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涛，著名管理学家，华为高级顾问，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本文田涛老师新著《在悖论中前进》自序，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与管理学结缘的40年
我与管理学结缘已整整40年。时间的熵河缓慢而匆迫、慌张而坚定地流淌了40年之后，我把我40年关于企业管理的持续而碎片化的思考打了个结，这即是我的这本新著《在悖论中前进》。
1983年，我在西北师范大学进修心理学[1]，在一次讲座中，我第一次听到“行为科学”这个词，第一次知晓X-Y理论和Z理论，第一次知道一位叫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美国心理学家。
1983年暑期，我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短训班，半个月密集的知识轰炸使我眼界大开，在张厚粲老师的授课中，我在两次课间休息时向她提问，她不仅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而且启示我，“你的思想很活跃，也许可以朝着应用心理学的方向发展，比如社会心理学或者管理心理学……”[2]这段话影响了我差不多40年。
同样是这次短训班，林崇德老师在讲座中关于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心理学的介绍，当时虽显得既枯燥又深奥，却使我产生了极大兴趣，“格式塔”（Gestalt)这个词深深嵌入了我的头脑，也从而深刻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式、学习方式，并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方式。[3]
短训班结业后，我曾写信给一位助教老师，问询哪里可以报考社会心理学或管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生，老师以短简的几行字复我：“这两门专业在国内大学尚属空白。”
尽管我未能如愿成为“心理学人”，但那个于我而言特别的年份“1983”，却使我喜欢上了阅读管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书籍，并展延至企业管理学。我几十年的阅读人生，如果按照阅读量、阅读兴趣、购书量综合排序的话，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著作大致位列前三，而管理学著作位居其后。虽然我的大学本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但文学书籍仅能勉强列入前五。
2006年，我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学习EMBA课程，诸位师者深厚完备的学术造诣和出色的授课，不仅使我获得了系统的管理学理论和案例训练，也触发我分两次购买了上百本管理学名著，并分类进行了泛读和精读，那两年，我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多达数十万字。课程学习的最后一个单元和论文答辩阶段，我萌生了写一本关于华为管理的书，这即是毕业之后的第四年（2012年）我和吴春波合著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02
葆有悖论精神和悖论思维，
才不会过早成为“熵”的俘虏
据我了解，中外许多一流的企业家很少阅读管理学读物，比如乔布斯和任正非。而我却是一个持续了40年的管理学“阅读癖好者”。我曾经创过业，也做过多年的企业管理者，成就感鲜有，挫败感叠堆。这使我极端清醒地认识到，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成为企业家，一流企业家是“贵金属”，是天赋本能+判断力+意志力+学习力+人性大师+运气所得的复合稀缺品。熟稔管理学理论，并不能将一个天资庸浅的人打造成优秀的企业家。
企业家无论身处逆境顺境，都必须时刻把握和警惕“风水轮流转”的兴衰逻辑，而古今中外的商业管理学问，则无法教导我们如何应对这存亡律背后的“熵定律”。[4]正如李飞飞在《我看见的世界》（The Worlds I See）中所言：“我想象着熵，无情而永恒。”
我从1990年始，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担任《投资与合作》杂志执行编辑、副总编辑和总编辑，目睹耳闻过熵定律是如何摧毁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的。这些“帝国”的创始者、掌舵者不少人接受过我的访谈，与我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有些人还是我的朋友。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南特区，在那个烟花璀璨的重商主义时代，他们是突兀崛起的新族群，若干年后，少数人成为地产新贵、贸易“巨贾”、饮料“大王”、农业“大亨”、工业“巨头”、金闪闪的“资本客”……
一位企业家朋友在2015年的一次聚会中称，海南是“中国企业家的黄埔军校”，是“中国最早的无围墙商学院”，而《投资与合作》杂志则是20世纪90年代海南特区大多数公司老板的“案头必备书”。
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十万人才下海南，数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创业办公司，也许，海南省的商人、企业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当时的中国商界是最高者之一。后面的几十年，他们中的多数人渡海远徙，定居于京沪深穗以及中国其他各个省份，乃至于世界的角角落落，拓展和扩张着自身的商业版图。
