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学工 刘明慧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史记》书影（图源：《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就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中体西用”之说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在认真思考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之后对两者所作出的价值定位，蕴含着对中学包括传统史学价值的肯定，是自主意识的一种反映。国粹派学人对待“国粹”的立场，是史学自主意识的直接反映。学衡派等通过对唯科学主义的纠偏，凸显了自身的史学自主意识。“九一八”事变后，史学界出现了“中国本位文化”和“学术中国化”的讨论，这是在史学科学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中国本位”的重新审视，也是中国史学自主意识深化的表现。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觉醒伴随着对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比较与审视，其任务是为巨变下的中国文化重新寻找方向，找到适用于解释和说明中国巨变之由来与前途的中国史学体系。
一、当前中国史学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西方史学理论和论著涌入国内，日渐渗透国内学界，加之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和话语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也对中国史学话语权提出了多重挑战。
第一，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固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唯物史观却也在批判的浪潮中受到了冷落。学界热衷于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方法探索历史研究的新路径，运用唯物史观作为分析工具者日渐减少。相应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历史理论问题在短暂的回光后沉沦无闻或者转换了研究的进路，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则掀起了研究的热潮。新的思潮与问题要求与之适应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唯物史观提供的方法论和话语被视为守旧的象征而受到冷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框架已经由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转为王朝更迭的历史叙事。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等出现的频率在降低，代之以各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术语。这说明学界虽然并未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但却日益把唯物史观视为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
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必然会带来史学价值观与学术取向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固然可以为史学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难以避免泥沙俱下，造成部分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混乱。于是，有人否定革命，有人大搞虚无，有人污蔑英雄，有人美化汉奸，有人质疑道路，有人翻案侵略，还有人将史学庸俗化，将史学作为其谋利的工具。凡此种种，都从反面说明了维护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重要性。
第二，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难以突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在现代化和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在其中处于受压抑的失语状态。西方话语霸权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话语。有人说，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西方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的战略工具；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的文化殖民话语，历史虚无主义则把非西方民族描绘成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西方人侵略、奴役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中绝对领先”的教条，“文化种族主义”则把人种分为高贵、低贱并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而非西方国家则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虽然后来西方部分史家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反思，比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等，但西方中心论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观念，深刻影响着西方对世界历史的认知。而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很难挣脱西方的文化殖民，不自觉地按照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去认识自我和世界。
国际史学话语权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史家很难提出和引领国际史学的重大问题，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鲜有足以抗衡西方的创造性历史叙事。近代以来中国史家信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还是胡适、傅斯年等推崇的科学史学，抑或是李大钊、郭沫若等力行的唯物史观，皆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虽然他们在运用这些理论和话语阐释中国历史时，力图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结合起来，但这些理论体系本身已经规范了所能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但这种国际化其实主要还是西方化。西方史学进入中国的成果与中国史学传入西方的成果是不成比例的，这造成了史学文化输入与输出的严重“逆差”，也使得中国史学在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深受西方影响、缺乏可以与西方史学对话的问题与成果的基本格局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话语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失语状态。
这种失语状态使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格局中处于不利位置，尤其体现在关于世界历史重大问题的话语权缺失。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史在二战史书写中被置于边缘地位，中国史学家对抗战史的认识未能获得国际史学界的充分认同，缺乏国际话语权，中国抗战因此也未能在国际史学界和国际社会获得应有的、足以比肩欧美的地位和尊重，甚至被某些国家选择性压制、遗忘甚至篡改，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日本就利用了这种史学态势，肆意歪曲、篡改甚至美化侵华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实，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传播错误的历史信息，借以抢夺侵华史和二战史的史学话语权，推卸日本对华侵略的战争责任，重塑国际社会的侵华史和二战史记忆，为日本的崛起提供历史理念支撑。就此而言，日本的历史教育导向已经对中国构成了重大挑战，使得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需要克服的重大障碍。
还有一些问题，如对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来说的认识、对中国历史前途的认识等，都是当前历史研究需要作出积极回应的重大历史问题。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知和回应，既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如果中国历史研究能够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则可以有力提升中国的史学话语权，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若中国史学界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失语，失去的不仅是史学话语权，而且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损失。
第三，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历史观念争辩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对边疆史、民族史、台湾史、高句丽史等的争辩上。这些争辩既是基于历史的讨论，更是基于现实动机的讨论，历史成为现实动机的表达渠道。
