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深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抗击国民党“围剿”的战役中铩羽而归，不得不启动一场宏大的战略撤退，即后来的长征，目的是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向遥远的西部进发。
然而，为了确保主力部队的安然撤退，中央苏区的守备任务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一使命必须由一支坚定不移、意志坚强的队伍来承担。于是，关于谁能留下、谁能离去的问题变得异常棘手，留下意味着要直面敌军的残酷围剿和极高的生存风险。那个时期的会议记录，披露了高层在决定留守名单时的曲折与幕后斗争。
在那次决定战略转移的会议上，陈毅，这位苏区的杰出将领，一瘸一拐地在大雨中站立，石膏固定的伤腿显得格外显眼。他激情澎湃地向士兵们宣告：“同志们，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红军虽然暂时离去，但我们坚守的阵地永存。拿起武器，坚持到最后一刻！”他的铿锵誓言为士气低落的战士们注入了一缕不屈的斗志。然而，在这鼓舞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红军高层之间微妙的权力博弈。
在留守名单上，项英和陈毅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都被认为是领导剩余力量的最佳人选。陈毅因伤势无法随大部队行动，而项英则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被视为不二人选。
此外，名单上还有其他显赫的名字：才华横溢的宣传家瞿秋白、坚定的革命家何叔衡、以及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等人。几乎所有留守成员都与毛泽东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这不禁让人猜测，名单背后是否隐藏着有意削弱毛泽东势力的企图。
博古、李德等高层领导对毛泽东的忌惮早已暴露无遗。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们为了推卸责任，对红军领导层进行了重组，将更多与毛泽东亲近的人排除在长征计划之外。按理来说，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在苏区的崇高威望，本应是随主力部队撤退的最佳选择。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博古和李德最初竟然提出将毛泽东留在苏区。这一提议在高层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幸运的是，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坚决主张毛泽东随军转移，认为他的战略思维对长征的成败至关重要。最终，毛泽东得以随主力部队西行，这一决策后来证明了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深远影响。
博古还试图将刘伯承将军留在苏区。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反围剿立场，让博古和李德感到威胁。在拟定留守名单时，他们甚至强行要求刘伯承留下。
然而，留在苏区不仅意味着无休止的战斗，还可能葬送他杰出的军事天赋。这一提议遭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博古最终不得不妥协，刘伯承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留守决定的会议不仅决定了个人命运，更关乎着整个苏区的存亡。最终确定的名单中，约有16000名红军士兵留下，其中包括2000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以及大量临时征召的地方武装。
除此之外，还有近25000名因伤势无法行动的伤员，这些人无法参与战斗，却又需要物资和医疗人员的照料，这进一步削弱了留守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危如累卵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离开苏区前起草了《关于游击队行动的指示》。他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留守部队应放弃土地，争取时间，与敌展开游击战，确保部队的完整。”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深刻影响了留守指挥官们的战术选择。
他们不得不在崇山峻岭中游击，放弃了传统的阵地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作战方式，力求保存实力。正是这种游击战术，使得留守部队在敌军数倍围剿的压迫下，仍能顽强抵抗，保存了部分实力。
历史的车轮最终证明，这份名单对中央苏区的红军残部来说，是一场生死的考验。面对装备精良的敌军和恶劣的生存环境，陈毅、项英带领余部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历经重重挫折，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在数年后终于成功突出重围，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为红军的历史留下了永恒而不朽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