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那国毅，工商管理博士、德鲁克管理学专家，在美国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师从德鲁克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今天是他诞辰115周年。我们将德鲁克的学生、德鲁克管理学专家、《百年德鲁克》作者那国毅在华夏基石e洞察的授权文章《德鲁克的终极目的是创建美好社会》发布，这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让我们从源头来了解德鲁克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一生的终极目的。以下，Enjoy～
2014年11月12日，我在维也纳寻访彼得·德鲁克的故居。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栋房子里度过的。到彼得·德鲁克的出生地和他的故居看一看是我多年的梦想。2014年11月，我去维也纳参加第六届全球德鲁克论坛，我向德鲁克论坛组委会询问彼得·德鲁克的故居在哪里，德鲁克论坛组委会把我介绍给了维也纳犹太人档案馆。在档案馆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在维也纳的郊外找到了彼得·德鲁克的故居。根据维也纳犹太人档案馆的原始资料记载，彼得·德鲁克父母曾居住在维也纳一个繁华的犹太人社区。德鲁克的祖先是犹太人，但是德鲁克的父母皈依路德教。德鲁克说：“我偏巧不是犹太人，尽管有犹太血统，但要追溯到几代以前。”了解了彼得· 德鲁克的身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思想形成的过程。知道他有犹太血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的主题是反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他在1933年冬天逃离了德国，在英国栖身三年后，于1937年定居美国。1932年，德鲁克告诉他的朋友：“如果纳粹掌权，我不会留在德国。”他永远无法忘记纳粹的崛起，因为他亲眼见到了社会制度的瓦解和欧洲文明的崩溃。德鲁克的《德国犹太人问题》一书被纳粹焚毁。如果他不离开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可能是他的归宿。他的独特经历引发了他对社会的关注。他一生所关注的是个体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他希望企业能成为一个“自治的社群”，在那里工作中的每个人，都能获得尊严并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
彼得·德鲁克最早的记忆始于1914年8月奥匈帝国的维也纳。他五六岁在桌子底下玩耍时，可以听到许多专业的讨论，因为每周一的晚上，他爸爸和妈妈会举办一个沙龙，沙龙的参加者都是维也纳的精英，包括经济学家（其中之一就是约瑟夫·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鼻祖）、政治家、音乐家、作家、科学家。德鲁克成长的家庭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德鲁克后来回忆道：“其实那就是我受过的教育。”
现在让我们从源头来了解德鲁克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本书的出版试图还原德鲁克思想体系，我提出的问题是：德鲁克一生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书？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发现，从德鲁克1939年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到他2005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德鲁克一生都在试图回答：怎样才能创建一个“功能社会”（美好社会）？他的结论是：一定要创造能够发挥作用的组织。这个结论又引出同样重要的问题：怎样创造能发挥作用的组织？他的结论是：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由他们创造可以发挥作用的组织，进而创建美好社会。因此，德鲁克的终极目的是创建美好社会。德鲁克终其一生研究了人、组织、社会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想用一个故事把大家带入到德鲁克思想的世界。这个故事要从改变德鲁克的两本书说起。1927年，德鲁克离开维也纳去德国汉堡大学读法律，其间他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是爱德蒙·柏克于1790年完成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二是斐迪南·滕尼斯于1887年写就的德文社会学经典著作《社群与社会》。德鲁克写道：“滕尼斯希望能挽救工业革命前的乡村社群，不过就连一个无知的18岁青年也知道，乡村社群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柏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要在延续和变化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
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下，德鲁克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将取代乡村社会的那种“有机社群”呢？什么可以再次把工业时代的个人、社群和社会融合在一起呢？他的结论是：企业必须成为社会组织，承担起融合个人的责任。只有企业赋予了其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社会才能发挥功能，成功运转，进而构建“功能社会”（美好社会）。我认为，德鲁克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从“有机社群”到“功能社会”（美好社会）这条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有机社群”是滕尼斯在《社群与社会》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农业时代，什么是社群呢？农业时代的社群就是张家庄，李家村等，以宗族、姓氏、血缘为核心的共同体。比如，张家600年来都住在这里，有家谱、祠堂，按照辈分来，世世代代都是有血缘联系的。血缘社群、地缘社群和宗教社群等作为社群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正如中国民间所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接筋。即使藕断还要丝连。
从“有机社群”到“功能社会”（美好社会）转变，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首先，企业要成为社会组织。企业家的责任是承担起融合每个个体的责任，也就是给予每个个体一份工作，让他负责一个岗位，因此他获得了一个身份，这样企业就是一个社群。人在社群中获得身份，人在社会中发挥功能，这是创建美好社会的路径。比如写字楼的保安，他的学历可能没有你高，但是进门的时候他让你量体温，扫健康码，没问题你才能进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保安是他在酒店这个社群中所获得的身份。保安这个职位赋予了他测量客人体温的职权（Authority）。不管你是谁，企业家、教授还是领导，来到这里都无一例外要遵守这样一个规则，这位保安的社会功能就是维护酒店的安全和秩序。他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获得了尊严，得到了成长和发展，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岂不是美好社会？