边疆史与民族史的讨论是紧密相连的，其核心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如何认识和评价活动在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及其与中央的关系。传统历史观念立足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提出了朝贡体系、汉化同化、华夷交融等问题。新清史等源自国外的理论强调满洲的民族主体性，主张站在满族的立场来认识清代历史，有些研究者也提出注意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边疆民族的主体性问题。在这些研究中，民族界定、民族关系、汉化、同化、央地关系等问题都成为争论焦点，学者借此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念的新看法，比如将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视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等。这些观点虽然有其学术逻辑，但基本上是以后起的理论来审视历史，并且夹杂着现实的政治意图，难免有“以今律古”之嫌。这些观念若大行其道，将对中国边疆各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产生不利影响。这或许正是他们的现实意图。
“台独”史观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台独”史观与“台独”运动相共生，并在“台独”势力操控下成为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学术话语。“台独”史观有三个发展路向：一是郑钦仁、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与“台独”史观的政治化；二是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与“台独”史观的学术化；三是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与“台独”史观的社会化。“台独”史观严重影响了台湾岛内各阶层的主流思想意识，不仅促使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台独”政客在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国家的“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通过教改与历史教育向台湾社会渗透，严重毒害了台湾青少年。“台独”史观的实质是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淡化、模糊历史文化认同，改变历史记忆，培育地方意识和分离意识。这种历史观念的潜移默化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显性的，但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则会直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很难逆转。如何应对台湾历史教育对中国统一大业的挑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重大问题。
高句丽史是涉及东北亚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和现实问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高句丽起源及其建国时间与方式，高句丽迁都及其发展，高句丽王系传承，高句丽的统治区域，高句丽在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差异，高句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倭的关系，高句丽灭国及其遗民，高句丽古城、古墓、壁画的研究，高句丽出土文物的研究等问题。中国学者按照传统历史观念，从传统的中央-地方互动视角来审视高句丽史，将其视为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这激起了韩国学者的不满。韩国的高句丽史研究者以“在野学者”为主，他们提出的“大陆支配说”建立在民族主义需求基础之上，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但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中韩双方关于高句丽史认识上的冲突在高句丽申遗问题上爆发，甚至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第四，职业历史学家让位社会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乱象丛生。社会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公众，关键问题是历史知识如何传播并为公众接受，普及化和大众化是其主要目标。社会历史教育本来应当受到职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事实上它却经常被忽略。只有到了社会剧变之时，出现了经世致用的呼声，社会历史教育才会被提上历史学家的日程。这使得职业历史学家经常缺席社会历史教育，拱手将社会历史教育的主导权让给了其他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良莠不齐，既有文化和史学素养高、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组织和个人，也有打着历史教育的名号逐利的企业和商人。利益诉求的多元化，造成了历史教育目标和产品的多样化，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趋势。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为平台，造就了易中天等一批学术明星，在整个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热潮。对这股热潮，有人歌颂，说它为历史文化的普及与启蒙发挥了专业人士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有人批判，说它的媚俗降低了历史文化的品格，将历史文化低俗化了，损害了学术的神圣与尊严。其实，走学术娱乐化道路的绝非央视一家，也绝非传媒一个领域，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2004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在中国出版，被认为是分析“娱乐化”问题的经典论著。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性、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对于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大多数讨论者对学术娱乐化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文化病毒”，将学术娱乐化的制造者与消费者视为具有共生关系的“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费者”，认为是他们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态圈的劣质化和粗陋化现状。而一般民众长期处于垃圾文化的浸润中，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进而精神空洞化。这说明社会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令人忧虑。
二、挑战形成的原因
对于中国史学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形成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是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与史学求新的心态。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削弱，既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也有史学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和运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唯物史观本身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但是在运用过程当中将其神圣化与教条化，有时又将其与政治紧密结合，造成了对唯物史观的误读与误用，引起了一系列恶果。所以，“文革”结束以后，才有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就是要回到科学的唯物史观。这说明史学界对教条化唯物史观的反感和对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渴求。但是，仅仅“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建基于他对所处时代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时代在前进，唯物史观唯有保持其开放性，才能增强其解释力，从而获得学术活力，为学者所乐意接受。另外，求新是学术的常态。当人们长期被教条化的唯物史观所笼罩时，不免渴望寻求具有新气象的史学理论。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广受中国学界欢迎的原因。
其次是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仿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和教育体系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学。在探索和建构中国的现代历史学体系之时，既然以西方为模仿对象，自然难以脱离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于是，在学科建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中国学界都深受西方的影响。无论是进化史观，还是科学方法，无论是问题选择，还是历史解释，都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中国史学界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学习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等，努力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西方模式中认识，使中国史学一直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之下。
这种格局至今仍未有根本性改变。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仍然掌握着话语霸权，西方的历史叙事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虽然政治与军事殖民被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但文化殖民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竞争更为激烈，西方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文化强势地位，并把文化作为“软实力”加以运用。要冲破这种话语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很困难的。
