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水文澜
老赵和小花（外一篇）
赵家善
《云水文澜》征稿，我真不知为家乡写点什么。原因有二：一是我从小就不大记事，离开家乡又太过久远，对董封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小情，确实记不起来，不敢姑妄言之。二是活在当下又特别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不知道希望在哪，不知道该对困窘和落魄之中的家乡说些什么。那天学武老师和健民、海龙老弟提到了我的父亲，问我之前在群里发过的《父亲节杂想》可否采用，我这才想着要不就再写写我的爸妈吧——记录一点小人物的奋斗历程和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未尝不是对家乡历史的补白和对未来的期许。只是我已不记得那些曾经有趣或庸常的细枝末节，不记得那些曾经催人泪下或让人啼笑皆非的琐屑故事，只能留下这些粗线条勾勒的概括性文字。不足之处，恳望见谅。
曾经享誉董封一街两行的老赵和小花，是我爸妈。我这么写有失敬重，但这个称呼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董封人来说，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一说大家都知道。你要说赵家善爸妈如何如何，人们还得绕个圈子，赵家善何许人士？所以，我就直接写老赵、小花，省得大家再去猜问。
我爸官名叫赵廷魁，又名赵德顺，我推测他在赵家应该是德字辈。因为我大伯叫赵德英，还有一个堂叔叫赵德元。他们是一辈，又都有个“德”字，所以说我爸是德字辈，应该没问题。他当过兵，应该是八路军，在晋南受了伤，所以没有南下，没去福建，没当干部，回乡做了个裁缝。
我妈虽是小花一朵，但官名叫王桂英，这名字霸气，穆桂英挂帅打仗，巾帼不让须眉；史桂英是董封公社书记贾瑞尧的家里，后来还当了阳城县人民银行的行长，也非常了不起。我妈浪费了这个名字，没有宏图大志，所以嫁夫随夫，也学了裁缝。
我爸妈无权无势，但在贫困时期，那把缝纫手艺还算值钱，所以在董封这一带就有了一些名气。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居然可以在董封供销社食堂赊账吃川汤，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就这一桩，就让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一些红小兵和少先队员，眼馋得不知流了多少口水。
那时的每一任公社书记、主任及其家属，如贾瑞尧、李若恒、冯毓瑞、郑国华等，再到公社各下属单位领导和各大队书记，都是我家常客，都跟我爸妈特惯。有人想找公社书记走个后门，还时常让我爸妈去疏通疏通。
当然，我爸妈对董封各村的贫下中农，也都一视同仁，童叟无欺，备受老百姓爱戴，所以我爸在鼎盛时期居然有九个干儿。而据我家里的记忆，我妈曾说过，是三十来个。这个似乎有点吹嘘，或者是连干闺女也凑了数字。这些干儿女，有董封的，有次营的，还有沁水的，我爸妈在董封及周边地区声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我爸1974年英年早逝，虚岁50。抢救他的那天，公社书记、大队书记亲自坐阵，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全员出动，还请来了县级医院的专家，屋子里挤满了抢救和看抢救的人，门外也聚集了不少社员和公社各机关的人。
我爸出殡的时候，一街两行站满了送行的人们，从公社干部到各单位职员、全村老百姓都来了，哭泣声、吆喝声、鞭炮声连成了一片，那阵仗简直就是董封版的“十里长街□□□，□□□□□□□”（此处省略10个字）。一个普通老百姓身后能得到如此高规格礼遇，真还是一件稀罕事。我现在业已年近古稀，还没有一个干儿子，可见我和我爸妈相比，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的老家其实不是董封，而是次营辽河沙腰。我没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到我爸这一辈，他弟兄们也走得四散五零。我的大伯在谭村，一个叔叔在侯井，一个叔叔在高阳，姑姑嫁到了演礼许家庄。我爸则从东沙腰到庄头、县城、西河、演礼、南阳......一路辗转，最后落进了董封的怀里，所以我们家在村里其实是单门独户。
虽说是单户人家，但我们家并不孤独。尤其到了每年腊月，我们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四邻八乡到我家做衣服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我爸妈带着好几个徒弟，起早贪黑加班加点，都忙不过来。遗憾的是，那时候勤劳并不致富。我爸妈挣的是工分，年底分配能得上三二十块钱，就算好年成。好在那时候大伙儿都穷，所以我们家也穷得理直气壮无怨无悔，腰板儿棒直，说话儿扬眉吐气。
更重要的是，我们家就住在庙院门口，公社党委政府武装部及其下属管事的各单位，还有卫生院、大戏台都在庙里。逢上赶集过会唱大戏放电影，或者公社开大会，文革批斗谁，我们家都是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你觉得住在天安门广场和圪塔上槐树底下，能是一个概念？我们家虽然穷，但能生活在董封公社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也确实很有面子。我瘦骨嶙峋，但每天从董封街上走过去，一脸的趾高气扬。