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指出：“管理的第二种职能是利用人力和物质资源创造一家高效的企业。根据定义，企业必须能够生产出比构成这家企业所有资源更多更好的产品。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整体——大于或者至少不等于它的所有部分的总和，它的产出大于所有投入的总和。能够增大的资源只能是人力资源，所有其他资源都受机械法则的制约。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或者较差地利用这些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绝不会产生出比投入的总量更大的产出。在人类所有能够运用的资源中，只有人才能成长和发展。的确，自柏拉图以来‘美好社会’的定义就是让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由此可见，一个让人得到成长和发展的社会就是美好社会。这也是德鲁克终其一生想要通过构建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来创建美好社会的思想源泉。
现在有一些机构在举办“好企业”的论坛。只有好企业才能构造美好社会，而好企业需要好人，要求我们的道德伦理、知识、能力、和格局具有一定的高度。因为我们是榜样，我们的客户、股东、员工、父老乡亲、亲朋好友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德鲁克的终极目的是创建美好社会这个思想特别重要。这是我们理解德鲁克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对我说：“我认为学习并了解德鲁克思想的形成非常重要，否则人们会把他的经典著作当工具书来读。”
如何创建美好社会呢？我们需要方法论。美好社会是一个远景。怎么创建？按照德鲁克思想，我们首先要创造能够发挥作用的组织，包括政府、非营利机构、企业组织。例如，我们出行坐飞机，飞机能否安全起降，这关系到我们生命安危。食品是否安全？这关系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企业是否能发挥社会功能，关乎到我们的生活品质。这是我建立的一个如何构建美好社会的模型（见图1）。这个模型是我们学习德鲁克思想的理论基础。
德鲁克通过社会生态学来研究人、组织、社会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在社群中获得身份，人在社会中发挥功能。这两句话如果大家能够深刻地理解，那么我后面所讲的内容，包括德鲁克思想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能有自己正确的答案。
什么是社会生态学？这是我译自彼得·德鲁克《一个社会生态学家的反思》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德鲁克在这里讲了什么是社会生态学。“‘生就双目；受命观察’(Born to See; Meant to Look)，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观察者唱到。这是社会生态学家，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生态学的座右铭。社会生态学建立在观察而非分析的基础上。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是感知。我认为，这就是社会生态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不同之处。社会生态学注重的是行动。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社会生态学是‘实践’。最后，社会生态学是有价值取向的。如果非说它是科学，那么，它就是‘伦理学’——一个早已过时两百年的老术语。自然生态学家信奉且必须信奉自然万物的圣洁。社会生态学家信奉且必须信奉精神世界的圣洁。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授权’他人。这是我从来未用过，也永远不会用的词语。社会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基础，不在于信奉权力，而在于信奉责任，尤其在于信奉以能力和慈悲为基础的职权（Authority）。社会生态学的目的是，要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
我们怎么理解社会生态学的目的是要在动态不均衡中建立社会呢？德鲁克在《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一文中写道：“熊彼特一开始就宣称，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不是均衡而是结构性变化。”他坚信，只有当经济吸收了变化的结果，永远改变了它的结构时，经济才能发展，这种变化破坏旧的均衡，创造新的均衡。发展就是在新旧均衡之间发生的事情。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产业技术升级改变了经济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比如手机破坏了固话，智能手机破坏了手机。结果生产2G手机的企业破产了，而消费者用上了智能手机却很幸福，因为有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所有消费问题都解决了。不能创造客户价值的企业倒闭了，换来的是消费者的幸福生活。因此，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延续和发展的。
当我们认识到，德鲁克的终极目的是要创建美好社会。我们才能读懂他的《管理的实践》。在该书的结语中，他写道，“管理者应该认真考虑每项企业决策和行动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些什么影响，应该让企业的每项行动都能增进公众的福祉，增强社会的基本信念，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及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说管理者应该认真考虑企业决策和行动，可能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产品的升级换代，价格的涨落，互联网金融等将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说应该让企业的每项行动都能增进公众的福祉，增强社会的基本信念。如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心脏支架从13 000元降到700元，老百姓更容易接受。降价带来了“以价换量”。一家制药企业的几款药物降价幅度从40%到75%，结果，过去5年这家制药公司的营业额从100亿跃升到200亿。企业应该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及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各位企业家要问问自己，中国因为有我而不同了吗？