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社员大会亲历记

文摘   文化   2024-11-08 17:30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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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事

社员大会亲历记

■ 陈  荣


我国农村自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后村民都成为公社社员,全体社员参加的会叫社员大会,大队、小队(生产队)每年都要开好几次。我曾经在生产队当过数年农民,参加过很多次社员大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几十年过去了那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天的社员大会是大队召开的,会场设在我们小队一个社员家的场地上,所以选在这里,一是我们小队处在大队的中心位置,离大队部也近,人员集中方便;二是这家人家的客堂比较宽敞,屋前的场地比较空旷,来开会的社员有四百多人,场地不大坐不下。大会的主题内容是布置“三秋”工作,所谓“三秋”,一是秋收,收获水稻;二是秋种,种植麦子、油菜;三是秋管,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所以那天的会也可以叫“三秋”动员大会,但是没有拉横幅会标,农村人办事能简单就简单。

开会通知的时间是下午一点,但是大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吃过中饭就提前来到会场。以前村里开会都是干部等社员,那天他们既要主持大会,还要负责会务。两个人到屋里搬张八仙桌往客堂前的屋檐下一放,再搬几条长板凳往桌子边一围,就算搭了主席台。另一个人从人家那里借来两个竹壳热水瓶和四五只瓷碗放在桌上,屋的主人又拿出半瓶焦大麦给几位领导泡茶。那时农村麦收后农户都要留出几斤新大麦,淘尽、晒干后放在铁锅里炒焦,整个热天都用它泡茶。大麦茶浅褐清亮,有一股诱人的焦香,喝着解渴、祛暑、提神,口味不逊红茶。扩音器公社的广播站有,但是这次没有去拿,大队离公社路有点远,拿来拿去不方便,况且别的大队也在开会,说不定早被人家借走了。领导们也作好了提高嗓音、讲话时多喝几次水的心理准备。

领导们做完这些工作,再到会场四周转一圈看看,就围到桌前一边等社员一边喝水闲聊。坐北朝南坐着大队党支部书记,左右两边坐着大队长、副大队长和大队粮管员兼团支部书记。书记是位年轻人,三十出头刚过而立,“四清”时工作队培养他入了党,前几年大队的老书记调走后,公社领导就让他接了班。大队长五十不到接近天命,曾经是“土改”的积极分子,从大队成立起就担任大队长。他当时的正式职务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但是大家叫惯了仍旧叫他大队长。大队长平时比较和气,见人总是笑呵呵的,到村里、田头碰到熟人都会点个头、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他爱抽烟,平时都抽劳动牌,因此肺不好,路走急了要喘气,话说长了要咳嗽几声。那时大队支委会成员还有一位大队妇联主任,那天她没上主席台,说要在台下和妇女群众打成一片。

下午一点过后,社员们挎着小矮凳陆续从各个小队来到会场,一路上三、五个一拨扶老携幼说说笑笑,他们平时在田里劳动很辛苦,开会是难得坐着休息可以记工分的美差。那天天气也好,秋高气爽不冷不热,土布衬衫外面只要套件外套,因此大家都像去赶集、去看电影那样热闹。先来的社员先找场边僻静的地方坐下,多数人不习惯把自己暴露在场地中央。后来的社员碰到隔壁小队认识的,一边李家阿叔、张家婶婶打个招呼说上几句,一边两眼不断朝会场张望,社员们喜欢寻找自己小队的熟人扎堆坐。

