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拉美全球史】实录NO.2 | 学术沙龙：条条“大路”通美洲——《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读书交流（下）

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大概总结了三个方面。

首先，这本书的叙事特别有意思，是讲故事的全球史叙事，跟传统的社会史写作不太一样。《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金斯基的重要作品。在书中格鲁金斯基试图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叙事视野，写一部文明交互的全球史。格鲁金斯基主张偏离中心的文化史研究路径，专注于世界不同部分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文明间的交叉碰撞。为实现这一路径，格鲁金斯基以西葡帝国内部的全球性流动与混合为论证主题，讲述了人员的流动、知识与语言的传播以及器物与艺术品的流动。格鲁金斯基试图通过讲故事，通过具象化的故事细节的描写，来反映全球交往与联系的事实，这也成为格鲁金基斯文化史书写的特色之一。格鲁金基斯在文章的导论讲了911事件与阿根廷餐馆中的服务生的联系，深描了全球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种笔法在随后用来描述伊比利亚的全球化。例如，在第一章格鲁金斯基描绘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之死，以及齐马尔帕赫恩对这一事件的记录；描绘了齐马尔帕赫恩对游历墨西哥的日本使团的描述，试图通过齐马尔帕赫恩的视野来了解，当时的墨西哥人对世界的认知。在第11章讲述了路易斯·门德斯·地瓦康塞洛斯、马丁·依纳爵·德·马莱亚·罗耀拉、罗德里戈、萨尔瓦多等人全球流动的故事，来论证全球流动性。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是格鲁金斯基史学叙事的一大特色。

格鲁金斯基历史书写的另一个特点是使用了隐喻与象征的叙事手法。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它用玻璃隔墙来象征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制约与壁垒，包括教士的保守与教会的审查。格鲁金斯基并不是单纯运用文字史料展开历史叙事，他使用了大量图像资料与器物材料进行了历史解释，试图阐释图像与器物背后人的心理状态与行为动机。在伊比利亚全球化中，统治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及统治形式的复杂性常常在器物上，比文献上体现的更加清晰。在格鲁金斯基笔下，《杜兰手抄本》中的插画以及日本画家的三扇屏风上的绘画展现出了墨西哥人与日本人面对伊比利亚人入侵时的态度——与之斗争或接受它。在格鲁金斯基笔下，一些器物被可以制造出来成为宗教信仰与王权的象征。传教士为土著基督徒的产生、新的宗教习俗的反复灌输、西欧人对天主教在遥远地区所取得的胜利的了解而做出了努力，这些器物则使他们的努力得到具体呈现。西班牙王国同葡萄牙王国一样，力图将那些能够表现自己对遥远地域统治的器物与夸张炫耀的符号在自身周围结合起来。来自遥远地区的器物进入了作为王权象征的器物名录。

那么，现代性是统一的吗？“另一种现代性”是否是现代性的偏离？格鲁金斯基在书中提出了几个概念，如另一种现代性、伊比利亚全球化、世界的四个部分，给予我们观察16至17世纪世界历史的新视野。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多种解释。现代性最开始作为传统的对立面，产生于西方中世纪的社会胚胎中。鲍曼指出“对于社会的大对数成员而言，现代性的出现等于是秩序和安全的破坏。”舍勒指出现代性是对传统价值秩序的颠覆。一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的圣经信仰。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性是对中世纪“教会圣礼的巫术化的祛魅”，使人们由现世神圣转为“入世禁欲”，从而开启了资本主义理性化的现代性特质。现代性是一种精神，他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库马尔认为现代性是产生现代世界的智力、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所有变化的一种综合称呼。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构成元素是：理性、契约精神、财产权以及由生存自由扩展而来的更广泛的自由。在这种现代性的塑造下，西方社会高举理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大旗，逐渐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的民主政治，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市场经济，在追求科学与进步的口号下，人们追求一般性和规律性，并随着生产力的积累，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现代性是有发展阶段的，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在发展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实现了一种全球化。其最大的特点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祛魅，使人们摆脱了神秘主义的束缚，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是人自己的主人。现代性以理性为精神内核，现代性的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现代性让人类社会更加文明，促使不同的社会走向了现代化。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说同质化、标准化、人的异化等。

