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安全”？美国社会中自由与不确定性的双重迷思

Editor's Note

三个多世纪以来，“安全”（security）一直都是美国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从无孔不入的监控技术，到维护种族和平的国庆致辞和宣言，都反映出他们为摆脱“不安”（insecurity）所做的努力。然而，当安全的壁垒越筑越高，人们也愈发受困于围墙之中，对自身“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恐惧变得彰明较著——这是否暗示着某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弱点？

在 American In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Vulnerability 一书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英语系教授 Russ Castronovo 聚焦美国社会，以文学、哲学和政治理论为切入点，说明安全如何以既增强又限制个体自由的方式限定了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他从小说、新闻、演讲中汲取实例，指出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种族威胁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安全感的深刻依恋。

从边境暴力和隐私安全到白人民族主义与黑人印刷文化，Castronovo 揭示了构建现代国防、监控和网络安全的隐形心理逻辑。不同于将安全作为国防政策来研究的传统路径，作者发现美国人对安全的诉求早已成为一种日常心理，更多根源于自由的偶然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如何面对安全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则是作者在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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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选案例源于 American In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Vulnerability 一书

17世纪时，安全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首次成为政治学说的核心原则。他指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人类生存的残酷事实，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遵从理性的指引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组成利维坦式的国家权力机构。一种基于不安感的担忧弥漫在当时的政体组织结构中，并影响了后续几个世纪欧美对“国家安全”的重申与强调。

而这种“紧急状态”被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是一种普遍规则而非例外，因为它所描述的不是暂时的戒严或夺权，而是风险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使对安全的渴望随着不安感同步增长。安全与不安全的缠绕，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现代性的自然结果。若对其追本溯源，就会发现二者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互促进，并且延伸到了情感和审美领域。本书作者在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之后，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和人口等角度在第二部分展开对安全概念的全新诠释。

以有关土地所有权的争执为例。《拓荒者》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的美国，紧随1785年《土地法令》的颁布。该法令在地图上建立了一个网格，把自然定义为领土，并将领土划分为可出售的地块，以配合联邦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在一个酒馆里，当猎人纳蒂和法官争论财产权时，勘测、监视与领土的主题便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交汇在一起。纳蒂抱怨定居者的栅栏阻碍了他追猎一头公鹿，而他认为这头公鹿已经是他的财产——因为他正在追逐它。而当纳蒂得知这些外来定居者正在勘测、划分并出售土地时，他的好客心消失殆尽。

荒野居民世代的朴素认知与土地测量法里的财产秩序产生了冲突，在猎物众多、游戏规则繁复的新情境下，财产成为了监视的动机。洛克将人诠释为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财产就没有个性”。然而，财产似乎总能挣脱束缚，即使对财产进行追踪、勘查，并标注了合法所有权，它仍然难以确定。于是，监视变成管理者的必要手段，而“被监视”也成了被管理者的主动选择。因此，将十八、十九世纪的荒野小说和二十一世纪的监控技术相提并论，的确有其合理性。

如今，这些手段和要求已经被编入自由主义的条例中。监视无需针对任何特定目标，“收集一切数据”成了最基本的原则。电子监控、生物特征追踪等各种形式的安全化无处不在，特别是在9·11袭击后，美国“将整个地球置于监控之下”；Facebook 一类的科技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现代利维坦的化身”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些似乎都是对不确定性威胁的合理回应。然而，当监控的触角无孔不入，人们又如何面对隐私权被侵蚀的问题？

在《拓荒者》中，财产与隐私二题一直纠缠。纳蒂比任何人都珍视自己的财产，也更珍视自己的隐私，他用一连串的锁和闩来保护自己的小屋，拒绝所有镇民进入。他对隐私权的极力维护无意中呼应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后者强调隐私权乃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什么附属品。但是，维护隐私权在当今似乎出奇困难，正如马克思所说，安全级别最高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人都被怀疑的社会；公共领域的生命力似乎以隐私的牺牲为代价。

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被赞誉为是“美国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天生便流露出对现实的敏感性。一方面，他为国家的新生和强盛感到自豪，但同时，他又为政府入侵原住民家园的野蛮行径而感到内疚。在他的小说集《广场故事》（The Piazza Tales）中，存在着对殖民文化的双重态度，特别是他的《班尼托·西兰诺》（Benito Cereno）一文，揭示出种族主义和白人不安全感的深刻渊源。

故事中的船长阿马萨·德拉诺（Amasa Delano）在初登船时，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身处一艘被黑人叛军控制的船只上。即使在对“喧闹的白人和黑人人群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人口普查，但后者的人数超过了前者”之后，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困扰和警觉。让德拉诺感到安全的，是被锁链栓住的黑人的表演——一个孤独俘虏的象征意义便消除了他的全部恐惧。正如梅尔维尔所言，“美国人的安全感就像一种不可抗拒的安静诱惑”，使他们忽视了潜在的危险。

这与历史上有名的“杰斐逊式战栗”（Jeffersonian Trembling）遥相呼应——18世纪末的人口统计数据在白人殖民主义者眼中是一种警告，白人与黑人的人口比率、出生率、精神失常率等无一不暗示国家在未来将被黑人占领。南方的种植园主出于恐惧支持殖民化，北方白人则竭尽全力避免种族战争，因而支持废除奴隶制。在这一背景下，杰斐逊对种族问题的看法逐渐演变为对国家前景的担忧。于是在当时美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出现了黑人的大规模移民，而非洲的利比里亚成为了黑人自由民的安置地。

