实际上也如克里奥墨涅斯一样一人掌权。莱库古统治初年，凯隆曾发动政变，这是斯巴达走向极权的一次尝试。凯隆自认为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决心实施暴动。他自忖如果自己沿袭克里奥墨涅斯分配土地的政策就可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但莱库古和监察官是最大的障碍，于是决定对他们发动进攻。凯隆召集了200人，杀死正在吃早饭的监察官，莱库古闻讯逃亡。但凯隆的暴动没有得到斯巴达人民的支持，反对他的人反而越聚越多。凯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悄悄逃到了阿凯亚。波利比乌斯认为凯隆夺权是纳比斯僭主政治的预演。公元前217年，同盟战争后期，监察官再次召回莱库古，承担起率军与埃托利亚协作对阿凯亚作战的任务。但是在这之后莱库古的相关活动不甚清楚，只知道他在公元前215年驱逐了阿基斯波利斯二世。从其被召回重新担任军事统帅，两年后又驱逐另一位国王来看，莱库古在公元前217年之后应该是大权在握。玛卡尼达斯任摄政王时被波桑尼阿斯、波利比乌斯、李维等作家称为僭主。斯巴达这一时期的历史不清楚，一说玛卡尼达斯先是与佩罗普斯一起共同担任国王，后废除佩罗普斯，成为唯一国王。玛卡尼达斯被称为僭主其实与是否废除佩罗普斯无关，因为玛卡尼达斯任摄政王时国王佩罗普斯才1岁，其存废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关键是玛卡尼达斯已经拥有了与僭主一样的权力。对此，可作为佐证的是纳比斯。纳比斯统治前期，年幼的佩罗普斯依然是国王，直到公元前199年小国王才被毒死，史书并未因他前期保留国王、担任摄政王而免除其僭主恶名。公元前207年，纳比斯担任摄政王。波利比乌斯对纳比斯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固然与斯巴达、阿凯亚同盟之间深刻而持久的外交斗争有关，但也并非全盘伪造。纳比斯统治初年，尽管斯巴达国王依然存在，却是全然无效的摆饰，最终在公元前199年纳比斯废除国王，彻底变为一人执政。波利比乌斯所说的纳比斯随意驱逐居民、在墙壁上挖洞恶意屠杀流亡者、制作木人残忍屠杀不肯献出财富的人，此类恶行归结到政治制度领域，无非展示了纳比斯拥有不受制约、可以恣意妄为的政治权力，体现出纳比斯时期的斯巴达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集权、独裁的制度。纳比斯还给自己修建了一座专用的建筑，他和他的朋友居住在里面。据波桑尼阿斯说，纳比斯还首次修建斯巴达城墙，拥有一支拱卫自己的卫队，开始发行多种形制的货币，其中一款上印有basileus Nabios字样（意为国王纳比斯），显示他自认为是国王。另外，人们还在提洛岛上发现一块铭文，上面两次提到basileus Nabis。据李维记载，公元前195年，纳比斯在和佛拉明努斯的对质中曾经为自己辩护，宣称所谓的国王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别人给予的，而佛拉明努斯在回击时绕开这个话题，显示纳比斯的国王称号已经得到罗马的承认，佛拉明努斯无法回应这个辩护。凡此种种说明，纳比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斯巴达彻底地走向了王政，走向了集权。综上所述，从阿基斯四世到纳比斯，斯巴达在外部巨大压力之下通过内部制度的不断调适，试图克服危机实现自我振兴。斯巴达城邦体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转型。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是：构成古典城邦政治基础的公民队伍和公民兵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双国王制度、监察官制度等体现民主因素的主要的政治制度逐步溃灭，斯巴达政治制度最后走向了集权。可以说，走向集权既是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又是该转型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的转型取得了较大程度的成功。在国内，斯巴达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一度成为希腊世界颇为活跃的政治力量，成为唯一以一邦之力与马其顿、阿凯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相抗衡的城邦。在国外，斯巴达的改革受到其他城邦的热烈欢迎。其中阿吉斯改革因为时间短且未得到真正的实施，在国外没有特别的反响。但公元前207年，克里奥墨涅斯正式实施改革之后，先是克里奥墨涅斯受邀进入曼提尼亚，驱逐了阿凯亚军队，恢复旧制度，广受欢迎。不仅如此，阿凯亚同盟内部曾经有一反阿拉托斯派计划推选克里奥墨涅斯担任“将军”，此方案甚至获得批准，只是因为克里奥墨涅斯途中染疾未能顺利前往与会、顺利就职。纳比斯的改革同样受到希腊世界的欢迎。据李维记载，纳比斯分配土地、取消债务的政策在对手的国度深受平民支持，引起了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境外大批失地破产的下层纷纷聚集到斯巴达，显然，斯巴达成为他们向往的“圣地”。波利比乌斯、李维都说纳比斯在阿尔戈斯非常残暴，但当罗马军队进攻斯巴达本土时，2000名阿尔戈斯人自愿与斯巴达的驻军将领毕达哥拉斯一起回援。由此可见，公元前3世纪后期、4世纪初期斯巴达改革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本邦的范围，如果条件成熟，它很有可能在其他城邦得以实施。因此可以说，走向集权成为古代希腊晚期城邦转型的范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