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很荣幸当选欧洲社会学分会理事啦！

一提到学会，尤其是带“国字头”的学会，难免和权力、名誉及利益绑定在一起。

首先从我的一段交流说起：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和台湾社会学会前理事长聊过。他说，台湾转型之前，很多人挤破头想当会长、院长之类的职务，但现在经常没人愿意干。所以，像台湾社会学会的理事长，也从不会是由“中研院”和台湾大学垄断。我们经常能看到是由辅仁等学校的老师出任理事长。而我所在的台湾中山大学哲学所，更是没人愿意当所长。有的老师甚至说，“你要让我当所长，我就要跳槽”。

*本次大会海报

为什么呢？一个小系所、小学会的权、名、利，都是和大制度、大环境有关。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权、没有名、没有利——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权/名/利的会长、院长，是什么样的。而欧洲社会学会社会理论分会会长或理事职务，就类似于这样。但是，并不是所有学会都如此。

第一，美国社会学会垄断很多资源。对比来看，美国社会学会的组织，还是会有“挤破头”的时候。会长的差额选举，会让落选者名誉扫地。而美国社会学会也掌握大量的官方期刊、奖项。比如，大多分会（如理论、比较历史分析等）不仅颁发年度最佳论文、书籍奖，还要颁发研究生论文奖项。

*美国社会学学会「奖项」页面

权力、利益和名誉的集中分配，是必要的，也是无奈的。当美国社会学会拥有两三万名会员的时候，不得不通过奖项等权力/利益/名誉的分配，制造凝聚化和分层化机制。否则，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学会玩呢？

第二，美国社会学会的垄断地位很难打破破。有些人参加，就只是为了名与利。说出来你可能不信。Stephen Turner就在自传中，既吐槽美国社会学会经常沦为为自己优秀的学生提供阶梯的组织，也成为很多学者捞名声的组织。他吐槽过，著名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斯考切波想当某个职位，但前提是不要让自己干什么事情。换句话说：选上了，就行了。至于做事？别想了。

*Andrew Abbott（图源：网络）

确实，学会组织要发展，就得像“轻奢品”一样：它要有地位，得垄断权力、利益和声誉，但是又得明确标价，能让普通人想象自己也可以加入、也可以一步步往上爬，要发展“下线”。学界的学会，从另一个角度，就像传销组织。

第三，重构学会组织，不是不可能。当然，并不是说像美国社会学会的组织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利益和声誉。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没法成为有模有样的徒孙徒孙，没法在这里混出模样，自然就会离开。在美国这种开放社会，你要成立个学会，随便成立。问题只在于，你同样在聚一波人、发一波奖、发一波期刊，分配一波利益。

所以，像Howard Becker等喜欢视觉研究的学者，不可能在美国社会学会里站住地位。毕竟，视觉研究要经常跨界，和传播学、设计学等学者联合。但这种跨越学科边界之举，容易损害既有学科的权力/利益/声誉结构。所以，他们就自己组建了国际视觉社会学学会，甚至也自己发行期刊。这些人，当然就不和美国社会学会混了。

*Howard Becker（图源：网络）

话说回来，欧洲社会学会在权力和利益分配方面，远比不上美国社会学会，这使得它经常像一个俱乐部一样。

也许今后有时间可以说说英国社会学会。甚至，还有一本书研究英国社会学会的历史。不过，欧洲社会学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我就只说我熟悉的理论分会。当然，很可能以偏概全。

欧洲社会学会和英国、美国社会学会有一些不同之处：从“生态学”角度，最容易看出不同。我们不要忽视人口生态学问题。一个学派、一个组织要动员多少人口规模、什么样结构的人口规模，是要直接考虑的问题。正如组织研究里，有一派是把组织看作“社会运动”，我非常同意。

第一，欧洲社会学会的人口来源跨越语种和地域。我们不妨想象以下情境，就立马知道这里的复杂性：

• 如果你是英国社会学家，我已经有自己的英国社会学会这么有声誉的地方可以混了，我为什么还要混欧洲社会学会呢？

• 如果你是匈牙利社会学家，你们国家很多人发匈牙利语文章，在当地学会混，也没法在欧洲社会学会混，那你要选择参加哪个会议呢？

• 如果你是挪威社会学家，你们国家研究某个领域（如食品社会学）就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那么你要怎么选择自己参加的学术组织呢？

• 如果你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学者，不管你发不发英文，你都有庞大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社区，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社会学会呢？

• 相对来说，美国社会学会者如果不参加美国社会学会，同一学科的其它学会替代性就很少。除非参加像社会科学史学会、中国研究等非社会学组织。

*欧洲语言地图（图源：网络）

第二，欧洲社会学会面对多元学术霸权的格局。正如Michael Mann分析欧洲的现代化历史一样，欧洲一直是多元权力分布，例如英法德争霸，导致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大一统。因此，这和美国不同：欧洲有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又有自己相当规模的学者。

那么，欧洲社会学会就不可能像美国社会学那样形成主导传统，形成对自己青睐的徒子徒孙施加利益的学术权力/利益/声誉分配格局。以我所在的理论分会来说：

• 法国人不爱参加。爱参加的也是受德国和英国影响大的学者。比如，我一直以为给我提很多问题那个白发老学者是德国人，但听口音又不像呀，结果后来一查，才发现是法国人。这很让我惊讶，因为我去年参加理论分会内部的活动：整两天的会议，没有一场有法国人来参加！哪怕这是在德国举办，离法国也不远！让法国人用英语交流，那比德国人、北欧人难多了！其实很多科学计量学都会发现，法国社会学太自成一体了，所以人家为什么会来这里宣传自己的学说呢？对了，欧洲社会学会的注册地还是在法国！

