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拉美全球史】实录NO.2 | 学术沙龙：条条“大路”通美洲——《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读书交流（上）

我们这一次的沙龙主题是“条条‘大路’通美洲——《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读书交流”。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全球真正连接为一个整体，世界进入全球化进程，各地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本书讲述了16到17世纪之间全球各地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全球化的开端，是新大陆“发现”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当时的全球化与我们今日所言的全球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用今日的视角去考察当时的全球化，否则，当时的所谓“全球化”或许就不能被视为全球化了；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当时的“全球化”与今日的“全球化”，我们会发现，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人员、器物、思想与文化之间的流动与碰撞。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正如本书作者塞尔日·格鲁金斯基所言，16、17世纪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是，当时的全球化的特点是什么？其与今日所言的全球化有何区别？此中进程如何？接下来，时间留给各位与会老师。

《世界的四个部分》这本书向我们展示出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史的视角。过去我们的世界史可能只有三个部分，即欧亚非，而“第四部分”即美洲的部分似乎只是围绕着北美展开。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了“第四个部分”即美洲的重要性。美洲进入世界历史的视野的确是伴随发现新大陆和西葡帝国的殖民展开的。但长期以来“伊比利亚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以及美洲大陆对于世界历史的贡献，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然而，西葡帝国毕竟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在其殖民帝国的范围内，信息、人口、技术的流通，以及这些全球化过程对欧洲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过去，我们说世界史研究要避免习惯于将一些欧洲历史中的“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视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动力，因为这些所谓的“欧洲事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们往往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互动紧密相关。今天，《世界的四个部分》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我们想要形成宏观和整体的历史观时，忽视任何一个区域都是不客观的。是世界各地经济、文化、人口流动和技术的传播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才共同构成了更广泛的全球历史网络。因此，单一的欧洲中心论无法完整地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单一的英法殖民全球化叙事也是有害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视角，才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全貌。我们说到美洲对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说到因为大航海而开启的物种大交换，因为番薯、玉米等易于生长且高产的粮食作物传播到世界，引起了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等。而这本书还有更多的细节，例如，印刷术在西葡帝国的传播，推进了欧洲语言的全球化，而新知识也得益于被殖民国印刷术的发展而得以回流欧洲。

视野更加开阔的全球化在环境史上体现更甚。人类的政治有国界，各国的政策和行动受到这些国界的限制。但环境的互动则超越了这些人为的界限，真正体现了全球各地区、环境各要素的休戚相关。众所周知，美洲地区对于地球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我们说，森林、海洋和湿地作为地球三大重要生态系统，不仅各自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还彼此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而美洲地区，在森林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大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巴西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能通过固碳作用调节气候。而气候的变化又会影响海洋的温度和流动。在海洋方面，美洲地区由于是远离欧亚非的大陆，其相隔着巨大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其间大量的洋流（顺带一提近期最著名的可能是厄尔尼诺暖流）、与欧亚非不同的海洋环境，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不可估量。在湿地方面，世界最大的湿地，潘塔纳尔湿地也在美洲，分布于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境内，在水资源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生态调节系统之间息息相关，相互作用，构成了地球生态的整体平衡。而它们又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政策各不相同，我们知道，美洲地区的政治相当复杂，而复杂的政治气候与环境气候交互影响，因此理解环境史不仅仅是研究自然现象，更是要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

我目前担任《鄱阳湖学刊》的编辑，我刊创刊于2009年7月，设有环境史、生态学术综述等栏目。2018年以来每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环境科学学科最受欢迎期刊，同时入选2016—2021年最受欢迎期刊，并被世界知名EBSCO学术数据库全文收录。我负责的是环境史专栏，我刊没有发文门槛，唯一要求就是文章质量。环境史是当下史学研究的热点，它在当下这个学术文章比较容易涉及敏感点的时代，是较为安全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正如今年气候变化造成的天气反常，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增长，极端天气增多，环境史将会越来越受关注。同时，环境史也给予了世界史研究一个全新的视野。以《世界的四个部分》为例，它提供了很多将拉美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下的研究思路。这种思路同样可以用在我们当下的环境史研究上。我们现在宣传世界史研究发文章有一个常见的困境在于，它很容易被政治要求影响被退稿。也会有些期刊看到是纯世界史研究，认为与刊物主旨无关就会退稿。而环境史提供了一个更为全球化的视野，即，一直以来较为容易被忽视的，在全球化视野下，东亚地区与世界的环境互动。东亚地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超越了国界，其环境变迁、资源开发、生态治理等方面有深远的跨国影响。这些互动也与当今许多全球热点问题密切相关，包括气候变化、跨境污染、生态资源管理等。例如，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却能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其环境保护政策和资源节约与开发策略一直是环境史研究在东亚区域的主题之一。又例如，我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貌多样，拥有众多重要河流发源地如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怒江、伊洛瓦底江、长江和黄河的国家，对于世界环境史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研究领域，而我作为一个新人编辑愿意与各位作者共同进步。

