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国利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史记》书影（图源：《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一
当代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重要转向是，强调历史认识和研究的解释（诠释）性。根据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历史认识和研究实为历史解释。历史的解释学性质是由史料解读的阐释性和史学研究的价值性决定的。首先，史料不会自动呈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和面貌，这就需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阐释。因为，历史研究不能直接面对史实，只能通过史料间接了解史实，而史实，特别是复杂和宏大史实及其构成的历史进程无法由史料完整呈现出来的，还需要史家合理地联想或想象才能加以认识。所以说，历史研究和认识实为历史阐释，历史研究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历史阐释’是这一学科的基本存在形式”。其次，历史研究不仅是事实性考辨，还是价值性判断。史家的价值判断介入事实性考辨便是一种阐释性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史实的本质和意义，各种形式的历史书写是史家再现历史的主要方式，其中既需要史家科学理性的客观描述，又需要史家主观情感和价值评判的投射。故此，有学者说：“只叙述而不讲道理的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是史料学。”这种说法是对客观主义史学和科学主义史学的片面史学观的否定。总之，无论是从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看，还是从史学价值论看，历史研究都有鲜明的解释性，从解释学角度说，历史学就是历史解释学。
那么，历史解释的运作机理是什么呢？伽达默尔认为，在历史阐释中史家首先要理解历史（过去或传统），然后进行解释。在此过程中，传统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历史解释的前提和基础是“前见”（过去和传统）。“视域融合”是伽氏历史解释学的核心思想，他说，只要不断检验所有的前见，“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照面，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在传统的支配下，这种融合是经常出现的。视域即理解的视角，在历史解释中，指理解得以进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视域融合则是解释主体与历史（过去或传统）两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前见”是此过程开始和完成的前提与基础。而人便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伽氏说：“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因为，在通过反思理解自我之前，人们就以某种方式在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自己。人要理解现在，就离不开所生存的历史，所以，“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他以此批评近代科学理性主义对传统的拒斥，充分肯定了传统在历史解释中的积极作用，是“为前见和传统恢复名誉”。其次，在历史解释中传统与解释主体相互作用，不断形成历史解释；传统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需要指出，伽氏所谓的传统并非近代认识论意义的客观认识对象，而是内在于主体的。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此即“效果历史”。可见，“效果历史”既非主观，亦非客观，而是主客交融的过程。有学者说，在历史理解中，现在既被过去规定，又重新形成未来，历史是不断形成的过程。“效果历史”就是这种内发性的运动。同样的事情对传统也是适用的。在传统中，过去流入现在的运动与现在传承过去的运动合而为一。传统是过去的“再现”，也是现在的“创造”。在理解过程中，传统总是不断地重新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就是效果史的事件”。可见，在历史解释中，传统既是历史解释者，又是被解释者，历史就是传统与解释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伽氏的历史解释学是本体论解释学，它主要从哲学上阐述了传统的本体论意义，即传统（过去和历史）就是存在，是过去或历史的现代显现，有着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同时，它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指出在历史认识中传统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再者，它还有方法论的意义，为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则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传统作了历史和实证的研究，开辟了传统研究的新方向。其代表作《论传统》对传统的内涵、传统与现代化、各种反传统主义及科学、宗教和文学中的传统等作了深入研究。他对传统的定义比较宽泛，称“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它包括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和确立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及对这些信仰的解释。在各种传统中，作为主要思想范型的实质性传统最为重要，“它意味着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指导”。虽然传统，特别是实质性传统与现在联系密切，然而，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却将其置于对立面。不仅如此，社会科学也无视传统。但是，它又无法忽略其影响，“社会科学家既避而不谈传统，又求助于‘历史因素’以避免在理论解释中完全遗漏传统”。传统对当下有重大影响，一切都“在过去的掌心中”。由于当下的事物中有过去的事物，个人的行为深受传统影响，为此，希尔斯提出了“由传统决定的个人”的要论，指出人的性格和信仰无论如何变化，都是在过去获得和形成的，“从过去获得的范型不可动摇地主导了个性”。他还专门阐述了传统对史学特别是历史编纂的作用，声称人们关于自身和人类社会的过去形象都是传统，故而，“传统和历史编纂学紧密相连。历史编纂的任务是确立和完善关于过去的形象，因此，历史编纂创造出作为传统进行延传的关于过去的形象”。希尔斯的最终结论是：传统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与重要作用，“传统应该被当作是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这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与科学肆意否定和贬低传统的做法的有力批判。不过，强调传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非要复旧，“复旧注定要失败；传统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