再次是学术思想、学术主体、传播方式的多元化造成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涌入中国，为史学界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和选择，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化。面对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史学界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范式，形成不同的史学价值观和学术风格，造就了多元化的学术主体。多元化的学术主体，会采用不同的学术话语，形成不同的历史解释，使历史观的统一变得更加困难。信息化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方式，打破了职业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垄断，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使“人人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变为可能。这种广泛的史学参与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普通人一般并不具备历史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当他们投入知识生产与传播时，很难保证知识生产的质量，因为他们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往往为他们的利益导向所左右。这是社会历史教育乱象频发的根源。多元化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混乱，这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最后是地缘政治斗争对史学的利用。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其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民族意识的建构就成为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点。普鲁士的统一就部分归功于当时史学家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德意志民族历史的书写，晚清和民国的中国史家也主张向普鲁士史家学习，建构中国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是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背景。同理，地缘政治斗争要求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台独”史观，还是高句丽史研究，都是以民族意识的建构为目标。
有人将“台独”史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虚构所谓“台湾民族”。史明、王育德的“台独”史观的核心观点是虚构一个与中华民族不同的“台湾民族”，从而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分开，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妄图从血缘上切断台湾与中国的联系。二是割裂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从强调世界史视角否认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用所谓“世界性”来稀释、淡化台湾历史的“中国性”特征。三是抹黑中国是“外来政权”。四是建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主体性”。他们要解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史观”，建构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台湾史”。这四个方面，所谓“台湾民族”意识是重要前提。当然，如此歪曲甚至伪造所谓“台湾民族”，无非是为其“台独”思想提供历史观念基础。
在高句丽史研究中，韩国“在野史学”的历史认识，带有朝鲜近代大倧教一系的历史观以及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史学家们的历史认识，即基于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朝鲜）民族的范畴及其领域，对外征服，特别是在“满洲”开拓大帝国的“光辉历史”，以此来强调民族优越性。但是，民族主义史学家们高举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旗帜则被“反共产主义”所替代，历史考证水平更是远不及前人，而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为狭隘、激进。
这些情况说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以学术为幌子的政治活动，史学话语权的争夺其实就是地缘政治斗争的文化形式。他们利用史学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甚至不惜歪曲与伪造历史。他们对史学的利用值得警惕。
三、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要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就要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其路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第一，深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增强其解释力和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科学性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革命性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价值，而其实现路径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既坚持了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又通过社会形态的分析，指明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前途，很好地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特点，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促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推动其中国化，另一方面用科学的历史认识来指导中国革命，推动其时代化，二者结合，使史学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这说明，我们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的现实需求，才能更好地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也才能增强其解释力。只有具备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大解释力，人们才愿意接受它、运用它、发展它。
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当把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纳入新体系，增强其包容性。在历史研究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之中，尤其需要重视历史本体论研究。本体论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而历史理论在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学家之后基本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突破需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深度融合，方可形成包含中国历史密码的历史本体论。这将极大增强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吸引力，使其获得史学话语权。
归根结底，中国史学的自主性体现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上。当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这种学术体系就是有生命力的。任何学术和话语体系都是对特定历史与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知识都是地域性知识，它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当它超越了知识所产生的历史基础时，解释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要反思晚清民国以来用中国历史和史料来证明西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现象，回归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本身进行学术研究，不必为新旧、中西之名所惑，因为问题产生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知识产生于对问题的思考，不必以名惑实。只有把知识体系建基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以实求名，其自主性才能得到保障。
第二，以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瓦解西方话语霸权，在开放中增强主体性。张光直在谈及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问题时指出，由于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经过广大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考验，特别是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这种思考是深刻而富有启示意义的。
