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萧山丛书》
《四書摭餘說》前言
孫致中
《四書摭餘說》七卷 (清） 曹之升撰 嘉慶三年(1798) 刻本
曹之升，字寅谷，浙江蕭山人。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進士第二甲第四十五名。邵晉涵為是書作序自稱『同學弟』，依《稱謂錄•同官謙稱》所說之詞林典故，是知撰者曾入翰林。邵敘稱，撰者『淵雅好古，鍵戶著述』，『於諸經多所證明』。自敘亦稱原有諸經說之計畫，但此書之外，未見撰者他著。
是書不分卷，也有別於漢唐儒者釋經之體，非傳非箋，非注非疏，而是於四書中，擇其前代注家各持己見異說紛紜者，或先儒不獲其解而已獨有心得者，各擬題目若干，計《論語》一百一十三題，《大學》十四題，《中庸》十八题，《孟子》一百二十四題，總計二百六十九題。一題一議，取其實事當考證者，博徵而詳說之，其體頗近學術筆記。每題所說，無關『去人欲存天理』，亦非孜孜以求『致良知』。考證所及，則為人物故事、山川地理、宮室台觀、服飾習俗、禮儀制度，等等。彙聚群說、條分縷析，在比較中，揭其短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在分析中，以事實為據，求其理之當然，事之必然。於漢學、宋學，既無所偏好，亦無所偏惡。屏氣息心，務持其平。
有些條目，如《論語注釋考》《太師摯》《曾子居武城》《八佾》《釋𫐐》諸篇，類同獺祭，除了徵引還是徵引，很少有撰者自己的話。其妙在於引此證彼，或申述，或辨駁，或互證，在梳理群說的過程中，早已有所折衷，借他人之口以申己意。有些條目，如《浴乎沂》《公叔文子》《西子》諸篇，則如剝筍，層層剝，片片展，何者鮮活，何者黴斑，何者当棄，何者可取，一目了然。也有排闥而入，直刺肯綮，然後緩言舒語，舉證援例，委曲申述者，如《曾西》《公行子有子之喪》。或於旁徵博引，反覆考證之後，益以『余按』『余謂』『竊以為』等語，申明己意者。如《孟子不受業子思辨》《孟仲子》《淇澳》等。邵晉涵《敘》云：『寅谷以和粹之識，潛心探索，或彙群說以定折衷，或抒心得以闡奧義，平心言之，不為臆必之說，洵有合於漢人所謂實事求是者。』誠哉斯言。
自南宋朱熹作《四書章句集註》，始有四書之名，且與五經並稱。明清兩代，程朱理學被提升到儒學正宗的地位，四書也便成了官方科舉取士的初級標準書。因其童聲必讀，科舉必考，故其有關撰者也較他經為多。據撰者自敘，他所研讀過的以四書命名的著作就有八十餘種，而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各自相關的著述就更難計其數。
乾隆時代，理學大師朱熹雖仍然道貌岸然的陪坐在『大成至聖先師』旁的神位上，但其時以闡明義理兼談性命為己任的所謂宋學已不時興，而側重名物訓詁的漢學則正風光無限。曹之升《四書摭餘說》，成書於乾隆六十年，正是漢學之鼎盛期。
所謂『摭餘說』，意謂捃摭先儒餘論，猶拾田間遺穗也。雖為謙辭，卻也是撰者為人為學的寫照。自敘其為學之勤苦云：『余性喜涉獵而徒盈尺之部，捜討未備，因是借人閱肆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輒不憚手自鈔錄，作枕中秘。間附管窺，即記於書之上下方以及旁行側理。既苦其汗漫無紀，又竊竊焉，以未得所折衷為憾。』自稱『捃摭之學』与不以博辯而自矜。其人之虛懷若谷，其學之堅厚淵博，於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