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选自《沈津书话》卷二《书事——虚舟世界看浮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市侩狡诈，诡谲百出
——版本鉴定之一
沈津
版本鉴定实在是一门学问，必须要有长久的实践方能掌握，这就是各种版本要看得多，多查工具书、参考书，多请教行家。我在工作中，将书估作伪的例子记录了不少，将来有机会或可作一小结，留给有兴趣的朋友看看，或许有点启示。但我也知道，写这些例子，就事说事，容易使人产生枯燥的感觉，写活泼些的文字反不容易。
先说一个有点趣味的故事吧。2003年岁末，苏州文物市场上惊现一批西汉简牍。如果简牍是真的，那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及艺术价值，还很可能对汉代历史有所补充，对研究者来说，也不啻是一个好消息。当时南京博物院获讯后，即指派两名专家前去苏州，找到了这批简牍的主人，并将简牍带回南京。经过科学的碳14年代测定，可以肯定这是两千年前的古物。但是该院的书画专家总认为这批简牍书法气息不够高古，没有写出汉代书简的神采，但为什么会如此，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没问题”和“吃不准”这两种意见谁也没有占上风。得不到统一，怎么办呢?总该有个结论才是。于是，南博又派专人将简牍送到上海博物馆求证，他们研究鉴定的结论是:这路东西是盗墓者用不法手段得到汉代棺木板，倒卖后又经人锯割，再请书法高手制作而成。而且这路东西还被倒到了香港，蒙倒过一大批藏家。您说奇不奇，妙不妙，实在是匪夷所思。
所以说，当今社会做假文物字画(别的行业也一样)中特有用心者，心计一招比一招强，当然，最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假的总是假的，总有一天会被揭穿，只是时间而已。
接下来，说一说古籍版本中的作伪之例吧。1986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时间可以去许多地方看图书馆、博物馆。到图书馆当然要看那些珍藏在善本书库里的中文善本了，因为那些善本书，多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得到的，除了四十年代王重民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时，写出了二馆的善本书志外(王先生离开后所补充的善本书不算在内)，其他很少被专家学者所揭示过。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当然是美国东亚图书馆中重要馆之一了，它所收藏的那些中文善本，我曾写过一篇《奇探二酉搜罗富》为之介绍，并收入我的《书城风弦录》中。然而，总体来说，善本书的质量不错，但是著录上却有不少问题。1989年，崔建英先生等在普大葛馆曾对这些善本书中的集部明代别集八十六种做过核查，结果发现王重民先生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虽然经过屈万里先生的校订，仍然是“版本误录三十二种，为误定刻年十二种、所定刻年无据七种、刻人误植一种、书名误定及卷数误计四种、两书扭合一种、以残作全二种、以翻刻为原刻五种”，误录率百分之三十七。而在其他各种数据呈现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八十六种善本书，总修订率为百分之六十点四六，其中属于硬性错误者为二十五种(即不应有的鉴定错误)。崔先生生性耿直，是一位对古籍整理、编目非常执著的专家，对于古籍善本的著录，向以严谨著称，我是赞同他的做法的。
我当年在葛馆也翻过不少书，有几种书着重做了些记录，都是不在崔先生统计中的。兹录出二部，一部可窥古籍图书在流传过程中，书估为射利，在作伪的技巧上无所不用其极;另一部，也可证鉴定者如稍有疏忽，即会犯“低级错误”，作出令人难以相信的错误判断，足见版本鉴定实不易之事。
《昌黎文式》四卷，元程端礼撰。《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作“明抄本”,“并有明黄淳耀手跋”。正因为是明抄本，又有黄淳耀跋，所以才引人注意。但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问题多多。书的内容和作者，倒不必去详写，问题在于版本和黄跋。按，此书楷书抄写，极精，非明抄本，实清末抄手所为，明人抄书绝无是种字体。用纸皆被染色充旧，并有似虫蚀之洞，然非虫蛀，乃人工针锥钻出。明人高濂的《燕闲清赏笺》对书估作伪手法多有揭露，有云将书“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看来，书估真“厉害”，也真下得了手，为了财，什么事都干得出。
昌黎文式二卷 （唐）韩愈撰 （宋）真德秀辑 （元）程端礼批点 清抄本 张昭潜跋 山东省图书馆
书有钤印曰“黄勤勉堂”“陶庵”“淳耀珍藏”，又有“金氏家藏”“熙堂”,使人一看，以为是黄氏自藏。版本鉴定，印章当然是辅助因素之一。但黄氏三印似小木所刻，颇为拙劣，且篆法、刀法板滞，印色污浊。
