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938期
编辑/孙宇凡、子晨
排版/董雨昕
前不久，京东邀请脱口秀演员杨笠担任“双11”活动的特邀嘉宾。没想到，这一决定立刻引发了争议。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这场争议依旧围绕杨笠展开。毕竟，她曾提出“普信男”这个概括性标签——
“为什么有的男人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
* （图源：网络）
很多网友评论批评京东，提出要退订京东会员、京东理财等服务，甚至指出“今后再不用京东！”面对这样的情况，京东官方不仅公开道歉，而且其官方微博也已经删除了所有和杨笠有关的宣传物料。
有的网友说，“杨笠们就是厌男，为什么我们不能抵制？”也有的网友批评，“杨笠们凭什么一口气否定所有男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网友认为这是“男性又一次破防了”！
这些争议的背后，是性别之间的信任与不信任、批评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问题。想一想，很多朋友一方面听着项飙老师的观点——要“具体而直接的爱”，要“附近”，要面对具体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像“普信男”“破防男”“女拳”“杨笠们”这样的标签却在持续被发明和使用到个体身上。
我们是不是有些割裂呢？怎么看？怎么办？是不是所有男人都不值得信任？我之前写过一些文章，关于“厌女症”、“双标”、“性骚扰”等议题（见下）。最近也看了一些关于“厌男症”的研究，今后也会再写。
这一次，我特别推荐芝加哥大学教授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一篇短文，来自她的著作《傲慢的壁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她从身边关于“性别信任”问题的悲剧故事出发，以“愤怒”这个女性主义概念，探讨“是不是所有男人都不值得信任”？在我看来，努斯鲍姆的分析蕴含了一个哲学但又生活的问题：当他人把女性/我们“物化”或“非人化”的时候，我们的回击是不是以及如何避免把他人也“非人化”？
书籍信息
*《傲慢的堡垒》书籍封面
作者：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出版社： 岳麓书社
副标题：性侵犯、问责与和解
译者：陈玮
出版年：2023年7月
页数：360
作者简介
*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女，美国哲学家。1947年5月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69年毕业于纽约大学，1972年和1975年在哈佛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努斯鲍姆认为，人类对人的尊严和妇女权利的共识足以克服文化差异的限制。她的理论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教育。
目录
*下滑查看
*为本篇文摘来源《傲慢的堡垒》
所有男人都不值得信任。
这是女性主义经常使用的策略（在其他争取平等的斗争中也是这样)。在我年轻的时候，异性恋的女性经常被指责背叛了女性主义事业，而“女性取向的女性”指 的既是 “女性主义者”又是“女同性恋者”。还有一些值得钦佩的女性主义群体甚至建议其成员在专业领域不要与男性合作（在争取平等的其他运动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倾向)。
1983年，我在 “尤妮丝·贝尔格姆纪念讲座〞 上宣读了我书中讨论《赫卡柏》的章节[《善的脆弱性》第十三章“背叛协定：对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的一个解释”]，当时距她 1977年悲剧性地自杀身亡已经有几年了。尤妮丝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同学，天赋极高， 在一所文科学校得到了一份很好的教职。她刚入职就和一位男性教员（也是女性主义者）合开了一门关于女性主义的课程。在哲学界女性协会——尤妮丝也是该组织的成员——的一次会议上， 她遭到了指责，说她跟男性同事合作，因而背叛了女性主义事业。
她的父母告诉我，在她自杀当天，她打了很多电话，主要是打给参加那门女性主义课程的女学生，向她们一一道歉，因为自己信任了一个男性同事而败坏了她们的意识。我当时觉得尤妮丝是对的、而该协会的其他人是错的，现在我也这么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和处在“另一边”的、怀有善意的人进行合作——肯定不是盲目地信任，而是要经过仔细的审视——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达成最终的和解。因此，拒绝信任对方并不是泰斯曼所说的那种“沉重的美德”：它并不是有用的，而是阻碍了斗争的进程。
实际上，斗争有时候要求我们信任对方，即使没有可靠的证据来判断对方的意图。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绝不是轻信的懦夫。他具有信任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结合了某种可靠的、高度批判性的能力。在南非进行的整个斗争过程中，他与白人支持者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其中包括丹尼斯·戈德伯格（Dennis Goldberg，他和曼德拉一起在里洪尼亚受审后被因禁），以及阿尔比·萨科斯（Albie Sachs，他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法官)。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精心的发展和审视，有部分原因是曼德拉与南非犹太人共同体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充分的信任。
但是曼德拉在发展信任的过程中还是承担了一些风险。2013 年，在关于曼德拉葬礼的报道中，我看到过一位年长的警察眼中含着泪水，回忆起 1994年曼德拉总统就职游行的一刻。曼德拉当时从车上下来，和一群年轻的新警察交谈，当然他们都是白人。曼德拉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信任你们，我们信任你们。”他们原本以为只会从曼德拉那里得到敌意和惩罚，而他给予他们的却是信任。在这个例子中， 和萨科斯、戈德伯格以及其他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信任并不是对方赢得的，也没有经过审视。但这些人当时很年轻，而且容易受影啊、曼德拉想要通过一种友好互信的方式来提升他们的友谊和信任。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我也会在结论部分详细说明这一点。《赫卡柏》提醒我们，没有信任（它不可能是绝对牢靠的），也就没有形成共同体的希望。
*此文作者的另一本书，探讨了类似议题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愤怒。