由上可见，伽达默尔和希尔斯分别从哲学、社会学和史学的角度阐释和揭示了传统在历史解释和历史发展中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传统是历史解释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前见”决定着解释视域的角度。第二，在历史解释中，传统与解释主体相互作用，并不断形成历史解释；传统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第三，传统思想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即实质性传统，对历史认识的影响是最直接和主要的。第四，传统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价值，而非科学理性主义所说是落后和消极的。
中国是史学最悠久发达的国家，传统史学有强大生命力，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具有全面和巨大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有三大文化思潮：反传统的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三大思潮对中国现代史家派（类）别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孕育出四大派（类）别史家群体：一是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和陈垣等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史家，他们是反传统主义者，崇尚西方科学精神和方法，以文献史料考据为任务，以史实考订和史事还原为目标。二是以陈寅恪、柳诒徵和钱穆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他们肯定传统文化和史学的人文道德精神及现代价值，认为现代史学发展必须以传统史学为本位，兼融现代科学治史方法，弘扬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三是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宣扬史学研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对传统文化和史学既严厉批判，又批判性继承。四是在文化观和史学观上与上述三派有差异、难以划入三大派的史家，如吕思勉、何炳松、朱谦之和张荫麟等。虽然他们对传统文化态度不一，在史学观上却多以进化史观和科学史学观看待传统史学的科学性及现代价值，有不同程度的唯科学主义色彩。下文便运用伽达默尔、希尔斯有关历史解释与传统的理论方法，从四个方面来阐释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中的机理与作用。
二
传统史学构成中国现代史家的“前见”，成为他们解释传统史学和建构现代史学的视域。现代史家多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5年，清政府才开始新式教育改革，因此，他们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接受的多是传统文化教育。许多史家从小进入私塾，熟读儒家经典和史学典籍，受过良好的传统学术熏陶和训练。在潜移默化中，传统文化和史学内化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成为他们解释传统史学的“前见”，左右着他们建构中国现代史学的理念与实践。
下面以胡适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问题，因为，他是现代著名的反传统派、西化论的主要代表。胡适不仅对传统学术史特别是宋代和清代的学术方法作了科学化阐述，还对其加以继承发展。究其原因，在于他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教育。胡适1891年生于上海，其父胡传为秀才，做过幕僚、清政府官员。他三四岁时随父母去台湾。1895年2月，随母亲返回徽州老家绩溪上庄村，旋入家塾读书。徽州府是朱子故里。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县，徽州从南宋末至明清形成了遵奉朱子的新安理学。这对胡适的启蒙教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父胡传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为他专门编纂了启蒙读物《学为人诗》《原学》和《律诗六钞》。对胡适后来形成求实和怀疑的科学精神，起到作用的是程朱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和格物穷理的科学态度。在家乡九年的学习，所读之书基本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这对他后来治学产生直接影响，他说：“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在史书方面，他细读了《资治通鉴》，受范缜《神灭论》和反佛教因果说影响而成为无神论者，“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他晚年称自己接受实用主义可以溯源至十几岁时，那时便有了好怀疑的倾向，特别是对宗教问题存疑，尤为反对迷信鬼神，“我已经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
1904年2月至1908年9月，胡适走出家乡，到中国最近代化的城市上海接受近代新教育。他先后进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接受新式小学和中学教育。1908年9月，中国公学发生学潮，胡适结束中小学的求学生涯。此后，他先后在上海的中国新公学、华童公学等学校做过教师。1910年7月，他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8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开启了全面接受西方教育的人生新阶段。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和发展的初期，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是中西新旧杂陈的。胡适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接受新教育的过程中，还读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等方面的典籍。其中，传统的自然主义哲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方法对他吸收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影响颇大。关于前者，主要是墨翟的兼爱说与老庄自然色彩的哲学，这使他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联了起来”。关于后者，朱子《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和《正谊堂丛书》的程朱语录等训练了其思想方法。他说，读《近思录》时注意到“学原于思”，“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胡适在两部自传中谈及早年所受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教育对其学术成长的影响，表明传统的自然观、格物穷理、怀疑精神、无神论、反宗教因果说等科学思想对他接受实用主义等西方文化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易言之，这些科学思想成为他后来接受实用主义等西方近代思想的“前见”（传统）。不仅如此，这种“前见”还成为他解释传统学术特别是宋学和清学的“前见”。胡适称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开中国现代学术先河，清代学术则是传统学术科学化发展的顶峰；宋代和清代学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被中国现代学术继承，它们与西洋学说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两大源头”。