然而，知识与智力并不能真正节制住一个人、一家企业无边界的欲望、非理性自大，也无力遏住曾经雄心万丈的英雄或枭雄掉落于“温柔富贵乡”，更可叹的是，一些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企业家在所谓的功成名就之后，变得既无比自大又无比懈怠……
他们是单向度的人，缺少一点悖论精神和悖论思维。他们过早地成为“熵”的俘虏。
无情而永恒的时间之熵，终是打败了无其数的一代代商海风云人物，包括我的一些企业家朋友。你也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大浪淘沙”，或者“新陈代谢”。
但总之，烟花易冷。
《在悖论中前进》的每一个章节的背后，都沉积着一堆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成败故事，正是这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浮沉史、沉浮史结晶出了本书的诸多思考。
当然，这些思考的背影中，也潜闪着美国、欧洲、日本的许多企业和企业家起起伏伏的兴衰故事。
03
唯有开放，才能洞悉兴衰律
华为和任正非是本书的主要案例企业与案例人物。
我从1999年担任华为公司顾问至今。在过往的25年，我见证过华为的一路高歌猛进和一波波的风高浪急，我也在无数次的公开或私下场合见识过任正非的多侧面：浓烈的家国情怀与人类使命感，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慷慨激昂与身段柔软，极端与中庸，黑白分明与灰度，钢铁直男与敏感人性，暴躁易怒与隐忍妥协，“品咖啡”与“捣糨糊”……这是一个品格高远但不乏个性缺陷的不完美的平凡人，一个在超限理想和深至骨髄的忧患主义的两极来回摆荡的悖论者，一个总是向死而生的企业哲人，一个逆熵主义者。
唯有向死而生，方有奋斗不息、创新不息、自我批判不息、变革不息，从而生生不息。这大约是任正非企业管理哲学的主经脉，也是华为一路逆熵成长的密码。
然而，“密码”之核是“开放”。唯开放才能抵抗熵增，实现熵减。无论从文化、制度、流程、人才构成，还是从技术与产品创新、基础研究、市场覆盖等诸多要素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华为都是一家世界级的开放型科技企业，而这很大程度上首先得益于它的领航者任正非：一位企业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开阔程度、开放程度，使他总能保持一种清醒、一种难得的敏锐和思想的新锐。
任正非时常能跳出单一管理学的窄框，在历史、哲学、社会学、军事学乃至天体物理学、生物学等更宽阔的知识视野中追觅企业管理之道。
洞悉历史兴衰律，直面熵定律，方有恐惧与敬畏。如果有一天，华为人，尤其是任正非和华为的领导群体不再有危机感、谦卑感，封闭自大，怯于自我批判，懒于变革，疏于创新，下一个倒下的也许就是华为。反之亦然。
揭秘一下，“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个书名正是来自任正非。初稿的书名是“卓越与孤独”。而首版的自序也是经任正非大删大改而成的——严格来说，是他写的（书稿他几乎一字未改），其中有两段话：
繁荣常常是透支了未来，美丽的玫瑰总是生长在带刺的枝上。盛极而衰，不一定是必然规律，但红得发紫（木炭）总会成灰。
夕阳辉映的玫瑰色，不是明天。华为的过去，不说明未来。
04
在某种意义上，慢就是快，小就是好
《在悖论中前进》，是我在华营私教坊持续讲课5年半的课程整理稿（200多万字）的浓缩本。正是“百战归来再充电”的8期共128位企业家学员的倾心投入与期许，以及每一次上课的思想共振、课上课下的热切辩论，不断激荡着我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得我每一次的课前准备，都充满了兴奋与焦虑，每一次我都会以一周左右的时间对PPT进行大幅修改，搜索整理出一系列的文字和视频案例，使得每一次授课内容与前次相比都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新素材、新思考。
说心里话，过去5年多，我的身心被过度透支了。我每一次的课前备课和两天的授课，几乎都是在中药汤与咖啡水的交替“浸泡”中度过的，咖啡使我的思维活跃敏捷，思想火花迸射，中药汤让我的身心趋归平衡，养心蓄神，以待再一次的激情燃烧。不过，我无怨无悔。
本书同样是在咖啡水的激荡与中药汤的滋养中完成的。从2023年6月5日始，直至今天（2024年6月8日），我以几乎每天10小时以上的写作、翻阅巨量的参考资料度过了极致充实与极度疲惫的一整年，在200多万字课程整理稿的素材基础上，进行重新搭建结构与一字一句地著述，完成了31万字的初稿后，又逐章逐节进行反复修改，压缩至25万字，最后又做了多达5轮以上的通稿修改（至本书正式付印前，又进行了3轮以上的通稿修改）。这一年，我喝了几百杯咖啡，也喝了不少中药。稿成，身至疲，然心至悦。
《在悖论中前进》共4个部分：复制机制、学习机制、动力机制与代谢机制。每个部分课时16小时，全部教程64小时，还有4次“观影论管理”——通过观看4部经典电影，从中学习和体会领导力、团队精神、“四信”（信仰、信念、信心、信任）与组织建设等。本书是“8期×64小时＋”＝“200万字＋”的结晶体。
在5年半500多小时的授课中，我与128位企业家学员亦师亦友——他们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更是我思想上的朋友。每轮课程的每个环节，虽然每次讲授和讨论的侧重点不同，但始终围绕着关于企业命运和企业家精神的终极思考：如何让企业活得久、活得生机蓬勃？为了更好地活下来，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形成什么样的组织观？建立怎样的激励机制？构造怎样的制度与流程？怎么开展团队建设？怎么开展自我批判？怎么进行组织变革？怎么进行有序的新陈代谢？还有，边界意识、契约观和商业伦理等，以及怎么让企业管理远离江湖化、拥抱现代性？
