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象棋界有个传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场锦标赛上,伟大的丹麦犹太棋手阿伦·尼姆佐维奇,在对阵德国大师弗里德里希·萨米施时,发现自己很被动。一想到要输给一个在他看来水平不如自己的对手时,尼姆佐维奇就怒不可遏,他跳到桌子上大喊:“我竟然要输给这个白痴?”周二深夜,随着贺锦丽赢得总统大选的希望突然开始变得渺茫,这个想法一定在不少自由派专家和民主党知名人士的脑海中,闪过。是啊,考虑到民主党人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一个两次遭弹劾的前总统、一个重罪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偏执狂、一个小丑、一个精神错乱的老家伙、一个不断被深夜脱口秀嘲讽和道德谴责的对象,他们怎么会输这么惨?许多民主党人倾向于采用的理论是,一个容易受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和极度愚蠢影响的国家,会被那种曾经诱惑德国选出希特勒的煽动行为所蛊惑。这个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只是歪打正着。自由派人士普遍无法理解,特朗普的政治吸引力——他们想当然的原因除外——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做到历史性的、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卷土重来。从策略层面说,存在很多失误:她选择了一位进步派的竞选搭档,这无助于她拿下宾夕法尼亚州或密歇根州等必须拿下的州;她无法将自己与拜登总统做切割;她愚蠢地将特朗普称为法西斯主义者,这等于是在暗示,他的支持者差不多也是法西斯主义者;她在吃力地为自己的参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时,过度依赖名人代言;她没有坦率否定自己在2019年作为候选人时,采取的一些更为激进的立场,而是依赖于“我的价值观没有变”这种陈词滥调。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是,在没有政治竞争的情况下,直接任命贺锦丽为候选人——这是对民主程序的侮辱。而且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任命了一个非常弱的候选人。反过来,这又是因为,民主党人没有认真对待拜登明显的神智衰退,直到6月的辩论灾难(之后又让他多坚持几周),使得哪怕一个时间缩短的迷你初选,都不太可能。但这些算计上的失误,存在于三个更大的世界观错误之中。首先,许多自由派人士坚信,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情况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非常好,任何与此观点相左的人,要么是散布右翼不实信息,要么是傻瓜。其次,不愿正视现代自由主义,对如此多的美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厌恶。第三,坚信在面对特朗普时,唯一合适的政治形式是抵抗(Resistance)的政治——大写的R。关于第一点,我已经记不清自由派专家有多少次,试图引导读者阅读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晦涩数据,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停止对消费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或房屋和汽车融资成本的上升,感到恐惧;或者坚称南部边境不存在移民危机;或者声称拜登头脑清晰。他们认为任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混蛋。然而,当美国人看到的和经历的并非如此时(正如大量调查数据显示的那样),典型的自由派反应是——不仅认为这些抱怨毫无根据,而且是不道德的。其结果是在侮辱选民的同时,让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视而不见。每当贺锦丽在回答有关边境问题时,她都会提到自己起诉了跨国犯罪团伙,由此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她没有对人们的核心抱怨作出回应,即移民危机给数百个社区带来了压力,无论移民是否犯罪。自由派对这些忧虑的漠视,是另一种现象的一部分:轻视许多美国人对各种进步事业,在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担心儿童的性别转换或是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那你就是个跨性别恐惧者。对那些几乎视白皮肤为原罪的、乏味、强制且往往适得其反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研讨会感到不满?那你就是个种族主义者。对那些本应更具包容性、但却感觉像是取自《1984》的新术语感到恼火?那你就是“双加不好”(doubleplusungood,《1984》中使用的“新话”词语,意为“非常坏”。——译注)。最好的民主党代表着公平和自由。但是,当今左派政治却强调,根据群体认同进行社会工程。它还越来越多地支持,将奇怪的文化规范,强加于数亿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希望大家都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喜欢在如何说话、如何思考上遭人指手画脚。太多的自由派人士忘记了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特朗普这样对自由主义虔诚信念极为蔑视的人,可以再次当选总统。最后,自由派认为,阻止特朗普的最好方法,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政策理念的糟糕的正常政客——尽管令人讨厌,而是把他当作对民主本身的致命威胁。无论他是否构成这样的威胁,这种反对做派都使民主党人误入歧途,这也就促使他们采取了自己的反民主政治形式——利用法院试图将特朗普的名字,从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删除;或试图以难以理解的罪名,将他送入监狱。这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为特朗普正在解决的,公众合理关切制定和阐明卓越的政策,予以回应。而且,这也让自由派显得夸张、甚至歇斯底里。尤其考虑到,这个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挺过了一次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今天,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爱说教、和自命不凡的政党。这可能让他们感到自己正义凛然,但这样的形象怎么可能赢得选举呢?由于对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可能带来的担忧显而易见——在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的贸易政策、公民生活,以及保守派运动的道德健康,我勉强把票投给了贺锦丽。眼下,我更担心的是,自由派人士缺乏自省能力,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缺乏在下次做得更好的自制力,也没有做出改变的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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