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913期
编译/黄倩倩、校订/兰雅婷
按语/孙宇凡、排版/王佳欣
随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女性主义。他/她们认为我们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因为只要你谈主义，就太有立场，容易有偏见。
有些人批评女性主义者是“双标”——你们老说一些看似中立客观的现象背后是男性中心。但当你们宣称女性主义更包容时，怎么不反思自己是否也存在偏见呢？
乍一听，这个论点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一些女性主义者自己也认同，认为不能“双标”。其中有一派被称为“女性主义经验论”（feminist empiricism）。简单地讲，这一派的主张是：任何价值观或立场都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换句话说，应该做到的不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而是“多谈主义，同时多谈问题，并用经验来检验这些问题和主义。”
那么，究竟女性主义的立场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偏见呢？如果会，我们要如何发现和克服这些偏见呢？
我特别喜欢的一项研究，是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安德森对一份关于女性离婚问题的经典研究的再分析。她指出，如果我们将研究过程分为八个阶段——确定方向、提出问题、选择研究对象、收集数据、数据抽样、数据分析、分析结束、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女性主义价值观或传统家庭主义价值观如何与经验数据相互作用，互相检验。
她的这篇作品对我们的研究设计有着深刻启发，也是我在9月15日开讲的《研究计划写作八讲》中的重点参考资料。这将帮助我们在研究设计中展现自我反思的能力，而这正是评审人和导师非常看重的学术品质！
*密歇根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塞科·安德森(Elizabeth S.Anderson)，图源：preposterousuniverse.com
选题阶段：同一领域，不同立场
为了避免在选题阶段就陷入视野局限，女性主义研究者们不应该只关注自身的立场，同时也看到了与自己价值取向不同的学者的观点。他们发现不同的研究人员对“离婚”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传统家庭价值”支持者：他们心中有一种理想化的家庭模式，夫妻终身结合、同住一起、共同抚养他们的生物子女。他们认为这种安排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也符合夫妻双方的最佳利益。
传统主义者要是做离婚研究的选题，就是关注离婚如何“瓦解”家庭，对孩子造成伤害。
*图源：Unsplash
女权主义者立场：她们则对离婚的态度更加开放。她们并不把“离婚”直接视为负面事件，而是思考，离婚是会加强女性的劣势，还是能帮助女性摆脱压迫性婚姻？
尽管最初并不确定该如何评价离婚，但他们的女性主义价值观使他们不再使用“与‘传统’家庭关系的接近程度”的标准来评估离婚后的家庭形式的好坏，进而选择新的切入点来进行研究。
在选题阶段，女性主义价值观并没有为斯图尔特团队带来局限和偏见，而是使他们了解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后产生自己的判断。
提问阶段：怀疑预设，全新视角
在制定研究问题的阶段，女性主义者的价值取向使他们怀疑传统主义者在研究中的预设，进而站在全新的视角提出全新的方法或研究问题。
将已婚父母视为理想的传统主义者预设“离婚是破坏性的”。因此他们的研究问题往往是：离婚是否对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比较有离婚和没有离婚的家庭成员在幸福感等方面的指标，并特别关注离婚带来的负面结果（例如疾病、贫困、行为问题）。
* 阿比盖尔·斯图尔特，心理学、妇女和性别研究名誉教授，重点关注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生活、个性以及适应个人和社会变化的心理学
作为女权主义者，斯图尔特团队对这种研究做出了下面几点怀疑：
第一，从方法论上讲，几乎不可能区分“离婚的影响”和“导致离婚的婚姻问题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需要设计新的控制方法。
第二，他们也怀疑，对负面结果的关注，是否会降低发现离婚带来积极结果的可能性？
第三，对比“已婚”和“离婚”人群之间幸福感的总体差异，是否草率地假定了群体的内部同质性，而忽略了不同主体的差异？
