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水文澜
安沟村地名略记（1）
永远的思念
——追忆我的父亲燕成信
燕双锁
蒙冤受屈 无怨无悔
1956年4月，父亲被提拔为董封乡党委副书记、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直至 1958 年 3 月。这段时间，农村正是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成立、生产生活和生产力发展期间，父亲带头将自己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低价入社，并积极下乡宣传、调研，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实施执行一大二公三改造。他雷厉风行，敢说敢干，为农民说真话、为农村办实事的作风受人称道。在担任董封乡党委副书记、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期间的1957年10月至11月，阳城县召开了历时23 天的县乡三级干部会议，1700多名各级干部参加会议，会议主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解决各级干部的思想问题。在开展辩论的过程中，针对当时“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生活现状更加拮据的现实，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父亲以顺口溜的方式在大会上直言不讳讲到老百姓一日三餐的生活，“早上是糠王爷坐帝，中午是菜总兵打仗，晚上是月明爷显魂”。指老百姓早上喝的是米糠糊糊，中午是菜多粮少，常把野菜当主食，晚上喝的是稀得碗里能看到月亮的米羹、米汤。真实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疾苦和连基本温饱都没有解决的状况。他的耿介直言，受到批判，继而被打成右派，于1958年3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兴起。在已抽调到次营铁厂担任厂长燕继德同志的举荐下，父亲顺应形势要求，到次营铁厂投身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随后担任了车间主任。他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同工人同吃、同住、同生产，炼钢现场总是能看到他俯身一线的身影，按质按量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被上级授予“劳动模范”称号。此时，父亲对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加迫切，对党更加忠诚，再次提出了入党申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于 1959年 6月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8月，时间来到了大跃进后期，受此次运动的影响，董封大队出现了支部涣散、人心不稳、社会矛盾突出的现象，董封公社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决定调整董封大队的党支部班子。经过党委班子成员在大队走访调研和社员推荐，党委决定重新启用在次营铁厂工作的父亲回董封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此时年仅38岁的父亲在铁厂已担任车间主任，工作正如火如荼，前途似锦。面对董封公社党委的召唤，怀着一颗炽热的乡土情怀，父亲最终毅然选择了回大队担任支部书记，又一次错失了有望担任国有企业领导的机会。回到大队之后，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在上级党委支持下，首先做的是班子团结一致，化解村内矛盾，稳定人心, 团结干群，克服困难，共渡难关，想村民之所想，急村民之所急，使大队工作焕然一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人。工作中他总是舍小家，顾大家，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尤其是将当时晋东南国有企业惠丰机械厂的招工指标等推荐给村里的年轻人，把出去工作的机会让给别人，致使本来学历和成绩都十分优秀的他的大儿子我的哥哥错失了参加工作的机会。 1959 年 11 月阳城县集防洪、灌溉于一体，设计库容最大、工期最短、参加人数最多号称万人大会战的水利工程——董封水库开始破土动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离施工现场较近的董封大队提供后勤保障服务是支部书记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短时间内安排3000人的住宿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当父亲接到任务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大会宣传，入户动员，社员们积极踊跃主动配合，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大人小孩无怨无悔地挤在一个房子里，甘愿腾出较大较好的房子优先让水库建设者住宿，千方百计为建设者提供了便利的后勤服务，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后勤保障任务。
1962 年，随着董封水库的落成，董封至上义村灌区上马开工，支渠配套完工后，最大的受益地董封大队，除解决人畜吃水外，还可增加水浇地 500 余亩，粮食增产 2 万余斤。因此，他在协调做好专业队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还亲自参加完成下达给董封大队的灌区施工任务，施工现场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按质按量完成了下达的各项任务。