大队长不时大声招呼大家:“某某小队的坐到前面来,前面有地方,客堂里也有空”。一点半左右,社员们该来的、能来的都来了,除了十几个“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他们没有权利参加社员大会,被治保主任看押着到村西挑泥劳动去了。支部书记看看会场,然后朝大队长说声:“差不多了”。大队长点点头站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大声宣布:“社员同志们!现在开会了。”他的嗓音有些沙哑,讲了几句开场白就请书记作报告。书记的嗓音洪亮,口才也好,他没有打印的讲话稿,手里只拿一本《工作手册》,低头看一眼讲一阵,再低头看一眼再讲一阵,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书记讲家乡话不讲普通话,有些词的发音与普通话差别甚大,但是家乡话社员们听着习惯、听得懂,讲普通话发音不准也显得不接地气。他先讲抓好“三秋”工作的重大意义,后讲“三秋”工作面临的形势,再讲“三秋”工作的主要任务,最后强调了落实“三秋”工作的措施和要求。他说了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说了今年“三秋”任务重、时间紧,要求各个小队、全体社员同志务必齐心协力,不怕疲劳不能松劲,扎扎实实完成“三秋”各项任务。他要求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大会的会场开始时有些嘈杂,慢慢的就安静下来,少数人如课堂上的学生在认真听讲,多数人则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男的有的在抽烟,有的忙着打草鞋、编土筐、竹篮;女的有的在结绒线,有的在扎鞋底、补衣裤,有的二、三个一起交头接耳在说那家子女孝、那家媳妇跟婆婆吵;青年男女有的在看书看报,有的不说不笑却时不时偷眼往心仪的人那边瞄瞄。书记正在侃侃而谈,客堂里突然响起一个婴儿尖利的啼哭声,惊得年青的妈妈慌忙起身到里屋给孩子喂奶止哭。会场外边有小孩在戏耍追闹,突然有二、三个窜入会场往社员们的间隙里跑,急得大队长连忙站起来高喊:“是啥人家的小囡,不要乱跑!请大人把自家的小人看看好。”社员们报告听得不是很认真,实际上也用不到认真,因为他们每天只要听小队长安排就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实在,虽然还在特殊年代,但是农民种好田是理所当然。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前些日子广播里说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出来了,他也说要抓整顿、抓生产。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瞎折腾,田荒了粮食、蔬菜收不上来,不但自己要饿肚皮,还让城里人吃个啥?

书记滔滔不绝讲了超过一个半小时,讲到后来已经脱掉外衣、头上微微冒汗,旁边的粮管员也在他瓷碗里添了几次水。实际上他讲的大部分也是前几天公社“三秋”动员大会上公社领导所讲的,他的责任是把精神原原本本传达到社员群众。书记讲完后,粮管员兼团支书站起来说要讲几句。他讲了今年完成国家征购粮、安排好社员口粮、牲畜饲料粮以及积极出售余粮的计划和要求,强调必须按照国家计划不折不扣完成任务。他最后要求全大队的共青团员和青年男女要在这次“三秋”大忙中积极发挥突击队作用,争取成为优秀青年、模范团员、五好社员。粮管员讲完后,主持会议的大队长再问问旁边的副大队长有没有要补充的。副大队长摇摇头,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大队长最后站起来说大会的贯彻要求,强调各小队回去后要按照今天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抓紧做好人、财、物的各项准备,争取夺取“三秋”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说完他朝书记瞧瞧,书记朝他点点头,随后他大声宣布:“今天的大会就到这里,散会!”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一阵骚动,社员们纷纷收起物件,拿起板凳,叫上自家的小孩,匆匆往家赶。男的回去趁着天还没黑要到自留地上浇浇水、施个肥,女的回去要收收地上晒的、竹竿上晾的,还要准备做晚饭。农村人平时睡得早,吃晚饭也早,虽说饭菜简单,也得忙乎一阵子。不一会儿,会场就人去场空。又过了一会儿,村里各家的屋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

19629月中央颁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载明:人民公社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生产队社员大会。但是在那个民主法制不健全的年代,大队、小队召开社员大会讨论决定集体重大事项,维护集体、个人自身权益的机会极少,大多数都是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布置重要生产任务,“文革”中搞某个政治活动也要开社员大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公社改设为乡、镇,农村土地也由生产队集体经营改为家庭联产承包,原来那样的社员大会就没有了。

陈荣,上海市青浦区人,1980年参加工作,研究员职称,曾任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科技干部、农科院组织处副处长、作物所党总支书记、农科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农科院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农科院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在《解放日报》《农业科技管理》《清风》《上海农业学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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