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925期
文/孙宇凡
编辑/刘文科、董雨昕
校对/沈朋
福柯是谁？
要是问这个问题，那就太不像文科生了！毕竟，哪个领域没有福柯的影响？！这位当代法国思想大师，对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就算你不知道福柯，也肯定听过“规训”这个词。这个词从哪里来？就来自他的超级名著《规训与惩罚》的书名！确实，甚至我自己前阵子组织“大缸读书会”时想读福柯，首选也是这本书。毕竟，我们一提到规训与惩罚，从字面都能理解它讲的是什么：怎么监视和检查我们，直至驯服我们。
*《规训与惩罚》书籍封面
但是，《规训与惩罚》于1975年出版，福柯在1984年去世。中间这近10年时间里，福柯难道停滞不前了吗？显然不是！福柯晚年对权力理论又有了一次重大发展：生命政治或生物政治理论。这尤其反映在他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法兰西公学的讲稿中，以及他对于新自由主义发展批判的访谈稿里。
但是，中文学界甚至国际学界目前对生命政治研究得都还不多，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到底什么是生命政治？
和规训权力又有什么不同？
当代前沿研究怎么应用和发展“生命政治”理论？
下面，我借助英国纽卡斯尔大学Iain Munro教授的综述，来帮你梳理一下生命政治和规训权力的4大方面的对比，再列出生命政治理论的3大领域前沿发展。Iain Munro虽然是组织管理学教授，但一直关注和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相关的议题，尤其关注涉及到信息战、举报告密等相关内容的领域，非常有趣。他甚至还研究过阿桑奇！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生命政治的治理术是什么？
确实，不管是中文学界还是国际学界，对生命政治的关注远远不及规训权力。这恰恰是因为《规训与惩罚》过于有名了！
按道理来说，犯罪学应该是最喜欢福柯的了，但早就有学者指出，由于他们很早接受了《规训与惩罚》，导致大家都想着跟着发论文、套框架，结果对福柯晚年的生命政治理论不闻不问。管理学家也是如此，都在套用框架研究规训与惩罚，就是讲工厂、教室、办公室这些封闭空间里，怎么训练大家自愿听话。
但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教授David Knights，早在20年前就指出：我们做这些组织研究，不应该过度/仅仅关注《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至多只是“小福柯主义者”。
为什么要超越《规训与惩罚》呢？
光看一个事实就知道了。据福柯的伴侣回忆，他在写完《规训与惩罚》的当天，就开始动笔写《性史》第1卷了，因为他觉得“性”是个非常好的交叉点，能够研究人如何作为生物、语言、生产的动物。一旦从这个角度切入点，他就会发现，国家或文化对“性”的治理，就不止是从“个别个人”角度考虑，更要涉及到从“人口”层面考虑——这正是生命政治的关键！
那么，我来总结下福柯对生命政治的理论，以及它和规训权力理论有什么不同。
一是人口指标的治理。生命政治，就像我们的计划生育一样，要看结扎率、出生率等各种人口指标，是面向整个人口，都涉及到一个“可接受度”。这不是像规训技术那种要有个“完美”或“最好”的上限标准，并且只针对个人的肉体监控。所以，生命政治也意味着“人口指标的治理”。
*《安全、领土与人口》豆瓣截图
二是统计关系的治理。进一步，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一书中也考查到，之所以要从人口层面治理，是因为这样对治理者来说能够把人这个最复杂的动物和其它各种社会、环境要素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是特殊多变的，但所有人在一起都变成“统计数字”之后，就可以有资源、物质等联系起来一起计算了。就像我们要有人口普查数据，才能进行产业规划与环境规划一样。在这里，统计只是工具，目的是把治理的所有对象都“沟通”或联系起来。所以，生命政治也意味着“统计关系的治理”。
三是人力资本的治理。再进一步，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又考虑了二战后经济学兴起、新自由主义兴起，指出这种治理术和知识把人培养成追求创业、追求竞争的主体，要以“人力资本”看待自己、不断地“卷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让治理的人口指标看上去好看。只有所有人都成为“人力资本”，才能和产业、环境等资源联系起来治理。所以，生命政治还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治理”。
*《生命政治的诞生》豆瓣截图
在我看来，生命政治有三层意思：人口指标、统计关系和人力资本的治理。这三层意思把人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联系起来，把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联系起来，把人的特殊性与共性联系了起来。
第四，结合上述来看，生命政治是沟通联系的网络，而不是封闭隔离的空间。这和规训权力非常不同。规训权力要的是在封闭的空间（如工厂或教室），而不是讲求扩散与联系的统计。规训要的是对肉体的监控与训练，而不是对人口层面的指标管理。规训要的是温顺的肉体，不需要你过多思考，但生命政治要的是你有自主竞争意识，变成有主观性的“人力资本”。
*表：福柯的规训权力与生命政治比较
生命政治理论的第1项前沿应用：
企业文化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对生命政治的治理，有一个领域研究得非常多：会计学。有本期刊，叫《会计、组织与社会》（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特别喜欢发这方面的文章。早在1995年，这本期刊就发表过福柯的研究，甚至早于更喜欢福柯思想的社会学和地理学。
不过，在组织与管理学领域，也只有这本期刊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该刊创办人Anthony Hopwood教授（已过世）非常有社会批判取向。后来，围绕这个刊物又发展出所谓的“伦敦学派”——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中心，以Peter Miller教授为中心的会计学研究。他们特别关注：企业的绩效、审计和风险等方面文化的发展如何符合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术”。我特别推荐他的几篇综合研究，能帮你快速了解。
*Anthony Hopwood教授
1991年，Peter Millers编辑出版了《福柯效应：治理术研究》（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这本书远早于《生命政治的诞生》等讲稿出版，但收录了福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所以较早促成了这方面的研究。
