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规训和“文明疾病”：不良体态何以成为一种令人恐慌的流行病？

二十世纪成为了这一问题研究的转折点。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关于不良姿态的讨论和研究日益变得医学化。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的出版。在此之前的普遍观点认为，人类大脑以及智力的发展推动人类其他方面的进化。例如，19世纪基于大量颅骨采集的学说认为，人类颅骨的生长决定其直立站立和两足行走的能力。相比之下，达尔文却提出，人类是通过自然选择过程直接从猿类进化而来的，且直立的人类姿势先于所有其他独特的人类特征的进化。

在达尔文体态优先的进化学说的影响下，人类存在的优越性变得越发站不住脚。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区分并非智力这样的关键因素，而仅仅是一些位于脊椎和脚上的生物差异。达尔文的学说引发了一系列争议，但对接受过解剖学和医学训练的人而言还是极有吸引力。来自荷兰的前医生、古人类学家Eugène Dubois于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这些遗骸当时被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后来重新被命名为直立人（Homo erectus）。

直立取代智力，成为了新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保持直立也因而在20世纪的社会环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并刺激了新的追求。至20世纪，一种“不良体态流行病”（poor posture epidemic）的恐惧笼罩着美国人的生活。有说法认为，社会如果不对不良体态加以控制，将面临广泛的疾病、残疾，甚至死亡。

第一个有记载的对“不良体态流行病”的研究是 Harvard Slouch 。1917年，大学的内科医生发现80%的大学生存在明显的体态失调。这使其担忧美国未来的领导人会长期患病或永久残疾。随后的几十年内，美国军方、中学、工业企业和公共卫生机构都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含胸驼背、无精打采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

当时的科学家认为，人类身体对现代工厂化环境的适应不良是一种进化上的弱点；其表征便是肌肉骨骼疼痛、脱垂和慢性疾病等。许多人认为现代文明生活是罪魁祸首：从强制性学校教育、装配线生产，到城市化的发展和借助交通工具的旅行，美国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坐得更久——在工作岗位上长时间弓背，把头耷拉在课桌上，靠火车和汽车而非自己的双腿外出。这样的久坐并不带来放松，反而造成一种姿势的固定。同时代的人喜欢拿裁缝举例子：裁缝用双手工作，但其余部分一动不动，就这样长时间固定在一个错误的、下垂的姿势上。

如果此前体态上的不得体多被视为低社会阶层的、粗鲁的、缺乏文明的象征，20世纪初的这些不和谐的姿势反而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典型标识。有学者指出，这是“过度文明化带来的弊端”。

当体态超越了礼仪与教养，成为现代文明的普遍问题，整个社会也开始反思并给予回应。1914年，美国一部分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创建了美国体态联盟（American Posture League，简称 APL）。该机构尝试把进化科学家的发现与当时的“新公共卫生”运动的实用工具结合起来。“新公共卫生”运动的倡议者认为，预防应优先于治疗，国家应通过全方位的监测来追踪表现出早期体态疾病或残疾迹象的个人。其中最常用的工具就是体态评估。历史学家南希·托姆斯（Nancy Tomes）认为，这些新的公共卫生系统造成了公众的恐惧，以至于“细菌恐慌”长期在美国社会中弥漫。该机构直至1944年方宣告解散。

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不良体态流行病”的传染特性。其主要原因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而非细菌传播。APL 站在强调整体健康的后细菌理论医学的前沿，坚持认为姿势健康直接影响肌肉骨骼系统和内部器官的正常运转，而下垂的肩膀和突出的腹部更标志着各种健康异常——包括致命的结核病、脊柱侧弯、老年身体机能退化等。

Slouch 一书的探究目标是一种被定义为残疾——而非急性疾病——的流行病的病理学。与其他传染性疾病不同，“不良体态流行病”不会引发大规模死亡。但体态专家认为，人们对于自己的体态的忽视可能会带来各种不良后果。同时，这种弯腰驼背的流行病虽不涉及生物学上的传染，但却是基于社会传染的概念产生的；对身体姿态的负面规范、实践和信仰，如果不通过适当的措施得到纠正，就可能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在这种思维下，体态不仅被视为健康的标志，还承载了道德和性别含义。直立的姿势象征着健康、年轻和正直的品格，而不美观的姿势则被视为反面教材。

除了在哈佛大学追求高等教育的白人男子接受了姿势检查外，非裔美国人、服装工厂工人也接受了相应的检查。一系列旨在提高国家整体健康水平的“体态运动”（posture crusade）由此在美国展开。尽管这些运动看似超越了种族、性别与阶级的界限，并激励了学界的大量研究，但我们很难忽视这场运动体现出的健全主义（ableism）倾向。这背后反映的正是社会对于正常化（normalization）和积极状态（optimization）的追求。在作者Linker看来，这种追求虽未符合传统优生学（hard eugenics）的判断标准，却仍离不开软性优生学说（soft eugenics）的实质。呼吁体态改革的人士坚信他们的工作将控制疾病、防止政治动荡、维护工业霸权，并同时促进身体、美学和行为上的统一协调。正是在此推动下，人体姿势成为国家实力和人口健康状况的指标。

今天所谓的“肥胖流行病”与曾经的“不良姿势流行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种社会传染的情况都会给人带来压迫和恐惧感，同时让那些有着非规范身体的人遭受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在作者 Linker 看来，所谓的不良体态既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流行病，也不会导致人类的倒退。作为一名医疗历史学家，她认为此类流行病的话语空间——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充斥着人们对于“文明疾病”的持久忧虑。通过幻想人类拥有着一种高贵而原始的体态，其底层逻辑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这样的想法并非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运作。

从运行机制上来看，现代社会对于体态的恐慌多是由公共卫生信息和市场推动的。20世纪正值优生学传播的鼎盛时期。在抗生素出现之前，美国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力，采取一系列约束和引导美国人身体的措施，使人们逐渐形成对于姿势与健康的固定印象。如今，人体工学椅、姿势矫正带等体态辅助产品和瑜伽、普拉提等健美课程仍然占据可观的市场份额。这一方面反映出体态矫正背后的科学基础和商业动机，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社会观念对人类身体的长期规训。

本书原价315元，优惠价265元（8月19日-29日）

为什么我们会将一个人的体态表现与健康、优雅等品质相关联？要知道这种关联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社会塑造的结果。医疗社会史学家 Beth Linker 的新书 Slouch: Posture Panic in Modern America 呈现了这种关联性在美国的语境下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将看到“体态”问题如何在20世纪的美国造成了广泛的恐慌和焦虑，而其深远影响又如何延续至今。从20世纪初期优生学运动引发的对不良姿势的科学研究，到大规模的姿势矫正运动，再到1970年终结学校姿势检查的学生抗议，该书以严谨的研究和诙谐的笔法向我们展示了当今社会对姿势问题深刻忧虑背后的历史渊源。

Beth Linker

Beth Linker是一位医学和残疾历史学家，曾是一名物理治疗师。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系塞缪尔-H-普雷斯顿社会科学终身教授。她著有War’s Waste: Rehabilitation in World War I America。她的作品曾

                         在《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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