环境史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当时的民权运动息息相关。可以说其诞生一开始就是环境与社会互动的产物。1974年，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也成立了。其中，最为权威的期刊当然是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办的《环境史》、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办的《环境与历史》，剑桥也有《环境与历史研究》丛书，通过这些期刊丛书，大家可以了解到最新的环境史学术前沿动态。

当下，近几年环境史的动态主要是这样：就层次而言，第一层次是“自然”，这一部分与历史地理学产生一定的重合与交叉，关注自然环境的结构及其演变；第二层次是“文化”，即人类社会与自然在文化上的联系。包括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理解人们如何感知环境，尤其是对环境的感知怎样反映在文化上。第三层次是“自然”与“文化”的结合。在这个地带，自然与文化相遇、产生互动并塑造着彼此。一个经典且大众的例子就是《枪炮、细菌与钢铁》。在自然与环境的互动当中，有权力分配的变化，也有经济关系的变化。环境决定论当然不对，但环境是一股无可否认的塑造历史的力量。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这种互动更加微妙且复杂。

当下来说，环境史研究存在更多的跨学科趋势。目前的热点主要有：

1. 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在环境领域的表达。它关注环境问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环境正义的核心是确保每个人，无论其经济状况、种族、性别或地理位置，都能够平等享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并在环境决策中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也是较容易符合当下政治宣传趋势的议题。环境正义的目标在于，不仅要解决环境问题本身，还要关注社会不平等，推动公平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环境正义之所以放在第一条是因为它和当下的政治宣传趋势较为吻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污染控制和资源保护的过程中，环境正义是基本的伦理问题，也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一、存在利益冲突而难以贯彻的原则。何以如此，怎样表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由各位学者探究的问题。环境正义成为当下各类政策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反映了对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双重诉求的重视。

2. 湿地、海洋、草原等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互动的历史研究。而这三者当中一个共同的因素是水资源。水既是自然资源，也是生态系统，还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不仅因河流而生，政治集权的产生、官僚系统的出现，也与河流治理和水资源开发息息相关。河流的管理和开发对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人类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修建堤坝、开挖灌溉渠等。这种复杂的工程需要集中的规划和管理，促使了集权政治的产生。统治者通过控制水资源，巩固权力，同时也需要建立官僚系统来管理河流治理、调配资源和组织劳动。海洋、河流都是当下环境史研究的热点。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早已关注这个领域，但现在，社会史、经济史、交通史等都与之产生交叉，产生了诸多精彩而复杂的子领域。

3. 湿地、海洋、草原等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互动的另一个子领域是动植物史。动植物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进化、消亡也总是与人类社会有直接关联。欧美已有狩猎史、动物驯养史、宠物史、动物园史、马戏动物史、兽医史、实验动物史以及动物屠宰史等各种主题的动物史著作。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物种之间的迁移和交换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除了动植物本身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变迁以外，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十分有益的研究视角。其间有多种学科交叉领域，如路径取向多元化。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城市史、医疗史等研究领域。更前沿的视野还有心态史、情感史等视角。

4. 疾病史。一定要说这可能也能划分到动植物史，毕竟病因多半是微生物。这个领域的兴起是从2020年起。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类，由于疾病史的研究途径、偏重点和切入的角度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一是医学史或医疗文化史，侧重于探讨人类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方法，以及这种疾病知识和观念的形成及传衍，这些疾病的认知形成、知识传播等。二是历史-地理病理学，着重于探讨各种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不同时代、空间、社会、人群（因职业、信仰、性别、年龄、生活条件等因素而构成的人群）中分布的情形。第三是病因学，这个较为专业，在此不展开讨论。其四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着重于探讨疾病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历史系学者最擅长，最常用的一种研究途径。当然，这四种研究方法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彼此交叉使用。

