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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两位北方同学因为蒸馒头包子引发了两次火灾警报后,全班同学真正意识到了当火头军是多么不容易,不仅劳神费力,而且责任重大,时时刻刻都要关注着炉灶上的食物,掌握好火候。稍有良知的同学都明白,经过一天的紧张学习,在大家的脑神经乃至整个躯体都需要放松一下的那会儿,晚餐的时间却已临近,当值做饭的同学必须强打精神来操持室友们的晚饭。我们寝室因为有我这个“顺理成章”的炊事员,其他3位同学自然乐得轻松,甚至还有人还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想法。
来自西藏阿里地区的边巴同学起初对我的无偿付出感触最深,他多次真诚地当着其他同学说:“我们寝室多亏有李大哥啊!要不然这两个多月我们的晚饭真不好办呢!别说吃好了,吃饱怕都难以办到哦!”边巴说这些话是有来由的,认识不久他就对我实话实说,他在家里最怕下厨房,他深知要做出一餐可口的饭食是很累人很费心思的。为了感谢我任劳任怨放弃休息时间为室友们做饭,一天晚上酒足饭饱后,边巴当着几个同学的面给他在阿里那边的朋友打电话,要对方准备半斤上等虫草,择日送往西藏驻成都办事处,说是要送给他一个最好的哥们儿。放下电话后边巴告诉我,那半斤虫草他是特意为我准备的,等我们回到成都后,他就去办事处取来送给我。
稍有养生保健知识的朋友都知道,虫草是非常昂贵的滋补药材,尤其是生长在高山雪原里的西藏虫草,几乎和黄金一般贵重。然而我对边巴的许诺仅仅付之一笑,我老早就记住了鲁迅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对别人应许的事情不可认真。”因此往后我该咋干还是咋干,绝不刻意去迎合边巴时不时提出的过分要求,比如专门为他烹饪某样他爱吃的下酒菜。然而边巴却以为我对他那半斤虫草很上心,貌似有将此作为诱饵要挟我的态势,以至于不久以后我终于忍不住对他大发雷霆,言辞中夹枪带棍把他痛斥了一番,他从此便对我心生怨恨,早前亲密友善的关系一下子跌落至冰点。
从我们到波士顿大学的第二个月开始,校方每周要组织我们外出参观考察两次,考察的对象通常为波士顿周边的美国知名企业,例如强生制药、施乐办公设备制造公司、戴尔电脑公司、富利特银行、耐普罗模具公司、吉列家用电器公司等等。外出参观考察听起来是件很快活的事,但实际上它比上课更累,因为每次长途跋涉考察归来,我们都必须在第二天上午交出一篇2000字以上的考察报告,这比照案例选重点回答问题更难,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更多。
话说某日早上,我们8:30驱车前往200多公里以外的小城克林顿市考察财富500强之一的耐普罗模具公司,待返回波士顿,已是下午4点多钟,我回到房间抓紧在电脑上起草考察报告。写到将近1000字的时候,我感觉思路打开了,正打算敞开心扉抒发考察感悟,不料边巴过来“咚咚咚”地敲打我的房门,在门外大呼“肚子饿了!你还不打算做饭啊,老李!”我隔着房门答应他马上去做,但心里却想再多写一段就去做饭。可是还没有续上几句,边巴又来打门,并提高嗓门叫喊道:“都5点半过了,老李!你今天是咋搞的?怎么还不动手啊!”
边巴的狂呼乱叫扰乱了我的思绪,我被迫收回刚刚放飞的激情,准备去做晚饭,不料慌乱之间在关机时竟将电脑上“是否保存文件”的提示点成了“否”。就是这几分之一秒的误点,让我近一个半小时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我一时间“恶从心中起,怒向胆边生”,拉开房门对边巴大吼道:“做作业也这么不清静!你饿了就自己动手做啊!是谁规定的我该伺候你!你吃惯了现成,把在家里当老爷的习气带到这儿来了!去你妈的!”
我突然间劈头盖脸的一阵怒吼,把个颐指气使搞惯了的边局长一下子整懵圈了,他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同室的李文伟和钱静山听见动静不对,都打开门出来准备劝阻,但我已关上房门面对电脑坐下,强迫自己静下心来,从头开始起草考察报告,一直忙活儿到夜间10点过才把这篇作业完成了。由于我愤而罢工,那天的晚饭是自夸有些厨艺的钱静山去煮的烩面。待我写完考察报告后去吃烩面,虽说已经饿极了,但依然感觉那半生不熟的烩面实在难以下咽,面条咸得真所谓“好像打死了买盐的”。至此我确定3位同寝室的同学在家确实难得下厨房,甚至根本就不会做饭。因此,往后做晚饭的任务还必须得由我来承担。
尽管后来我们在吃晚饭时依然是谈笑风生,3位室友对我做的菜仍旧是褒奖有加,但边巴对我的那几分钟怒吼始终怀恨在心,从那以后他只字不提那半斤虫草的事情,并且回到成都就和我断绝了往来。
李 宗 明
1952年2月9日出生,四川省商务厅退休人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理事,金牛作协会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成都晚报》《四川日报》《青年作家》等报刊上发表小小说、散文、译作等20多篇,计10余万字;在《国际市场杂志》《经济日报》《国际商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计20多万字。
退休后,写有60余万字16个题目的自传体系列文章,其中《我的大学》于2014年被成都大学校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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