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店的旧书目
“哈佛燕京”藏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真不少，10年前，有人在地下室书库里找出不少三四十年代旧书店的书目，认为放了几十年，没有什么用了，想把它处理掉。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这些书目不要扔掉，还是交给我吧。于是我就全部搬到了善本书库的一个角落，至少让那100来本“书目”有一个“安身立命”的窝。现在好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杨光辉博士为之全部编目上架。有了馆藏号，即报进了“户口”，就再也不会被人乱丢乱扔了。前年又量体裁衣，每部都做了函套，面目焕然一新了。
旧书店的掌柜们编书目，目的是要推销自己店内的库存旧书及新搜集到的旧书。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竞争，旧书业也不例外。不积极推销，那库存和店面的书越积越多，变成了滞销品，那可就麻烦了，总不会要等到关门大吉的那天吧！有一点是旧书店的老板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当年的销售目录竟会成为今天收藏旧书者的抢手货。
实际上，旧书店的旧书目的作用，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当年的书价，还可以使人了解一定时期古籍流通的概貌。而公家图书馆的搜集、私家的收藏都离不开旧书店。实际上的书价，经济史、书籍流通史、民国间旧书店的生意经，如何推广、市场的态势与兴衰等都是可研究的题目。
先师顾廷龙先生晚年对旧书店的书目仍旧非常留恋，他93岁时还想到早年的合众图书馆曾积存数十本南北各旧书店的售书目录，认为极有参考价值。他觉得这些书目内容很丰富，可作目录学或古籍聚散的参考。他说：“吾为什么注意它呢？吾在北京时，在书店的书目了解到很多东西。吾在上海收古书店的书目中看到载有《集韵》一书，注有多家批校，我当时研究《集韵》，很想一看。后来回上海了，赶快到四马路去，他们已卖给陈澄中先生了。隔了几年，陈先生访叶揆老并参观‘合众’，余得相识。后来陈先生常来，询以此书，他即借我阅览，批校满幅，小字密行，无暇过录，只得送还，至今可惜不止。有许多藏书流动消息，书目中可得些消息，还有他们加几句介绍话亦很重要。”这里提到的陈澄中，即是陈清华，他藏书中的精华在1964年即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由北京图书馆从香港购回。叶揆老即叶景葵，他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合众图书馆。
仔细翻翻这些旧书目，俨然是一个小图书馆的藏书目，且还有不少可看点呢！如1928年的《文奎堂书庄目录》，第112页都是满蒙文图书。那时，国内买满蒙文图书的很少，所以我想，或许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满蒙文图书都是当时从那儿买来的。我还注意到该书庄目录上册，封面上是：“注意：书目内所无之书，应需何种，均可代为搜办。藏书家如有旧书愿割爱者，本庄亦可收买。”书目中著录书名、作者、版本、纸张、本数。尤其是纸张，分皮纸、竹纸、白纸、开花纸、棉纸、洋纸。可惜，就是价钱未标出。
文奎堂在北京隆福寺街庙西路南，主持人是王云瑞，字辑五，束鹿县人，于光绪七年(1881)开设。至1927年，由其子金昌(字星斋)继其业。文奎堂的书目，最初叫《文奎堂书庄目录》，我所见到有10册，分别是1925年、1931年、1933年及1934年(均4月、8月出版)，以及1935年、1936年。那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的《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所未收录的。这家店的目录可能比较早，所以开始的几本都没有定价，直到1933年始，才在书目的每种书之眉端用毛笔写出价目，而次年的书目上价目就一目了然了。
1923年的西泠印社书目也有特色。“西泠”是专业的金石书画艺术机构，但是它也有门面，不仅卖该社自己的木刻仿宋聚珍版，也卖影刻古籍图书、各种丛书以及经史子集图书，有书名、卷数、作者、价钱。同时还卖金石拓本、印谱、碑帖墓志，以及影印或石印的名人书画册、碑帖墓志、堂幅屏条等。一看就知道，它的顾客都是专注于金石文字、书画艺术的人士。
上海受古书店的目录上，属于善本书或有特点的，皆注明“善本”“禁书”，有的还以数十字、百余字介绍版本的价值、特点。有的书目还有类似的书志，编得还真不错。而有的大书店还编有专题书目，供单位挑选，如《来薰阁书店方志目》《邃雅斋书店方志目》(竟高达884种)。
这种书目在当时印出后即邮寄各图书馆及有关的藏书家、学者等人，这类信息都十分有用。我曾读过阿英的《海市集》，里面有一篇《海上买书记》，就说到他见到《蟫隐庐书目》的新书目，里面有《王季重全集》残本出售，“我跑去看，计《避园拟存》《杂文序》《时文序》《尔尔集》《传》《杂记》《状志铭》各一卷，共十四本，各种完全，无残缺，也是清初复刻本。《避园拟存》《尔尔集》等且是禁书，开价并不高，当时我就买了来。”
这种旧书店的目录，后来就没有了。记得6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没有再印什么“书目”，那或许是因为1955年公私合营后，小书店都并掉了，人员也都入了大店，统一分配，不再存在竞争了。
