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887期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的女儿指控幼时遭继父性侵。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母亲门罗不仅知晓此事，还接受这是家庭公开的秘密，甚至仍愿意陪这位继父度过余生。更令人惊掉下巴的是，门罗竟然还把这段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小说里！
近年来，国内也爆出越来越多此类事件——黑暗的一幕被曝光并非坏事。但是，像门罗这样的“公共事件”驱动的性骚扰关注，总让我不免疑惑：性侵或性骚扰是否隐蔽地无处不在？进一步思考，那些无法发声、得不到公共关注的性骚扰，又在哪里？又要怎么办？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关注和倾听这样的声音。但仅仅关注这些公开表达的声音还远远不够。不管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无名者的生活》还是后殖民大师斯皮瓦克的《底层能说话吗》，都在拷问我们：
这些公开表述的侵害事件能代表大多数受害者的经历吗？那些“底层”和“无名者”可能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遭受性骚扰的经历，甚至有些被侵害者都不知道自己被侵害了，或者对某些经历是否构成性骚扰感到怀疑。
这些“无名者”的性骚扰经历能够被我们了解吗？最近，我终于找到一份研究，调查了来自1904位中国性骚扰亲历者的自述。从这些自述里，我了解了这些无名者的性骚扰经历，更看到了性别意识转变的希望，从懵懂到行动——
“我经历的是性骚扰吗？”
“我不能公开这件事。”
“我想站出来做点什么!”
1904位性骚扰亲历者的发现
这份研究由著名媒体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副教授闾丘露薇和宾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Sarah Liao合作完成的，发表在期刊《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上。
* 论文截图
几年前，国内的一家新闻机构公众号发布了性骚扰经历的匿名问卷，希望了解更多的普通人经历。两位学者把这些自述经历的匿名问卷进行整理分类，得到了1904份亲历者案例。
在这些亲历者中，有1868名（98.1%）为女性，36名为男性（1.9%），年龄跨度也从18岁到45岁之间。你可能也想了解，究竟她/他们经历了什么？可能下面的数据会让你惊讶：
第一，只有 17.6% 的参与者曾与父母和朋友谈论过她/他们的经历。
第二，不情愿的触摸是受害者中最常见的经历，占所有报告经历的 75.2%。
第三，大多数性骚扰是来自你认识的人：熟人（27.8%）、直系亲属和亲戚（16.8%）和老师（13.6%）。陌生人呢？只有26.5%。
第四，有34.5%的发生地点在公共场所（如公交、地铁），但是也有42%是发生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非陌生人相处的场所。
如果不了解性骚扰或性别研究的朋友，或许对这里的情况会比较意外。正如我在之前的推文中也分享过，我们常常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这就是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法学院的教授Susan Estrich早在1987年就提出过“所谓的真实性侵”（real rape）这一概念。她指出我们会误认为性侵必然是以下五要素：
施害人：是陌生人
受害人：有明显受伤、理想的女性气质
工具：使用武器或其它暴力手段
环境：户外
报案：立即报案、记忆清楚、还原事件
* 《所谓真实的性侵》一书
但是现实中这五个要素是很难很难达到的。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是在司法审判或日常生活中，受害者都难以向他人讲述自身的遭遇，更何况报案和胜诉了。我很早分享过欧盟资助的一项政策统计报告（网址：https://cwasu.org/）。该报告通过分析1977-2006年的欧洲17个国家数据，指出如今的常态是，报案越来越多，但定罪越来越少，就是因为司法部门还按上面的“真实的性侵”在想象现实世界，但现实世界远非如此。
然而，我更想指出这里面两点容易被忽视的数据：
一是亲历者如何形容受害经历？只有近一半（48.6%）的人认为这是性骚扰，但也有28.2%的人表示无法命名自己的经历。
二是关于亲历者是否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遭受性骚扰的经历？有37.8%的人说自己从来没有，但更有44.6%的人选择不回答。
选择不回答、不知如何命名，这种否定式的沉默和无法表达，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过来，究竟在互联网环境下、在匿名表达与交流机会增多、在寻找同伴机会增长的情况下，可以讲述与命名“性骚扰”又将意味着什么？
“我经历的是性骚扰吗？”
直到2020年通过《民法典》后，我们国家才首次在法律上引入了“性骚扰”的概念，还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此前，即使有了相关的司法概念与定义，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公共讨论与案件曝光并不多，老百姓自然也就很难知道了。