我刚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格鲁金斯基似乎是在讲述欧洲、亚洲与美洲等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流动，但是，当我读了以后，我认为他实际是在讲述世界的四个方面之间的流动，比如人员流动、宗教流动、思想文化的流动，等等，而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族群”，包括族群的扩张、种族变迁等，以及如本书第15章“语言的全球化”中所讲述的，语言的变迁。在书中，格鲁金斯基讲述了卡斯蒂利亚语的流变，那么，我认为，语言，其作为族群，或族裔、种族、民族的边界，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不可以作为族群的边界，甚至可以成为精英、掌权者融合新族群的工具，实际上，语言是一种可渗透的族群边界，而正是这种可渗透性，使得社会中的话语建构将语言（此处指官方语言）作为边界，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旦相遇，就会以语言作为标准来划分“他者”；因此，语言又可以被视为一种贬低对方的“原生性”工具。在这种层面上讲，语言将被列为建构共同性的首选项。对于人类各群体而言，通用语远比通用宗教具有更多的可渗透的特性，而这使它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急先锋”。

作者提到，西化与全球化是一条路上的双向车道，那么，作为新族群的南美，也可以说是西葡帝国（或欧洲）与南美本土之间的一种构建性区域，实际上被认为是西方的边缘地带，那么，相对于中心地带而言，他们的族群认同是更加强烈的，因而也就更需要边界，因此，正如本书的引言中提到的，在911事件发生时，巴西、阿根廷有大型宗教庆典仪式也就不奇怪了。

我以上海话为例。我不会讲上海话，也很难听懂上海话，但是我发现，在上海人流量越大的地方，普通话反而越流行。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上海话当然一定是主流，但是，在今天，上海全球化，甚至更通俗的讲，中国各方融合化更加明显的时刻，那些不会说、不愿意讲普通话的老年人，反而成为了少数群体，这与《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所研究的西葡帝国与拉美有些相似，或者说，在罗列更多相似的例子后，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流动性的群体中，或当两个语言本不相通的群体碰撞于同一空间后，执政者（即群体领袖）一定会想办法打破壁垒，使语言成为两族融合的工具，而这远比通婚、改变宗教信仰、虚构起源更为重要。从人类学族群研究的情境性认同理论讲，政治-经济的现世情境是促进族群认同的核心动因，所谓的原生血缘、方言、宗教等，均要让步于此，在这个意义上，祖辈生活在上海的讲上海话的人不愿与讲非上海话的人合作，只是族裔流动的开端的一部分，交流、融合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从长时段看，情境是所谓解释族群边界变动的较为有力的理论。

在格鲁金斯基的这本《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中，提出了一个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概念。

正如这本书后面附的李雪涛书评中提到的，格鲁金斯基在书中全球化用的更多是“Mondialisation”。这是一个法语词汇，在法语世界Mondialisation往往作为同英语的globalization一样含义的术语来使用，表达全球性的地区国家的联系和互动。尽管不同学者对该词存在一些不同的解释和区分，但是格鲁金斯基在这本书里用Mondialisation更多的表达是一个对全球化不同阶段的区分，目的是区分16、17世纪伊比利亚全球化与随后的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这两个阶段。

谈到后者，我很容易联想到词根跟Mondialisation同样都表达世界的一个英语“worlding”，既世界化，这个词在后殖民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常含义将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等纳入全球影响范围的行为或过程，尤其是被认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范围。世界化最早由海德格尔的作品中用于解释他对“世界”的观念。在海德格尔时发表的《世界图景的时代》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是现代西方对世界的构想（既世界观）形成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世界的其他部分不断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构想”之中。印度庶民研究的创始人、后殖民学者斯皮瓦克在海德格尔世界观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这个术语发展为他者化（othering）和世界化（worlding）的概念。斯皮瓦克在她的论文《舍摩国王妃:读解档案》中，描述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英国殖民统治下英国人从印度人眼中陌生人成为了他们主人，而这些本地人自己反而被训化为自己家乡的他者。斯皮尔克认为，西方为主体的世界不断将殖民地塑造为他者，建构自身为主体的世界观（既世界化），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英国殖民者渐渐完成了对殖民客体的原有世界观的改造。因此，结合英语worlding（世界化的概念）来跟格鲁金斯基讲的全球化对照着看，就很容易区分了。

worlding世界化是带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与政治意图，它是封闭的单向的，且worlding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似乎格鲁金斯基在阐述他的全球化认识的时想要将其塑造时间范围更广、更多向的一种现象，想要淡化西方意识形态，想要阐述的是不同的伊比利亚全球化，然而在对全球化的性质下结论时，他却说：“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在他看来，全球化与西化或者说worlding这种世界化的不同点在于它允许回应、允许混合。格鲁金斯基想要在这本书中更多地为我们呈现丰富的其他世界的回应、混合、交流联系的这些部分，为我们传达了不同的声音。

