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刘洋
前几天，因家里的一点小事请老同学帮忙，在县城一家比较有名的餐馆设宴款待他。我和他情同兄弟，都属于那种比较真诚、淳朴、善良的人，但又都不太擅长人情世故。
毕业后，我考取了公务员，他则在昆明的一个法院当过书记员和辅警，工资很低，吃住条件也很差。有一次，我去他单位看望他，见他住在一个只有几平米昏暗潮湿的地下室，没有床，只有一个地铺，也没有被子，只有一件军大衣，地铺周围堆满了司考复习资料，我差点流泪，没想到他待业这段时间过得这么苦！
据他自己讲，那段时间真的是憋足一口气，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复习司考，只想快点结束这种窘境。后来，经过努力，他成功考取了司法资格A证，并找到一家省内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当起了律师。应该说，他的求职之路要比我坎坷得多，早早经历过人情冷暖和社会“毒打”。
我们毕业后虽然也联系，但聚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我不知道，此刻的他，在饱经当今社会的“洗礼”后，会不会变得油腻不堪亦或圆滑世故？
相见之后，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他还是老样子，身材略有发福，虽然穿着略紧身的西装以及他最不爱穿的皮鞋，但随意的举动掩饰不住本真的底色，跟我一见面就开起玩笑，像当初学生时代一样，没有任何不自然。
而相比之下，我却小心客气很多。我热情地给他开车门，提示他小心上楼梯，招呼他入座主位置，席间不停地给他倒水、送纸、夹菜、添饭、发烟。他似乎有些不习惯，不停地让我不要客气，但碍于情面也没再制止我。
吃过饭，送他上车时，他看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你变了不少嘛，我都快有点不认识你了。”我悠悠地叹口气，无奈道：“为了在这个残酷的社会生存呗！”空气骤然间凝固了，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他启动了车子，临走前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原来的样子，挺好！”
他或许不知道，我历来是最痛恨这种虚情假意的人情世故的。多年来，我在这方面一直都是以一个“失败者”形象存在，总是被别人冠以正直这个看似褒义的贬义词来定义。看着周围的人全靠这一套“绝学”发家致富，鄙视唾弃竖子成名、小人得志，自己在经历过屡屡碰壁、摔得头破血流之后，却又不得不向这些人学习人情世故。
我一直不知道该以怎样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人情世故这个东西，本来我是真没资格来在人情世故这方面上高谈阔论的，但我还是想讲讲我所理解的人情世故。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听到，却很难准确理解的词语，它似乎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却又让我们感到困惑和无奈；它似乎是一种必须掌握的社交技能，却又让我们感到厌恶和抵触；它似乎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却又让我们感到难以捉摸和应对。
不知为何，在我们这个年代，人情世故好像被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当年社会最“遥遥领先”的技术，成了我们通往“成功之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它，似乎干什么都不行。就好比家庭中不懂得人情世故就会亲情淡漠，朋友间不懂得人情世故就会友情疏远，生活上不懂人情世故就会穷困潦倒，工作上不懂人情世故就会前景黯淡。
人情世故分为很多种。譬如，我请同学吃饭，这类“国产式饭局”正是人情世故的一种。中国人的饮食之道，也是人情融合之道。每次厅堂上、饭桌上的吃饭，其本质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在饭局上认识人、交朋友、攒人脉。一场饭局，既是亲朋故交之间的欢快沟通交流，也是生意对手间的交锋谈判，更是追求进步下属与领导之间的忠诚表白。
所谓的人脉、圈子、资源、友谊、生意和交易，最后都绕不开饭局。所以，这个饭局就非常讲究，对于座次的先后、尊卑，一般情况下，普遍“客人为尊”“上级为尊”“长者为尊”“女士优先”等原则；从方位的维度看，“面门为尊”“排头为尊（纵向）”“居中为尊（横向）”等。
譬如说，喝酒的规矩就有千万种，什么酒杯要比别人低，领导喝不下去要替领导挡酒，不能连续敬一个人等等。再譬如说，饭局上领导说话时，不能吃饭，不能看手机，要认认真真听，下属要做好临时服务员，领导酒杯空了要赶快加酒，有人去卫生间要陪着等等。
此类的规矩，千千万万、罄竹难书，搞笑的是，很多人还能靠这个写一些乱七八糟关于人情世故的书出来，卖书卖课挣钱！很多人都将伏低做小、阿谀奉承这类虚情假意、华而不实的奇技淫巧称之为人情世故，奉之为圭臬，而将真才实学放在一边。
我想起了前些日子在刷抖音时，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男篮的消息。即使每次刷到的都是男篮惨败的消息，作为理智球迷，也没有像某些网友一样义愤填膺、破口大骂。然而，一条几千人点赞的评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评论是这样的：中国男篮，乔丹来了都要递烟。不知为何，一句评论瞬间同时戳中了我的笑点和泪点。
