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推荐好书好文。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推出2023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好书和十篇好文。现予发布，敬请关注。推荐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因而成为国内历史学界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学者发表了大量成果。李治安老师《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一文，尽管篇幅不长，却是一篇高质量的力作。文章敏锐地注意到元明清三朝在表述大一统主体时，在不同时期使用过“华夷”“中外”“中华”三个含义有异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政治文化背景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中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元明清三朝的曲折演进历程，多有卓见。与其他一些研究者依据“华夷混一”话语盲目拔高元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育程度不同，该文认为这样的话语其实反映出当时各族虽有共同的政治认同，但在文化交融和认同上还有待深化，是实事求是的。关于明朝，文章既指出土木之变后“‘华夷一统’在疆域和族群等层面已徒有虚名”，又揭示这是“以汉族皇帝争夺‘华夷一统’主导权未果”的表现，令人信服。对于元朝“华夷混一”与明朝“华夷一统”、清前期“中外一统”话语的细微差别，以及明朝与清后期“中华一统”话语的名同实异，都有恰如其分的辨析。这些看法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史大有裨益。推荐专家：魏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推荐意见：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界存在诸多分歧。在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和国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百年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物化形态有自身特点，提出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是当今中国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该文以多年从事古代都城考古的实践认为，都邑、都城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体现，与世界其他文明以金属器、文字、城市为文明起源的主要标志不同，考古发现的礼器、礼制建筑遗址等，是反映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可以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更为独特的认定标准。中华文明是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解读文明的概念、探讨文明内涵及认定标准，是开展文明研究的基本前提。要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探索文明发展道路是重要内容。中华文明认定标准的提出，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华文明特质及形成原因的认识大有裨益。![]()
推荐专家：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推荐意见：商周秦汉的德运问题，历来备受史家关注。在血缘时代结束后，各个朝代的合法性便至关重要。历代帝王和儒生每每为之编造多种说法，或认为得自五行“更化”，或认为得自感生崇拜。这篇六万多字的长文，揭开了汉代思想史上一段曲折的历史记忆。“汉始皇帝”是针对“秦始皇帝”而言的一个人物概念。自认为集三皇五帝之德于一身的秦始皇帝，本来要传之万世，但因国祚短促而在汉代广受恶评，对之进行讥讽的碑石画像至今仍大量存世。刘邦为汉代之始皇帝，这本是汉人的常识。但是，经过西汉、东汉、曹魏几个时代，以及王莽、刘秀、曹丕、刘备等人的逐渐改造，“汉始皇帝”不仅成为所有历史统序中的“始皇帝”，而且成为道教的宗神。作者从曹魏时期天师道文献中发现这一概念，由之向上追溯，揭示出“汉始皇帝”已经超越或者覆盖嬴政，成为真正“始皇帝”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汉末“气尽”、汉哀帝改元受命、王莽代汉建新、刘秀“中兴”续汉、魏晋禅让等一系列现实政治的折射。同时，它又与民间崇拜和道教仪轨搅和在一起。“享配上帝”的设计、“真人赤精子”的传说、谶纬的造作和蜀汉地区的道教统序，都帮助完成了这个帝德谱系的重建。
作者延续了其早期道教和民间崇拜的相关研究，将正史、经书、纬书、出土材料进行综合考察，使文章更加丰满，也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基础上展现出新视角和新进展。
推荐专家：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推荐意见：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一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呼唤着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反思。作者充分吸收近代以来中外经济史学者的深厚学术积累，提供了一套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情况的理论认识。他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路径的比较视角，深刻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发展模式；进而依据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操控与中国人民的抗争及自主发展两条主线，划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五个阶段；强调评估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时，不能像度量西方国家经济那样只关注工业，应特别注意经济结构，关注进出口行业和与城市化相关的各种行业。该文揭露帝国主义列强迫使中国沦为其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殖民行径，称赞中国实业家抓住棉纺织业产品进口替代和新式经济背景下城市化潮流的机遇，促进民族产业发展的努力，主张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及相关产业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最后，该文在方法论层面指出，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数据大规模、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运用。这些有关既有研究得失和未来研究方向的真知灼见，对深化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具有启迪和引领意义。
推荐意见：农业起源、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是当今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三大热门课题。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那么，如何使用考古材料判断农业起源的机制和过程?该文正是难得的有关农业起源研究的理论性文章。作者立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模式和假设，从生物进化论视角重新审视农业起源的机制和过程，强调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驯化”的本质是动植物的进化，而人类行为的无意识选择主导了这一特殊进化过程。单纯的考古发现很难识别最早的农作物和家畜遗存，因此能够证明农业起源初始阶段的应是反映人类行为改变的文化遗物和遗迹现象。以稻作农业起源为例，中国栽培稻驯化和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四五千年之久，其间表现出两千年一次跃进的节奏。