格鲁津斯基的《世界的四个部分》是一部全球史，是一种全新的全球史学方法的实践，简单来说，它更为关注互动关联史，弥补了传统史学只关注民族国家框架的缺憾，书中有个中肯的评价：“涉及重新挖掘世界的不同部分之间、不同的社会之间所发生的各种联系，有些类似于电工的工作，修复时代与历史学家所分离开的那些东西。”我们可以将传统历史学家的工作比作盖楼，格鲁津斯基的工作仿佛是修路，把这些楼房联系起来。他关注人物的移动轨迹，阅读的书籍，甚至考虑到了口口相传，旅行遇到的人等等，采用了很多新形式的史料。可以说，给历史学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但是，修路也有修路的副作用，一是作品的可读性要比传统史学的叙事降低不少，读者的知识背景也够不上欣赏这部作品。二是错过了沿途的风光，对每一部作品的呈现都是浮光掠影。我读《殖民记忆：历史的再造和西方化的开端》一书时，才欣赏到了我期待的沿途风光，作者对这些史书进行了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和剖析。在众多的网络中，最吸引我的是在西葡帝国视角（1586-1640）或叫做伊比利亚联盟视角下，中国和美洲如何发生了联系。

一、西葡帝国的殖民计划

费利佩二世有一个全球扩张计划，意欲将亚洲与美洲全部纳入其中，并筹划从墨西哥派出远征军攻占马尼拉。西班牙帝国的版图横跨了亚非拉，一度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是这一说法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例如亨利·卡门的《西班牙帝国》一书，质疑这一说法，他认为，西班牙民族国家建设还在进行之中，双王位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央集权也正在逐步加强过程中，帝国时期的很多国王甚至都不会说西班牙语，因此，西班牙只能算是非常松散的一种帝国。作者甚至认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驻军不过是个贸易前哨，说不上殖民，这一“殖民地”的实现要归功于中国和日本的宽容。

无论如何，西班牙人的帝国梦一度很膨胀，征服时期，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一直想要征服太平洋，还曾经不断尝试。1574年，菲律宾总督雷克尔给费利佩二世写了一封信，声称只要60名士兵就能征服中国明朝，请求国王允许他的计划。两年后，新上任的菲律宾总督桑德再次提出派出2000人征服明朝。1586年，大批殖民者聚集在马尼拉制定了严格的计划。但这些不太靠谱的计划都遭到了费利佩二世的拒绝。

二、起源的联结

美洲与亚洲在历史上存在的联系，当时已经有学者在基督教史学的框架下提了出来。在新西班牙，德国天文学家亨里科·马丁（Henrico Martínez，约 1555-1632 年），也被称为“西班牙国王的宇宙学家”，在他的著作《新西班牙的时间与自然史全书》（Repertorio de los tiempos y historia natural desta Nueva España）中讨论了美洲人的起源。它从《圣经》的《创世记》解释了地球如何在洪水后重新繁衍，这些生物被拯救在挪亚方舟中，从亚洲开始，然后繁殖和延伸，直到它占据了整个欧洲和非洲，彼此相连。马丁内斯认为美洲居民是通过陆地而不是海路到达的。它指的是神话中的阿尼安海峡——天文学家称之为“阿尼安”——它允许从北冰洋通向太平洋，据说是从马可波罗之前提到的阿尼安之地。不过，他明确表示，这只是“一些人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情。但是后来有西班牙学者延续了这一看法，认为美洲人来源于亚洲。从侧面可以推测，亚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存在一种亲缘性。但这一点书中没有提到。

三、商品与人的联结

中国与美洲经由西葡帝国的商业计划联系了起来。中国是西方商人眼中最大的市场，它们是西班牙帝国持续前进的原动力。因此，中国和美洲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实现了商品上的联结。书中提到，16世纪60年代末，第一批亚洲商品和菲律宾人到达阿卡普尔科港，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的基督教徒在墨西哥被欣然接待。这些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漆器。书中也反复提及，美洲人对中国商品的喜爱。