女权主义者将人视为主体，人能够积极地解释和塑造他们生活中事件的意义，而不仅仅是通过其身份是“已婚”或“离婚”来定义自己身处“正面”或“负面”情况。尽管同属“离婚群体”中，不同人对“离婚”的看法可能不同。
鉴于对传统研究的这些怀疑点，斯图尔特的团队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每个个体对离婚及其影响赋予的意义如何？”
研究对象：扩展维度，增加对象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女性主义者们同样基于价值观选择了新的维度，扩展了传统研究的对象局限。
认为离婚导致或构成了婚姻的失败的学者们会把“离婚对家庭成员的负面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例如临床心理学家朱迪思·沃勒斯坦就认为离婚会给受影响的孩子留下终身的伤痕，使孩子“处于风险中”。因此她在研究时会使用心理困扰的测量工具，并试图寻找某种类型的证据。
由于“试图寻找”并不代表“一定能够找到”，这些学者的立场预设并不妨碍有效地进行实证研究。
*阿比盖尔·斯图尔特的著作《性别，忧思：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女权主义反思》
但持女性主义视角的斯图尔特团队并不认同这种研究方式，他们在纵向和横向上都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展：
纵向上，他们将离婚不仅视为损失，还视为“个人成长的机会”。在对新的生活境况进行适应后，家庭成员可能会随时间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变化。这种更长的“时间评估视角”使他们进行了一个纵向的研究设计。
横向上，斯图尔特的团队质疑了传统研究的个人主义取向，他们愿意将离婚后替代的家庭形式视为家庭，也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
离婚后的夫妻仍然以分居的方式作为孩子的父母而相互联系，因此这些研究对象能够帮助探索不同联系方式对孩子的正面或负面影响，这种“家庭多元化”的概念是传统主义者所并不具备的。
数据收集：灵活收集定量与定性数据
在收集数据时，女权主义者也不仅仅受限于传统的维度，而是根据他们对“离婚有潜在积极性”的观点加入了新的方面。
离婚研究的中心焦点一般为“离婚中涉及的人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往往用一系列固定的维度定量测量：身体健康状况、压力症状（如睡眠紊乱）、经济安全和孩子的行为问题等等。
然而，对于这些客观现象的定量测量并不能捕捉到幸福感的所有方面。
斯图尔特的团队除了收集关于更客观现象的报告外，还收集了受访者离婚后的感受和对变化的解释。这提供了关于“离婚被视为个人成长机会”的重要数据。特别是女性，有70％的人认为自己的个性在离婚后有所改善。
* 图源pixbay
有关受访者感受和自我解释的定性数据给予了研究对象主观权力，让他们自己判断价值。
例如，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离婚使女性的客观财务状况比结婚时更糟糕”。但在主观感受数据中，斯图尔特的团队发现，许多离婚的女性尽管承认她们的收入较低，却对离婚带来的财务状况改变感到满意，因为离婚让她们享有了对自己收入更大的财务自主权。
对受访者的定性自我评估的收集，能够将离婚的客观数据展现得更加清晰，为定量数据提供新的思考。
数据抽样：随机抽取，预防偏见
不同的价值观塑造了不同的研究设计。离婚视为损失或个人成长的机会、视为家庭瓦解或家庭转变，有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我们要如何防止这些带有价值判断的研究仅仅是验证了其自身的假设呢？要避免价值观产生的偏见，就要谨慎地进行数据抽样。
在离婚研究中，从心理诊所抽取的样本有时会偏向那些在离婚后遇到巨大困难，或将困难错误地归因于离婚的人，而不利于那些认为离婚是一种解脱的人。
因此，要抽取随机案例样本。
斯图尔特的团队并不是在心理诊所选择样本，而是在离婚登记表中随机抽取案例，减少了一定的偏见。同时，为了防止样本中的性别偏见影响结论，他们还对母亲和父亲们进行了分别的分析。
进行抽样选择时，要在证据中进行随机抽选，这样研究才不会被价值“操纵”，导致只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数据分析：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个体差异
定量研究通常包含大量变量，研究人员必须在其中选择出要分析的变量。
如果我们对离婚后儿童的心理调整感兴趣，就可以通过测量“儿童成熟度”来反映儿童的心理调整，成熟度的显著正系数会表明在这方面更成熟的儿童在离婚后有更好的心理调整。
然而，斯图尔特的团队却发现“成熟度”在离婚后的心理调整上没有主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成熟度对儿童的调整无关，而是可能通过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来影响儿童的调整。
