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刊于何朝晖编《为前贤行役——顾廷龙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2024年版。此据作者word稿整理，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别号匋誃。江苏苏州人，现代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顾廷龙的一生，是为图书奉献的一生。他的一生中有六十六个年头为图书馆事业而奋斗。顾先生曾在《我和图书馆》中总结毕生经历：“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①]顾廷龙在受叶景葵、张元济之邀南下办“合众图书馆”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②]体现出老一辈图书馆事业家顾廷龙无私奉献、慷慨助人、谦逊自省的高尚人格。也正是在合众图书馆，顾廷龙与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产生了一段颇深的书缘。![]()
钱锺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在周岁抓周的时候，抓到一本书，因此取名为锺书。锺有专注、专一的意思。钱锺书一生钟情于书，手不释卷，从而成就了他的博学多识。夫人杨绛回忆钱锺书：“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③]。钱锺书虽喜读书，却不好藏书。有人到家中拜访钱锺书，发现他书架上的书并不多。钱锺书答：“我自己的书并不多，很多书都是托人从图书馆借的，我没有那么多地方放书。图书馆的藏书很多，问题是要懂得去用，光是收藏书是没用的。”[④]钱锺书在治学上善于借助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实现书籍自身的价值。![]()
一个是护书人，一个是爱书人；一个潜心古籍，一个学贯中西，顾廷龙与钱锺书之间的友谊是如何发展的，两人又是如何在日寇侵袭、战乱频繁的上海相互支持，共度时艰的呢？学界对顾廷龙与钱锺书的交谊已有一定的研究，陆阳《<顾廷龙日记>中的钱锺书》[⑤]对《顾廷龙日记》中与钱锺书有关的条目进行摘取和梳理。钱之俊《钱锺书与合众图书馆》[⑥]利用《顾廷龙年谱》和《顾廷龙日记》还原钱锺书到合众图书馆的看书、借书、赠书的经历。钱之俊《<顾廷龙年谱>里的钱锺书》[⑦]整理了《顾廷龙年谱》中与钱锺书相关的纪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拓展相关史料，还原顾、钱交往的历史现场，更为全面地展现顾廷龙、钱锺书二人的交往情况，分析二人友情对彼此工作、生活的积极影响。顾廷龙与钱锺书的交往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书”。钱锺书是“书痴”，顾廷龙是合众图书馆的实际管理者，合众图书馆便成为二人交往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顾廷龙对这位热爱读书的勤奋学者，尽心尽力，服务备至。《顾廷龙日记》中有关钱锺书的到访记录有四十余条，时间跨度从1943年至1949年。顾廷龙对钱锺书的来访非常重视，常亲自接待并记录于日记和图书馆年度工作报告中。1946年1月8日，《顾廷龙日记》记载：“归，悉默存季康夫妇及止溪先后来，皆失迎”[⑧]。顾廷龙因事离开馆内，回来以后听说钱锺书、杨绛夫妇和李英年先后来过，对未能接待他们流露出了遗憾之情。顾廷龙之子顾诵芬回忆道：“碰到过的最多的就是钱锺书，钱锺书住的离我们家不太远，我们那不是长乐路富民路口嘛，他住在长乐路过去一点点，叫什么新村，我也不记得了。反正他常来，常来都是我给他开门。他在后面按电铃，我一下就开了，他进来。我只知道他的英文非常棒，我父亲也说，你应该向他学学英文。”[⑨]曾在合众图书馆任职的沈夑元也回忆过接待钱锺书的情形，“钱锺书先生当时住在蒲石路的蒲园，和合众相距不远，因此常来看书。合众当时大门不开，由后门出入，装有门铃。门铃响了，每次开门不是保姆，便是顾老自己开。有一次，保姆和顾老都不在，铃响了，由我去开，一看是锺书先生（因钱先生经常来，虽未接谈，但知道他是钱锺书）。因顾老不在家，只好由我接待。”[⑩]由此可见，钱锺书常去合众图书馆看书。在合众图书馆，日常负责接待钱锺书的一般都是顾廷龙。![]()
顾廷龙先生在长乐路书库（合众图书馆旧址）
顾廷龙对钱锺书的热情接待与服务体现出一个图书馆人良好的职业操守。1939年5月，顾廷龙在代笔叶景葵、陈陶遗、张元济撰写《创办合众图书馆缘起》中写道：同人平素所嗜，皆为旧学，故以国故为范围，俾志一而心专，庶免汗漫无归之苦，
乃得分工合作之效。精钞名校，旧椠新刊，与夫金文石墨，皆为搜罗。而古今名贤之原稿，尤所注重。专供研究高深国学者之参考，并拟仿晁陈书志，欧赵集录，撰列解题，以便寻览。[11]“专供研究高深国学者之参考”是顾廷龙等人筹办合众图书馆的重要目的。因而，钱锺书作为一名国学研究者乐于来合众图书馆看书借书，正是顾廷龙在办馆之初就希望看到的。1941年8月1日，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发起人之一在会议上制定的《私立合众图书馆组织大纲草案》更清晰地阐释了合众图书馆的创办宗旨：本馆目的：一、征集私家藏书共同保存，以资发扬中国之文化。二、搜罗中国国学图书及有关系之外国文字图书。三、专供研究高深中国国学者之参考。四、刊布孤椠秘籍。[12]顾廷龙对钱锺书的重视正体现出“专供研究高深中国国学者之参考”的服务宗旨，展现了顾廷龙对传播和发扬中国文化的努力。1943年8月15日，顾廷龙顺路拜访钱锺书，并将《匏庐诗话》借给钱锺书，并与他畅谈了一番。[13]顾廷龙为钱锺书送书到家，主动提供参考咨询服务，体现出顾廷龙对钱锺书学术研究的鼎力支持。此外，顾廷龙对钱锺书的阅读情况也较为关心，在他的日记中，有时会记录钱锺书到馆阅读的书籍，如1944年1月20日，“钱锺书来，阅《榕村语录》等”；1944年10月27日，“钱锺书来，略查《朱子语类》”；1947年7月11日，“钱锺书来借《广东新语》”。