格鲁金斯基在书中提出了“另一种现代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绕开了现代性的理性内核，试图在伊比利亚文明内部寻找一种别样的现代性。格鲁金斯基写道“在全球视野显现、洲际空间压缩、人与物的无限流动的背景下，伊比利亚人的现代性并没有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发展，而且它与现在所说的现代性几乎不具有一致性。这一现代性没有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或走向专制来确立，更没有通过科学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成功加以实现。”格鲁金斯基寻找的另一种现代性，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视野的反思。他将另一种现代性的特点规定为：流动性、全球性、混合性、有序中混合着无序。这些特点似乎跟理性精神主张的一般性、主体性、秩序化、合理性以及规范性无关。倘若我们认真分析，格鲁金斯基所揭示的另一种现代性的特质，恰恰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格鲁金斯基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另一面，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种现代性，在理性创造的普世理想的精神内核之外的现代世界充满多样性与变动性。

最后，我在思考，这本书究竟讲述的是全球化还是文明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内在的就是全球化的”。格鲁金斯基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叙事，是随着伊比利亚文明的全球性扩张而展开的。格鲁金斯基使用在书中Mondialisation，而不是Globalisation一词，来表达全球化。Mondialisation显示出伊比利亚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伊比利亚文明的扩张与文化输出，被迫卷入西葡帝国范围的世界其他部分，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除了美洲地区，伊比利亚的文化输出在其他地区并没有取得优势地位。伊比利亚人的传教与商贸活动确实引发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与互动，但是这种交往与互动并没有像今天的全球化一样，每一个融入全球化的个体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以信息技术为载体，跨国公司为行为主体，全球城市为轴心，快速地运转。而伊比利亚的全球化，天主教承担了行为主体的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比利亚的全球化，是在传播宗教思想的过程中，顺带传播了欧洲的知识与文化。文艺复兴在欧洲颂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老文化遗产，伊比利亚全球化则将其传播到世界的其他部分。

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是对传统的决裂，是不同于传统价值秩序的、新的价值秩序的形成。对拉美国家来说，伊比利亚文明的侵入，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开启了拉美地区独特的现代性。这种远离欧洲大陆的现代性，最开始是对欧洲现代性的反叛。因为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人性的彰显，而是神性的传播。格鲁金斯基写道：在西葡帝国，伊比利亚人的统治与其他文明、其他生活方式相遇。如果我们从西葡帝国的疆域出发探讨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内涵本身就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在墨西哥，天主教会致力于“宗教上的征服”，它将根除土著宗教信仰与传播基督教结合起来。

世界发生混合，进而全球化。西化是西方文化的侵入，与土著居民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全球化则表现为各种文化的交互作用。伊比利亚文明承担了全球化的摆渡者与联络人的角色，他们的入侵与传教活动，使得土著人被迫接受到西方文化。但是西化并没有消除土著人的传统，由此西葡帝国在艺术、器物、语言（产生了一些新词汇，被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吸收）甚至身体等方面呈现出了混合性。这些混合性的文化形式转而影响到了西普的本土，进而引发了一场西葡帝国境内的伊比利亚全球化。混合的艺术、器物、词汇以及混合的人种成为伊比利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混合、西化与全球化是平行的、同时展开的，它们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对立或相互矛盾。他们借由伊比利亚联络人的全球流动，在16世纪赋予西葡帝国不同于中世纪传统的另一种现代性，尤其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土著文明来说。这种现代性作为一种特质先于理性秩序而产生，是西方文明的全球性流动与扩张的领路人。正是这种流动性、混合性与全球化的现代性特质，将理性塑造的现代性内核传播到了全球。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是《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这本书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跨学科对话交流这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我今天的发言的主题是：理解墨西哥社会：一个混杂的视角。

谈到墨西哥，可能很多人有听说过墨西哥著名作家和诗人Octavio Paz对墨西哥文化的深刻洞见，也就是他关于墨西哥“面具”现象及其所反映的墨西哥人的集体心态。概括来说，Octavio他通过现实生活中墨西哥人喜欢戴面具的习惯风俗，剖析指出：这种偏好其实反映了墨西哥人的孤独感、自我封闭与内心的分裂。Octavio的面具理论让我想到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但是，与拟剧理论不同，Octavio针对墨西哥人的面具理论是更加强调情绪的表达，更加向内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墨西哥人不自主地戴上面具，其实是墨西哥人内心矛盾、痛苦的外化表现。当我第一次踏上墨西哥的土地，我才感受到Octavio的比喻是非常的贴切，且具有洞察力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很多细节里感受到墨西哥人内心的分裂或者矛盾，如果用中文的一个词语去形容，就是拧巴。

