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920期
文/孙宇凡
编辑/刘文科、排版/雨昕、子晨
“我的个案研究有代表性吗？”
“我的研究案例有普适性吗？”
这是很多朋友做研究都会有的困扰。怎么样才有代表性和普适性呢？毕竟，如果你做的不是定量研究而是定性案例研究，那么基本上你既回避不了这些问题，又感觉难以回答这些问题。
别急！后撤一步：为什么我们会困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案例特殊呀！但真的是这样吗？
想想，我们之所以说“案例特殊”，其实指的是我们做研究时候面对的是具体的个体、具体的组织或社区。我们看到每个人的面孔、性格、互动当然都不一样。我这个研究里的微观特征，当然没法普遍到另外一些身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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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我们的个案扩展到其它个案了，就算我是我爸妈生的，我和我爸妈都不一样！更别提，你从一个社区拓展到另一个社区或者整个省区甚至中国了！
所以，搞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说案例太特殊，其实想说的是，我们研究的太微观具体了！
但是话说回来，微观具体就没有拓展性、普遍性、代表性吗？想想文学小说！你会说“这个人像曹操一样！”“这个人像张飞一样粗鲁！”如此等等。
为什么同样讲微观讲具体讲人物细节的小说，我们却会觉得这些描述更有普遍性呢？到底小说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能不能像小说写作一样——越具体越普遍、越微观越可推广呢？！
当然可以，我们就说一说吧！其实非常简单，3招就行了！这是来自象征互动论的研究传统！
象征互动论是在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支，该理论认为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互动中的文化、互动中的情境、互动中的人物等等。因为只要是“人”，只要是“人与人的互动”，只是要“群体与群体的互动”，肯定都会有一定的模式呀！我们只要找准这些微观具体的模式，哪怕只研究一个社区、一个组织，都能运用到其它社区或其它组织的！
下面，是我总结了纽约大学Iddo Tavory教授最近的一份研究。不过，这里面也融合了我自己多年来对象征互动论的一些学习心得。
研究普遍的人物类型模式
想想，我们之所以觉得张飞、曹操、刘备等人物可以套到身边的朋友或人物身上，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提供了某种人物类型模式。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可以这样做呀！
象征互动论的传统，经常喜欢研究人物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曹操如何从“曹阿瞒”成为一代奸雄“曹丞相”？刘备如何从“编席小儿”成为一代枭雄“刘皇叔”？一样的道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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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在你的研究中，把你要研究的群体或人物，都加成“变成……”/“成为……”！
研究“吸大麻者”？改成研究“成为吸大麻者”！
研究“爵士乐手”？改成研究“成为爵士乐手”！
研究“卷王”？改成研究“……卷王”！
以此类推
一旦你加成“成为……”，你就会发现，必须研究认同与互动，而这些认同模式与互动模式是普遍的！因为任何自我的形成，最好被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涉及到我们参与的群体。
比如，这方面最典型的是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研究的是“吸大麻者”和“爵士乐手”。当然，这两类群体具有不同特征，但你会发现这些认同和互动模式特别普遍。
如何成为吸大麻者？大麻是没有生物成瘾机制的，所以你要在群体里学习，模仿其他人是如何吸的，并且你要像身边吸食朋友一样，学会把口干舌燥的感受“打上标签”——这不是难受不适，而是一种吸食的爽感！
如何成为爵士乐手？这些乐手都是晚上泡酒吧演出，于是就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甚至有自己的“亚文化”，觉得别人不理解我们音乐界文化。这样一来，你会给自己贴上标签“我是乐手，我有自己的文化”，进一步给父母或外人贴上标签“他们不懂音乐！”。
你看，虽然这两类人物是特殊的，但是他们是类似的：建立群体内外边界的标签，建立对某些行为感受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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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研究其它的群体，会不会同样用得上“吸大麻者”和“爵士乐手”的人物类型模式？当然呀！你研究少年犯行不行？研究教室里捣蛋的小伙伴行不行？研究职场的“摸鱼”高手或“卷王”行不行？都行呀！
“这个职场‘卷王’像爵士乐手一样，老觉得我们不懂他对自己事业的热爱！”
“这个捣蛋小伙伴像吸大麻者一样，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一套感受和活动！”
你看，通了！研究微观具体的人物，但可以把人物类型形成中的认同、过程、互动、标签等概念，加以普遍化、推广化！！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优秀作品，都是以人物特征来命名的，如最近出版的《小镇做题家》《我的二本学生》等作品。你可能不是二本学生，但是你会发现和这本书描述的认同和互动都是有共鸣的！
* 《我的二本学生》书籍封面
研究普遍的情境互动模式！
即使你研究的是微观社区，但你总会发现重复出现的、反复发现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一种特殊情境。比如，领导和下属打交道的PUA情境，领导和他的领导打交道的谄媚模式等等。你的领导、你领导的领导当然是特殊的、具体的，但是难道PUA模式、谄媚模式不是普遍的吗？！
技巧又来了！我们要把每个当事人看成“问题—解决者”，而很多人会在类似的情境下有类似的问题解决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和解决措施都不是临时发明，而是社会文化与组织制度早有规定的。我们在类似情境下，只是调动类似的“脚本”而已！