[14]顾廷龙为钱锺书的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文献资源。这不仅有赖于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李宣龚等人对合众图书馆的慷慨捐赠，顾廷龙本人在整理馆藏、编制目录上也耗费了大量心血，他编制馆藏目录、藏书提要和目录卡片，大大加快图书的检索效率，同时通过编制书目提要增进对藏书的了解，从而更好地为专家学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咨询服务。顾廷龙及其苦心经营的合众图书馆为钱锺书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时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钱锺书的《谈艺录》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部探讨中国传统诗话的集大成之作，它大量援引历朝历代的诗话诗论，并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分析和论述中国传统诗歌，展现了钱锺书深厚的国学基础和贯通中西的理论修养。在《谈艺录》序言中，钱锺书指出写作该书遇到的种种困难，“余既自叹颛愚，深惭家学，重之丧乱，图籍无存。未耄善忘，不醉多谬；蓄疑莫解，考异罕由”[15]。钱锺书一方面谦虚地指出自己头脑不清，学问不够，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战乱“图籍无存”，难以找到图书资料，因此有很多疑惑难以解答，有很多需要考证的问题也没有地方查证。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些困难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其中就有顾廷龙。“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垂，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困，不索借书之瓻。”[16]![]()
钱锺书著《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年版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援引的古籍学术资源离不开顾廷龙的帮助和扶持。顾廷龙日记中记录的钱锺书向他借阅的《匏庐诗话》《榕村语录》《朱子语类》《广东新语》等书不仅显示出钱锺书在古籍方面尤其是对古代诗话、儒家经典、古典学术以及地方笔记的阅读兴趣，同时，这些书籍都作为引证材料出现在《谈艺录》中，其中《匏庐诗话》被引六次，《榕村语录》被引三次，《朱子语类》被引七次，《广东新语》被引一次。而这些只是顾廷龙对钱锺书提供的文献资源服务的冰山一角，《顾廷龙日记》记录得十分简略，很多记录只用“钱锺书来”“钱锺书来阅书”一句话一笔带过，而没有写清具体为钱锺书参考咨询和借阅了哪些书籍，但从钱锺书如此频繁地到顾廷龙处访书，可以看出钱锺书在学术研究上对顾廷龙搜集整理保存的文献资源的依赖与关注。夏伟在《青年钱锺书与辣斐德路亭子间——<谈艺录>之诞生》提出设问：“究竟是怎样的力量保护并推动了钱锺书，助其在‘兵罅偷生’中逆流而上、破茧成蝶，而未蹉跎鱼烂、仲永自伤。”[17]作者主要从钱锺书的“基本自我”与机缘和逆境两个方面剖析了《谈艺录》的诞生原因。私以为，为钱锺书提供丰富文献资源的顾廷龙及其他友人们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一文中曾侧面写过钱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的事迹，“锺书工作忙，偷空读书。他正在读《宋诗纪事》，还常到附近的合众图书馆去查书，我不愿打搅他”[18]。这篇文章所回忆的内容的时间是在钱锺书一家搬到蒲园后。钱锺书是在1949年初从辣斐德路钱宅搬到蒲园的，此时开明书店版《谈艺录》已经出版，但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并未结束，他仍然常去合众查找资料。而《顾廷龙日记》中1949年日记是完全缺失的。不难想象，顾廷龙与钱锺书的交往要比顾廷龙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的多很多。顾廷龙热心支持钱锺书的学术事业，钱锺书对顾廷龙图书馆事业的扶助也不遗余力。钱锺书多次向合众图书馆赠书，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顾廷龙日记》记录了1944年、1946年、1947年钱锺书到合众图书馆赠书的情况。1944年有三次赠书记录，即2月，钱锺书第一次来赠书，赠《苓泉年谱》[19]；7月，赠《吴董卿集》[20]；9月，替金天翮赠送所著《皖志列传稿》及《天放楼文言续》[21]。1946年有一次赠书记录，即3月，赠《周报》。[22]1947年有三次赠书记录，即1月，赠《思想与时代》[23]；4月仅记录为“默存来赠书”[24]，未写明具体书名；9月，赠远东教育会议所发〔印〕刷物[25]。但结合合众图书馆历年的工作报告，可知钱锺书对合众图书馆的捐赠不止以上记录，实际上钱锺书对合众图书馆的赠书更多。笔者爬梳合众图书馆历年工作报告，制作《钱锺书向合众图书馆捐书情况表》[26]如下：![]()