最早注意旧书店旧书目并将之辑印出版的是台北的严灵峰先生。1978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了严灵峰编辑的《书目类编》，辑印了中、日两国古籍目录有关资料，以供各方研究参考。其所采用各书原本，皆为其无求备斋庋藏，共195种，114册。其中所收旧书店目录仅有5种，为《北京文奎堂书庄目录》(上、下，1925年排印本)、《北平文奎堂书目》(1937年排印本)、《汉口扫叶山房书目》(1921年石印本)、《上海中国书店新旧书目》(1929年石印本)、《上海受古书店旧书目录》(1933年排印本)，差得远了，可见，在台北搜集收罗旧“书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国时期旧书目，过去印的本身不多，除藏书家、学者、公家图书馆外一般人都不存。70年代后期，我看过上海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藏的《图书书价目录》15种，合订成2册。随手做了个记录，为《中央大学区国学书局目录》《江南书局目录》《江苏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书目》《淮南官书局书目》《浙江公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章程附售书目》《江楚编译官书局书目湖北官书处新编书目》《湖南思贤书局书目》《成都书局书目》《志古堂校刊书目录》《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云南丛书总目》《铁琴铜剑楼新刊书籍价目表》《武进陶氏涉园精刻精印书籍价目》《西泠印社所辑印谱》等。
如今再要找一本当年的旧书目也非易事，或许拍卖场上才会得见，前些年嘉泰拍卖公司所拍民国旧书店的线装本书目，为来青阁、汉文渊、抱经堂、直隶书局、蟫隐庐旧书目，成交价人民币6050元。
我的朋友中如复旦大学的周振鹤教授、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老总金良年等都是特别关注这类物品的。5年前，金总来“燕京”访问5天，我给他看了“哈佛燕京”藏的这些“书目”，他全部输入到计算机里，编成了一份清单。据说，他回到上海后，又找人翻箱倒柜，居然又翻出了不少旧存的南北旧书店的各种旧书目。
朋友中，还有二位的藏书中有一些旧书店的旧书目，一位是美籍瑞典学者艾思仁先生。3年前，我在芝加哥开会，晚上无事，就约艾兄来饭店聊天，闲谈中聊到了旧书店的旧书目，艾兄说他在60年代初从日本东京的旧书店买到不少国内旧书店出的旧书目。还有一位是韦力兄，他将他的收藏编成了一套《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了。
“燕京”馆藏的旧书店旧书目有一些还不易得，我曾将之与北图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作了核对，“燕京”馆居然还有25种可补充。
前些时，翻阅了一套某君辑《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古书价格目录》(北京：线装书局，2004)。这部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初初一看书名，我还当是现今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中所卖的古书价格目录，但是打开一看，原来是30年代至40年代，北京琉璃厂的一些旧书店的古书目。某君还编有一部《江南旧书店古书价格目录》(扬州：广陵书社，2005)，也是具异曲同工之妙，明明是昔日旧书店的旧书目，而且当年的掌柜也确实作为推销书目编来命名的，而今朝的编者却要在书名上摆点“噱头”，直截了当地变成了《古书价格目录》，也不知编者和出版社的用意何在?像后者，收的《广雅书局书目》，却是没有价格的，也“混”了进去，那又怎么说呢？所以一部书的“书名”也能变着法儿朝“钱”去奔，这大概也是当今书店生意人的生意经吧。
某君的序也有“创见”，有云：“由于今日古籍版本收藏者日益增多，这些民国旧书店的目录及价格便成为收藏者的指南。本书对当代旧书价格的升浮以及对某些重要古籍文献的开发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在图书馆里搞古籍版本以及旧书也有近50年了，但是死脑筋，不活络，没有一般书店生意人的洞察力，更不要说是想象力了。所以我怎么也看不出这种旧书店的目录及价格，居然能成为当前古籍版本收藏者收集古书的“指南”，而且能对当代旧书价格的升浮以及对某些重要古籍文献的开发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再一想，又有谁会照旧书店的旧书目去按图索骥呢？只有不动脑筋的人才会受到一次“引诱”。比如查找一本书是否存于世，会有哪位学者或专家会去查这种书目吗？而且编者自己都不会去制作索引，自己都不会去查，却还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实在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2008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