1964 年 2 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之后，举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他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组织大队班子成员到大寨学习参观，因地制宜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工程，打坝垫地，增加粮田，并根据山区土地状况进行地埂桑栽植。 1965 年已栽植桑树 15000 余株，养蚕张数由几张发展到几十张到 1978 年的几百张，同时为方便蚕农，同外贸部门协商修建了阳城县第一个公社所属的蚕茧收购站。在增加集体收入的前提下，既方便了农户，又让农户得到了实惠，也为后来董封成为“华北桑蚕第一乡”奠定了一定基础。在此期间他本人也多次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奖励。
父亲积极参加了原“董封九年制学校”的迁建修建。按照当时“破四旧、立四新”的形势要求和当时学校居住在下河庙，校舍拥挤、教室落后的现状，于1962 年初开始将本大队完整的下河庙古庙拆除，充分利用拆下来的砖、瓦、石料、木料在现在学校的地址上修建了新的校舍。学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方便了孩子们上学。在这段时期里，父亲倾心关注并谋划组织村内“小剧团”的发展，无论剧种的选择、演员的选配和排练演出都亲自参加，董封村内的“小剧团”的成立使社员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艺活动空前繁荣。
1965年在父亲担任董封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正逢哥、嫂谈婚论嫁之时，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他带头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不送彩礼，不陪嫁妆，不办酒席，让哥哥嫂嫂在结婚之时，肩挑箩筐，手握铁锹，头戴草帽，胸佩红花，敲锣打鼓，举行了一次革命化的婚礼，给全村新事新办带了个好头。
1966 年 10 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夺了权，有段时间被关押在河圪洞原大队部检讨学习。当时我还年幼，经常去为他送饭或偷偷探望。后来，造反派们又网罗组织罪名，捏造了他的“五大罪状”：一是参加国民党。二是清队中与同伙通信。三是偷盗（走亲戚的路上曾偷过集体的五圪棒玉米）。四是阶级路线不清。五是打牺盟、加入三青团。根据这些罪名，董封公社于 1970 年 12 月做出开除父亲党籍和撤销党支部书记的决定。受此次迫害，我的家庭生活一落千丈，不幸的事更是接二连三，先是大姐燕勤梅受关节炎影响，腿疼得不得不拄双拐上学；再是母亲也因情绪激动和悲伤过度，导致双眼突然失明，不得不含泪丢下幼小的我和二姐以及拄着双拐的大姐，由表哥赵锁柱照顾，用平板车拉上到下芹村找眼科医生连俊杰给治疗。这也是我一生家庭生活最低谷、最黑暗的时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创伤。后来，我的两位姐姐受父亲的牵连，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读书不得不参加生产劳动，轮流到公社水利工程等项目上当民工、参加劳动，这也成为父亲一生的痛。1969年12月至1976年元月底父亲忍辱负重担任生产队饲养员，接受改造。这段时间里他与几位伙伴长年住在饲养棚里，尽职尽责地饲养着集体的牲畜，从无怨言。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他们几个还利用空闲时间承揽了董封供销社的供、销物资装卸，用体力换来每吨0.4元的报酬，用来补贴家用和日常开支以及我们的上学费用。然而，父亲始终相信自己的清白，相信党，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初心不改。他多次向上级党组织提出申诉，说明自己是冤枉的，强加于自己头上的这些不实之词是捏造的，莫须有的。在此期间，我曾两次陪父亲去县里上访申诉。
1974年底，当父亲再次把申诉材料送交至阳城县委政工组（现在的纪检委）时，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政工组领导责成王海润等同志负责案件的审核查办。这一次，父亲似乎看到了希望。工作人员安慰着父亲，并告诉他组织会实事求是、依法依纪公正地给予查处。经王海润等人认真查阅档案，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落实后，扣在父亲头上的几项罪名根本不成立。经报请县委批准，责成董封公社党委重新做出了处理意见，由开除党籍改为留察1年，同时宣布撤销留察（留察期满），恢复了父亲的党籍。1976年2月由董封公社革委会任命父亲为董封公社农科所主任，先后在公社农场、公社农机厂任场（厂）长，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是认认真真完成了公社下达的各项指标，多次获得上级的表彰奖励，直至1982年底因到龄被免去职务。
1978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全面复查期间，由阳城县委有关部门对父亲 1958 年 3 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决定又重新做出纠正，将父亲的党籍确定恢复为第一次入党时间，即1944年8月。
父亲的一生平凡而又传奇，追求真理，直面矛盾，敢作敢为。即使在免职回村后，他依然关注着村里的经济文化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他满怀激情地亲自传授农耕技巧和做事做人的道理方法，并积极参与村内的各项公益活动。每年的元宵节，村里演出的“扛桩故事”他总是亲自指挥，不求回报，有口皆碑。他始终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豁达大度，高风亮节的人格，受到村民们的好评。
作者简介：燕双锁，阳城县董封乡董封村人，系董封乡人民政府退休职工，为燕老成信之次子。从事林业工作三十多年，务实工作，诚实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