根据《钱锺书向合众图书馆赠书情况表》可知，钱锺书自1943年8月至1949年8月向合众图书馆总计捐赠图书111种，215册。自1943年至1949年，钱锺书连续七年向合众图书馆捐赠图书，体现出钱锺书对顾廷龙图书馆事业的大力支持。查《合众图书馆第十一年工作报告》（1949年8月16日-1950年8月15日），未见钱锺书的赠书记录。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间，钱锺书已经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仍然关心着合众图书馆的发展，他向合众图书馆捐赠图书合计6种，6册，用捐赠图书的方式传达对顾廷龙的惦念和对其图书馆事业的关心。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版借阅传抄是古人整理与保护典籍的传统方法，故在古籍版本学中有“抄本”一说。传抄是顾廷龙在战时抢救和保护文化典籍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期间，物价暴涨，书价昂贵，而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面对较为优质而又无法购买的国学典籍，顾廷龙常常采取借阅传抄的方式，使“孤本不孤”，不仅可以丰富合众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同时对于保护和传播珍稀古籍起到重要意义。顾廷龙曾回忆他在合众图书馆抄书时的专注和投入，他常常抄书抄到深夜，一晚上可以抄写三千字小楷，图书馆对面的舞厅都已散场，他仍然在奋笔疾书。[27]1944年3月9日，《顾廷龙日记》记载“默存来，见借《谭仲修师友尺牍》一册，为许增、陈豪等。”[28]谭仲修即晚清学者、词人谭献。谭献字仲修，号复堂。钱锺书家藏秘笈题名为《复堂师友手札菁华》，顾廷龙当日记录书名为《谭仲修师友尺牍》，与《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意义相近，应为同一书。1944年8月6日，《顾廷龙日记》记载“访默存，还《复堂师友手札》两册，又借一册”[29]。1945年4月3日，《顾廷龙日记》记载“默存来，见假《复堂师友手札》首册”[30]。《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手稿本，也是孤本，对于了解晚清的学者交游和学术思想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合众图书馆筹备第五年工作报告》（1943年7月-1944年8月）记录本年度传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一册，《合众图书馆筹备第六年工作报告》（1944年8月-1945年8月）记录传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未标明册数。[31]钱锺书将《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借给顾廷龙传抄，不仅体现出对顾廷龙的信任，更是与顾廷龙一同参与文化典籍的保护与传播的具体表现。1946年1月，顾廷龙在向上海市教育局呈递的《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中对钱锺书对合众图书馆的扶助表示了郑重地感谢，“赖有清高绩学若秉志、章鸿钊、马叙伦、郑振铎、陈聘丞、徐调孚、王庸、钱锺书等数十人以及社会潜修之士同情匡助，现在积存藏书约十四万册，正事陆续整理，准备供众閲览”。[32]新中国成立之前，合众图书馆从未向社会公开开放，熟人介绍或持介绍信方能进馆阅览。钱锺书介绍自己的学生和朋友来合众图书馆研究学习，拓展合众图书馆的读者群体，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流通和利用。1944年4月3日，《顾廷龙日记》记载“默存偕其友周君来参观”；1945年12月12日，《顾廷龙日记》记载“默存偕周节之来，同访森老，不值”。[33]周君即周节之，是钱锺书的拜门学生之一。他家境富裕，与钱锺书的关系亲密。随着当时物价的上涨，他主动增加了向钱锺书支付的学费。他还请钱锺书代为买书，自己不读，专供老师阅读，这些书被钱锺书戏称为“借痴斋藏书”。[34]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钱锺书至少两次带周节之来合众图书馆参观阅览。查《合众图书馆工作报告》，《合众图书馆筹备第五年工作报告》（1943年7月-1944年8月）中“六.参观”中有“周节之（钱锺书同来）”的记录，《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合众图书馆第七年工作报告）》（1945年8月-1946年8月）“五.阅览”中有阅览者题名，记录有钱锺书、周节之的名字，《合众图书馆第八年工作报告》（1946年8月-1947年8月）“五.阅览”亦出现周节之的名字。[35]1946年3月8日，《顾廷龙日记》记载“锺书偕章克椮来”[36]。章克椮是钱锺书的学弟，此时亦是一同工作的同事。钱锺书自1946年6月至1948年6月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兼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钱锺书曾向馆长蒋复璁推荐章克椮担任《书林季刊》助理编辑。章克椮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是比钱锺书低两级的学弟，他精通英、法、俄等多种语言，还具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和古代汉语基础。建国后，章克椮入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翻译了大量近代报刊史料，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24年版1947年5月7日，合众图书馆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过了聘请钱锺书、顾颉刚、潘景郑为合众图书馆顾问的提案。[37]三天后，钱锺书的学生周节之设宴庆祝，顾廷龙向钱锺书当面呈递了聘书。