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在极端处境之下，一个普通人从努力贴近英雄到慢慢变成英雄 | 《盐湖》创作谈

《盐湖》讲述的是一群科考队员在新疆勘察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大风、洪灾、泥石流等种种风险，在此过程当中，科考队员分为两拨，其中一部分留在营地看守来之不易的样品，而另外一部分则外出寻找救援的这样一个故事。

小说的写作基于两个基本动因。一个是二〇二三年四月，我在给一篇小说做资料收集的时候，读到了一个科考队员的笔记，笔记里面就讲述了他在盐湖勘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风险，基于此，我就开始搜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至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一些科考日记和笔记，并且做了一个参照阅读，发现可能大家遭遇的风险差不太多，城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彻底地文明化，但荒野仍然是荒野，这一代的科考队员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可能和上一代的先辈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想这可能是想说有那么一点超过时间的价值和意义吧。第二个，小说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极端处境之下，努力地贴近了英雄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英雄这么一个故事。那段时间可能写了大量的、平庸的、普通的小人物，有时候也希望，人物的精神稍稍能够超脱于此刻，所以写了这样一篇小说。

从西宁到阿尔金山脉的路，我们开了六天六夜。连天的暴雨引发了洪水，冲毁了盘山公路，遇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能跳下车，蹚过去。

我们计划先去阿雅克库木湖，再去阿其克库勒湖，前后约一个月，最晚不迟于九月。降雪之后，山道封锁，很容易被困在其中。阿雅克库木湖在阿勒泰境内，北靠祁漫塔格山，东接依协克帕提河，为新疆最大、最北的盐湖，这几年因气候变暖，融冰加剧，湖面一直在扩张，较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增长了一半有余。

起先还算顺利，在阿雅克库木湖的十天，我们即完成了全部采样工作，于是按照计划，继续南下。车子在山道上爬坡、下降，目之所及，皆荒凉一片。大地像破旧龟裂的剑麻黄毯，山顶笼罩云雾，积雪永远不消，宛如一顶顶三角小帽。有时能看见羚羊，它们在旷野幽谷中跟着车子竞跑，似乎想弄清车里坐着的究竟是什么。

快到山里时，道路骤然收紧，最窄处仅能容一只大型野兽通过，如牦牛、野驴、马熊。我们卡在了隘口，杨队下车查看，又跳上了车。“走河床吧，”他说，“这里走不了了。”

牵引车拖着钻井车走在前面，皮卡车和吉普车在后面跟随。河床早已干涸，优点是够大够宽，缺点是太软，没开多久，牵引车的轮胎就陷入了泥里，寸步难移。我们套上绳索，又拖又拽，费尽力气，才将车子拉出泥潭，自己却被溅满了泥浆。

四辆车，平均每辆陷了两次，原本一天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此时已是七月八号，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好几天。我们担心接下来的工作进度都会受到影响，一到湖畔，即开始扎营、安井。我们选的位置在盐湖东面，喀拉乔卡山下，这里的沙地平缓干洁，东西为盐碱沼泽地，旁边还有淡水，是理想的扎营地。全部安顿好之后，我们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四人钻井，我们四人——杨队、大元、小杜、我——则将皮艇充气，准备上湖采集卤水。

正值中午，炽阳高照，将河滩晒得发白，湖面波平如镜，将炫目的光线逐一返还。我们脱下厚厚的防风外套，扔在营地的工作车上，穿着救生衣和雨裤，踩着湖水，爬上了皮艇。

坐在艇上，望得到西面群山，析出的盐柱散落在沼泽，精巧而荧白，那里是小独山及丁字口，阿尔金山南部及昆仑山西部的多条河流经阿其克库勒河，源源不绝地汇入湖中。北部则是大小园山及大沟岔。已经夏季，山峦仍呈棕褐色，稍缀青翠。湖面散落着三座岛屿，最小的那座碱地岛尚未命名，另外两座分别是大舰岛与小舰岛。