华人也随着这些商品到达了美洲。有研究显示，第一个到达美洲的华人是1540年第一任墨西哥大主教祖马拉加（Juan de Zumárraga）的厨师，是从西班牙购买的。1573年后，自马尼拉大帆船航行开始，来美洲的华人就更多了，大多数是非正常途径雇佣的华人工匠。书中也提到，“墨西哥城贸易汇集了全世界，有技艺超群的中国金银工匠。”中国的手工艺和艺术对墨西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中国模式的影子投射到所有与亚洲打交道的人的著述中，在美洲，chino这个词开始指涉所有东亚和东南亚人。同时，在作者的研究时间段中（1586-1640），已经有不太和谐的因素出现了，种植园已经悄悄引进了被拐卖过来的华工，还出现了一些仇视华人的现象，例如1635年，华人理发师与西班牙理发师之间发生的争斗。

四、认知的联结

从传统思想史维度，即书籍载体的角度而言，欧洲对中国文化赞赏与介绍是美洲对中国认知的主要来源。格鲁津斯基强调，将文学和哲学作品从中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努力，或者反之亦然，与对其他文明进行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在欧洲国家的出版物中，意大利的书籍是美洲了解亚洲的主要途径。教皇庇护二世所做的《历史地理大全》介绍过中国，保罗·乔夫《亚洲几十年》、《航行与旅行》都介绍了亚洲。意大利的文献传播广，主要得益于大批人文学者与印刷厂厂主，得益于意大利语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在大发现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书籍这个知识载体，本书还另辟蹊径，追踪了在美洲与亚洲之间传播知识的“摆渡人”，如传教士、士兵、商人、律师、艺术家、探险家、殖民者、科学家、印第安知识分子等等，作者追踪了他们的行程和轨迹。他们一生辗转，从墨西哥到拉普拉塔河，从塞维利亚到果阿，从热那亚到中国。他们的知识来自于书籍，但更为宝贵的是口口相传，他们在家、港口、广场、市场、公共建筑或土著王公的宫殿中搜集信息。文中甚至还提到了一个特殊的场所：监狱。多明我会加斯帕尔·达·克鲁斯从广州遇到的威尼斯商人，被囚禁在担任囚室里，有充裕的时间观察中国的葡萄牙同胞们那里获取到知识。中国的人口过剩的监狱建立起葡萄牙人最易搜集信息的场所之一，葡萄牙人将这些信息传播给16世纪其他欧洲人。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人的可见性与作品的可见性密不可分”。

五、传教的联结

在传教士眼中中国是最大的潜在信众群之所在，传教士是西葡帝国的“摆渡人”中最有文化，最有野心的一群人。尽管修会的传教士的全球化与西葡帝国的计划并不完全一致，但时常与西班牙王室的征服与殖民活动相伴。不同修会传教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大，但出于传教目的，传教士认为佛教派系争斗比基督教内部严重，故意忽视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之间的巨大矛盾。但在传教士眼中，中国与美洲在传教的优先顺序上也有差别，中国是福音传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终极目标，在美洲进行的福音传教是天主教信仰传播之路上的一个“候见厅”或一个阶段。因此，有一部分先到美洲的传教士，心中还怀有去中国传教的目标。

在征服菲律宾和马尼拉大帆船连通墨西哥和东亚之前，得益于西班牙在殖民美洲后与中国有着更为接近的空间关系，远在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已将中国视为传播福音的对象，并对印第安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大部分传教士认为中国是比美洲更加文明的国家，对去中国传教充满了憧憬。他们认为该地的百姓是最适于传教的对象，并常常将想象的中国与其所接触的印第安文明进行对比，如莫托里尼亚修士在其书信中说到，他从内心中认为，那些即将被发现的人将比墨西哥人更美丽，更富有能力。