不过，与其说这些举措能够消除黑人人口增长给白人带来的风险，莫不如说这套精心设计的方案旨在掩饰风险；看似纯粹的统计数据成了定心丸，为了迎合乐观的期待而扭曲真实的情况。在乐观预期的鼓舞下，白人在各种布道、致辞和演讲活动中以自由之名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努力在心理层面上提供消除威胁的希望。正如在小说中，当叛军被处决、秩序得以重建后，德拉诺也重获安全感，甚至鼓励其他人忘掉发生的一切。

或许，对于德拉诺们来说，国家主权最有力的体现莫过于将叛军的头颅插在广场上的长矛上，但这样的展示并不能消解其他旁观者所察觉到的、难以抚平的威胁。19世纪的美国殖民协会每年都要派遣几批黑人流亡者去非洲，通过地理隔绝来安抚民心。然而，需要多少资源来支持这一生物政治议程？这对整体人口构成的影响究竟多大？自由人和非自由人是否会联合起来发动战争？种种问题当时难以预测，以至于到19世纪20年代末，“杰斐逊式战栗”已经成为美国白人的一种普遍情感状态。

生命可以被数字化和表格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杜绝不确定性的产生，而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也无法摆脱情感的阴影。当白人利用宣传文字来填补脆弱感带来的空洞，黑人报纸和印刷手册也涌现出来，并利用白人的情感弱点来争取自身地位。归根结底，“杰斐逊式战栗”所代表的连锁反应只是对不确定性的压制，人们之所以获得了安全感，是因为接受了“安全”的要求，即不给想象留下任何空间——安全感并不在于知道得更多，而依仗“知道得更少”。

通过对文学史进行“松散的编织”，作者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批判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总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而是将不同片段结合在一起，打破人们对安全的既定理解。这种时间循环看似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但却提供了在“线性时间”之外思考的可能性——安全感的起源与我们当今的脆弱性相互重叠，正是脆弱性的加倍使安全成为一种持续的需求和渴望。

本书末尾点明了安全的不可能性，因为人类社会永远不能彻底排除自由的偶然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作者主张“去安全化”，即拒绝接受紧急状态的正常化，否则就会使特殊政治具有合法性。如果这种反抗是可能的，那么放弃对安全的执念之后又会怎样呢？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阿甘本对法律之例外状态的解读——“正如儿童玩弄物品一样，有朝一日，人类也可能对法律权威的概念进行调整和再创作，使其偏离正统或公认的含义，只有这种‘玩耍’才能让其从自身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去安全化的核心是要找到一种新的情感方向，不再对突发事件抱以恐惧。唯其如此，才能让人们的视野触及安全之外的事物和议题。

Russ Castronovo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英语系教授和人文学科中心主任，著作包括 Fathering the Nation, Necro Citizenship, Beautiful Democracy,和 Propaganda 1776.

拓展阅读：文学文化主题

Reading It Wrong: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本书探讨了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一个鲜少被关注到的问题：读者在首次接触文学作品时的误解和困惑在文学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借助读者留下的边角标记和随笔，本书展示了“误读”的历史，以及它对于我们阅读的原因、方式和内容的深刻影响。

聚焦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即讽刺文学的黄金时代，本书讲述了不断变化的读者群体如何与文学作品相遇并为误读创造完美条件，继而孕育了该时期许多重要的作品，如丹尼尔·笛福、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作家的小说。就像谜语和填字游戏一样，被讽刺或寓言弄糊涂也是一种娱乐形式和群体运动。与其担心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不如认识到“无知”本身的文化重要性。

Abigail Williams 是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教授，从事英国文学和十八世纪研究。

The Activist Humanist: Form and Method in the Climate Crisis

在 The Activist Humanist 一书中，作者 Caroline Levine 提出人文主义者有责任通过一些“形式主义的手段”（formalist methods）动员政治力量以避免全球变暖继续恶化。Levine 批评了一些环境人文学科的学者将环境损失当作既定事实，仅对气候危机的现状做出适度的关怀姿态，而没有真正投入到政治行动中。

Levine 指出，大规模的、实际的环境行动应该成为人文学者工作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交通到电视连续剧，从食品安全计划到押韵对联, 她在艺术作品和公共作品之间穿梭，思考哪些形式可以提升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通过一系列问题和练习，她在学术和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旨在引导读者采取行动。

Caroline Levine 是康达尔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The Chapter: A Segmented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书籍为什么要分章节呢？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本书带领读者开启了一场跨越两千年的文学之旅，揭示了一种古老的编辑技术如何成为叙事艺术中一个普遍受到认可的组成部分，并成为现代性中一种悄然而持久的特征。从古代的碑文和卷轴到当代的小说和电影，作者描述了当章节应用于叙事文本时如何被赋予新的目的，以及叙事的分段如何催生了一系列美学技巧。通过对歌德、托尔斯泰和狄更斯等人物深入浅出的阐释，他阐明了章节如何雕刻我们时间体验的新理论。

Nicholas Dames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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