皮艇忽然停在了湖中，看看时间，开出去还不到二十分钟，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发动机仍旧纹丝不动。四人之中只有杨队略懂机械，检查完毕，他说水泵叶轮没问题，喷水口也没堵塞，高压包、点火器、导线、火花塞也都正常，问题可能出现在内部。

我们稳住皮艇，起身呼叫，但机械声隆隆不绝，盖过了我们的呼叫，同事们仍在按部就班地工作，并不知道湖上发生了什么。

抬头望去，刺眼的日光渐渐暗淡、柔和，像一团灰白的石头，隐没在铅灰色的云后，似乎有种变脸的征兆，大元提议：“用手划回去算了。”

我们同意。但手刚探进湖中，还没怎么划动，湖上就刮起了大风。大风自东而来，将皮艇向西吹去，又卷起湖水，灌进我们的衣领，把我们的身体浇得湿透。我们无计可施，只能紧紧抓住绳索，身体贴着艇底，等待大风过去，但风势有增无减，皮艇在巨浪中上下起伏，并不比一片枯叶更坚固，营地越来越远，最后彻底看不到了。

风刮到了天黑才停下，幸运的是皮艇没翻，最终搁浅在了湖岸，我们下了皮艇，拿出指南针，想弄清自己的位置。

东经88°33′，北纬36°59′，和营地的直线距离是三十里，它在东北，我们在西南，两地怀抱一条钝角河湾。

地图显示，沿着湖岸一直往南，可以走到营地，但这样的话，差不多得走五十公里。出来时还是中午，气温高达三十摄氏度，日落之后，温度骤降，仅靠这点衣服，根本走不了那么久的路。此外还得提防夜间野兽的袭击，如遇马熊与狼群，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同事们没见到我们回去，应该会出来找，只是偌大湖面，漫长岸线，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拿什么作为信号？

杨队想到了枯草。枯死的莎草和杂草，含盐量高，含水量低，一点就燃。我们沿着湖滩搜寻了一圈，凑齐了一小团，枯草点了起来，微弱如尘，没一会儿就灭了。

继续找寻枯草不现实，四人分开行动，一旦有人落单，后果不堪设想。当务之急是找地方休憩，天明后再做打算。我们沿着湖畔向南，走了五六百米，最后在贴近山脚的地方找到了一小块凹岩，底部能容纳五六人，上方山石平平伸出，好似屋檐。前面就是湖滩，如果有车经过，不大容易错过。想到皮艇还在岸边，说不定会被风吹跑，我们又跑了回去，将它拖到了岩下。

一个下午都没喝水，感觉渴得要命，舌头成了木塞，鼻腔干得冒火，但只有一壶淡水。壶在八只手中静静传递，每个人都克制着自己，每次只喝一到两口，抿一抿，就递出去。

还有一小包苏打饼干，大元随身带着的。每人分了一片。他只吃了半片，说怕口干，等杨队把水壶给他，他又只喝了一口。

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星星闪着呼吸般微弱的光，黑暗犹如实体，侵占了光线。风在石孔间穿梭，不时发出细细的哨声。有一阵没人说话。小杜问那声音是不是狼，杨队说应该不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导师在察尔汗盐湖采集碳酸盐石，就遇到了狼群。一共七只，凑近他，嗅了嗅，又走了。”

“真悬，”小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在狼少了吧？”

“几年前少了，这几年又多了。去年冬天太冷，它们没吃的了，就攻击牧民的羊和牦牛。七八只狼能干倒一头八九百斤的牦牛，三只野狼就能把一头牦牛吃得一干二净。前几年我们去西昆仑山北坡的盐点，路上遇到了一位维吾尔族向导，给我们带进了村子，让我们住在他家厨房里，住了几天，后来一直都有联系。今年二月，他忽然问我，要不要买狼牙。我问他哪儿来的，他说自己打的。狼闹得太凶，咬死了上百只羊，还攻击老弱的牦牛。一头牦牛一万两千块钱，国家给上保险，如果病死的话，可以赔六千块钱，被狼咬死只能赔两千块钱。他和另一户牧民，拿了自制的土枪，打死了狼，撬了狼牙，想拿出来卖，补回一点损失。”