胡伟希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对传统文化在胡适接受和改造实用主义等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有类似解读，称他在意识层面是“全盘西化论者”，却始终被潜意识的“中国文化情结”制约，以至在学术实践中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见，“传统文化是20世纪中国人的‘宿命’，连‘全盘西化论者’胡适亦如此”。实际上，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除了生理机能的作用，还受人从小生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即传统是形成人的潜意识的重要力量，由此形成集体无意识之类的潜意识，易言之，传统是潜意识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这种潜意识在学者理解和阐释现代文化时便成为解释学所说的“前见”。总之，胡适早年对传统学术所形成的“前见”，对他解释传统史学及现代史学的关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过程中，传统史学既是被解释者，又是解释者，发挥着主体性作用。按照历史本体解释学的观点，对文本的解读和再创造都是解释，文本和解释都是本体。因此，在中国现代史家解释传统史学时，传统史学既被他们解释和传承，又制约着他们对现代史学的阐释。在此建构中，传统史学的各个方面都被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内容涉及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论、史学编纂理论、史料文献观和史学价值观等。下面以历史文化观和史学方法论为例来说明。
在历史文化观上，传统文化精神、儒家人本主义生命史观和民本思想等得到现代阐释和传承。在传统文化精神上，陈寅恪始终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立场，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神。他没有从理论上对此概念和命题的含义作明确解释，而是通过历史研究，特别是对王国维、柳如是等人物的研究来阐释和彰显这种精神。在他看来，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源就在于学术和文化的独立性，而学术又是民族国家文化的核心，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他认为，最具有这种学术精神的是宋代学术，现代学术复兴，即“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他说，要复兴和发展中国现代史学，就必须保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和文化的“中体西用”。在儒家人本主义史观上，柳诒徴提出“人本主义历史演化观”，“史之为化，有因有革。其初因天因地因物，其继因人之性，因人之情，因先觉、因旧习而成史”。由于传统中国以儒家道德文化为本位，他认为，中国历史，“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要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吾之人本主义，即王氏（王国维，引者注）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在他看来，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特征，也是其未来发展路向，并有普遍的世界意义。钱穆把自己倡导的史学称为“新史学”，其历史观可谓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说，历史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生命，文化是国家民族历史的根本所在，历史各方面则是文化的表象，一个国家民族各种样式生活连续的历史演进便形成了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渊深和有生命力的，“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主要源自儒家人文主义生命哲学。他终生喜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自问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赐。”朱谦之对儒家生命哲学做出别样的传承。1932年，他发起“现代史学”运动，说：“历史（学）应该阐明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之流，历史应该根据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在他看来，史学与哲学具有同一性，史学就是哲学，因此，其历史观是儒家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史学运用。他说，“我的学就是《周易》的学，——孔圣传来的学”；“自己的‘惟情哲学’，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现在正是中国哲学的综合时代”，即把宋代的宇宙观、明代的人生观和清代的政治哲学融合为“生命的哲学的时代”。在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上，郭沫若提出了“人民本位”史观。他说，从前叙述和批评历史人物与事实，“是以帝王底利益为本位的。今天应以人民为本位”，这样，对历史的认识便会随之发生变化。只有坚持这种新史观，才能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和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人民本位”还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他称自己“批评古人”依据的道理便是“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他肯定孔子能顺乎春秋时代的变革，因为，“大体上他是站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可以说，“人民本位”史观是他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发展儒家民本思想的产物。
传统史学方法丰富多样，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各派史家由于文化观和史学观的差异，对其传承各有侧重。新考据派史家重在发展传统考据学和文献学的方法，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则比较全面继承了传统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其他流派史家所作的传承也颇有成就。下面，分别选取不同派别的一位史家来说明。傅斯年运用现代科学史学观与方法批判性发展了传统史学和语言学。不过，他所说的传统史学和语言学实为传统考据学和训诂学，在他看来，“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的任务就是史料文献的发现、搜集、整理和考释。他声称史学与语言学密不可分，中国有将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悠久历史，西汉司马迁能传信存疑以别史料和排比列国纪年已有若干近代观念，北宋欧阳修、司马光能研究直接材料和利用无限史料作精审考辨已“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清代语言学和史学更是取得卓越成就，“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然而，“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他把“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立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宗旨，因为，顾炎武（亭林）和阎若璩（百诗）“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他还积极践行该学术宗旨，借鉴乾嘉经学大师阮元《性命古训》的研究方法，对“性”和“命”这两个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范畴进行辨证，写出《性命古训辨证》这一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工作极大推动了传统史学和语言学的现代转型。