我爸的聪明简直无以伦比。无论什么款式的衣服，他瞅上一眼，保准就能做得一模一样。做衣服的人去了，我妈量身特别认真，完了又写得一清二楚。我爸就不一样了，他粗眼打量一下，心里就有了尺寸，往三联单上信手一写，做出来保准合身适体。我爸打板排料堪称一绝，谋篇布局，恰到好处，总能让每块布料的利用度达到极限，不浪费一丝一毫。他下刀裁剪，更是起落有致，潇洒自如，咔嚓几声，剪过料开，领省、袖窿、腰节、各处翘势，便行云流水般呈现出来，宛如演奏一曲曲娴熟优美的伦巴、恰恰、华尔兹。我爸看的裁缝书，洋里洋气，上面的模特儿全是斯拉夫民族。那时的老大哥还是世界一流，我爸的裁缝手艺里自然杂合了苏维埃的基因，尽管那个时代已经不允许有西装革履的存在。我爸还自己编写绘制了各种款式衣装的裁剪书，并制作了许多纸版模型。他还自己设计，给缝纫机加装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大大节省了体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可惜天妒英才，他没能活满50周岁。
我妈没有我爸那样的聪明潇洒，但我妈是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她温柔善良，在我爸面前永远是轻声慢语，百依百顺。俩人偶尔拌嘴，也都是我妈礼让三分。我妈没有上过学堂，但她居然认得不少字，给顾客量尺寸、开三联单，这些简单的脑力劳动，我妈完全胜任。我想，她的识字量在她的朋友圈里应该是比较多的。她的剪裁功夫，虽然不及我爸，但也绝对是行家里手。她用自己的勤奋刻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了自己的每一件作品，赢得了顾客们的满意和尊重，在董封缝纫界享有仅次于我爸的声望。尤其是在没有了我爸的日子里，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全部家业，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董封百姓服务，养育我们成长，直到六十三岁患了脑梗。在那二十多年里，她不是半边天，而是我们家全部的天空。
我爸妈共生养了六个子女。我的大姐在这个世界上只呆了一年零几个月就匆匆走了，但这并不是我爸妈最悲催的。1958年才是他们的至暗时刻。那一年，我二姐小梅九岁，我哥国家七岁，两个人相隔二十八天先后夭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失去两个子女，这对世界上任何父母而言，都该是五雷轰顶万箭穿心般的打击呀！我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度过了那一生中最伤悲的时刻，我想象不出他们该有多么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挺过那样的灭顶之灾。也许，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候听到了襁褓中我的哭泣、我的呼吸、我的心跳。这是我能想象到的他们选择坚强的最大理由——他们不舍得让不满周岁的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孑然独行。他们咬紧了牙关，抹去了悲伤，让缝纫机的脚踏声再次响起。之后，他们又先后生育了我的大妹忽玲和小妹书玲。在先后失去三个子女后，爸妈对劫后余生的我们格外用心，生怕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在他们的温馨呵护下，我们姊妹仨嬉戏玩耍读书，幸福地成长。更值得铭记的是，爸妈以他们的言传身教，培育了我们善良博爱的心性、勤奋耐劳的精神、诚实守信的品格，让我们受益终生。
今年我爸去世已整整五十个年头，我妈也已仙逝二十九年。但我爸妈在董封积下的功德，在家乡有口皆碑的美好声誉，即使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依然福荫着我们姊妹三人，使我们每次回村都能感受到乡亲们的热忱温暖，感受到这片故土对归来游子那种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
我想，我的爸妈不但活在我们儿女心中，也一定是活在了董封人的心中。我们为有这样的父母，深感荣光。
2025年1月15日
父亲节杂想
一早起来，打开微信，“父亲”刷屏了，孩子们也发来了“筷子兄弟”唱的《父亲》，并买了蛋糕回家来，我这才意识到今天是父亲节。
我大约是去年才知道一年中居然还会有这样一个节日的。我本就是一个对各种过节没什么感觉和兴致的人，对这样突然冒出来的日子，除了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其它就没什么感觉了。Google看不到了，可百度和搜狗之类都还在，手指一点的事情，可我竟然没有一点想去了解这个节日由来的念头了。
也许自己真的老了，也许我的父亲于我而言，已经太过遥远，我不知道父亲在我生命里真实的重量，我不知道父亲节意味着什么，甚至也不想知道。
这样说来，我似乎真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一方面我不知道该与我已经离世40余年的父亲说点什么，说什么都觉得矫情，生活已经把我对父亲本就模糊的亲近打磨得没了痕迹。一方面，我自己在充当我宝贝儿子的父亲这么多年里，似乎也乏善可陈。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的父亲在我十七岁那年便走了。起初不过是得了痢疾，谁知治聋致哑，屁股上一针下去，感染了，跟着就是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记得当时我和大妹子正在庄稼地里干活，半中间让人给喊了回来，见到父亲时，他已昏迷不醒。屋子里挤满了抢救的和看抢救的人，可人多并不总是力量大，我爸就那么说走就走了，走得那么草率，没交没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的重要。当然，即使到现在，我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稀里糊涂。人的愚钝与生俱来，这也是无药可救。出殡父亲的那些日子里，我大约是流过一些眼泪的，因为别人都在哭，全村300多户人家至少200多户都送了烧纸（事后担着玉米馍逐家还礼时知道的），我作为逝者的儿子也不能太不像话。