[38]钱锺书担任合众图书馆顾问，从一个单纯的读者转变为合众图书馆的任职人员，这种身份的转变促使钱锺书与顾廷龙在图书馆事业上的合作更进一层。1947年，钱锺书已凭借小说《围城》在沪上声名大噪，钱锺书此时不仅是畅销小说家，还是暨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钱锺书此时职务较多，接任合众图书馆顾问，更多地是出于友情的协助和回馈。从顾廷龙的角度出发，钱锺书的加入，无疑可以为合众图书馆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持，增强合众图书馆的声誉和影响力。钱锺书与顾廷龙之间的关系也从读者与馆员，转变为图书馆事业发展勠力同心的同事与挚友。1947年，二人的交谊最为密切，每个月都见面。根据已有史料梳理，二人于1947年至少见面18次。1947年1月[39]、2月[40]、3月[41]、4月[42]、6月[43]、7月[44]、9月[45]、10月[46]、11月[47]钱锺书都来拜访过顾廷龙；而顾廷龙在1947年7月[48]、9月[49]、10月[50]去拜访过钱锺书，其中9月拜访时钱锺书不在家。5月，二人一同参加周节之的宴席。[51]6月、12月，二人一同参加郑振铎的宴席。[52]8月，二人一同参加李宣龚的宴席。[53]1947年11月5日，郑振铎约晚餐，钱锺书还与顾廷龙一同请客，二人关系的亲密可见一斑。[54]钱锺书还热心为顾廷龙的古籍与文物保护事业搭桥牵线。1945年11月18日，在顾廷龙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提到顾廷龙想要参与赴日调查遗失文物团，钱锺书为顾廷龙向徐森玉说情一事：最近悉教部有赴日调査遗失文物之组织，该调査团团长为张道藩，团员徐森老、贺昌群、向达、伍蠡甫（光建子，任该团英文秘书）、张凤举（任日文秘书），多公熟人，亦可一托，似可正式具报，大有完璧归赵之望。初赴日调査团委由森老主持、龙颇欲随往一开眼界（因敝馆进展财力所限，决不能仿英美，至日本规模或有可采）。钱锺书君为言于森老，森老极赞成，不意改张为首长、且人选由部派定者。惟森老与锺书云：此事全由杭立武主管之，渠尚欲为龙设法，已飞笺与杭接洽，尚无回音。公知其详情否？不知究有定额几人?公与杭至交，能一探否？徐、贺、向皆熟人，倘能偕去，亦甚难得，且可于尊藏切实访觅矣。[55]顾廷龙想参加的原因主要是希望考察日本图书馆事业，从中学习成功经验以利于办好合众图书馆。[56]虽然最终未能如愿成行，但经钱锺书牵线，徐森玉了解到顾廷龙对调查遗失文物的迫切心情和工作热情。1946年，为配合“清损会”请外交部向远东顾问委员会及盟军驻日总部提出的《追偿我国文物意见书》中的主要要求，并为中国政府向日方提出战争赔偿提供交涉依据，“清损会”迫切需要编纂遗失文物目录。徐森玉推举顾廷龙担此重任，并聘请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四人与顾廷龙合作[57]，历时九个月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58]的编纂（下简称《文物目录》）。《文物目录》收录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文物目录》不仅在外交上可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巧取豪夺的重要证据，同时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书籍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亦具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
徐森玉主编 顾廷龙、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著：《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全3册），中西书局，2012年版
1946年2月11日，《顾廷龙日记》记载：“默存来，达慰堂意，属撰《玄览堂丛书提要》，许之。”[59]慰堂是蒋复璁的号。1946年起，钱锺书担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而蒋复璁是中央图书馆馆长。钱锺书作为蒋复璁的下属传达蒋复璁的工作指示，诚请顾廷龙为《玄览堂丛书》撰写提要。蒋复璁和顾廷龙都在图书馆界工作，为抢救珍稀古籍文献而奔走。“刊布孤椠秘笈”是合众图书馆的办馆目的之一，自1940至1945年顾廷龙已编辑印行《合众图书馆丛书》十四种，在当时取得积极反响。蒋复璁邀请顾廷龙为《玄览堂丛书》撰写提要不仅体现出蒋复璁与顾廷龙在古籍保护事业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还反映出蒋复璁、钱锺书等人对顾廷龙版本目录学功力的认可。顾廷龙是撰写古籍书目提要的行家里手，撰写藏书提要是他在合众图书馆的日常工作。邀请顾廷龙撰写《玄览堂丛书》提要可以彰显《玄览堂丛书》的学术价值，具有权威性。《玄览堂丛书》与蒋复璁有着密切关联。1940至1941年间，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在重庆创建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出于抢救珍贵古籍的热切愿望，蒋复璁暗中联系郑振铎等爱国学者在上海代购古籍善本三千八百余种，钱款由蒋复璁从中英庚子赔款中拨发，书籍归中央图书馆所有。[60]为了抢救和保护文化根脉，郑振铎等人决定先将这批善本中最为珍稀、最富有价值的书籍编为丛书，陆续影印出版，从而化身千百，不再有失传之厄。《玄览堂丛书》分为初集、续集、三集先后影印出版。顾廷龙为《玄览堂丛书》初集、续集、三集均撰写过提要。《玄览堂丛书提要》文字明白洗练，对书籍内容与版本的评析颇有真知灼见，旁征博引似信手拈来，又辅以一两句透辟评价，充分显示出顾廷龙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古典文献学造诣。