“我见过熊，”大元说，“上次去热觉茶卡，在湖边见到了两头棕熊，一大一小，看着像一对母子。大的见到我们，人一样站起来，盯着我们瞧。瞧了一会儿，又放下前掌走了。我们待在那儿，动也不敢动。后来猜，估计是带着孩子有所忌惮，不然那么大个，一车人都不够分的。”

大元和杨队都有过多次科考经验，我和小杜还是新手。我猜他们说这些，其实是让我们打起精神，别睡着，一旦睡了，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有些疲惫，但睡不着。

水壶又拿出来转了一圈，转到我这儿，我忍不住掂了掂，发现剩下的水已不足三分之一，离天亮还有六个小时，是危险的水位。杨队问我们感觉咋样，头疼不疼，胸口闷不闷。我除了冷，感觉还好，小杜心脏略有不适。

“大家多留意外头，说不定他们半夜会找过来。如果到天亮他们还没出现，咱们就往营地方向走走，沿途说不定能遇到。主要是水不够了，干等不是办法。路上还可能遇到淡水。有动物的地方，一般都有淡水。”

“明白。”

我觉得很冷，懊悔之前不该将衣服扔在车上。本地天气多变，不上湖时风平浪静，皮艇一旦碰水，即狂风大作，有时甚至会下起冰雹，皮艇被刮走也不算多不寻常的事。只是风不会持续那么久，也不会把皮艇刮出去那么远。湖水不深的话，同事们多半会选择跳下皮艇，跑回营地。

我知道这种事情很难完全避免，但还是有些埋怨杨队。他们应该准备得更充分些。譬如好好检查一下发动机，不至于上湖之后傻了眼。现在就像灾难叠加灾难。

大元继续说着故事。

“有个真事，院长以前去盐湖，勘探晚了，走不回营地了。他和助手两人就挖湖边的胶质土，垒了一堵墙出来，两人蜷在墙后过了一夜。那是真他妈冷啊，风一吹，两个人缩成一团，后来他就有了个外号，叫‘团长’。他自己大概觉得这外号挺有意思。”

我知道这故事，但并未因此受到宽慰。他们那代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幸运地赶上了一个需要资源的时代，一切都是为了建设服务，实用性成了他们远离风暴、获得庇护的手段；到了我们，很难说面对的威胁是变得多了还是变少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孱弱、平庸，外部的威胁还没到来，自己已被自己击溃。置身荒野也不会变得崇高或特别。也可能卓越本就罕见。我们读着历史择拣后的传奇，幻想自己离他们很近，实际上却相去甚远。我最羡慕的不是他们的智力或想法，而是强硬的意志与旺盛的体力。我怕饥渴，也怕失温，怕对他们来说是最简单的困境。我不想把生命当作职业的砝码。我希望一切都长，领悟慢慢产生，而非戛然而止。以这样的方式搁浅在此，我觉得十分愚蠢。

小杜问：“咱不会死在这儿吧？”

“不会。大伙儿再凑近些，冷的话，就搓搓自己的四肢，注意力度，别太猛了。”

“他们晚上会找来吗？”小杜说，“能找到吗？”

天亮了，同事们没有出现，而淡水早已消耗殆尽，我们决定不等了，往营地方向走去。皮艇不能留在这里。杨队扶着小杜，我和大元拖着皮艇，没走多久，便感觉眼冒金星，再也走不动了，杨队说算了，撂下吧，搁在山岩下面，回头再取。