• 德语传统有主导性。由于英国人有自己的组织，而且理论氛围确实没那么强。所以，在这个多元霸权里，德语传统就更强了。当然，这并不限于德国，还包括受德语影响的北欧、中东欧地区。这对我来说有很好的体验，因为我平时关注的还是英语界为主，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了解德语学者做什么。当然，很多做的和批判理论传统有关。

• 德语传统下的多元开放。只要翻开德国的城市地图就知道，德国城市的分散性很强，就像德国大学一样，没法建立像英国、美国那样的分层制。很多大学都差不多，都优秀。而且德国大学制度下对教授所属领域的依赖性，更能够维持这种传统。因此，虽然欧洲社会学会里有很多批判理论学者，但依然有很多不同风格、来自不同学校的学者，比如不少关注人工智能的学者、受到法国影响（如布迪厄/后布迪厄传统）的学者。

第三，更重要的是，德国传统影响下的东欧、北欧并不是“德国的附属国”。比如，上面给我拍这张合影图片的，就是我们上届会长，哥本哈根大学教授Mikael Carleheden，也是哈贝马斯的学生。

我们可能想象——“哈贝马斯的学生，那当然是搞批判理论！”对，没错，但是，北欧也受到英语学界很大影响。而且，像北欧和英国，都喜欢扮演欧陆和英美的桥接角色。所以，他们也会受到自己的地方传统或非德语传统的影响。这位哈贝马斯学生，就努力推动Richard Swedberg这位来自北欧但在美国较有地位的学者的取向——“理论化运动”（theorizing）。有兴趣可以看我在《清华社会学评论》去年发表的文章《跨越学科的边界：2023年社会学理论研究趋势》，有对这方面的总结与批评。

而且，不同国家的学术制度也不一样。这位哈贝马斯的学生在哥本哈根大学，不可能像德国大学那样给理论方面的专属教职，所以同时苦闷于怎么拿资助、怎么做现实世界相关的研究。我们开会的时候，芬兰学者也一样苦闷这个问题。所以，不同地方的学术制度/传统/人脉，都会把原本德国主导的氛围变得开放和多元化。

第四，欧洲学会的多元霸权也是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比如，欧洲国家的大多活动和组织，都希望考虑到性别、国别等背景因素，尽量平衡，尤其考虑到未被充分代表的学者群体。因此，东欧等非中心学者就有机会参加讨论和表现。像这一次来竞选欧洲社会学主席的候选人，东欧、西语区、英语区等地学者都有。

第五，欧洲社会学的这种俱乐部感，其实也和学术雇佣制度有关。欧洲社会学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学界规模大，也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大家都是体制内的，拿等级制度的工资，而且习惯性要求“有团队方向的研究”，所以教职市场的流动是较弱的，更不是个人明星化的。但是在美国，如果你想涨工资，就跳槽。这在英国不容易想象的。像我知道一位学者，最近跳槽，只是因为另一个学校开出的条件是：你可以少教课！毕竟，学校能开的其它条件，就算有，也没法像美国式私立学校那么自由。

*（图源：网络）

说到这里，你会发现，欧洲社会学会形成了一种生态循环和生态位置：

• 对东欧等非核心非英语学者，如果你不喜欢参加本国本语学圈，又能够英语发表交流，就会经常来参加欧洲社会学会。

• 对小国小研究领域学者，欧洲社会学会的规模提供了一种让自己的小生态（niche）汇集的机会。

• 对德语等主导学者来说，它提供了超出德国本国但类似传统风格的学者之间的交流网络。

所以，你会发现，喜欢参加欧洲社会学会的学者，会一直喜欢参加。但不喜欢参加、不在乎参加的，可以一直无所谓也不参加。可以说，在本国范围、英美法霸权、其它语种网络等全球的社会学生态中，欧洲社会学会（就我熟悉的理论界）也算找到了自己的一种“生态位”。

回到我在上面说的例子。当我和台湾的老师聊到当所长、院长的时候，大家有时会说这是一种“服务”，这是一种“行政”，这背后建立的区别是“目光向下”、“学术/行政”的二分法。

那么，当选欧洲社会学会的理事，我需要做什么呢？就像社会运动一样，让这个组织“动起来”、“聚起来”！

*（图源：网络）

我之前也和欧洲社会学会前会长Frank聊过，他之前一直促进我们理论界的交流。但是在这次换届时候，他说感到一种世代交替。我前阵子，也帮了他一些忙，让他感到耳目一新。

所以，我会筹办来做newsletter、website、talk、seminar、reading group之类让大家聚起来、动起来的方式，增强欧洲社会学理论界内部的交流网络密度，超越一年一度会议这种固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不少是服务工作，要约稿，要汇集资源，要会务排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能促进世代间的交流，让年轻学者和学生能够有更多机会和大佬前辈接触，一起讨论一起发表。

同时，我也和我们理会分会的前辈们，聊起来欧洲和非欧洲地区的合作。实际上，欧洲社会学会对各分会的考核，也会看重这方面。所以，我也会努力推动欧洲社会学会和华语学界在理论方面的合作。

去年，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坐下来聊，其实很多理论学者都会有“焦虑感”。一方面是感到自己在整个学界是少数甚至边缘，另一方面感到自己又希望找到归属社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形式的“聚起来”和“动起来”，既让非理论领域看到我们的成果和连接点，又让理论领域自己能够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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