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928期
编辑/孙宇凡、子晨
校对/沈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界也不例外。所以，我们才会发明“学阀”这样的词汇，描述那些垄断资源、分配利益、不学无术的学界“大佬”。
我们的学界以“人情世故”著称，但也早有一些学者站出来批评了。比如，以下三篇就特别有名：
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应星：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
施爱东：学术圈为何不再是“圣洁的土地”
我们往往以为中国才有学阀。毕竟柏杨早说了中国是”酱缸文化“。但是事实上，学阀在哪都有。有人、有利益、有师承，就有江湖，就有学阀。
美国，我们文科生的留学灯塔，其实学阀问题也很严重！南弗罗里达大学教授Stephen Turner写过一本美国社会学史，提出美国社会学界存在”种姓制度”：QS排名顶尖的二三个学校垄断了教职、资源以及定义了“什么是好的学术”。
法国，我们文科生的思想灯塔，其实学阀问题最严重！当代法国理论大师布迪厄就是出了名的“大学阀”。大多给他当过助理的学者，后来都和他反目成仇，甚至发展出了和布迪厄相对抗的理论流派。原因主要就在于，这些给布迪厄当过助理的学者，都受不了他的压迫了！
*（图源：Unsplash）
那么，像法国这样的思想灯塔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学阀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呢？正好最近看到巴黎大学博士陈洁曜的文章讨论了这些问题，分享给大家。
作者：陈洁曜
本文转载自《当代法国学界的 3 大乱象：为何教育改革「追求卓越」，最终却落得「平庸出走」？》，对原文略有删改。
法国曾以其卓越的研究环境而闻名，但近20年来，这一传统正面临严峻挑战。从科学期刊发表数量来看，法国的排名已从2005年的世界第五位下滑至2019年的第十位，且仍在持续下降。
近两年爆发 COVID-19 危机，于法国学界更宛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比德国大学成功协助完成辉瑞疫苗；美国哈佛大学提供关键技术予默德纳疫苗；英国牛津大学发展出阿斯利康疫苗──法国过去首屈一指、共有 8 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巴斯德研究院（Institut Pasteur），曾经研发人类第一个狂犬病、霍乱、鼠疫疫苗，却在耗资大量经费后，于 COVID-19 疫苗竞赛严重落后，最后羞辱性地被迫放弃所有研发。
*巴斯德研究院（图源：Shutterstock）
法国学界内部人士指出，巴斯德研究院的衰落是国家研发能力下降的一个缩影，而这只是整个学术环境危机的冰山一角。
法国学界人士更是于 2021 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对高等教育环境恶化的忽视，她/他们认为，法国的高等教育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乱象一 ：资源两极化，学术“明星化”
法国学界不仅薪资少，研究经费更是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法国研究机构的经费资助制度已从过去的“固定年度预算”转变为“不定期自由申请”。
如此改变让学术研究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均衡——重点领域能申请到的经费越来越多，冷门学科能拿到的资源越来越少，最终造成某种“学术明星化”的现象，使得极少数不断拿到经费的教授，能集中所有资源吸引人才，而其他领域则被边缘化、发展缓慢。
* 图源：网络
如此“不平等”之现象，不但让法国学界当今“大者越大、小者更小”，更使绝大多数学者殚精竭虑的焦点，从寻找“新知”，变成了寻找“经费”。
乱象二：僧多粥少，“流浪博士”成常态
法国研究员不但薪资少，职位更少，且近年来一直在减少。近10年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每年开出的职缺已下降了40%，以2019年为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只开出 250个职位，却吸引了4,712名候选人，换算下来录取率仅为5%。
* （图源：LinkedIn）
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许多年轻博士成为“流浪博士”，毕业后平均需花费5年才能找到正职，平均就职年龄为34岁。然而，能找到教职、研究职的博士已经算是天之骄子，更多人的状况是：于数年寻职挫折后（30 多岁还住在父母家）被迫转行；而最顶尖的学者，则竭尽可能出国，毕竟英美以倍数计算的薪资、经费，更具吸引力。
乱象三：研究经费太少、研究人员待遇太低！
法国高教与研究经费，其实常年稳定持平，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种稳定实际上意味着相对的退步。
近10年来，法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稳定在约2.2%，虽属先进国家水平，但不仅长期落后于德国的 3%，近年更大幅落后具有旷世野心的后起之秀──如韩国的 4.5%、以色列的 5%。
* （图源：Shutterstock）
虽然法国高教研究经费看似一直持平，甚至略有增长，然而考虑通膨和新兴科技的倍增，其预算规模实质是每况愈下，这种缩减直接影响到了研究人员的待遇。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法国研究人员薪资竟只达63%，以著名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为例，具博士资格的研究员起薪为2,300欧元（约人民币18,000元），于高消费的西欧，仅为最低工资的1.4倍，被先进国家公认为“不适当”（indigne）、“不道德”（indécent）之低薪水准，让许多研究员甚至直接放弃生活费高昂的巴黎，自动选择至外省就职。
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教育改革”？
法国研究环境近年“不进而退”、“两极化”和“不平等”的发展，其实主要都来自10年前国家政策“追求卓越”的教育改革：政府以光鲜亮丽的“自由竞争”之名，降低了基本薪资并冻结了薪资增长，让学者必须达到可见的绩效，争取看似无限的高额奖金，如此不但可有正当理由缩减政府教研预算，更可创造精英中心的价值，淘汰边缘、拔除劣草。
如此新自由主义政府所梦想的“精英化”，在法国学界最后却造成“平庸化”——资源先天不足，有长期低薪、遇缺不补的病根；激烈竞争，却是为了抢夺有限生存资源，导致鹬蚌相争、相煎何太急的窘况；为极少数精英学者造神，以牺牲边缘领域为代价，最后精英为追寻更诱人的条件，远走他乡。
* 法国学生示威游行。（图源：Shutterstock）
法国学界不同于英、美有坚强自由资本支撑的传统，而是长久以社会理念的国家政策支持。法国新自由主义政府意图东施效颦，效法英、美“追求卓越”，放手教育预算“不进而退”，不但会持续侵蚀高教质量，且每况愈下的整体环境，更会造成精英愤而出走，反而落入一种不断自我耗损的“平庸化”循环。
在一日千里的新世纪变化挑战中，法国学界正一步步流失人才、丧失国际竞争力，其研发疫苗的滑铁卢惨败，正是一叶知秋的当代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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