2017年，Peter Millers在《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期刊发表了综述：《组织研究中的福柯效应》（“The Foucault Effect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2017年，《福柯与管理治理术》（Foucault and Managerial Governmentality）这个文集也不错，也有收录Millers的访谈。
这个“伦敦学派”是怎么研究的呢？就是你关注的议题——大家是怎么变得“卷”的？在他们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兴起以及相关的风险管理和私有化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被定义为企业家，要负责管理自己的风险，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成本效益决策。
由此，一系列的企业文化治理术产生了，像你今天熟悉的KPI等绩效衡量标准、审计机制、短期合同等等。管理者和员工都被要求成为有责任感、主动性、有竞争力、敢于冒险和勤奋努力的人力资本主体！只要这样，“人”这个最多变与复杂的因素，就开始能够和企业的其它要素之间进行转换和流通！
*图源网络，侵删
生命政治的第二项前沿应用：
非物质劳动
生命政治的第2种研究线索，是由马克思主义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发展的：在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下，“非物质劳动”越来越重要了。我们总习惯以“福特体制”思考我们的公司和平台，但显然不止如此。后福特主义组织形式的特点是“网络”，强调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沟通、信息和创新关系。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劳动：
一是沟通劳动。在后福特模式中，沟通在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团队合作和员工反馈被视为高效生产系统的重要标志。会沟通的组织，才是有竞争力的公司！甚至，公司还要进一步拓展，把消费者更紧密地融入生产沟通过程。所以，你能够看到小红书的“种草”，能看到潮玩界形成了各种二手社区等等，从而在各个生产过程之间建立快速反馈回路，贯穿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
*图源网络，侵删
二是符号劳动。这是技能和知识生产。我们能看到，现在的企业管理和市场治理里，充斥了大量的“知识”，比如你能看到很多“大厂员工”教你怎么做产品的一套套知识付费课程。甚至，你也会看到管理咨询服务行业的快速增长。
三是情感劳动。情感劳动需要培养关爱关系，涉及创造轻松、幸福或兴奋的感觉。所以，一方面，好的公司就是要让你放松的公司，否则就没法让员工发挥创造力。另一方面，内卷的市场发展出附属的身心产业：从医疗保健、娱乐业到心理咨询等等。
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之所以非物质劳动是生命政治的，是因为它以创造社会生活形式为导向。所以，劳动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力量。因为在这个生命政治过程中，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提供服务或创建品牌都要求工人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工作中，而规训的工厂劳动则不需要。以前的生产形式涉及自然的改造，而非物质生产直接涉及人性的改造。
生命政治的第三项前沿应用：
回到生物性
别忘了，福柯在用“生命政治”的时候，从bio-power角色入手，也会和“生物”有关。只有人人都成为某一种类型的生物，统治者才最好管你。你才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那能不能从生物角度研究生命政治呢？
*保罗·拉比诺 (Paul Rabinow)
人类学家、福柯学者保罗·拉比诺 (Paul Rabinow) 就借鉴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提出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社会学界，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进一步发展的“生物资本”、“生物社会”等概念也很出名。
在尼古拉斯·罗斯教授看来，生命政治概念在改善健康的技术，以及对人类活力、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干预的策略。这回到了福柯文本中的源头：生命政治最早就是处理人口的这些问题。
罗斯教授主要关心的是现代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经济”等议题。在他看来，现代基因工程能够干预和改善人的能力：寿命、健康等等。而全球制药业已成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产业，在农作物、动物和药物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形成了商界、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大学之间的网络。
*Kaushik Sunder Rajan
由此，后来学者像Kaushik Sunder Rajan，进一步发展出“生物资本主义治理”概念。他指出，如果将生命政治进一步扩大，并且联系当代实践，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人力资本的培养、市场流通网络的强化，和DNA 专利、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转基因作物和动物等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即使所有的生命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也仍然存在不平等：虽然印度等较贫穷国家的人口被发达国家企业用作遗传实验的宝贵资源，但由于他们自身有限的财力，不太可能直接受益于此类研究带来的医学进步。
文献来源：
Munro, Iain. 2012. ‘The Management of Circulations: Biopolitical Variations after Foucaul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4(3):3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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