此外，顾廷龙还承担过《玄览堂丛书》三集的出版工作。[61]钱锺书与顾廷龙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扶持，在生活中二人也有着亲密的互动。1944年3月2日，《顾廷龙日记》记录：“访默存，介其夫人杨季康女士相见，先君弟子也。”[62]顾廷龙去拜访钱锺书，钱锺书介绍自己的妻子杨绛与其相识。钱锺书也曾与顾廷龙的家人有过亲切交流。据顾廷龙之子顾诵芬回忆，顾廷龙对钱锺书的外文水平之高非常钦佩，在顾诵芬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顾廷龙专门带他向钱锺书请教如何学好英文，钱锺书说“就得像上海人能听懂大世界的那个滑稽戏一样，要能听懂那个词，你的英文就过硬了”[63]。钱锺书还向顾诵芬赠送一本英文现代剧剧本以便学习使用。[64]1944年9月5日，钱锺书为顾廷龙家藏的宋阑题七言绝句三首。[65]宋阑，即南宋绍定井阑，因有“顾衙”“复泉”字样，故又名复泉井阑。1915年，顾廷龙祖父在自家的新宅中发现该井阑。顾廷龙自幼喜爱金石，他对井阑进行了一番考证，1929年，自制一本《宋绍定井阑题字册》，自1930年起，邀请自家亲密师友为井阑题字。这本《题字册》充分展现顾廷龙的交游情况，其中有钱锺书题诗三首，未收入钱锺书诗集《槐聚诗存》。![]()
片石韩陵拓尚完，早秋执热一传看。不须汲古求修绠，二八飞泉想已寒。舒王欲夺谢公墩，占领深潭有后村。争似君家还旧物，一栏识井便知门。摘去骊珠剩爪鳞，缀名那得句如神。矜狂差异诸襄七，跁跒题诗惯后人。第一首诗写钱锺书在早秋季节看到顾廷龙家的井阑拓片，“执热”源自《诗经·大雅·桑柔》中的“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意在表现钱锺书观赏顾廷龙的《宋绍定井阑题字册》时艳羡激动的心情。“早秋”与《顾廷龙日记》中记录的时间“9月”相合。后两句由实入虚，诗人面对井阑拓片，想象着清冽的井水飞溅而出的情形，生动可感。第二首诗同样用典，引用王安石在《谢公墩二首（其一）》一诗中与谢安争墩的幽默典故[66]，反衬顾家的旷达大度，赞颂顾宅因井栏而美名流芳。第三首诗是对题诗的自谦之辞，诗人认为题诗与井阑相比，价值较低，好似“骊珠”和“爪鳞”之分，有悔作之意。三四句引用《随园诗话》中诸锦拒绝题诗的典故自况，表达出自觉诗作不够好，但不题诗又可能让人觉得“矜狂”的复杂感情，最后只好题诗让后人去评说。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出钱锺书对顾廷龙的题字请求很用心，诗中引用多个典故，既展现出对顾家及其家藏文物的颂扬，又在颂扬中暗含朋友间的打趣和自嘲。这三首诗是钱锺书与顾廷龙友谊的见证。作为亲密友人，钱锺书与顾廷龙一同出席过不少宴饮聚会。1943年、1945年、1946年、1947年、1948年都有二人一同赴宴的记录。这些聚会的规模一般在八九人间，聚会成员虽多有变动，但均为文雅之士，展现顾廷龙、钱锺书与沪上文化圈的密切交流。根据《顾廷龙日记》记录，1943年2月19日，这一天是元宵节，李宣龚请客吃午餐，钱锺书、顾廷龙均出席，在座有陈灨一、夏敬观、陈伯冶、沈剑知、朱象甫等人。[67]1943年4月4日，李宣龚招食茶点，钱锺书、顾廷龙均出席，在座有冒广生、夏敬观、沈昆三、沈剑知、瞿凤起、瞿旭初、顾公雄、黄霭农。[68]1945年12月2日，《国文月刊》社邀请顾廷龙、钱锺书吃饭，在座有吕诚之、唐弢、曹聚仁、吴文祺、赵泉澄、顾雍如、王以中。[69]1946年5月7日，顾廷龙请钱锺书吃饭，同时受邀的还有洪业、顾颉刚、郑振铎、张天泽、徐森玉、叶景葵、高君珊、雷洁琼。[70]1947年5月10日，钱锺书的学生周节之请客，钱锺书来合众图书馆邀顾廷龙一同前去，在宴席上顾廷龙向钱锺书面递了合众图书馆顾问的聘书。[71]1947年8月1日，李宣龚请客，顾廷龙与钱锺书均出席，同席者有梁思成、温源宁、林崇墉、徐森玉、瞿旭初等。[72]1948年2月3日，这一天是南方小年，顾廷龙请钱锺书、顾颉刚、郝昺衡、孙蜀丞、牟润孙等在合众图书馆的家中吃午餐。[73]此外，《顾颉刚日记》和《郑振铎日记》中也有关于钱锺书顾廷龙二人交往的描述，从侧面反映出钱锺书、顾廷龙与顾颉刚、郑振铎的私交。据《顾颉刚日记》记录，1946年10月5日中午，郑振铎请客，钱锺书、顾廷龙均出席，同席者有蒋复璁、李济、魏建功、吴宗济、屈万里、张珩、徐森玉、王庸及顾颉刚；[74]1949年1月17日晚上，叶景葵请客，钱锺书、顾廷龙均出席，同席者有胡适、郑振铎、徐森玉、张芝联、顾颉刚及顾廷凤。[75]据《郑振铎日记》记录，1947年6月9日，钱锺书、顾廷龙来郑振铎家中宴饮交流，同席者有马衡、徐森玉、汤临石、李宗侗、袁同礼、钱存训、张珩；[76]1947年11月5日，中午，徐森玉为向觉明洗尘，邀钱锺书、顾廷龙、郑振铎、徐伯郊等人作陪，晚上，郑振铎约吃晚饭，钱锺书与顾廷龙合请郑振铎；[77]1947年12月19日，这一天是郑振铎50岁生日，钱锺书、顾廷龙等人来郑振铎家为郑振铎祝寿，“谈笑甚欢”，同席者还有徐森玉、王以中、李健吾、郭绍虞、陈济川等人；[78]1948年1月1日元旦晚宴，蒋复璁在会宾楼请客，钱锺书与顾廷龙列席，同席者有郑振铎、王伯祥、周宽甫、徐伯郊、王辛笛及南京中央图书馆的两位同人，“谈颇畅”[79]；1948年5月24日晚六时许，钱锺书夫妇与顾廷龙在郑振铎家吃晚餐，同席者还有徐森玉、萧干、李玄伯、王崇武等，“谈论古事及版本，甚欢。十时许，散”[80]；第二天中午，钱锺书与顾廷龙到李玄伯家吃午餐，同席者有郑振铎，乔大壮、马慕轩等；[81]1948年6月10日晚六时许，顾廷龙与钱锺书在郑振铎家晚餐，同席者有严文郁、周予同、王伯祥、李馨吾、章克椮、周连宽等，“谈得颇畅快，十时许散”[82]。![]()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49年8月24日，钱锺书应清华大学之聘，携妻女一家北上，离开了上海。在临行前一天，钱锺书向顾廷龙赠《百尺楼集》作别，顾廷龙有题记云：“番禺陈庆森撰。庆森为前京沪铁路局长陈伯庄之父。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三日，钱默存先生赠。默存明日赴北平应清华之聘。”