阿根廷学者Ana Hosne的研究中提到过，早在1533 年马丁·瓦伦西亚（Martín de Valencia）就计划与其同伴托里比奥·莫托里尼亚（Toribio de Motolinía）、马丁·德·拉科鲁尼亚（Martín de la Coruña）、安东尼奥·德·西伍达罗德里格（Antonio de Ciudad Rodrigo）以及弗兰西斯科希门内斯（Francisco Jiménez）前往中国。1545年，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戈·德·贝坦佐斯（Domingo de Betanzos）与墨西哥城大主教祖玛加拉（Juan de Zumarraga）和玛格达列纳 （Juan de la Magdalena）去往中国。西印度事务管理局指派门多萨撰写中国的历史《中华帝国史》，他也是在墨西哥做了准备，最终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但随着传教士们的梦想化为泡影，他们的叙事开始充满矛盾，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具有高度文明，但是他们依然是需要基督教教化的野蛮对象。例如著名纳瓦特语专家、传教士萨哈贡对中国的评价：“在中国的那些王国里……人们精明能干、很有礼貌、而且知识渊博。” 他们往往欣然提及“中国的伟大”，这个国家在“数千年”中一直处于“强国之巅”。中国人令人着迷，使人好奇，“他们的政治制度、国家统治及日常生活都是文明的、开化的，正如他们在异教的崇拜诸神与偶像崇拜中是兽性的一样”。 

马丁·罗耀拉（Martín Ignacio Royola）是少数曾踏足两地的传教士，他的著作《修会省总章马丁·依纳爵的旅程》，受门多萨的《中国历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的启发，在欧洲大获成功。罗耀拉曾在方济各会修士陪伴下展开亚洲之旅。穿过新西班牙，去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西班牙与葡萄牙方济各会互相嫌弃，他到达广州被他们和耶稣会士和中国人敌视，被中国人驱逐，最后他放弃了对中国的福传。第二阶段去了拉普拉塔河流域，经常用中国作为尺度来衡量美洲。他认为墨西哥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王国。他进行了比较，伞和中国的伞一样，伞上画有太阳、月亮和很多星星。苏州府是塞维利亚的三倍，莫卧儿帝国是仅小于中国的大帝国。方济各会罗耀拉在中国旅行时感到兴奋，“许多大学与研究中心讲授自然与道德哲学以及该王国的法律法规”。西欧哲学之外，存在另一种自然与道德哲学。

例如在秘鲁的传教士阿科斯塔（Jose de Acosta）曾经对中国文明、印第安文明进行比较。他也承认，因为中国有文字系统，所以中国比美洲人更更接近文明人。阿科斯塔对中国的评价从最初的赞赏转为贬斥，“他们对自然科学的了解极少，或没有任何方法可言，只有一些孤立的观点……中国人所有的科学可以全部归结为阅读和书写。”但他赞赏新西班牙的星象学家，抬高了印第安文明的地位。尽管许多西班牙传教士认为中国某些方面是“文明”的，但在两个地区的比较中仍将自己主观的“天平”倾向于拉丁美洲殖民地。（Ana Hosne）

艾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 出于对中国的好奇，增加了他们对世界多样性的认识。《航海记》（Discurso de la navegación）中这样叙述到：“中国人对朝廷政治非常谨慎，研究出了各种精专细腻的学问；但同时，他们也十分缺乏理性精神，如野蛮人一样进行偶像崇拜。”

据Ana Hosne的研究，奥古斯定会的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 1533-1578）作为第一批入华的西班牙使团代表，将其从1575年7月17日至同年10月28日在福建停留数月的见闻记录下来，并通过书信传到欧洲，成为当时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在一封寄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他这样提议到：中国有辽阔而肥沃的土地，文明（policía）程度很高，城市也很坚固，有护城墙，而且比欧洲的城市要大很多，如果陛下想拿下中国，需要先在菲律宾群岛定居。“（中文）是一种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困难，最‘野蛮’的语言，因为它们是一种文字语言而非字母语言，每一个事物、词语都对应着不同的字，所以一个人就算认识一万个字，也不定能读懂所有的东西。”

与马丁·德·拉达一同造访中国，并留下重要文字记录的还有奥古斯定传教士哲罗尼莫·马林（Jerónimo Marín, ？- 1606）。他从菲律宾返回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后，于1581年写下《印度皇家最高议会的备忘录》（Memoria de avissos para el real Consejo de Indias）。在书中他将中国与南美洲殖民地相比较，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但有趣的是，这一“文明”对于传播基督教来说并不是加分项。因为在他看来，印第安人的文明相对落后，更容易接受高等文明（天主教文明）的影响：在中国已有学校和哲学家，（我们需要）带去优于他们的天主教教育机构和哲学家，才能驳斥他们的错误。反观印第安人，因为他们是柔弱的，加之我们天主教教义的“哺育”，以及他们冷静、温雅的认知。因此不应向他们传授其他科学知识，以免他们中的一些人像马丁·路德一样走向歧途，对学到的文字和科学产生错误的认知。