世界因为有我而不同了吗？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应该要追求的境界和价值。“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史蒂夫·乔布斯的豪言壮语，他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令人欣喜的是，德鲁克的终极目的——创建美好社会，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国际上最重要的企业积极响应。2019年8月，181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包括苹果的库克、亚马逊的贝索斯等，他们开了一个会，会议的名称叫“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圆桌会议就是表达身份的平等，大家互为首尾。圆桌会议的概念来自《阿瑟王与圆桌骑士》。在这个会议上，181位美国顶级首席执行官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宣称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应该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诺: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德鲁克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欧社会和西欧文明崩溃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忽视了对社会的关心。为了避免人类重蹈覆辙，他在2001年留给我们的忠告是：“企业以及经营管理，并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社会意义，我们必须上升到这样一个理性的高度来认识到这一点。企业的目的在于赢得客户，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千真万确的，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同时且能够做到关心社会，企业便会成为一个社群，在那里工作中的每个人便会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并实现自己人生的意义。这种情况只有企业超越其经济属性，而具备了社会属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以史为鉴，学史明理。企业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必须具有社会价值。从20世纪四十年代，他在通用汽车倡导建立“自治社群”到他21世纪最后的忠告：“我们每个人都是CEO 。(Each of us is a CEO.) ”其核心思想都是希望个体能在组织中真正得到成长和发展，以实现自身的人生意义。
2019年11月18日，张瑞敏在伦敦Thinker50大会上和《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辑殷阿迪的对话时说：“当企业变成一个创业平台，员工就可以自己组成一个个创业小微。一个小微一般在8个人左右，我们把原本属于CEO的三项权利——决策权、用人权和薪酬权全部释放给小微，薪酬完全取决于其创造的市场价值。在小微里没有上级只有用户，员工只需要研究怎么去满足用户的需求。”CEO和员工的主要区别就在于，CEO手握决策权、用人权和薪酬权。因此，我们在衡量员工有没有成为CEO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看员工有没有CEO的决策权、用人权和薪酬权。张瑞敏的体会是，“物联网时代，企业要发生改变，要从科层制变成让员工完全自主管理的小微。工业革命时代，员工是经济人，干多少工作企业就给多少钱；在网络经济时代，员工是自主人，每一个人能要自主地创造自己的价值。”海尔“人单合一”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德鲁克的“自治社群”实现的新路径。海尔通过“人单合一”实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CEO。”海尔在管理创新方面创造了管理的新范式，取得了世界级成果，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德鲁克说，“一个贯穿我一生所有著作的主题，就是：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尊严和身份，作为人的成就、人的发展、和人的圆满之手段的组织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个人对社会和社群的需要。”我认为，一切都是手段，唯有人的发展才是目的。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什么是社会生态学家？简言之，研究人、组织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人就是社会生态学家。
个人。人在哪里？现代社会人存在于组织当中。而组织有三种形态：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组织。放眼望去，大街上这些熙熙攘攘的人，他们可能是公务员，也可能是大学老师、医院的医生，或者是企业的一员。
组织。这些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组织构建了社会。而这些组织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好与坏，组织中的个人是否获得尊严和尊重，是否得到成长和发展，就决定了这是一个美好社会还是一个病态社会。
社会。一个美好社会或一个病态社会决定了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福祉。
从1927年德鲁克在德国汉堡大学，研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社群与社会》算起，到2005年他去世，德鲁克终其一生，用近80年的时间研究人、组织、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学习德鲁克思想的主线和逻辑。正如杰克·韦尔奇所说：“全世界的管理者都应该感谢彼得·德鲁克，因为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厘清人和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我认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是要解决如何创造能发挥作用的组织；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要解决如何培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是要解决历史的延续与现实的变化之间的平衡。只有卓有成效的管理才能创造能发挥作用的组织；而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才能创建美好社会。
这就是我为什么20多年来，不断推荐学习和践行德鲁克这三本管理经典的原因所在。请记住，德鲁克的终极目的是创建美好社会：一个让人在工作中获得身份和尊严、通过创造价值得到成长和发展、过着有意义生活的社会。
（2020年）
（本文摘自那国毅《百年德鲁克（第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