陈寅恪盛赞宋代学术尤其是史学：“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在他看来，宋代史学能取得辉煌成就，不仅在于崇气节和黜势利，还有司马光等创立的史料长编考异法。其弟子王永兴说，“寅恪先生正是用此法治史的”。侯外庐终生“谨守考证辨伪”的治史方法。1943年他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确定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条原则，第二条便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1986年，他谈到自己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八种方法，第六种便是“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方法”。他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传统考证辨伪，使其史学研究富有生命力，张岂之说：“《中国思想通史》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实证方法，将此作为从整体上对思想史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补充。这二者的圆融统一，体现了作者们高深的国学修养。”何炳松与梁启超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在译介西方新史学理论上贡献卓著。但是，他认为建构中国现代史学需要大力发掘传统史学理论。其《历史研究法》虽是译介近代德国史家朋汉姆和法国史家郎格罗亚、塞诺波史学方法论的书，却对传统史学方法高度肯定，称相关著述不仅远早于西方史学，且刘知幾《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为了让现代学者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传统史法，他在书中详列了这方面的著述。
不过，传统史学并不是被动地被认识和继承的，其思维方式和基本问题在现代史学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中国史学关注的问题不同于西方史学，其历史观念、体系结构、记述内容、体裁方法和史学价值观等与西方史学均有很大差异，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传承。如，尽管各派史家认识传统史学的视角和进路多有不同，但基本囊括了以下问题：传统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利弊，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学的特点和精神，儒家和孔子的文化与史学地位，司马迁、刘知幾和章学诚等史家的史学思想与成就，传统史学方法特别是宋代和清代史学方法及得失，传统史书体裁与编纂方法，传统文献和史料及其价值，传统经世致用观等。在传统史学的继承上，受传统史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他们主要关注儒家历史文化观、义理与考据及其关系、史书编纂与史书体裁、通史理论与通史编纂、史学经世和文史关系等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对史学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等西方近现代史家关注的问题鲜少发掘。当然，这也与传统史学不重视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关。
四
道德实践理性和经世致用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即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实质性传统，它直接影响了现代史家的传统史学认识和现代史学建构。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将科学工具理性和道德价值理性合一，是一种道德实践理性文化。在传统文化看来，真知必须是行之知，真行必须是知之行，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因此，强调“学”与“术”的合一，主张“学”要能经国济世。这种学术观与古希腊提出并为近现代西方所传承的“主真不主用”的学术价值观是不同的。在看待两种理性的地位和作用时，以道德价值理性为目的（体），以科学工具理性为手段（用）。用儒家的话来说便是：“尊德性”是目的，“道问学”是手段。而且，在传统文化中，“知”主要指以人文世界为对象形成的道德之知，而非以客观世界为对象形成的科学之知，“知行合一”实为道德之知与行的合一，并非现代科学意义的知行合一。可见，这种实践理性实质上是道德实践理性。中国传统学术经过长期的演化，到唐代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这表明传统学术发展到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史学在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即史学是仅次于经学的学科。经学和史学的关系及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学与史学相辅相成，“经以载道，史以明道”；二是经史同源和经史合一，故说“六经皆史”，明清经学家和史学家对此有深刻论述。所以说，四部中最能体现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的便是经学和史学。因此，中国史学的实质性传统就是重道德实践理性和讲经世致用，这使其能够长盛不衰。刘家和说，中国史学发达的原因在于有“既讲究史学的经世致用，又重视史学的求真”的优良传统。
这种实质性传统或显或隐支配着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及现代史学建构的阐释。文化保守主义史家所受的影响最大，在此无须多论，这里主要分析其他派别史家所受的影响。在其他派别史家中，对传统史学批判最激烈的是新考据派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家，不过，他们用以批判的哲学和方法论却同传统文化和史学有共通性。新考据派史家的方法论以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为代表，该方法虽然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但它与英美功利主义哲学渊源颇深，讲求哲学方法的功效，主张以知识的效用而非与事实相符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标榜“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能在中国学术界广泛传播，即在于它和传统实践理性相通。李泽厚说，中国的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有相近性，“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和信仰模式”。这里说的“实用理性”类似“实践理性”，只是李泽厚更强调其实用性，笔者则认为它还有鲜明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则与传统实践理性有更多契合点。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见，实践就是人的全部社会生活，是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的意义在于能够付诸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虽未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然而，其思维方式却是实践理性的。