[83]顾廷龙晚年回忆与钱锺书的分别，还记得钱锺书在临上火车前给他留下“司的克”的趣事。可惜此事没有被详细记述下来。[84]“司的克”是手杖的英译。查《顾廷龙日记》，1949年日记完全缺失，细节无从得知，但与钱锺书的分别之景深深地印刻在顾廷龙的脑海中。手杖是钱锺书常用之物，是日常摩挲的亲密之物，亦是行走时可以依仗的借力之物。钱锺书将手杖赠予顾廷龙，既是二人亲密友情的见证，也暗含对顾廷龙的支持之意。钱锺书离开上海两年后，还在书信中关心顾廷龙和他的家人，那时顾廷龙之子顾诵芬从上海交通大学航天工程系毕业，被分配到沈阳航空工业局。钱锺书在信中对顾诵芬的远行非常关切。[85]1977年4月，顾廷龙接到国家文物局通知，进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试点工作座谈会。顾廷龙在儿子顾诵芬的陪同下到钱锺书家中拜访，杨绛亲自下厨招待顾廷龙父子吃午饭。[86]阔别28年的老友再度相逢，二十余年间国事家事沧桑变换，两位先生也从中年步入了晚年，时间赋予了此次会面更为深刻的意义，想必顾廷龙与钱锺书在见面那一刻已深感快慰。自1943年至1949年，钱锺书与顾廷龙一同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世事维艰，情足可贵。钱锺书认为中国古语中的“素交”最能表现友谊的精髓，“真正的友情，看来像素淡，自有超越死生的厚谊”[87]。在人心惶惶、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钱锺书与顾廷龙透过书籍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坚定，那是对伟大祖国的缱绻深情，对压迫与掠夺的无声反抗，对保护中华文化的炙热情怀。在战火与炮声中，他们彼此支持、患难与共，为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根脉不懈奋斗，结下了深深友谊和累累硕果。这一段素白之交中，有每叩必应的仁义，有共擎互举的热血，亦有志趣相投的欣悦，令后人无限追思、感佩不已。[①]顾廷龙：《我和图书馆》，顾廷龙著，《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354页。[②]顾廷龙：《我和图书馆》，顾廷龙著，《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第367页。[③]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3页。[④]李文涛、杨全红：《“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钱锺书先生打趣图书馆二三事》，《图书馆报》，2022年6月9日。[⑤]陆阳：《<顾廷龙日记>中的钱锺书》，《书屋》，2022年第6期。[⑥]钱之俊：《钱锺书与合众图书馆》，《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82-91页。[⑦]钱之俊：《<顾廷龙年谱>里的钱锺书》，《钱锺书生平十二讲》，92-96页。[⑧]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6年1月8日，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434页。[⑨]顾诵芬口述：纪录片《合众图书馆》，爱奇艺视频：https://www.iqiyi.com/v_1lus7jq16xo.html?vfm=2008_aldbd&fv=p_02_01，2024年8月17日检索。[⑩]陆阳：《<顾廷龙日记>中的钱锺书》，《书屋》，2022年第6期。[11]顾廷龙：《创办合众图书馆缘起》，顾廷龙著，《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第311 页。[12]顾廷龙：《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事录》（1941年8月1日），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889页。[13]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3年8月15日，第325页。[14]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1月20日，第351页；1944年10月27日，第397页；1947年7月11日，第494页。[15]钱锺书：《谈艺录》序，《谈艺录》，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页。[16]钱锺书：《谈艺录》序，《谈艺录》，第2页。[17]夏伟：《青年钱锺书与辣斐德路亭子间——<谈艺录>之诞生》，《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6期。[18]杨绛：《怀念陈衡哲》，《杂忆与杂写》，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第138页。[19]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2月1日，第353页。[20]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7月5日，第379页。[21]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9月27日，第392页。[22]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6年3月30日，第450页。[23]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月28日，第471页。[24]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4月17日，第480页。