举一些例子：初到墨西哥，大家都会注意到宪法广场上的身着印第安传统服饰的男性。如果你看这些高大、半裸的男性独立站在教堂门口，目光坚定，你会觉得他们仿佛真的是从阿兹特克帝国穿越而来的巫师。但是，当游客靠近，他们会对游客进行仪式性的清洗。当你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获得金钱的时候，又突然被打回现实，发现他们不过是卖艺的人或商人。我没有与他们深入交流过，但是，从他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人身上体现着一种矛盾和怪异。此外，走在墨西哥的街头，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印第安文化元素，比如壁画、装饰、符号等。墨西哥人本身对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等古老的土著文化感到自豪，并将这些文明视为墨西哥民族身份的核心象征。每年的亡灵节以及对历史英雄如米格尔·伊达尔戈的纪念，都体现了这种民族自豪感。但同时，许多墨西哥人又常常陷入对自身文化的质疑中，认为西方文化更为“先进”和“优越”。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他们可能会感到墨西哥社会在经济、政治或技术方面的不足，从而产生自卑感。这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既骄傲于自己的文化根源，又对其未来发展感到不确定和焦虑。再比如，墨西哥社会并不存在明显的种族歧视，但是，社会内部却有着明显的肤色歧视，肤色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精英阶层是白皮肤的墨西哥人，而底层民众则是暗色肤色的墨西哥人。

墨西哥社会及文化之所有形成这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去寻找答案。作者在这本书里鼓励用世界史的视角、长时段的维度去考察探讨并阐明16、17世纪全球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将西葡帝国作为整体去理解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墨西哥城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当时的伊比利亚全球化的驻点。作者以出生在墨西哥山谷，很早就来到墨西哥城的一位纳瓦编年史家奇马尔帕赫恩作为开篇。奇马尔帕赫恩的个人经历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那么从他的作品、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窥探到16 17世纪的墨西哥城以及这座城市的居民他们所认识到的世界。

首先，墨西哥城是一个充满流动的城市，主要体现在：

1. 人员的流动：各种职位身份（大主教、法官、总督、商人、文人等等）、不同人种（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印第安人等等）在墨西哥城停留、居住或者离开。

2. 商品以及技艺的流动：墨西哥汇集了来自美洲的金银、中国的瓷器丝绸、印度的象牙、罗马的雕刻等；以及作为商品的黑人奴隶在此处交汇，再被运输至全球不同的地区；墨西哥城众多的人口使得技术的流动变得更加快速且顺畅。

3. 信仰的流动：圣徒遗骨的迁移伴随着天主教信仰的传播和实践，墨西哥城也是在宗教信仰上将东西方、或者西东方联系起来的必经之地。

4. 信息、知识的流动：墨西哥成为传播至全球各地的消息的必经中转站之一。

其次，墨西哥城是一个混合的城市，混合也是流动（交流）的结果。这种混合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种的混血：当时移居新大陆的人员，多是来自欧洲的冒险家、牧师、商人等等，这些人就算已经成婚，但是大多独立前来，并且很快与墨西哥当地的印第安妇女发生关系并且留下他们的后代。往往这种关系的短暂的，充满暴力和不平等的。这种混血人种的诞生在当时造成对立群体的模糊以及城市治理的混乱；但是，这些人在19世纪末就逐渐成为了墨西哥社会的主体民族。但是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并不代表政治、经济权力的优势 包括这群人作为两种对立力量结合的产物，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和自我怀疑一直伴随着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直到今天。

2. 城市艺术的混合：第二方面体现在城市艺术的混合特征。作者在水晶球这一章节举了很多器物、艺术创作风格 符号的交流传播的案例，其中也有提及混合艺术，例如墨西哥城大教堂的建造。比如作者指出，在建造设计墨西哥城大教堂的过程中，有大量原住民画家加入到工作中，并且能够非常出色地完成欧洲人的要求。但是，作者在这里也指出“虽然该工厂的运作具有混合特征，包括工人的混合，材料的混合、技艺的混合。但其成果又是不择不扣的西方作品”。换言之，尽管混合发生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领域，但是，以欧洲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化）抹去了混合的痕迹，也否认了这种混血文化的价值或者说应有的地位。