我想不用解释，大家都能意会这条充满了讽刺、无奈与悲哀的评论是什么意思。试想，如果一个全世界打篮球最好的人，因不善于人情世故而被篮球队拒之门外，上不了场、打不了球，该是多么悲哀！
这些还只是饭桌上、球场上的人情世故，如果上升到庙堂上呢？
古往今来，中国就是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什么是人情世故？现代汉语的释义是“为人处世的道理”，用我们现在通俗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情商”。生而为人、立足于世，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似乎是理所应当的。
现实中，经常有人会被笑话不懂人情世故，不会来事、情商低。然而，不善于人情世故就是情商低、没出息吗？而擅长人情世故，就一定是情商高、有出息吗？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下面的几个故事，或许会让大家对人情世故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思考。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一直以“学而优则仕”作为最崇高的理想，文人志士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必须从政入仕，只有坐上更高的位置，才能有施展自己的治理才华的空间和机会。但入仕条路却异常艰辛坎坷，不光要靠你出众的道德、才华或影响力，人情世故这块有时也至关重要。往往许多有才华的人是不善于人情世故的，著名大诗人孟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例子。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自唐朝以后，或许每个入仕无门、怀才不遇的人，都会吟上孟浩然这首遣怀明志的诗句。
公元728年秋，孟浩然在科举考试中落榜了，此时的他已经39岁了。三年前，他离开家乡，北上来到京城长安，曾想直接上书皇帝，要求面试以求取功名，却因生性清高，总觉得难以启齿。三年过去了，为官之事，一无所获。在众人的劝说下，他参加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却落榜了。
半生漂泊，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中，往事历历，不免心生惆怅。不知不觉中，孟浩然来到了在翰林院供职好友王维的家中，在与好友的倾心相谈中，一首《岁暮归南山》应运而生。“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王维听了，极为感叹，怎样才能帮上好友孟浩然呢？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有人禀告，当今圣上唐玄宗来了。王维一听，不由得紧张起来，急忙让孟浩然先回避一下，自己则慌忙转身迎接圣驾。没想到，孟浩然更是慌张，头脑一片空白便狼狈地钻到了床底下躲起来。
寒暄过后，王维不敢隐瞒孟浩然在自己家中，于是便禀告了皇帝。唐玄宗对于孟浩然的才华和诗作也早有耳闻，便欣然召见了孟浩然，见孟浩然一脸窘状地从床底下爬出来，玄宗没有生气，反而和蔼地询问道：“爱卿带来诗作了吗？拿出来给朕欣赏欣赏。”
激动万分、毫无准备的孟浩然只好把刚才作的诗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一听到“不才明主弃”这一句，还未等孟浩然将诗读完，唐玄宗便生气地说道：“是爱卿不来求官，朕何时抛弃了爱卿。爱卿又为何在诗中诬陷朕呢？”没等孟浩然反应过来，唐玄宗转身愤然离去。
这一次孟浩然彻底失去了做官的机会，失意地离开了长安。这首诗的才华不容置疑，但是从情境来说，确实很不合时宜。如果当时孟浩然懂一点人情世故，随便吟出一首像“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那样的成名作给玄宗听，估计不得重用的问题便解决了。
我一直替这样一个才华横溢、风度不凡的“孟夫子”感到惋惜，甚至至今都无法释怀。孟浩然因不通人情世故，在面对唐玄宗时作诗不当，失去做官机会，一生未能施展治理才华，这是多么的遗憾。
还有这样一个“怪人”，他明明可以凭傲视天下的才华和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但却偏要跟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过不去，甘愿遵从本心和良知，挥洒率性洒脱的本性，不屑于人情世故，在尘世间活成“仙人”。
纵观华夏五千年，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的天才数不胜数、各领风骚，但能称得上全才的，苏轼称第二，怕是没人敢称第一。