初升的太阳橙红、温软，过不一会儿，光线迸溅开来，散落大地，将一切都照得白乎乎、热烘烘的。日光带走了夜间的寒气，将盐粒留在身上，令皮肤发紧，衣服干燥、粗粝。我头很晕，后脑勺像被谁重捶过，神经阵阵抽痛，镜眶压迫着眼框，像要把眼珠挤出来。我知道自己脸肿了，但不是最严重的那个，小杜比我严重得多。

我渴极了，恨不能跪下，抱着湖水狂饮。它们看去澄澈又宁静，湖上一丝风也没有，以至于给你一种幻觉——其入口也必定是甘甜的、清冽的。但湖上零落的鸟羽是一次提醒：那些被美丽所诱、俯冲下来寻找食物的鸟，正是这样被湖水吞噬的，没有生还的余地。

不管怎么说，我们够幸运的了，没被风吹进湖里，也没被野兽袭击，甚至最危险的失温也侥幸逃过。如果能来一场雨就好了，可以聊解干渴，只是太阳明亮耀眼，天空一丝黑云也没有。

我在沙地上努力识别动物的痕迹，一点爪印也不放过，大元忽然停下脚步，问我们有没有听到叫声：“就在右前方。”

我们屏息聆听，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了那群绿头鸭，总共有十来只，它们聚在一起，嘎嘎嘎嘎，像开着小型会议。再走近些，我们看清了它们围聚的地方正是小片水泊，于是快步上前，赶走鸭子，跪在沙石上，用手掬着，拼命喝了起来，一直喝到腹胀恶心才停下。

我们喝够了，水壶也灌满了，最初的恶心过去，饥饿终于回过神，开始持续啃噬胃部。不算之前的饼干，我们已二十四小时未进一餐，最后一顿是在营地吃的午餐，有卷心菜、茄子和豆干。大元说，回到营地后，他得吃一整盆土豆炖肉。我想吃点带汤水的，譬如面条。小杜说他想不出吃啥：“感觉又饿又恶心。”饿过头差不多就这滋味。

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抓起脚下的枯草，嚼一嚼，咽下去，好让胃里有点可以研磨的东西，不至于持续空搅。这里的路面看上去平缓，实际上很不好走。有些是盐和沙砾的混合，踩上去硬邦邦的，不留神就能戳穿鞋底，有的则是薄脆的地壳，一踩就塌，一蹋就陷，不留神的话，很容易扭到脚。雨裤穿在身上，闷得人快要脱水，又不能脱下背着，衣服湿了又干透，汗在后背结起了霜。杨队不时拿出指南针核对位置，以防偏航。但走了很久，也没见到车或营地的影子。小杜体力不支，而且越来越糟，我们不时停下等他，行进速度一直在下降，看样子天黑之前不可能赶到。

“我走不动了，”小杜好不容易追上来后说，“你们先走吧，我慢慢跟上。你们和同事们遇到了，再回来接我好了。”

他鬓角挂着汗，一说话就滚了下来。原本瘦削的脸胖了一圈。

“我陪他吧，”我说，“我俩慢慢走，他一个人不行。”

大元坚持他陪，他觉得我太年轻：“两人一起走丢了，咋办？”

“不争了，都慢慢走，”杨队说，“万一还得熬上一夜，那就熬吧，他妈的死不了。”

“那这样，你们在前面探路，我扶小杜，不跟你们差太远，要是你们看到我们掉队了，就等一等。”

“这样也行。我们先走，走慢点，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喊一声。”他摘了水壶递给我，“你俩拿着。”

杨队他们朝前走了，我把胳膊递给小杜，他说不用，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还剩下多少路。

“刚才说三十里，那现在估计还有二十七八里，咱们没挪多少。”

他为耽误我而道歉，我说这没什么。在所里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会是我视为朋友的那类人，但现在我们却是共同体。我告诉他，不必着急，慢慢走就是，说不定待会儿大部队就赶到了。走得太快没什么意义。

“你体质真好，”他又说，“是之前运动得多吗？”

杨队在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以为他们在等，略略加快了速度，走到那边，发现那里有条河流，不宽，至多两公里，也不算深，刚及胸口。