3. 宗教实践的混合：鉴于天主教化与殖民主义是相伴而行的关系，殖民统治时期，宗教仪式或庆典的展演发挥着当局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当局也希望欧洲人、原住民、混血人种、各个阶层都能以某种方式参与这些活动，因此 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活动也是具有着混合的元素和特性。

4. 语言和文字的混合：拉丁语全球化也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在不同语言的碰撞下，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口语因为日常交际的需求发生了各种混合现象；二是作为书面语的西班牙语，由于与权力的行使相结合，保留着正统的血液并且确立了官方用语的地位。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混血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非官方、非主流的存在。

通过墨西哥城这片场域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1. 流动与融合的结果是一种新的地区性。这种地区性并不是与全球性对立，而是嵌入在全球性之中。

2. 作者对于全球化提出了再思考。作者在书中提到多个相关概念，包括伊比利亚全球化 西化 全球化 混合等，概括来说，作者反思了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事实上这个全球化只是一个狭义的全球化，是带有方向性的，由西方主导的，被刻意操控的全球化。而作者认为，应该站在一个更为宏大的、长时段的视角，去看待16、 17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和融合，作者将之称为 伊比利亚全球化（mondialisation）。这是一个法语词汇，但是西语有类似的表达，就是mundo（世界），所以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可以将“伊比利亚全球化”翻译为“世界化”。

作者认为，伊比利亚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化的进程是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的，这也是作者在这本书里为我们呈现的一个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着张力、充满着混杂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原本是隐身的或沉默的历史参与者。当然，作者最后也提到，伊比利亚全球化在很早之前就陷入停滞。而目前的全球化，作为一种限制、打压世界一个部分的各种混合和转变、以及维系另一个部分的权力和话语体系的力量占据了主流。这其实也是墨西哥城及其居民，包括以其作为代表的拉美社会，之所以遭受诸多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那就是这些社会都是这两种全球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尽管伊比利亚全球化失败了， 但是它的影响从未消失，同时造就了拉美这样一个充满魅力、创造力和活力的社会。

《世界的四个部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解构，格鲁金斯基虽然讲述的是信仰天主教的西葡两国向美洲、亚洲的开拓，但是，他并没有强调伊比利亚“发现”美洲、“征服”美洲的过程，相反，他引入了一个“他者”视角，将墨西哥——即伊比利亚的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置于叙事的中心位置，通过探索16到17世纪以来墨西哥之混血与西化的进程，格鲁金斯基向我们展现出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广袤图景。全书的主题也非常明确，即混血、西方化与全球化，正如葛兆光老师所言，格鲁金斯基笔下的全球化，不仅是“物资”在欧洲与世界另外三个部分之间的流动，而且也是文明的进程。伊比利亚人对所谓的“新世界”的征服在“新世界”引发了数个世纪的混血过程，这一过程绝不可以被简化为原住民的突然去传统化或西方式生活的突然入侵，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格鲁金斯基以非常详实的史料重现了“新世界”与伊比利亚漫长而曲折的融合过程，他指出，在征服者传播伊比利亚文明的同时，被征服者也在主动学习并积极分享原住民文化，这在绘画、语言、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美洲变成了多种文化的杂交与混血的场所。

实际上，伊比利亚半岛自中世纪以来就是三种宗教和文化共存和重叠的土地，正如16世纪开始美洲原住民在持久的斗争中逐渐皈依基督教，9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原住民也经历了同样漫长而艰难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冲突，更有文化的交流与和谐共生。从知识的受事者转向施事者，伊比利亚在16世纪最终实现了欧洲的第一次全球化。

托莱多，它是中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化杂交场所，甚至是中世纪欧洲的学术中心。

8世纪以来，阿拉伯帝国开展了一场巨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场翻译运动使得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学者在内的众多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典籍得以保留，并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传播到其征服的地区，其中就包括伊比利亚半岛。