* 夹在父母亲密关系之间的儿童，图源pixbay
事实上，团队发现，父母冲突较频繁的儿童有更好的调整能力，但父母冲突较少的儿童调整能力更差。这是由于父母的争吵促使儿童提高成熟度，来接受父母的冲突。但没有看到父母吵架的孩子们则无法用不充分的信息来理解父母的离婚，则会表现出更差的调整能力。
对数据的分析体现了研究者的价值观，正确的分析方式是尊重具体情况、关注群体内的异质性（“高冲突离婚”与“低冲突离婚”），不仅仅认为平均结果能够代表群体。
同时要对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保持敏感，而不只局限于“自变量对因变量直接产生影响”这一种情况。
分析终止：关注符合与不符合价值观的发现
任何科学研究都无法探索数据中包含的每一个可能性，那么应该何时结束分析并得到结论呢？
一般情况下，学者往往一旦获得满意的发现就停止分析，但对于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不满意的发现将会继续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它们。
斯图尔特的团队发现一些在离婚后跟随母亲的孩子因为会父亲的定期探望而感到困扰。这个现象有些令人意外，于是团队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是“离婚后父母的高冲突”导致了这一情况。
* 图源pixbay
对于离婚后仍然争吵的父母来说，定期探望是定期争吵的场合，孩子们可能会因此感到焦虑。这一解释使团队向高水平冲突离婚中的父亲提出更加适当的建议：不要远离孩子，而是更加自发、自然地探望。
但是，除了对令人意外的结果坚持进行分析，斯图尔特的团队在批判性地反思了自己的做法后，认为他们也应该对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但有争议的发现也应用同样严格的分析。
于是他们重新深入挖掘了他们认为对女权主义者有利的发现，即“离婚母亲如果全职工作，她们会更好地调整和适应”。这其中是否有被掩盖的其他变量对结果产生交互作用？
*职业女性or家庭妇女，常常令当代女性陷入两难的选择，图源pixbay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确实如此。在离婚前就在职场上的母亲，如果在离婚后继续工作，确实有助于她们的调整。但是之前一直呆在家里的母亲，如果离婚后突然开始工作，却会产生负面的效果。
分析不能止于“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满意的发现”，所有符合与不符合价值观的结果都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以揭示可能被偏见所掩盖的真相。
得出结论：在经验中反思或验证价值观
离婚研究的主要目的，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其他研究一样，是根据经验证据回答评价性问题。
如果想离婚的父母继续在一起，孩子会更好吗？对于受影响的各方来说，哪些应对策略会使离婚后的情况好转或恶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经验证据中了解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好，并纠正或验证我们先前的价值判断。
在全面地分析数据后，斯图尔特的团队用在概括结论时使用了许多大胆的词汇：他们甚至用“明智”来形容他一些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人愿意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即使他们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观念相悖。
* 图源pixbay
例如，一些母亲拒绝了传统观念，即“只有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保持牢固的权威关系时，家庭才会维系得更好”。他们发现，在离婚后，如果他们比以前更多地与孩子商量家庭决策，他们的家庭在解决问题方面更有创造力。
女性主义者们的预设并不事先确定评价性问题的答案，而是让答案由研究中发现的证据来确定，进而概括出最终结论。
在了解女性主义者进行研究的这个案例后，我们可以发现，价值判断并不是学术研究的“隐患”。实际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价值判断将确定回答我们的价值问题所需的概念、工具和程序。但事实——证据——告诉我们哪个答案更有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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