“能走吗？”

“刚才就试了，”大元说，“蹚不过去。”

高原上的河流，水浅流急，体力好的时候都可能被冲走，别说现在。

没有其他路了。大元束好雨裤，又往水里走了几步，他碰到了一块圆石，趔趄了下，差点摔倒，只能退了回来。已经傍晚，太阳从容地走到了山脉西面，漫不经心地收回自己的暖热，等它一落山，我们也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可能是什么。

我们站在河边，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车子的声音。是士昌和玉喜。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以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形象。我们大喜过望，隔着河流，朝他们拼命挥手。

起先他们想开过来，那辆吉普车吃水深度也就七十厘米左右，但因为担心熄火，开了几步就停下了。士昌套上救生衣和雨裤，将高筒橡胶靴上部扎紧，腰上捆上绳索，绳索一头拴于车尾，然后背着两个救生圈，慢慢地涉了过来。小杜高反严重，由大元护着先走。等到他俩回到岸上，士昌又蹚过来，将救生圈抛给我们。前后花了三个小时，我们终于全都上了车。

上车后他们才说，我们在岛上挨了一夜，他们在营地也是一夜没睡，天亮即分了两路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遇到。上车后我们每人灌了两瓶水，吞了一张饼，感觉终于缓过来了些。我很想倒头就睡，但皮艇还留在岛上，没了设备，工作无法继续，只能等海川和薛明回来，再用他们的车子把皮艇运回。

运到后，海川就着灯，将皮艇检查了一遍，说总体情况还好，没有刮擦，也没漏气，发动机失灵的原因找到了，是波箱的轴承坏了，铁絮在齿轮油里漂得到处都是。我们没有零件，只能去县城找专业的师傅修理。县城离我们差不多有三百公里。

“今天先睡，”海川说，“明天再说。”

小杜感冒了，吃了药，但至少还得休息两天，杨队留在营地看守，最终是我和大元开着皮卡车去若羌县城。我们轮流开，开了三天才到。我们先找了家修理铺，师傅检查完，说至少需要一个下午，晚上开回不可能了，我们就近找了家旅店。

就算没有风沙，这里的天空也呈黄灰色，像是泥块抹过一样。我们在一家回民餐厅吃晚餐，听见邻桌有人在聊天，说起洪水的事情，说是许多路段都被冲垮了，包括县城和湖岛间的路段。我们对视了一眼，意识到回程的路可能会变得很难行走。有过上次的教训，我们一离开餐厅，就去了隔壁超市，买了些罐头、水果、瓶装水，又买了些螺丝、钉子、胶布、胶鞋、雨披，然后回到修理铺，想催促师傅赶紧修完。但修理铺关门了，伸缩门上贴着电话号码。我们打去电话，求了半天，他才肯下来——原来他就睡在铺子楼上。修完皮艇，装回车上，我们松了口气，这才感觉安心了些。

我没睡好，一晚上都能听到雨打玻璃的声音，淅淅沥沥，下个没完，醒来时发现还不到早上六点。我起身上厕所，回来时发现大元也醒了，坐在床头发愣。我们洗漱，吃早餐，开始赶路。

注意安全的同时，我们尽量开快些。国道被冲得不像样，泥水里头什么都有：瓶子、袋子、木架、铁板……之前在县城，四处都能听到洪水泛滥的传言，据说有些山势低的人家，整个屋子都被冲垮了，只剩下一个铁门。营地很难不受影响。我们担心同事的安危，渴了就喝矿泉水，饿了就吃罐头和干粮，紧赶慢赶，好不容易才赶到。

营地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人没事，但上游的洪水冲到了湖岸，冲倒了帐篷，将我们的生活物资和个人物品卷走了大半。被冲走的还有好不容易采来的岩芯样品。样品丢失，意味着这趟工作被全部清零。我们不仅花费了高额的经费，还经历了重复的身体及精神折磨。过去的二十天，谁也不想重来，至少短期内不想。