托莱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中世纪时，其处于基督教王国与安达卢斯的交界处，长期接受着多种文化的浸润，1085年，基督教王国的阿方索六世收复托莱多，将托莱多确立为卡斯蒂利亚的行政中心。可以说，中世纪以来，托莱多一直在伊比利亚半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伊比利亚半岛文化杂交的一座熔炉，甚至于是欧洲的学术中心。托莱多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文化价值，要归功于12世纪前后成立的托莱多翻译院。

托莱多翻译院的翻译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哲学、宗教典籍的翻译为主，译者大多先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与希腊文译为卡斯蒂利亚文，再将卡斯蒂利亚文的典籍译成拉丁文，其中经过了多次转译。在阿方索十世的支持下，翻译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翻译源文本不再局限于宗教与哲学，而是向世俗性文本过渡，包括实用学科、民间故事、散文作品、百科等，而且，卡斯蒂利亚语也成为了翻译目标语。

托莱多翻译运动最初开展的目的主要是应对针对于基督教教义重新诠释的挑战，但是，它也重新将古希腊的文化典籍、阿拉伯的人文社科与希伯来经典引入到欧洲社会，同时，在使用卡斯蒂利亚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统一规范的西班牙语逐渐成型，推动了伊比利亚半岛民族认同的发展。

虽然，13世纪之后，由于伊比利亚半岛政治变动、欧洲其他国家知识中心的出现、翻译院本身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托莱多翻译院与托莱多翻译运动逐渐走向衰落，然而，可以说，这场翻译运动从根本上重塑了欧洲的知识景观。

托莱多翻译院中，既有卡斯蒂利亚原住民，也有阿拉伯人、犹太人，这一人员构成折射出12-13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多元文化共生现象，“阿拉伯语版本的基督教圣经文本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刻有阿拉伯语文字以纪念死者的基督教墓碑也是如此：它们见证了征服者的语言对本土文化的渗透”。

可以说，托莱多就是中世纪的伊比利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当时的伊比利亚在知识传播中偏被动的地位，其更多是文化的接受者，而非文化的创造者与主动输出者。但是，当伊比利亚向海外世界探索、并踏上美洲大陆之后，其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格鲁金斯基的笔下，墨西哥城承载了这种伊比利亚的这种转变。

雷蒙德·卡尔强调，中世纪的伊比利亚虽然存在多元文化，但并不是在经历文化融合的意义上。格鲁金斯基指出，美洲新世界的混血与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文化杂交是有所区别的，在墨西哥（或称新西班牙）生成的混血过程与知识流动正是美洲新世界之混血的缩影，折射出新世界的混血文化景观。

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格鲁金斯基多次引用了印第安诗人巴尔布埃纳的诗句：

……墨西哥城，你将世界平分为二。

在你那里，西班牙与中国连接起来，

意大利与日本连接起来，

总之，整个世界充满联系与规则。

在征服美洲之前，欧洲人的世界中心是欧洲，美洲的“发现”造成了世界中心的偏移，墨西哥也从中获益。格鲁金斯基在讲述伊比利亚与美洲大陆的碰撞时，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渲染伊比利亚人是如何残暴、印第安人是如何悲惨的，他一方面提到了伊比利亚人的征服对美洲造成的巨大冲击，而另一方面，他也写到，伊比利亚式的建筑在新西班牙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原住民逐渐适应了伊比利亚式的生活方式，积极学习他们的技艺，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通过运用丰富的史料，格鲁金斯基说明了墨西哥何以成为广袤世界的“中心”。

当然，在《世界的四个部分》当中，墨西哥的混血过程并不是格鲁金斯基想要强调的重点，其核心还是在于阐明伊比利亚的全球化路径。如果说，托莱多象征着伊比利亚的文化被动地位，那么，当伊比利亚进入美洲大陆、在墨西哥建立新西班牙时，其转变为了文化的输出者。故，16世纪伊比利亚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智识的全球化。

我认为，格鲁金斯基不仅挣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而且，他还超越了传统的全球化思路，他笔下的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与贸易的全球流动，而且，还是各种文化在全球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为了呈现伊比利亚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与互动，书中接连不断地向我们展现一个个片段式的场景，令人眼花缭乱。因此我想从传教士在东亚海域的活动这一视角来谈论一些问题。