[25]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9月9日，第502页。[26]顾廷龙：《工作报告（1939-195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660-887页。[27]黄春宇，于颖：《顾廷龙：为图书的一生》，《文汇报》，2014年11月7日。[2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3月9日，第360页。[29]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8月6日，第383页。[30]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5年4月3日，第418页。[31]顾廷龙：《工作报告（1939-195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692页、699页。[32]《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发展史料二则》，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所编：《历史文献》第3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页。[33]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4月3日，第366页；1945年12月12日，第429页。[34]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86页。[35]顾廷龙：《工作报告（1939-195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694页、709页、717页。[36]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6年3月8日，第446页。[37]顾廷龙：《合众图书馆议事录（1941年8月-1953年4月）》，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第914页。[3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5月10日，第483页。[39]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月28日，第471页。[40]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2月11日，第473页。[41]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3月11日，第476页；1947年3月31日，第478页。[42]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4月17日，第480页。[43]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6月2日，第488页。[44]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7月11日，第494页。[45]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9月9日，第502页；1947年9月15日，第503页；1947年9月22日，第505页。[46]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0月22日，第512页。[47]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1月5日，第515页。[4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7月6日，第493页。[49]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9月21日，第505页。[50]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0月7日，第508页。[51]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5月10日，第483页。[52]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7年6月9日，第285页；1947年12月19日，第317页。[53]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8月1日，第498页。[54]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1月5日，第515页。[55]顾廷龙：《致顾颉刚》（1945年11月18日），顾廷龙著，《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44-145页。[56]顾诵芬，师元光编著：《钱锺书诗（1944年）——“一栏识井便知门”》，《自将摩挲认前朝：<宋昭定井栏题字>释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57]顾廷龙：《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跋》，《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58]徐森玉主编，顾廷龙、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著：《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59]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6年2月11日，第443页。