物品在湖中浮浮沉沉，两侧的沼泽已经成了汪洋。动物们全都迁徙到了山上，水鸟一只都见不到了，刚来时，它们藏在岸边，发出柔和的咕咕声。湖面漂着被冲走的速干衣和长裤，衣服被泡得鼓胀起来，像浸发了的尸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能做。隔了一会儿，杨队忍不了了，套着救生衣，跳进了水里，薛明也跟着跳了下去，接着是玉喜、士昌，四人联手，捞回了装着样品的箱子。

好在样品都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样品，意味着日用品的损失多少有了些补偿。更迫切的问题是钻井车，车子半截陷在了泥里，平台能打钻取样，但是不能移动。仅凭人力，不可能将其拉出，只有仰仗牵引车的力量。

扎营之后，牵引车就开回去了。杨队打电话给所里，请求支援。但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子到来。再打给所里，说牵引车已经派出了，应该在路上。于是我们继续等。但车子还是没来。隔了几天，牵引车的同事打电话来，说车子经315国道向西走时，在花土沟遇到了泥石流，人跑了，车还在那儿。

过来救援的路上，他们刚开到河谷，就看见山头笼罩着厚厚的阴云，猜测上游正在下雨，于是停车观察，忽见一条黄色的泥流轰隆隆而来，他们暗叫不好，冲上车子，想驱车离开，但车子却陷入了泥里，一动不动。泥流越来越近，带下巨石，击溃栏杆，将道路砸得稀烂，他们只能弃车逃跑，好不容易才逃脱，某个瞬间，泥沙几乎贴着脚底而过。事后听说，就在他们弃车的地方，一辆越野车被埋在了泥里，车上四人全部罹难。

牵引车和钻井车全都埋在了泥里，我们还剩一辆吉普车、一辆皮卡车，我们乘着皮艇，捞回了一些被冲走的包装还算密实的物资。但能支持多久呢？接下来怎么办？

回去太不甘心，留下又缺乏支持，杨队组织开了个会，商议的最终结果是，四人留下——杨队、小杜、士昌、薛明，将能做的勘探继续做下去，我、海川、大元和玉喜四人，则开去最近的检查站，寻求支援。我们拿了三天左右的水和吃的，开走了吉普车。一到外面，发现险情仍未消除。河谷里的水高涨，车辆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下面就是激流深谷，浊流冲刷山岩，水面被峭石撕开，露出狰狞的面目。我们尽量白天多赶路，天黑即停，赶了整整两个白天，才到达检查站。

站点是空的，只有一个白屋子，孤立在平原上，让人想起牧民弃用的地窝子。为了躲避洪水，人员早就撤走了。我们待了片刻，汽油还剩下最后一桶，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停在半路。

海川忽然想了起来，说这附近就是中石油的勘探基地，人员撤走了，但还有些物资在，有时过路的科考队伍会去那边找吃的，这样可以不必折去县城。我们去了基地，在粮仓内找到一些散落的罐头，早已过了期限，豆子、大米的袋子被老鼠咬开，散了一地。

我们拿了一些罐头，商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打开。车子沿着国道一直向西，上游比下游积水还严重。车子在泥水里艰难跋涉，我们开得小心翼翼，就怕忽然熄火，但开到青格力克附近，车子还是进了水。海川跳下车，掀开车盖，关了点火器，拆去负极线。他担心点火器报废，想等水排净后，再尝试启动。

这里离检查站还有二十多公里，要是车子没出事，可能四十多分钟就能开到了。但经历了过去的几天，哪怕发生更为倒霉的事情，我也不会多吃惊。没有选择，走就是了。海川和大元轮番开车，体力有些透支，我和玉喜自觉还能走路，于是拿了水和吃的，装进包里，又拿了电筒和电池，准备出发。正式上路前海川叫住我：“车子能动了，我们就开过来找你们。”