从这些传教士的转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对中国既崇拜又蔑视的矛盾心态，因“爱而不得”，他们将中国的伟大文明视为传教的障碍，因为认为中国已经有牢固的知识体系，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认知更难。同时，他们在中国和美洲的对比中，逐渐倾向于美洲，认为印第安人更柔弱，更容易接受天主教，有的传教士还更推崇印第安人的文明，体现出他们对美洲的偏爱和传教事业的成功。

六、情感的投射

我们可以看到，西葡帝国将中国和美洲置于一个商品、人员、传教士、文化流动的网络中，有些在美洲的传教士甚至计划去中国传教，因为那里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目标，但后来，他们心态做出了调整，扎根于美洲。这些联结让美洲逐渐了解中国，中国在美洲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例如书中提到，在墨西哥对外关注的次序中，亚洲仅排在在西班牙之后，高于其他的欧洲地区。作者没有进一步阐释其中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除了中华文化和工艺品的影响力大，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存在，即同为帝国计划中的被殖民对象，墨西哥和拉美其他国家对中国有一种向往和期望。作为被征服和压迫的民族，对当时尚未被殖民的中国投射了乌托邦式的想象，尽管这一想象要到1816年才落入文字，即小说《癞皮鹦鹉》，这部作品大量描述中国而不是商品贸易来源之地的菲律宾，因为而菲律宾不能像中国那样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以反衬墨西哥的现实。

这些视角是美洲与中国之间非帝国视角的平视，恰好是我想找、却没有在书中找到的，作者展示的美洲视角，即主要是美洲人齐马尔帕赫恩的文字，也没有太多涉及中国。作者编织的这一全球网络是帝国与其殖民对象的联系，传教士和其他的行动者都算作帝国的一部分，美洲一直以欧洲为镜，但本书没有涉及被殖民对象之间的平视镜子。也许中国与美洲之间在殖民早期只存在一种间接的联系，但挖掘这些联系是填补全球纵横交错的网络必要的一环。目前已有拉美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如上述阿根廷学者Ana Hosne。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浪潮逐渐势不可挡，史学界开始关注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互动与联系，这种超越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史观就是全球史。

几乎在同一时期，大西洋史也在西方史学界迅速发展，研究欧洲、非洲、美洲之间通过大西洋的历史联系，包括贸易、移民、文化交流等。两者相互影响、关联紧密，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不少大西洋史学家受到了全球史影响，使大西洋史研究路径得到了拓展和深化，甚至一些大西洋史著作还出现了明显的全球转向。

我先谈一谈这本书对大西洋史研究的启示。

第一，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概念。格鲁金斯基指出，16世纪是全球化的起点，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主要的海洋强国，展开了全球范围的扩张。他们的足迹遍布美洲、非洲和亚洲，不仅限于军事征服和商业贸易，还包括文化、宗教和艺术的传播。通过航海探险和殖民活动，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启了一个全在伊比利亚全球化的过程中，美洲的转型尤为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活动使部分美洲地区被改造成“拉丁美洲”，欧洲的语言、宗教和文化深入影响当地社会，体现了全球化的深度影响。这种转型不仅改变了美洲的社会结构，也为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传统的大西洋史研究多关注17至18世纪，以英、法、荷等北欧国家在大西洋世界的活动为主。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概念将时间范围前移至16世纪，强调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开辟大西洋航线、探索新大陆和建立殖民帝国中的先驱作用。这促使学者重新审视伊比利亚国家在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扩大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第二，对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格鲁金斯基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帝国叙事。他强调，全球化不是欧洲单方面的扩张，而是多方互动的结果。非欧洲文明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在全球化进程中，非欧洲地区展现了强大的主体性，影响了全球历史的走向。通过聚焦非欧洲地区在全球化中的核心角色，格鲁金斯基展示了全球历史的多样性。他关注当地人物和群体如何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例如美洲原住民如何适应和抵抗欧洲殖民者，非洲商人如何在大西洋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亚洲国家如何应对欧洲的商业挑战。这种多元视角打破了以往单一的历史叙事，丰富了对全球化的理解。这一点与大西洋史学家完全一致。