农业起源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甚至是世界文明起源相关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对通过考古发现分析动植物的驯化过程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对农业起源的研究思路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推荐专家：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教授）推荐意见：数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关于欧美文明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不管是作为整体史的世界近现代史，还是作为国别史研究中的一部分，美国史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关于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研究却依然十分薄弱。该文从思想史角度论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起源、形成、实质，以及基督教在其流变过程中的作用。欧洲人用二元划分法确立“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位于中心的欧洲是先进的，而处于边缘的异域是愚昧和落后的。在这种预设观念支配下，欧洲殖民者自踏上美洲大陆起，就以高傲姿态审视美洲的自然环境和作为“野蛮与落后”民族的土著印第安人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此种等级观念鼓吹美洲和印第安人需要欧洲文明“拯救”和“提携”，似乎为欧洲人奴役土著人找到了不受到道德谴责的堂皇理由。按照这种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何白人殖民者先后奴役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并歧视亚洲裔等有色种族群体。该文将欧洲与美洲史连接在一起进行跨区域研究，为学界进一步探索欧美文明的渊源关系及其发展架起了一座有意义的桥梁。推荐意见：自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以来，尤其是美国政府提出并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以来，国际社会如何实现核军控和核裁军，进而实现无核武器的目标，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也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相比而言，该文是近年学者深度探究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禁止核试验问题的代表性论文。文章以解读美国政府大量原始档案和梳理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考察美国科学家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决策的内在机理，探究科学家参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政府决策的方式和路径，以及科学家与美国日内瓦禁止核试验会谈政策演进的关系。文章思维缜密、逻辑清晰，分析能力突出，超越了此前同类研究，具体表现在以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冲突与协调为明线，美苏冷战和美国冷战战略考量为暗线，明暗结合、互为表里，深刻揭示了美国政府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决策不受任何特殊群体左右；以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为分析框架，辨析了美国禁止核试验政策本质上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该文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治史功底和对复杂现象抽丝剥茧、直抵本质的分析能力。推荐专家：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推荐意见：概念史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其研究路径多样。该文阐释“华中”概念史，将其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其研究表明，“华中”是在近代中西学术互动中出现的区域概念，最初主要在教育、体育及经贸领域内使用，是对长江两岸各省区的模糊指称。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以“长江”名义指代此区域。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发展华中”战略的出台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渐次深入华中敌后，中国共产党对区域的认知不断深化，地方建制也持续调整，最终以“华中局”名义统摄长江南北敌后区域，这是区域认知与地方建制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概念界定，谋划不同的地缘政略。“中央”、“边区”、“边界”等概念，折射了中国革命力量在不同区域发展的阶段特征。该文揭示了在战争与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军政活动与区域概念演化之间的双向形塑问题，对中共党史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区域史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推荐意见：村落是人类社会古老而普遍的基层组织单位，隐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基因密码”，因此，研究村落历史是我们揭示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马新教授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村落源自仰韶、龙山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逐渐从城邑的附庸，发展成为相对完整且独立的社会单位，并在空间结构等方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这一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认识，也对继续探索两大特性的生成机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谓“至汉代才出现都市之外的村落”的观点进行了针对性回应，并通过与欧洲中世纪村庄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中西文明的特性差异与不同发展道路，展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品格与发展趋势。推荐意见：历史学正在被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逐步改变，已是学界共识。传统史学如何在与社会科学生发出的知识工具深度结合后，进一步与自然科学生发出的技术工具相结合，形成既有学科内核又能融入技术环境的新史学，成为学界面临的新课题。解决这一难题，既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技术，也需要更新旧的研究机制，胡恒、朱浒《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对此有所关注和思考。作者团队通过结合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团队建设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大量地方志中留存的系统职官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料，逐步建立“清代职官信息全样本数据库”，学界有望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对清代官僚结构、空间差异、流动性与政治网络等问题开展新的分析，实现数字人文与传统史学方法的有效结合。这不仅为传统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提供了新路径，而且充分证明海内外学术团队合作攻坚是数字史学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还对学科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更长久而重要的示范意义。在这些范例的引导下，相信数字史学必然不是一场无关紧要的狂热运动，而是实现史学之树长青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