我点点头，紧住包带。路上几乎见不到什么车辆，但烂泥中嵌着车辙，偶尔能看见蹄印，泥水汪在车辙砌出的堡垒里。颠簸一路之后，徒步并不难挨，更像福祉。玉喜走得快且稳健，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除了走路呼吸，什么也不想。他的方法很管用，有那么一会儿时间，我感到自己似乎找到了节奏，步履轻捷，呼吸平顺，不饿不渴，毫无疲惫之感，这让我想起更年轻的时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疲劳是什么。

天黑之前，我们赶到了检查站。检查站只是两间铁皮屋，一大一小，煤炉堆在墙角。这个季节，夜间也得点着，到了八月下旬，炉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我们给他们看了证件，解释了自己的处境，表示希望他们能提供援助。

站长还很年轻，个头不高，肩背滚圆，脸宽宽的，皮肤黑红，戴一副眼镜：“不好意思，这个还真帮不了。”

检查站没有车，唯一的车被开去巡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食物倒还有些：奶茶、馕饼、手抓肉。物流中断，物资送不到这里，他们拿的是之前的存货。

我们喝了奶茶，吃了肉和馕饼，真心实意地道了谢。鞋袜湿透了，汗水混着泥浆，泡得脚皮发烂。在站长的劝说下，我们脱了鞋袜，放在炭炉旁烤干。我这才发现脚肿了，脚背有瘀青，但不知道在哪里撞的、何时撞的，走时全无察觉，不碰不疼，不像腰背，坐下来的时候，就挺不起来了。

站长给我们收拾出来一张床铺，他以为我们会留下。海川说过，如果车子能动，他会想办法追来，但现在已过晚上八点，仍没任何追来的迹象，说明他们还困在洪流中。车上还有点水，但没吃的。他们撑不了太久。

我看看玉喜，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一样。

“这么晚还走吗？”站长说，“住一夜吧。我们这儿虽然条件艰苦，但还算安全，万一路上遇到点啥呢？”

见劝阻不了，他不再挽留，而是帮我们把手抓肉、馕饼装满了包袋，拍拍我们的肩膀，祝我们一路平安。

“上次出现那么大的洪灾还是十多年前，一九九九年，我那会儿也就十来岁，”站长笑道，“你们这次也算赶上了。”

我有些头晕，分不清是因为疲劳还是因为高反，只能睁大眼睛，以看清眼前的路。晦暗天幕下，电筒最大的用处可能不是照明，而是给过路车辆以提醒，提醒他们还有人在这条路上。但没有任何车辆途经。我还能看到我们来时的足印，似在说明，没有同行者，只有自己。

不管怎样，回去的路还是比来时好熬，至少走过，有所预估，不会觉得道路无穷无尽，走一步，就膨胀些。

又下雨了，雨量不大，还能接受。我们从包内拿出雨披，套在身上。雨将视线打得一片模糊，我不断抬手擦拭，这个动作打断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我渐渐感到，体力正接近极限，背包比石头还沉。那天在山洞，我还尚有兴致看看空中的星星，听听大元与杨队的故事，但现在一抬头，水就灌进了嘴里。

真该休息一夜。说不定他们也认为我们会留在站点，睡上一夜。可一旦这样想，路就会变得更长，包会变得更沉，疲乏就变得难以容忍，终点越发遥不可及。

我的脚扭了。没踩到坑洞，是在平地上扭的。很轻的咔嚓声，紧接而来的就是剧痛。我平衡住自己，照着之前的速度，继续行进，但疼痛开始加剧。我将重心挪到了右边，尽量用右脚发力，但没走多久，髋骨和尾椎就有些受不了了，左脚的疼痛却丝毫未曾缓解。

玉喜看出来了，问我怎样，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我告诉他没事。

“还能走吗？”

“没事。”

“不能的话咱歇会儿。”

“没事。”

“别逞强。”

“真没事。”