第三，方法论的革新。格鲁金斯基主张打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强调跨区域的联系。他认为，仅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角度难以全面理解全球化，应当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历史研究可以揭示全球性现象的本质和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格鲁金斯基倡导结合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他运用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史等多学科的视角，深入探讨全球化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例如，他分析了艺术作品、宗教仪式和社会习俗的变化，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深层次影响。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增强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启发大西洋史研究者在方法论上进行革新，采用跨学科和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对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进行综合分析，深化了对历史现象的理解。

最后，我想聊一聊当代大西洋史在全球史影响下的一些发展趋势，首先是进一步摒弃欧洲中心论，第二是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关注加深，其次是聚焦边缘化群体和主题，最后是跨学科研究增多。当代大西洋史发展势头如此迅猛的背后原因耐人寻味。持续发展的大西洋史以看似多元、包容的形式隐性地巩固了西方学术和文化霸权，成为了延续西方主导话语体系的工具。大西洋史叙事框架重新审视了跨大洋的联系、交流和冲突，并在21世纪将其纳入了更广泛的全球视角，但难以掩盖的是：非西方视角的引入是为了巩固西方作为全球历史进程的主导者，服务于西方身份认同的重塑，而非对既有学术框架的真正挑战。

研究大西洋史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刊物也大都由西方主导，这不仅让其维持了对全球知识生产的控制，也通过所谓的“多样化”塑造了一种道德上的正当性。

贯穿大西洋史发展轨迹的始终是西方身份认同的塑造与维护，因此学者们必须从更加批判的角度研究大西洋史。

倪凯：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上海大学的夏婷婷老师。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欧洲与南美地区的交流明明要早于与北美地区的交流，但是，南美与欧洲之间的交流反而没有北美与欧洲交流的那样密切。对此我有点好奇。

夏婷婷：

我认为，北美实际上并没有将印第安人当作自己的主体，但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印第安人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印第安语言也依然存在，这是他们反抗的一个最大形式。那么，关于克里奥尔人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的民族身份与认同是比较艰难的，他们既是欧洲人，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族群，对于欧洲，有着非常矛盾的心态。

陶万勇：

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环境史，对此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其实对西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表现在商业上，更加体现在思想上。欧洲人一直是信奉基督教的，在他们眼中，上帝无所不能，但是，他们到达美洲以后，看到了许多之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动植物，而这些从未在《圣经》里面提及。美洲的山川、河流与动植物吸引了很多的航海家前来探索，他们慢慢转变为博物学家，发表了许多博物志，而且，欧洲的博物学也是在这段时间兴起的；美洲也向欧洲输入了很多思想知识。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美洲，我们应该如何看到美洲对于欧洲造成思想冲击的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可能还涉及到思想文化对于社会的冲击，能否进行交叉研究，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待环境史？

徐颖：

当然是可以的。环境史可以说是一个背景版，它对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政权组织方式的成型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举个例子，印第安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发明出轮子，实际上是因为地形。所以，当我们在书写环境史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写环境，但实际上，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史或者政治史的角度上，正如今天谈论的主题“全球化”一样，全球化本身就是文化碰撞的结果。

夏婷婷：

我认为，环境会影响一个地区的人民的自豪感。美洲丰富物产的发现推动了美洲人心态的形成，而这对于独立战争的爆发也有一定影响。关于民族主义与共同体，我之前读过的一本书中认为，民族的意识起源于美洲，但是，我其实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美洲的范围很大，美洲人的自豪是对于整个美洲地区的自豪，与17、18世纪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自豪与民族认同是不一样的。

徐颖：

现有的西方理论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很多的西方理论是无法套用于我们今天的言论当中的，一旦联系现实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发展出一套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言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文化自信。正如官博士刚才说的一样，如何去打破西方中心话语，如何去构建自己的体系，从哪个角度去批判？

陶万勇：

我认为，孟德斯鸠的环境决定论是具有一定道理的。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环境的支撑，而且，环境对于历史的塑造作用也非常强大，比如，美洲波托西银矿的发现导致了欧洲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当欧洲与中国接触时，这种贸易逆差也同时成为了中国的隐患。所以，可以说，物产间接或直接地引发了一系列战争，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资源诅咒”？

官瑞：

不管是全球史学家还是大西洋史学家，他们书写的核心目的其实都是通过自己的角度去维系某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现实或政治的需求为服务的，大西洋史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