有学者说：“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哲学的来源与归宿，实践是理性的实践，理性是实践的理性。理性与实践从相互分离走向相互统一，是使理性与实践产生飞跃的一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性质和功用，或者说将两者统一起来，“实践理性应该是一个以人类感性实践为基础的广义的哲学概念，它包括与实践的目的相关的目的理性；与对实践活动的选择和评价相关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相关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人格理性等”。所谓的交往理性、人格理性都属道德理性范畴。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强调知识的运用，故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实践理性精神，这集中体现在它主张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以社会现实和革命需要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他流派史家的历史文化观和史学观与新考据派接近，采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传统史学时多是“实用理性”取向的。进化史观自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依然盛行，其他史家大都接受了就是因为它与传统实践理性有共同语言。用李泽厚的话说，根源就在于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特质，“便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
可见，现代各派史家历史文化观和史学观的深层结构都与传统文化、史学的实质性传统有内在关联。只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那里，这种关联是表里如一和内外兼具的。他们倡导“中体西用论”或“中国文化本位论”，其史学宗旨和主张是：肯定传统文化和史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与现代价值，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要以传统文化和史学为本位，同时吸收现代的科学治史方法。而在其他三类史家那里，表面上看似对立或相悖，内里则多相通和相近。如，新考据派一方面激烈批评传统学术和史学的非科学性，一方面又极力发掘和表彰其科学精神和方法，称其甚至可与西方近现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相比拟，中国学术和史学的复兴就是新汉学或新考据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猛烈批判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论时，又将它发展为新经世致用观，使史学紧密服务于中国革命。
五
新考据派史家以科学理性为本位，大力弘扬宋学和清学的科学方法，使之与现代实证史学对接，力求为现代史学发展提供更科学的方法。除胡适和傅斯年，顾颉刚和陈垣也做出重要贡献。顾颉刚是现代疑古史学的领军人物，他创立现代疑古史学主要受益于清代考据学。他说，自己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搜寻证据的勤苦”和“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他曾想写《清代著述考》，称自己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去考订古文籍，“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清代考据学培养了他考订史料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不妄信古书，能考辨出书中伪造和虚构的古史。陈垣是“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大师，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目录学、校勘学和史讳学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如，他继承传统目录学的优长，在《四库全书》、佛教史籍和敦煌文献的目录编制上成就斐然。由于在《四库全书》整理与目录编制上贡献卓著，他被誉为“系统研究《四库全书》的第一人，是四库学的奠基人”。在校勘学上，他写出《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为《校勘学释例》）。他在书中总结传统校勘学方法，提出“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该书得到学术界高度赞誉。总之，新考据派史家所做工作为现代实证史学提供了诸多方法论，使之步入繁荣期。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体现了传统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的融合，这在他们提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新经世致用观”上有集中反映。这种经世致用观主张史学要服务于唤醒人民大众参与革命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需要，因此在内容上是新的；然而，它强烈主张史学要服务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形式上与传统史学又有共通性，他们批判继承“通史家风”，写出一系列中国通史，对宣传和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吕振羽所撰《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于1941年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他称司马迁《史记》重视人民生活状况的记载和批评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为中国通史编纂树立了“家法”。他积极评价古代通史著述，如称杜佑的《通典》“可说是其时社会通史的一种编纂”。范文澜对《史记》等通史著述颇多称许，“自迁综古今为书”，至梁武帝敕群臣撰《通史》620卷，元魏济阴王晖业著《科录》270卷，郑樵著《通志》，“皆《史记》之支派”。他指出，要完成中国通史的研究和写作，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所撰《中国通史简编》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通史家风”的产物。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是现代中国通史的经典作品。他盛赞司马迁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和史学地位，称《史记》是汉武帝以前的一部中国通史，他写中国通史是“欲直追司马迁”。他说，司马迁著此书“确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因为，他创立了崭新的纪传体方法，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写历史，“司马迁的不朽，就是因为他开创了这种前无先例的崭新的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最重视写中国通史的现代史家群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想借此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