父亲于我而言，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对四乡八邻特别重要，在那个商品匮乏的年代，作为裁缝高手的他，待人真诚，有求必应，童叟无欺，每年腊月没日没夜地劳作，大年三十晚上还加班加点，赢得了包括公社大队书记和平头百姓在内的所有人们都高看三分的礼遇。我到村东头供销社食堂，是可以先吃川汤而隔几日让父亲再去付钱的少数几个少先队员之一。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这是我因我爸而最感荣光的场景。
他的面部总体来说并不吓人，甚至是慈祥的。我很少见他对我笑，这是他的不对。不过他也从不苛责我的学习，也很少骂我打我。但我仍然觉得没有他看管的时光，才是我最迫切的向往。我说不清楚，甚至举不出任何事例，来证明他的已经非常慈祥的存在，对我而言，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伤害，足以让我对他敬而远之。所以，父亲走的时候，我的眼泪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应该有的那么多。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号啕大哭，是在那年除夕之夜。我和母亲、两个妹妹，吃完守岁面，母亲说了一句：“好好的，怎么就少了一个人呢？”平平常常的一句话，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揪心的让人难受，于是一家四口就在那四面透风的厨房里，围着火炉哭呀哭，哭得天昏地暗。
后来我专门思考过这次号啕大哭。我想我的哭，一半是因为团圆日子不团圆，悲从中来，那是一种空落落的极其酸楚的伤悲；一半是想到了父亲走后自己在几个月里受过的诸多苦难，积攒了太多的委曲，在那一刻，心里的堰塞湖突然决口了。最铭心刻骨的一件事，就是那年秋天，我跟着乡邻，半夜三更，披星戴月，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到四十多里之外的沁水山里扛松木，以偿还之前好心人（立社爸爸）给我爸借用的棺木板。那个时候，我瘦骨嶙峋，个子低矮，气单力薄，一路上跌跌撞撞，连爬带拖，每一步都极其艰难。肩膀上没有脂肪垫，却扛着比自己体重还沉的木头，几十里山路下来，肩膀上已是道道血痕，疼得我呲牙咧嘴。在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特别特别想哭，但我却不能哭。尽管有乡邻们的帮助，但自己作为少主的责任，谁也不能代替，我得比同行的任何人都更加坚强。有了那次经历，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那年除夕夜，我第一次认真地回想我的父亲，想象如果父亲健在，我和我们家又该是怎样一种境况。我想他的各种好，各种严厉。除了抽烟成瘾和晨起咳嗽十来分钟，我想不出他作为父亲的任何瑕疵。当然，好的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不大清楚。只是脊塌了，椽顶着，我不得不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做更多一些的家务。同时，也不再一味地怨恨母亲老让我干活而让两个妹妹去玩耍之类的事情。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地过着。我没有远大理想，尽管我在写信给远在河北当兵提干的堂哥时说过“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话。我也很少再有痛哭流涕的时候，因为你的哭泣无关他人，哭过之后还得自己把泪擦干，生活中的各种磨难还得自己应对。因为你没有了父亲，没有了依靠。及至后来，我渐渐体悟到，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六天，熬过了就翻页了，过往的苦难也就一并烟消云散了。何况车到山前必有路，生活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过不去的坎，这个世界似乎也总会在你一筹莫展的时候柳暗花明。
生活在继续，父亲的影子于不经意间渐渐淡出了我的记忆，我很少梦见父亲，以至于不借助当年的照片，我根本想象不出父亲是什么样子了。
和父亲再有交集，应该是在2009年前后吧？总之是我被诊为慢性乙肝肝硬化后，我忽然觉得应该赶快做一件事情——让父母亲的坟茔看上去更有一点尊严。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蓄谋已久的心愿，但只有当我卧在病榻上的时候，那种心情才愈加急切。那一年，我趁着身体好一点的时候，赶紧给父母立了碑。在墓碑立起的那个瞬间，我鼻子一酸，眼中含满了泪水。我想，作为儿子的我，终于可以让父亲安息，也让自己安心了。
于此，我已自我满足地交待了自己的父亲。而作为儿子父亲的我，该如何做好这个父亲，我至今都还在云里雾里、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望着孩子们带回来的蛋糕，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016年6月19日
作者简介：赵家善，男，1957年出生，董封村人，专科学历，副主任医师。曾就读于董封九年制学校、山西省中医学校、山西职工医学院，并在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修深造，先后供职于董封公社卫生院、阳城县肿瘤医院、晋城市人民医院、晋城市医学科学研究所，历任阳城县肿瘤医院副院长、晋城市人民医院宣传科主任、晋城市医科所所长，兼任山西省医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晋城市中医药学会常务委员，现为晋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返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