[60] [美]沈津整理、注释：《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上），《文献》，2001年第3期；《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中），2001年第4期；《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下），2002年第1期。[61]顾廷龙：《玄览堂丛书三集提要》，顾廷龙著《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第255-256页。[62]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3月2日，第359页。[63]顾诵芬口述：纪录片《合众图书馆》，爱奇艺视频：https://www.iqiyi.com/v_1lus7jq16xo.html?vfm=2008_aldbd&fv=p_02_01，2024年8月17日检索。[64]顾诵芬，师元光编著：《钱锺书诗（1944年）——“一栏识井便知门”》，《自将摩挲认前朝：<宋昭定井栏题字>释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53页。[65]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9月5日，第387页。[66]王安石《谢公墩二首（其一）》：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王安石退居江宁时居住在半山园，在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小土堆名为“谢公墩”，相传是东晋名相谢安旧游之地。王安石在这首诗中以风趣的笔调表达出对谢安的敬意，同时也暗含与谢安一争高下的心理。[67]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3年2月19日，第298页。[68]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4年4月4日，第305页。[69]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5年12月2日，第427页。[70]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6年5月7日，第455页。[71]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5月10日，第483页。[72]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8月1日，第498页。[73]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8年2月3日，第519页。[7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五1946年10月5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26页。[75]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1月17日，第406页。[76]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7年6月9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77]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47年11月5日，第515页；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7年11月5日，第309页。[78]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7年12月19日，第317页。[79]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8年1月1日，第336页。[80]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8年5月24日，第370页。[81]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8年5月25日，第371页。[82]郑振铎著，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記全编》1948年6月10日，第375页。[83]顾廷龙：《百尺楼诗集题记》，顾廷龙著，《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下》，第871页。[84]邹振环：《宽厚的智者顾廷龙》，《侨报》，1992年11月21日。[85]顾廷龙撰，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1951年9月6日，第582页。[86]顾诵芬，师元光编著：《追记：悼念杨绛先生》，《自将摩挲认前朝：<宋昭定井栏题字>释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54页。[87]钱锺书：《谈交友》，《钱锺书散文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3页。作者介绍：陶禹含，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