在诗上，清新豪健、独具风格，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上，他开创了豪放激昂的词风，与辛弃疾并“苏辛”；在文章上，他名列“唐宋八大家”，与欧阳修被后世称为“欧骨苏风”；在书法上，他名列“宋四家”，《黄州寒食帖》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不相上下；在绘画上，他与文同齐名，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而在社交上，他更是凭借博学的知识、幽默的人设和极高的情商，成为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社交狂人”。有人做过一项统计，苏轼几十年生涯中，交往的朋友达千人之多，其中，既有名人雅士，也有贩夫走卒；既有达官显贵，也有市井小民。
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才，却一辈子仕途坎坷、一贬再贬。宋朝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新旧两党，双方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熙宁四年，新党得势，王安石主政，苏轼上书论新法弊病，触怒王安石，被王安石排挤，被贬谪到杭州；元丰八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主政，“一刀切”废尽新法，苏轼认为这样也不对，上书斥责旧党，又被旧党排挤，苏轼再度被外放。自此之后，旧党新党都不容苏轼，无论哪方得势，苏轼都逃不了被贬的命运。
自始至终，苏轼有自己坚定的立场，他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边。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什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想说就说，真诚洒脱。他觉得自己从未矫世违俗，何以却与世俗格格不入，曾写诗云：“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
既有真才实学，又有较高情商，范文正和苏麟这两位可谓是文人中的天作之合，这也是人情世故上得了庙堂的美谈之一。
范仲淹在为官期间，对于那些既有真才实学，又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做到尽力举荐、认真培养。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举荐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才。其中有一个名叫苏麟的官员，因职位远离杭州，未能得到提拔的机会。一次机会让他得以与范仲淹单独见面，给范仲淹看的诗里写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范仲淹看完后哈哈一笑，当然理解他的目的，苏麟的诗歌里的这两句表面上写的是景物，实际上表明了他想上进的心声。考虑到苏麟为人忠正、德才兼备，却没有更大、更好的平台来施展才华，不久后就写了一封推举信，苏麟也因此得到了升迁。
从苏麟求官的事情可以看出，托人办事有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需要讲究方式方法。首先要了解被求之人的品性和喜好，其次展现自己的才能以得到重视，从侧面让被求之人心里高兴比直截了当的效果来得更好。而范仲淹也因为善解人意、唯才是举的高尚品德，广为人们所称赞。
情商高也好，低也罢，做人或做官，都应清白立世、问心无愧，不能做有悖天道人伦之事。有人说：有德无才为小善，有才无德做大恶。司马迁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北宋的宰相丁谓就是这样一个有才无德，堪称现代式“高情商”的极品人才。
提起丁谓，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但是大家一定听说过溜须拍马这个词语，其中的“溜须”典故就是这位丁同志留下来的。这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一个故事：丁谓聪明博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特别擅长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也有缺点，那就是很擅长投机逢迎、阿谀奉承。丁谓随着官位的增长，向上爬的欲望也日益强烈，逐渐走上扭曲灵魂、讨好上司之路，做事以“多希合上旨”为准，他这个德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会来事、情商高。
当时丁谓在宰相寇准门下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寇准是一个刚正不阿、为人非常正派的人，丁谓对寇准那叫一个毕恭毕敬，非常听话。有一次，官员们一起吃饭，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挂上了汤汁，丁谓看见了，连忙起身，把寇准胡子上的汤汁擦掉，边擦还边说：“寇大人，您这胡子长得真好啊！”寇准听了，就笑着说：“参知政事是朝廷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你身为参知政事，难道是帮长官捋胡子的吗？”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的心思应该放在工作上，不要整天想着奉承领导。寇准这话说完，在座的官员都哄堂大笑，丁渭却满脸通红，因此怀恨在心。后来他得势后，屡向皇帝进谗言，最终将寇准贬到雷州，老丞相客死他乡。丁谓趁机将朝中凡是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成了北宋朝廷只手遮天的人物，他恃势恣横、为所欲为，朋比为奸、陷害忠良，被老百姓被称为权臣“五鬼”之一，是国家社稷极大的祸害。