结果可想而知，很多人很难确认自己所经历的是不是性骚扰。我想，第一人称的叙述是最具说服力的。以下是来自这1904位亲历者自述中的材料选段：
“[在公交车上] 有人捏了我的屁股。动作越来越大胆，手也动个不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非常害怕。”
“因为我是男孩，所以我认为那不算是性骚扰，性骚扰通常都是针对女孩的。”
“我遭遇过不止一次性骚扰，从父母的朋友到陌生人。一开始，我对性骚扰毫无概念，感觉就像一场游戏，一点也不好玩……后来我告诉了父母，但他们说骚扰者可能只是粗心大意。我只能假装相信他们说的话，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无法命名“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而是意味着自己无法准确区别“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无法评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还有一些亲历者用“侵犯”这样的日常语言来表述这样的经历：
“我被侵犯了。同一个人，多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人告诉我，如果你在结婚前失去童贞，你宁愿死也不愿活。我不想死。”
“我被一个我不喜欢的同学强吻了。那是我的初吻。我除了哭什么也没做。我告诉了几个同学，但最终一无所获。当时，我非常努力地说服自己喜欢他。现在我意识到那是错的。幸好那是性侵犯，对我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太久。”
我记得，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写过一本书，叫《知识不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后来成为“性骚扰”研究的经典，在女性主义界广受讨论。她具体提出了“诠释不正义”概念：当你没办法从大家共享的概念里对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诠释的时候，就经历了“诠释不正义”。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经验的自由，但实际上并不是。正如在性骚扰研究里的经典讽刺名言：“那只是男士和你调情，不是性骚扰。”于是，受害者就逼着自己用“调情”来诠释自己的痛苦经历。
* 米兰达·弗里克 (Miranda Fricker)
* 《知识不正义》书籍封面
“我不能公开这件事”
1904份样本，多吗？多！少吗？少！
这是愿意表达出来的无名者的声音。但请留意，这里填报者还是多为年轻人。所以，年龄再大一些人难道就没经历过吗？其实，性骚扰并非罕见，只是我们缺少讨论。让我们继续听一听第一人称的声音吧。
“呃……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已经走出阴影了。但不能公开，因为我害怕流言蜚语。我的家人非常保守，我担心他们会责怪我……因为在中国，这是常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心态，而且政府对性骚扰的惩罚并不严厉。”
“我第一次遭遇侵犯是在16岁的时候，差点被性侵。他是我的远房亲戚，他来过我的学校，他告诉我需要把东西送到酒店，我相信了他，跟着他去了他酒店房间。我一进他的房间，他就开始拥抱我、抚摸我。他告诉我，他会睡在这里，我也可以睡在这里。我觉得不对劲，趁机跑出了他的房间。我试图和妈妈说话，但我父母不太在意，也没问。这件事就像一场噩梦，每次想到就心惊胆战。这件事一直跟随着我到现在。我没有证据，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他把我当傻子一样对待。如果我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我，我会被别人歧视和羞辱。侵犯太常见了，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经历过。没有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和保留证据的教育。没有证据，很难获得法律援助。常见的情况是，罪犯得不到惩罚，他们安然无恙，而受害者身心受到伤害。他们不断自责，不得不忍受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我能做什么？我假装这件事从未发生过，继续生活。”
“看了这么多新闻，我好气，也想起了自己一些经历。性骚扰并不罕见。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上下班高峰期就遭遇过性骚扰，被陌生男人触碰生殖器。但那时候，我对性骚扰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恶心，想赶紧逃走下车。我觉得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尤其是独自出行，与骚扰者对峙太危险了，尤其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围观，有多少人会站在你身边指责骚扰者！所以，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幸存者不举报性骚扰，为什么有些人花了好几年才站出来公开指控。”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除了法制上的缓慢进展、命名上的困难，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甚至对“站出来女性”的“羞辱文化”，都会导致性骚扰受害者不敢或不愿表达自己。尤其，当你身边的父母亲人都觉得“不要在意”的时候，你还愿意说吗？