我不是逞强，而是觉得，停下对于脚伤于事无补，反而让它更显煎熬。疼痛只是一种神经的主观感受，我对自己说，既然是主观的，那么它就可以被钝化、被扼制、被降服。这点自我催眠起到了些许作用，至少疼痛不像之前那么不可忍耐。我也不去想行程是否在缩短，余下的路还有多少。我什么都不想，只是走啊走。雨停了，启明星已经升了起来，像一枚金质的勋章，镶嵌在深蓝天宇上，变得越发熠熠生辉。大地和天空的交接处，沉郁的绀色渐渐褪去，瑰丽的金红矿液从云缝里溢出，红色最终占据了全部的优势，铺天盖地，声势夺人，将山脉装点得犹如新郎。没过多久，天空结束了它盛大的光影表演，再次变得灰白、宁静，就像几个世纪、几万万个世纪以来一样。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减损黎明的美，反而更衬出其珍贵，那短暂的、恢宏的光线驱逐了缓缓逼近的疲倦，驱逐了深夜梦游般的不快。它们也给我一种感觉：夜晚和白天是从我的脚下横移过去的。

我看见了皮卡车，较之原来的位置，也就多挪了一公里，车子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轮胎印。我们走上前，敲敲车窗，他们醒了，打开车门，让我们上去。我撑住右腿，玉喜托住我胳膊，向上稍稍抬起，把我安排到了后座。

车子修好了，能够点火，他们想追过来，却陷在了泥里。海川叫我们先睡，睡醒后再说。

我在后座检查伤势，受伤的位置在脚踝和跟腱之间，已经鼓了起来，略有红肿，摸上去发烫。小时候踢球受伤的位置就在这里，出过问题的地方总会再出问题。我判断了下，感觉骨头没事，休息两天应该能好。我躺下来，将外套蒙在脸上，抱起胳膊，蜷在位置上睡着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一小时、两小时，都有可能，醒来感觉全身发冷，左侧脖颈酸胀，外套落在了地上。玉喜坐在前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着。以这样的姿势睡去，实在难言舒适，等到彻底清醒之后，我感觉还是好了不少。想起昨夜的长路，我不免有种惊奇，那股力量仿佛是我自己发掘出来的一样，在这之前它们不过是在沉睡而已。午后光线渐渐敛去，道路开始发灰，但雨停了，洪水也在后撤，可以很明显地感到，那股狂暴、凶狠的力量已经衰萎，不会再来了，昨晚是最后一次。等到洪水彻底退去，我们就下了车，拿着铁锹、钢钎，尝试着挖出车辆。

一辆高原东风车在我们旁边停了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忙，再一看，后面还跟着十来辆车，有大巴车也有卡车，卡车用军用防水布捆得结结实实，交流后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往阿尔金山的淘金车队。领队的撒拉族人面相凶恶，口气却和善，他分给我们几支烟，吩咐后面的车子把我们拉出泥潭。

车队走远了，我们才咂摸出滋味，却不知道怎么判断，于是笑了笑，谁也不去主动谈论。玉喜没有抽烟的习惯，他把烟调了个过，夹在了耳后。后来的那段路，我一直盯着他耳后的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能什么也没想，说实话，这感觉并不糟糕。

开到花土沟的时候，我们摇下车窗，减缓车速，却始终没见到车辆。这是个荒凉的小镇，建筑虽然新，但看上去就像废弃了一般，泥白色的墙面被夕阳染得血红。我们开了一圈，找到电话，打回营地和所里，问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们，牵引车以及新的救援车辆都在县城。我们加完油就往县城开，到了那边，两方人马才终于会合上。此时距离出来已经过去了十天，营地的物资根本撑不到那么久。我们没有休息一秒，就跟着救援车队踏上了回程之路。我不知道营地什么情况，但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们。车开进山谷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雪，还是八月初，雪不该来得这么早。雪落在河谷、道路，宛如小小的盐粒，这些来自天空的白盐，将干了的泥块又融化成泥浆，似乎正竭力地将它们拽回自己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