最妙的是黄淳耀跋。跋云:“岁在丁酉，吾应试于京都，见友人家藏此书，心虽慕之，殊觉此书甚不易得。越三四年，偶于书肆中遇此书，不惜多金，遂购之，但欲参五色笔耳。盖元代程公端礼，其文学与先贤共辙，所以得入圣庙，与先贤并列。昌黎古文，用五色笔如此批点，遂使后学观此，自无虑其难解矣。陶庵黄淳耀谨识。”初看黄跋，只觉得字体有些别扭，表述呆板做作，图章也不好。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上海嘉定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南都亡，嘉定遂破，偕弟渊耀缢于西城僧舍，门人私谥贞文。据清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云:“弘光立，不谒选人。大兵围城，佐侯峒曾调兵食。城破，淳耀与渊耀入草庵。庵僧无等，淳耀方外交也，谓曰:‘君未受职，可以无死。’淳耀曰:‘大明进士，与城存亡，分也。今托上人，死此清净足矣。’索笔书曰:‘进士黄淳耀死于此。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行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没，此心而已。’与渊耀分左右就缢，年四十一岁，暴尸七昼夜而无改色。”淳耀弱冠即有志圣贤之学，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诗古文卓然名家，有《山左笔谈》《陶庵集》。
《书志》云:“黄跋所称丁西，乃万历二十五年也。”津按，黄淳耀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卒于弘光元年(1645)，年四十一。万历二十五年(1597)，淳耀尚未出生，而后一丁酉，则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其已逝去十二年矣。跋中所云“越三四年”，即指黄淳耀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后之三四年，而此时淳耀又已弃世三年。书志作者及修订者皆未细看，也未细查，见黄跋、黄印，即以假为真，书的版本自然也就定为明抄本了，《昌黎文式》，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帙，二卷。著录为唐韩愈撰，宋真德秀撰，元程端礼批点，明弘治秦纮抄本，清张昭潜跋。二十六年前笔者曾去济南该馆阅书，未能于是书摘录笔记。然疑此秦抄本或为估人觅抄手抄录之底本，又析二卷为四卷，抄竣后再施小技，以瞒世人。
写此段例子时，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读书笔记上录得一则，那是当年在沪复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时所写下的。山西省文物局藏《史记》一百三十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有清汪由敦跋。十二册。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钤有“汪由敦印”“谨堂”等印。目录后有汪由敦跋，署乾隆丁未(五十二年，1787)字样。
汪由敦，字师苕，号谨堂，雍正进士。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文章典重有体，直内廷几三十年。金川用兵，廷谕皆出其手，卒谥文端。但我在查证汪跋真伪时，发现汪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如何能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刻本上写跋?所以汪跋必假无疑。这些都是书估做假。书估一般都不会去做考证，他们只是想收藏家或学者多不会想到是假汪由敦的跋，所以任意去加工。这个例子和上面的黄跋一样，即“人死了还会复活，还能写跋”。书估之信手胡编，令人咋舌。
《兵录》十四卷，明何汝宾撰。《书志》作“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清写底稿崇祯元年(1628)重订本”。此著录极不清楚，看得我糊里糊涂，分不清究竟是稿本还是抄本。如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万历三十四年据稿本重新誊写并经崇祯元年重新修订，如果真如此，那应属“誊清稿本”一类，即属《兵录》传世之最早本子。
《兵录》又名《何大将军兵录》，存世最早之本为明崇祯刻本，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列入“记载违谬，语多触犯”，而被“禁毁”。《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二》《清代禁书知见录《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皆有著录。崇祯本经此“打击”，存世当不会多，所知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台北“国家图书馆”(二部，其一为原藏北平图书馆者)、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六部而已。除崇祯本外，清代因禁网所碍，未见有翻刻，而以抄本传世者，也有数部，均见诸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
那么葛馆所藏是否为稿本呢?非也，清抄本也。细察此本，抄写甚工，字体似多人所为，又墨色较新，无旧气。卷十四第五十叶、六十七叶“玄”字避讳。据此，是本抄写的时间，应在康熙或康熙之后。《书志》云，诸家序及自序末“各钤印记”。据序末所钤作序者及作者印记，可视作稿本之依据。又见序末有“崇祯元年岁在戊辰仲秋之吉重订于粤之正气堂”一句，就把版本项定作了稿本一类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清写底稿崇祯元年(1628)重订本”。然此书实为清人据明崇祯刻本所抄，序后原刻有钤印，抄写者用朱笔细摹，印记共十三方，描绘较为精细。书志作者和修订者大约是瞄了一眼，见到有作者及作序者的印记，未能仔细辨识，所以只当是钤上去的，而导致一个低级错误的产生。
2008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