在女性主义的讨论中，愤怒被想象成某种强烈的抗议，是逆来顺受的反面。这样一来，愤怒看上去就非常强大，而且非常重要。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做出一个区分。我们如果将愤怒加以拆解和分析，就像长期以来西方和非西方的哲学传统所做的那样，就会发现它包含了某种痛苦，即当一个人感知到某种伤害性的行为，认为该行为影响到了自己或某些她极为在意的人或目标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出错：这个人可能错误地认为这个糟糕的行为是有意做出的，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她也可能错误地判断了这个行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妨假设，这些想法都经得住审视， 那么愤怒(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对于糟糕行为的恰当反应。
愤怒表达了一个要求：这是错的，它不应该再发生。愤怒暗指的是过去发生的行为，但它面向的是未来，它试图修复这个通往未来的世界。
*图片来源：unsplash
我将这种愤怒称为“转换性愤怒”(Transition-Anger），因为它注意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转向未来以寻求补救。这种愤怒可能伴随着惩罚犯罪者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会以不止一种朝向未来的方式来理解惩罚：将其理解为变革，理解为对重要规范的表达，理解为对同一个罪犯的“特定震慑”，以及对其他打算做出类似罪行的犯罪者的 “普遍震慑”。
转换性愤怒对于抗争不正义而言的确非常重要。它是一种义愤填膺的抗议，而为了让人们注意到那些糟糕的罪行并鼓励他们去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抗议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愤怒并没有扭曲 人格并因此令其“沉重”。它令人们感到振奋和自由，能够向前看，能够想象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愤怒也不会变得狂热或扭曲。
*作者曾于2015年，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过分析“转换性愤怒”的文章。
不过，我们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转换性愤怒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愤怒。愤怒几乎不太可能不受一个深层因素的污染（这个因素存在于所有对愤怒的哲学定义当中，包括甘地的定义）：渴望报复，渴望犯罪者也遭受与其罪行相当的痛苦。
我已经说过，出于震慑、教育和改造的考虑，转换性愤怒对于惩罚来说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很难把面向未来的愤怒和纯粹面朝过去、 旨在报复的愤怒区分开来。但是人们对于未来福祉的态度通常也不是纯粹的。当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的本能就是回击。他们很容易想象，向对方施加一种同等的痛苦可以抵消或平复他们自己 的痛苦或冤屈。因此，谋杀案受害者的亲属普遍支持死刑。死刑从未被证明具有什么震慑性的价值。
人们要求死刑，是因为它作为成比例的报复(proportional retribution）看上去是恰当的。罪犯的死亡可以弥补你的孩子的死亡，这种想法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纽斯鲍姆：报复是一个无用的观念，它无法改变过去或帮助未来”
我们都了解，有一些受害者，她们痴迷于对那些伤害她们的人进行复仇的幻想和计划。事实上，整个离婚和子女监护权诉讼都是一种精神报复，而很少是为了获得公正和普遍的福祉。我们所信奉的主流宗教也滋养了这种报复性的幻想，比如说，尼采对 《启示录》的判断算是公允的，他说这是一种丑陋的复仇幻想。有一项研究考察“受害者影响”的证词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时所提出的方式，它表明，这些证词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对一种报复性的严酷刑罚的要求。不过，过去的伤害毕竟是过去了。
痛苦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不会修复最初的伤害。与过去的痛苦相称的痛苦，其自身绝对不能成为严酷刑罚的理由，它往往会干扰我们对未来的关注。
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印度的哲学传统（在各种非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印度哲学是我有限的所知中唯一还算能够加以谈论的传统）都判定，日常的愤怒是报复性的。我所说的那种“转换性愤怒”则是例外。
如果有人去研究婚姻和友谊的破裂，他会倾向于同意这一点（尽管如今大多数父母希望至少对孩子的愤怒是非报复性的，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幸福)。然而，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区分，而在整个哲学传统中，这个区分一直都不够清晰。转换性愤怒在斗争当中是有用的，并且不会对人格造成负担。报复性愤怒则会对人格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并没有太大的益处。
马丁·路德·金这位杰出的西方哲学家确实认识到了这个区分并加以强调，他谈到了人们的愤怒在他所倡导的运动中必须如何加以“净化”和“具体化”。在1959年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他生动地描绘了这两种类型的愤怒：
“一种是发展健全的社会组织，以有效的、牢靠的方式来抵抗任何阻碍进步的行为。另一种是困惑的、由愤怒驱动的冲动，要狠狠地回击，要给对方造成伤害。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在努力造成伤害，来报复自己所蒙受的不正义的伤害⋯⋯它是惩罚性的，既不是激进的，也不是建设性的。”
我同意马丁·路德·金，这种报复性的愤怒对斗争来说亳无益处。它也并没有创造某种新的、更好的东西，因此并不是真正 “激进的”。马丁·路德·金想要的是问责、法律惩罚以及对人们共同享有的价值进行公开表达。他拒绝了以痛苦回报痛苦，因为这很轻易、无力且愚蠢。
*马丁·路德·金
当今的女性主义需要做出一个类似的区分。
愤怒是有力的，也是有价值的，如果它表达了某种合理的愤怒，并提出建设性的想法，拒绝惩罚性的报复主义，以及让我们希望，它对于我们携手共创的未来具有一种完全的信任。
如果愤怒沉溺于简单的报复主义，那么它就不是有力的且有价值的，而我们都知道，陷人报复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弱点。要是我们在死刑当中清楚地看到了报复主义的弱点——我相信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确实看到了这一点——却还要坚持认为报复性的愤怨对于女性主义抗争来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看起来就很不可思议了。
奇怪的是，即使报复性的愤怒和我所说的 “转换性的愤怒”之间的区分已经得到澄清并被置于核心地位，就像马丁·路德·金以及其他秉承其精神的人所做的那样，女性主义对于愤怒之价值的讨论却依然倾向于忽略这个区分，并无视它，这就令人难以注意到这个事实，即有一 种愤怒是可以不带有报复性的。我们需要面向未来，为此我们需要一种不确定的信任，以及一种彻底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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