其他派别史家虽主张工具理性的优先性，但对自然科学化的工具理性又有质疑。他们从人文社会科学意义的工具理性观来看待传统史学的价值，对中国历史文化作了新解读，在传统通史理论的现代发展和实践上贡献突出。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他借鉴宋末元初史家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将传统史书编纂分为“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类，前者属于“动的史实”，后者属于“静的史实”，两类史实（事）构成传统史书特别是通史的编纂模式。他认为传统史书的内容偏重政治是错误的，但这种编纂模式又有现代价值，他的两部通史便是借鉴这种模式写出的。关于《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和下册的撰写，他说，上册按文化的项目略叙了历代文化的变迁，下册则依据时代叙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盛衰大略。就是说，上册是借鉴“典章制度”的方法写中国史各方面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文化史），下册则借鉴“治乱兴亡”的方法写中国几千年的兴衰史。被誉为民国“天才的史学家的”张荫麟以现代史学理论来阐释传统的文史合一论，提出了“史学兼为科学和艺术”的重要命题，批判现代史学界盛行的史学唯科学论。关于中国通史的编纂，他提出选取史事、解读史事和组织史事成系统历史的五个标准（新异性的、实效的、文化价值的、训诲功用的、现状渊源的标准），以及四个范畴（因果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其中包括三个小范畴：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他说，这就是其“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不过，这些理论方法并非他新创的，只是对传统通史理论的发展，五个标准“乃是过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评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采用的”，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因为弘扬文史合一优良传统，并将传统和现代通史编纂理论相融通，其著《中国史纲》至今仍是很畅销的中国通史名作。
传统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的重要意义在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那里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史学方法、通史编纂理论、文史观念和经世致用论为其新史学建构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陈寅恪、柳诒徵和钱穆均建构起以文化生命史观为核心、以义理和考据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学体系。他们继承发展传统史学的突出成就，充分彰显了传统史学的强大生命力和现代价值。
六
综上所述，基于当代历史解释学和传统学的理论方法，我们从四个层面清楚看到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中所发挥的全面、持久和巨大的影响与作用。有学者说，传统史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中始终保持中心地位，并发挥着主体作用。笔者以为，关于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不同史学流派及史家而言不可一概而论，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评判。在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那里，传统史学作为实质性传统主导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在此，传统史学无疑占有中心地位和发挥了主体作用。在其他三派史家那里，虽然他们的历史文化观差异很大，理性价值取向也颇有不同，不过，传统史学主要是作为非实质性传统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它并不占据中心地位和发挥主体作用。但是，不论如何，传统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全都是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传统史学形成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其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是服务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的，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需要的。当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后，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只从传统史学中去发掘思想资源，寻找理论方法，是无法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各派史家在积极继承传统史学时，又对它进行了许多批判，考据派史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批判往往还相当激烈。再者，强调传统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并不是否定或贬低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建构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近代以来中国史家对西方史学特别是其理论方法的不断吸收和利用，便不会有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是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史学相互影响和不断融合的产物。只有辩证、客观和具体看待两者的关系，才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构和发展有全面的认识。
总之，深入研究和认识该重大问题，对于我们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根据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建设当代中国特色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着重大意义。当代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就，已经在事实层面说明中西文化是各具特质和优点的不同类型文化，我们不能再像近代那样将中国文化视为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低级形态文化。故此，作为传统文化重要构件的史学，也并不是落后于西方史学的低级形态史学，而是有其普遍价值及现代意义。同时，当代中国史学史界乃至人文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大量研究，也从学理层面说明与阐释了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普遍价值及现代意义。所以，很难想象，不以传统史学为底色、精神和思想来源的中国特色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在理论阐释上可以成立，在实践建构上能够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