如果丁谓同志的高情商是一种过人的本事，那么接下来这位“人精”宋大人无疑是将这种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宋之问，初唐知名诗人，与李白、王维、孟浩然、贺知章、陈子昂等并列“仙宗十友”，《渡汉江》是他的名作，更是中小学课本唐诗中的必选之作。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追求功名利禄，也一生都费尽心机地发挥其在人情世故方面上的“优势”。
他是可以从后排座位直接跑上主席台给领导“揩鼻涕”的那类人。他为了得到武则天赏识，谀奉地吹捧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俩，编撰书籍借以歌功颂德；为了将亲戚的名句占为己有，无情地杀死自己的外甥刘希夷；为了依附武三思，恩将仇报出卖好友张伸之，致使好友被诛全族。
宋之问一辈子都在苦心钻营，先是投靠在太平公主的门下，满口表示要誓死为太平公主效忠，转而又想倚靠安乐公主这棵大树，向安乐公主极尽谄媚巴结。小人宋之问反复无常的举措，终令太平公主反感。在太平公主的参奏弹劾下，53岁的宋之问没有当成中书舍人。唐睿宗即位，宋之问因反复无常、阴险狡诈、恶贯满盈，被睿宗下诏流放到钦州，后赐死于桂州。
宋之问这种人，你能说他没才华吗？你能说他不聪明吗？他似乎已经将“情商高”这个词发挥到了极致，但再高的情商也要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他这种对国家不忠、对朋友不义、对百姓不仁，靠毫无原则底线的趋炎附势来谋取功名利禄的人，无论做多大的官，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到最后，人们没有记住这个官至五品的“厅级”干部，反而更多的是记住他在被贬后那句温情暖心的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想来不得不让人唏嘘感叹！
从以上几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当人情世故上“庙堂”时，没有了规则约束和制度保障，没有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引导，没有德高望重的伯乐甄别千里马，则会出现“劣币驱良币”现象。
那些无德无才的小人凭借所谓的“高情商”进入庙堂之中，以至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而那些真正有道德、有情操、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才，只能被这些腐朽、糟粕的人情世故过滤掉，无法为国家分忧、尽责，无法为百姓造福、谋利，这实在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憾事和损失！
自古以来，“任人唯贤”这个道理就为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推崇。一个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离不开人才，而选贤举能就成了兴国安邦的关键。“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任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百姓的安乐艰辛，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动荡，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南宋学者胡宏说：“治天下之乱者，必以知人为本。”治理国家，需要那些真正德才兼备、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是那些两面三刀、八面玲珑的高情商式的人，古往今来，道德高尚、满腹才华的人都不一定善于人情世故，而工于心计、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却多数无德无才。
如何识人、选人、用人，历来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道大难题。应当选拔那些德才兼备、公道正派的人才，而不是以人情世故来作为选拔或定义人才的第一标准。人情世故也好，高情商也罢，都应该也必须建立在真善美的取向和正确“三观”的基础上，如果这个出发点错了，再高级的人情世故也不过是虚假的表演。
“自古真情留不住，总是世故得人心。有朝一日能觉醒，物是人非两头空。”从厅堂到庙堂，人情世故贯穿我们的一生，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场必修课，但它只上得厅堂，绝不能上庙堂。如何做到“知世故而不世故，明世俗而不受浸染”，保持一颗“世事洞穿，天真不泯”的赤子之心，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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