比如，现在很多人关注网约车司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网约车司机和乘客之间的互动，是有模式的？网约车司机不可能每次都说一样的话，但大致会在类似的模式里。芝加哥大学有份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打交道的模式。他发现，司机会快速判断乘客是哪种模型的乘客。是外来的陌生旅客还是了解本地情况的人？能不能“宰一笔”？可不可以多载一段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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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影响力的，是来自扎根理论创始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对于“临终情境”的研究：当时，医生没有义务告知患者病情。由于医生希望尽可能顺利地进行治疗，他们希望避免与患者就即将到来的死亡进行冲突的谈话，于是医生和护士、家属合谋，假装一种乐观氛围，创造了一种“封闭的意识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患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尽管周围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快要去世了！但是，随着住院和病情的发展，各方参与的意识情境的精心编排可能会被揭示。
你说，这个“封闭的意识环境”是不是通用的？是不是普遍的？虽然研究的是美国的一所医院，甚至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但你可能觉得现在在中国也用得上，甚至觉得超越了临终情境，还能用到职场、教育、家庭等等情境！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用类似的解决方案，而我们的制度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解决问题的脚本！
话说回来，我们真的是研究微观情境吗？其实是刻板印象！其实是我们的认知分类！不管是网约车司机还是临终关怀，都是生活中已经有脚本或者是将刻板印象“套”在某个情境中。你说，刻板印象、认知分类，是不是普遍的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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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普遍的小群体文化模式！
可能你会觉得，如果用这套象征互动论方式，那“个案的普遍性”终究还是微观的，因为认同与情境都是微观的呀！
不对！想想，如果我们生活中有特定的互动、特定的情境，那100人在一起、10000人在一起按此互动与情境做事情，那是不是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组织？所以，我们只要找到群体文化模式，就可以建立个案的普遍性！
为了理解任何集体，我们需要了解这些集体成员如何发展并共享一个符号世界，如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处，逐步分享和形成共同历史、记忆、未来计划甚至内部的笑话“梗”。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只不过是由小群体在互动中凝结的意义和网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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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都宣传说很多人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尤其反映在美国警察权力很大、贫民窟很多。于是，就有人研究警察过度干预和监控贫民窟的治安，导致了“第三方警务文化”。你会发现，其实这甚至能套用到我们国家的自我审查文化！
什么意思呢？就算你不是警察、就算你不是线人，你也会用警察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亲人或路人，于是形成了自我审查、对他人的驱逐等恐惧与自觉。
因为美国有的时候会以“零容忍”的方式，加强警察对贫民窟管理，用我们所谓的“严打”方式进行管理：哪怕人们只有轻微的违法和违规行为，比如坐在人行道上、横穿马路等等，都有可能被捕。
于是，人们被管怕了。这种形式的严格警务导致街头的男男女女相互监督彼此的行为。那些经常被拦截、搜身和逮捕的人开始“像警察一样看待世界”。也就是说，由于警察和贫民窟之间的反复互动，人们改变了看待世界的视角，并习得了警察的感知模式。因此，人们之间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会合作。一旦人们看到身边的人衣冠不整，看着像坏人一样，自己立马就变身“朝阳大妈”，赶快举报这些人！
结果，这种“严打的警务干预”导致了“第三方警务文化”。本来，严打是为了让贫民窟能够减少犯罪，更加和平，但实际上却导致社区团结和合作的减少，反而没法建设好整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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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象征互动论，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研究群体文化，往往会发现，微观的互动导致的意外的宏观后果。
同样的，想想一些优秀名著，像《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如何子承父业》。这难道不特殊吗？是1960年代的英国工人社区，工人子弟如何上课调皮，提前退学去工厂赚钱，形成了一套“学校反文化”。这些群体文化是通过工人阶级子弟和父母、和同学、和老师互动形成的，看上去实现了退学和赚钱，但最后导致了自己的知识水平有限，很快在中年就陷入了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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