中国史学要建设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核心是建构中国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内在支撑。其中的关键是要能立足于中国历史，能有效解释中国历史，能为中国现实发展提供支撑，中国元素是基础。这样的中国元素可以到中国古代历史和史学中去寻找，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发掘中国古代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白寿彝先生提出，要重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优秀遗产，分别加以研究，从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瞿林东先生特别重视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传统，认为“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资源”，进而指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四个基本路径：第一是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立足新时代，提出新认识；第二是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第三是“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第四是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白寿彝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纲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科学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其内在特点和规律，是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点的优秀作品，发行上百万册，出版8种外译本，很好地向世界读者展示了中国的历史风貌。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更是借鉴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创立了新综合体，以12卷22册的巨著成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史家和著作来向世界传达中国历史文化的话语。
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追求中国特色，但并不排斥对其他文化成果的吸收。我们要在兼容并蓄的同时，把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变为“顺差”，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特色，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是建设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中国近代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体系是西化的产物，它建立在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西方史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其视而不见，非但不可能，也不会成功。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对待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史家采取了三种态度：一是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二是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三是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无论采取哪种态度，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普世性与中国的民族性能否有机融合。历史学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科学化的历史学能够成立的基础，也是中西史学能够沟通的前提。但是，在历史观、史学价值观等方面，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恰恰是史学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它与史学的普世性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的学术营养，力争普世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我们还应当逐步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观，增强世界史学话语中的中国主体性。事实上，很多前辈学者都有此宏愿并做了可贵的探索。吴于廑就试图打破苏联和西方关于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固有观点，提出人类历史除了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外，也是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就是其长期思考的成果。钱乘旦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理论被忽视了，不仅西方历史学界不接受它，连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苏联历史学界也忽视它，甚至忘记它。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地区分散的状态逐步消失，地域限制被打破，带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全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世界历史才得以形成。这个理论就是他撰写《新世界史纲要》的指导思想，他希望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把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用历史的事实勾画出来，写一个立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第三，史料基础和历史解释并重，事实与雄辩兼顾。史料是一切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没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话语要么是谎言，要么是曲解。我们看到，无论是边疆民族问题，还是“台独”史观，抑或是日本侵华问题和高句丽史研究，史实的争议虽然有，但争辩其实主要集中在历史解释上。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地缘政治需求，会使人们面对同一史实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史料基础的厚度。在厚实的史料和客观的事实面前，一切强辩都是徒劳的，只能显示其虚伪和狡猾。但是，只靠史料和史实自身是不够的，对于那些心怀不善之辈，必须兼顾事实与雄辩。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基础史料扩张、梳理和研究，深化对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科学合理地解释历史，并与国家有关部门联合行动，反击错误的历史解释和政治诉求，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一点，在对周边势力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尤为重要。
第四，确立历史教育作为国家基本战略的地位，制订《国家历史教育发展规划》。切实推进历史教育的系统发展，增强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职业历史学家要树立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推动史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提升历史教育的质量。同时，改革历史知识的生产与评价机制，使历史教育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地位。社会历史教育要注重引导和规范，教育主体应多元化，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历史教育题材要多样化，在运用传统传播方式的同时，要运用影视、网络等现代技术，提高社会历史教育的传播效率，扩大受众范围。要注意受众的层次性，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协调国家与学术、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保证社会历史教育的质量与活力，有效提升国民的历史素质。
历史教育应以科学性为前提，以多元化和包容性为保障，以大众化为方向。求真是历史学的基本原则，真实的历史最有力量，也才具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历史的绝对真实并不存在，任何历史事实都是史料与解释的结合物。所以，只有保证史料与解释的科学结合，才能得到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教育才能顺利开展。就此而言，科学性是历史教育的前提。那么，如何将科学的历史知识推向社会呢？必须依赖多元化的主体。客体的层次与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的主体必然有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完全满足客体的需求，这就需要以主体的多元化应对客体的多样化。主体的多元化会带来思想与观念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思潮与流派。有异同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这是学术进步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多元化的主体，理应采取包容而非排斥打击的态度，这是历史教育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当民众能有效接受科学的历史教育时，史学的话语权将不再旁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