尤其是，我们应该从中外企业组织的兴衰史中获得怎样的启迪，进而跨越经济周期律和跳出组织兴亡律？
而更重要的是，怎么让商人转型为企业家？怎么让企业家从平庸走向卓越？怎么让更多的企业家持续葆有奋斗激情、奉献激情、创新激情、学习激情和思想激情，同时拥有不可或缺的理性精神和悖论思维……
当然，我们也多维度、多频次地讨论了在经济转型期，企业和企业家的观念转型、战略转型等问题，我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在某种意义上，慢就是快，小的就是好的。扩张是一种企业和企业家能力，但收缩也许更见企业家的领导力真章和管理真章，以及企业的应变能力与生存能力。总而言之，企业块头无论大或小，活下来、有质量地活下来就是好的。
烟花易冷，铁树千年。
05
你们就是涓涓之源
九曲黄河九十九道弯，目标是大海，源头则是青藏高原雪山的淙淙细水，晶莹清澈，日夜奔流，汇聚成奔腾数千里的长江黄河。而我就是时代巨流大潮中的一簇浪沫，在时间的熵河中奋力前行，痛并快乐着。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恩我生命中的“长江黄河”，更感恩我生命长河中的每一个源头，每一脉的涓涓恩流。在我从事企业管理学习和探索的过往40年，我尤其要感谢以下机构和人士（包括但不限于）。
陕西理工大学。对我和我的许多校友而言，那是一个宁静致远的精神家园，我在那里度过了将近7年的青春岁月，读书与教书。我无比感念那些年母校宽松包容的学习与工作氛围。也正是那7年，我在恩师的点拨和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东西方经史哲类的经典著作，奠定了我后面的知识基础。而安排我赴西北师范大学进修、赴北京师范大学短修心理学课程，则改变了我后面40年的人生道路。
《投资与合作》杂志。在喧哗与骚动的20世纪90年代，这本诞生于海南特区的财经刊物，曾经忠实记录了那座热岛上的诸多财经事件、财经人物，陆续刊发了诸多经济学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和访谈，撰写了一系列热点时评，近距离见证了众多企业的速起与速溃、众多商人和企业家的骤兴与骤落，亲历亲见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潮涨潮退……正因如此，在为大特区的企业家群体鼓与呼的同时，我们也在刊物上开辟专栏，陆续介绍和评析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商贾人物，从范蠡到沈万三，到胡雪岩，从张骞到卢作孚，到荣氏家族……那种现实与历史的蒙太奇式幻化交错，给我和我的编辑同仁带来了巨大震撼。那也是我研究企业史、企业管理、企业家精神的开端，那是1993年前后。[5]
我衷心感谢西北师范大学对我在心理学专业上的启蒙教育，尤其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在管理学理论和案例分析方面对我的系统教育。
我感恩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老师、林崇德老师，虽然我只听过二位教授几天的授课，但在那个信息贫乏、知识贫困、心理学科几近空白的年代，我每天的学习（包括听其他老师的课）都有“开天眼”的感觉。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华为总裁任正非。他所给予我的长期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华为的机会，与25年来和我之间频密的思想交流，以及支持我在华为进行长达近10年的大规模访谈，使我至为感念。从企业研究者的视角，我最深刻的感受，一是任正非的开放与开明，二是每一位被访谈对象的直率和畅所欲言，三是对研究者独立性的尊重。
另外，在担任华为管理顾问的20余年中，任正非对我的一些见解、建议的认同和采纳，也是我持续学习、无从懈怠的动力之一。除了对经史哲、管理学等经典著作的长期阅读偏好，我在数十年中形成了一种习惯，每日浏览国内外经济、社会、技术、商业等前沿动态和最新信息，这对提高我关于趋势的洞察力和前瞻力有很大帮助。
感谢华为公司殷志峰、吕克、彭勇、曹轶、张俊娟等近10位人士，在本书引用的关于华为的访谈案例、资讯搜集和一些观点的形成方面，他们的帮助和启发至关重要。
感谢湛庐文化的韩焱、陈晓晖、董寰和相关编辑，他们以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性，促进和提升了本书的写作进度和编辑水准，尤其在本书的图表、注释等方面，他们做了大量技术性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
2024年10月26日定稿
六君子塾是一个面向所在公司规模超过20亿的企业家的高端学习及交流平台，命名源于当年起草《华为公司基本法》的“人大六君子”，著名管理学者、《华为公司基本法》起草专家组组长彭剑锋教授倡议发起，旨在“成就新一代企业领袖”。创办六君子塾，既体现“人大六君子”40年孜孜不倦潜心经营管理理论建树及实践贡献，又体现他们对更多中国企业迈向世界一流所秉持的大爱之心。我们希望能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打造一批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领袖和产业引擎，帮助它们从十亿走到一百亿，并向千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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