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李鸿章一生倨傲,当世人物也许只有俾斯麦让他钦服(签名本开售)

文化   2024-11-18 17:14   上海  



晚清时期,神州陆沉,执政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亟待探寻救国之路。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李鸿章担负起了国家重任,然而几经努力,他仍无法改变清王朝走向末路的结局,其一生成败,引人深思。下文选摘自青年历史学者羽戈《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一书,了解有“东方俾斯麦”之称的李鸿章,考察其是否名副其实。




黄遵宪诗云:“毕相伊侯久比肩。”毕相即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清末民初通译为毕士麦或毕士麦克,故称毕相;伊侯即日本第一任内阁首相、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曾封侯爵,故称伊侯。前者长李鸿章八岁,属于同代人;后者小李鸿章十八岁,晚了一辈,不过其人少年成名,风云际会,与李鸿章几乎同步登上波澜壮阔的东亚历史舞台,后来甲午战争、马关和谈等,更是直接对手,龙争虎斗,一决高下。久比肩云云,无论从哪方来讲,都非虚词。

与黄遵宪相应,梁启超也曾以李鸿章对比外国人。《李鸿章传》最后一章,共列举古今中西人物十六位,作为传主的参照系,其中外国人六位,俾斯麦、伊藤博文俱在榜上。这背后,需要注意一点因素:李鸿章在其时代,对外而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清代言人(其时外国人对于大清,往往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太后和皇帝),堪称世界级人物,享有世界级声誉。《清史稿》夸他“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虽嫌过甚其词,也是一说;又云:“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这一时伟人,除了俾斯麦和伊藤博文,还有四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等,都曾与李鸿章坐而论道,谈笑风生。以之为参照,正可反观李鸿章一生成败。

李鸿章与“一时伟人”齐名的说法,我见过不下三种。一是“当今天下三大老”:李鸿章、俾斯麦和格莱斯顿;二是“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李鸿章、俾斯麦和格兰特;三是“当世四大伟人”,语出格兰特之口:李鸿章、俾斯麦、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任英国首相)与甘必大(法语:Léon Gambetta,曾任法国总理)。这三份名单,不论真伪虚实,都少不了李鸿章和俾斯麦。无独有偶,李鸿章最著名的绰号之一,正是东方俾斯麦。

这个绰号是否名副其实呢?李鸿章能否媲美俾斯麦?首先,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却不曾被称作西方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更强的那个人,才有资格被借重、作参照。其次,梁启超说,李鸿章被比作俾斯麦,不是谀辞,而是妄言:

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士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士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士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

俾斯麦之后,格莱斯顿出场,被梁启超称作“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相形之下,李鸿章则是“功名之士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两者相距整整一个时代。在另一场合,李鸿章又成了“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不论以哪个说法为准,李鸿章都是梁启超笔下的旧时代之英雄。倘以时代论英雄,俾斯麦恰恰也是如此,他属于帝制而非民主的时代,属于铁血而非文明的时代,正如他的墓志铭所示:“威廉一世皇帝忠实的德意志仆人。”唯有越过他的政治尸骸,德国才能真正进入新时代。


就此说来,俾斯麦与李鸿章乃是同一时代之英雄,何以在梁启超笔下,差距如此之大?无非一成一败而已。梁启超口口声声“非以成败论人”,终究未能免俗。不过成功与否,亦难定论。在《李鸿章传》成书之际,对俾斯麦的评价是一码事,彼时德国国运如日中天,俾斯麦虽然黯然辞世,整个国家依旧笼罩在他盛大的光芒之下。再过二十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俾斯麦的评价则是另一码事。譬如1918年,马克斯·韦伯谈及俾斯麦的政治遗产,断言道:“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教育的国家……习惯于期待一位伟大领袖为国民提供他们的政治……(德国)已经习惯于耐心并宿命地服从以‘帝国政府’之名所作的一切决定。”一言以蔽之,俾斯麦留给继任者的乃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成熟度”而且“没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国家”,“他建立的是一个伪民主政权,并操纵这个政权以达到不自由的目标”。结合一战,再论成败,则有沧海桑田之慨。

所以我不认为,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便是对后者的侮辱。他们的差距,如学问、智术、胆力、视界,亦非如梁启超所夸饰的那么大,有些关节,反而相通。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命运,都具有一种深沉的悲怆感甚至荒谬感,这尤其表现在与权力、时势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强权者死于更强的权力,造势者败于更大的时势(论一战之责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实为罪魁祸首,然而论造势,俾斯麦则是始作俑者,他只能开头而无法收尾,这正是时势的力量)。

李鸿章与俾斯麦曾有一面之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李鸿章出访德国,专程到俾斯麦的庄园拜谒,极尽倾慕之情,尽管当时他尚且在朝,俾斯麦已经下野,然而一个身败名裂,一个功成名就。除了请教的姿态,如“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等,最后那番留言,足见对俾斯麦的敬重:“仆闻王盛名三十余年,不过如空谷之应声耳,今乃觌面见之,直如剑气珠光,不敢逼视。”这不完全是客套话。须知李鸿章一生倨傲,极少低头,当世人物,也许只有俾斯麦能让他如此钦服,自叹功业不如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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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
羽戈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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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青年历史学者羽戈观察分析晚清政治的最新力作。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执政者面临新旧思想的交替,是拥抱新思想,还是固守旧手段?羽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历史线索,深度分析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奕䜣等人的知识结构与素养,以及在时势之中各自所作出的决策,剖析其复杂的心路历程,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羽戈指出,回溯晚清历史,往前多谈制度,而忽略人,而我们谈国运,终归还得落到个体。



作者简介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1982年生,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作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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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慈禧太后:知识与国运

一、慈禧的知识

二、慈禧问对

三、慈禧与义和团

四、慈禧的政见

论李鸿章:时势与英雄

一、《挺经》疑云

二、“汉奸”问题

三、李鸿章之过

四、毕相伊侯久比肩

五、裱糊匠的衣钵

论袁世凯:学与术

一、学与术

二、袁世凯之术

三、袁世凯之学

四、遗言之谜

五、称帝时机

六、袁世凯的镜像

论亲贵:人才与国运

一、人才与国运

二、奕䜣

三、文祥

四、荣禄

五、刚毅

六、奕劻

七、三品以上皆浑蛋

后记




各界推荐


本书写作不是学院派的精雕细刻,然在平实、灵动的讲述中,颇能抓住要害,启人新思。

——《中华读书报》


羽戈此书文笔老道,读来颇感老吏断狱之力,论时断势的金句格言纷沓迭出,尤其是在论人断史之际基于历史语境而进行的种种常用概念之厘清,令人读来颇为受用。全书以史料为基础,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尤其是他们在处理政务和时代方向等方面的史料记录,置放在历史语境中去细致考察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奕䜣等人的学、术或道,谈论他们的智识水平与近世国运之间的互动关系。


——萧轶(书评人)



紧紧扣住历史人物的处境、行动和意识这个三角互动的分析框架,结合各种晚清民初人物的文集、笔记、奏折、回忆性文字、报刊文字等展开,具体而微地呈现了这些人物的历史处境、朋友圈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写了三个人(慈禧、袁世凯、李鸿章)与一个群体(亲贵),但却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知人论世文字。这本书讨论了一个极有思辨性的大问题:“执政者的知识素养达到了什么高度,有没有“新思想”,将成为考量他们的头号标尺。”考察完三个人之后,作者得出结论:“旧手段”从未缺席,“新思想”难觅踪迹。


——张明扬(文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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