*讨论性暴力的台剧《她和她的她》，图源自豆瓣。
我还是回想到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的《知识不正义》这本“性骚扰”研究的哲学经典。除了“诠释不正义”，她还指出了另一种情况——“证言不正义”。对这个概念，同样有一句经典的讽刺名言：“理性是一回事，女性的直觉是另一回事。”当你向别人表达被贬低、被不信任的时候，你的证言被认为不是理性的，于是你也会陷入一种不正义的情况。这就是上面这些性骚扰亲历者的证言困境。
顺便一说，我在今年的《清华社会学评论》会刊发一篇文章，对这本名著在性别等领域的发展会有仔细的探讨和文献清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届时阅读。
“我想站出来做点什么！”
对于这1904位亲历者来说，这也许是她们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性骚扰经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1904位愿意表达的亲历者又是如何鼓起勇气表达自己的呢？
我在上面谈到，写这篇短文是希望从福柯或斯皮瓦克式的视角，思考“无名者的生活”或者“底层能说话吗？”，反思我们对性骚扰的关注总是被公共新闻与事件带着走。但是，确实公共事件和公共故事会给普通人很多勇气。一位自述者是这样说的——
“每次看到关于性骚扰的故事，我都特别心疼。然而这些案件只是热了几天，然后要么404，要么很快被公众遗忘。从来没有结果。施暴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不知道如何阻止性骚扰的发生，但我希望至少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话有很多，我也很愿意做点什么来做出改变。如果你想和我谈谈，我会尽力分享我的经验并提供支持。”
“每次看到新闻里有女孩被性侵，却无法讨回公道，我都觉得很心痛。为什么父母不告诉孩子要保护自己？为什么父母不告诉孩子不要伤害别人？受骚扰者和加害者往往都是熟人。为什么现有的法律让取证难、定罪难，只有在舆论压力下才会被重视？”
表达与讨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很喜欢这份性骚扰研究的作者所引用的观点：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就是有能力以一种能被社区中的其他人认可或注意的方式说话或写作。也正因如此，我引入弗里克的《知识不正义》的观点。也因此，我想到那本《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也启发我写下一篇类似的文章：《无法抑止阿富汗女性写作》。这是美国小说家玛莎·汉密尔顿（Masha Hamilton）自2009年创办了一个公益组织—— “阿富汗妇女写作计划”，主旨很简单：教育阿富汗女性如何写字，写下她们的故事；传播阿富汗女性的文字，不管是散文还是诗歌；写下阿富汗女性的口述，不管多么口语化和破碎。这个组织还在2015年出版了这些阿富汗女性的诗文集《洗涤我们心中的尘埃》（Washing the Dust from Our Hearts）。也许，这个项目也会在思考中国性骚扰的匿名写作议题时，有所启发。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书籍封面
*《洗涤我们心中的尘埃》诗文集封面
同时，这些无名者的个人故事，正通过自己的实践重新定义了“性骚扰”，揭示了现实世界的权力关系。“个人即政治的”——这是女性主义者的名言。我们有时总会反过来理解：“政治的即个人”，要么陷入“大局党”思维，要么觉得制度和文化太难改变、和我无关。然而，正如这些自述所展示的那样，无数无名者将个人经历表达出来，即便是匿名的声音，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互动与团结的力量。
但是，当我思考无名者的“个人即政治”的时候，又不由地想到鲁迅的悲叹。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么？”
文献来源：
Rose Luqiu, L., & Liao, S. X. (2021). Rethink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Enacting agency in the narrative of sexual harassment experiences in China. Discourse & Society, 32(6), 708-727.
Fricker, M. (2007).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strich, S. (1987). Real ra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福柯，《无名者的生活》
斯皮瓦克《底层能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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