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群忙碌的身影在穿梭，那就是传教士。他们像辛勤的蚂蚁一样，把天主教义带到世界各地，又像情报收集员一样，把各地的信息汇总到欧洲。如果把伊比利亚全球化看作是一张巨网，那么传教士的活动轨迹则是编织这张网的主力军之一。比如当发现美洲之后，传教士很快就将其纳入欧洲的宗教文化阵营，并计划把触角进一步伸向东方。

书里面谈到了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以及耶稣会士等天主教传教团体。尤其前两个修会，他们是墨西哥，拉美地区传教的主体，也拥有更多的西葡背景。但耶稣会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传教组织。1540年，教宗保禄三世发布谕令，批准西班牙人罗耀拉等人建立耶稣会。耶稣会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并不常住修道院隐修，而是深入社会各阶层活动。另外，在“清贫”、“守贞”和“服从”这通行的传统修会三大誓愿之外，耶稣会还要发第四项誓愿，即对教宗的绝对服从。所以耶稣会有梵蒂冈“黑衣卫队”之称。《耶稣会会宪》等规章中强调教士对教宗和上级的服从必须是绝对的，教士必须在教会权威面前将自己的意志放在从属地位。

耶稣会创立之时，欧洲天主教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几乎半个西方世界背离了天主教转向新教。所以耶稣会成立的主要目标在于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天主教及教宗的权威。它的一大使命就是积极参与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重点是向美洲和亚洲传教，把在欧洲失去的从海外补偿回来。

我们看到《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有这样一句话：耶稣会的发展是另一种渗透的历史，超越了伊比利亚全球化，却没有与伊比利亚全球化相混合。这是作者对耶稣会的评价。如何理解这句话呢，耶稣会属于国际性神职队伍，其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它不像传统的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一样主要来自西班牙。“全球性”是耶稣会的组织及传教特征，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全球修会，只对教宗效忠，不隶属于某个世俗国家，更超越了西、葡等国的管控。尽管西葡拥有保教权，但教宗后来又设置传信部，减轻世俗权力对传教活动的干预。所以作者认为耶稣会的发展是另一种渗透的历史，超越了伊比利亚全球化。

但我认为耶稣会的活动助推了伊比利亚全球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融合。尤其在亚洲，在东亚这些区域，以传教士为媒介，东亚与欧洲、美洲的互动依然十分频繁。东西之间的交流有声有色，涉及文本、图像、语言文字各方面。传教士像全球化中一个个移动的载体。在东亚，最早到达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团为耶稣会士，其中1549至1650年更是日本的基督教世纪；朝鲜也是最早由耶稣会士涉足；而中国的则由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等人最早打开传教大门。天主教在东亚的传播过程中，耶稣会士担任了先锋的作用。后来多明我会以及方济各会相继到来，但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照搬在美洲、菲律宾的传教策略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因为修会内部有关传教政策的分歧与矛盾导致传教失败。

耶稣会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大都学识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200年的时间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有456人，他们成为御用地理学家、画家、数学家等，把西方的天文知识、科学技术、经院哲学、教育观念等带到东亚，出版了大量中文著作，并向欧洲输送大批有关中国的报道，并把中国的工艺品带到欧洲，形成欧洲“中国热”。在传教过程中他们通过结识本土人士，建立了人际网络关系；通过文人的帮助，撰写中文作品，向中国引介西方经院哲学，同时又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介绍到欧洲，这是一种思想的互动；而且他们还撰写人种志，使得西方更好地了解东方。其他的还有宗教艺术作品的中西交融等，所以像耶稣会士这样的群体，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西间的文化交流。这种跨区域、国别的多层面的互动与交流是实现全球化所必须的。

另外，什么是全球化，它应该涉及关系网络的建立、人员与商品的流动、思想的互动、文明的交融，知识的传播，而非仅仅通过武力征服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空间，这属于殖民与西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拉美所上演的文化互动场景在东亚也可以找寻到影子，只是与拉美相比，东亚这种全球化交流更侧重于文化层面，是一种更为平等，平视的交流，因为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与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而且在这里耶稣会士担任了主要的媒介，所以为何说耶稣会与伊比利亚全球化没有混合呢。为什么不把耶稣会士的活动纳入伊比利亚全球化的一环呢，是因为耶稣会的国际背景及特殊组织管理模式使其超脱了世俗国家的管控以及伊比利亚联盟没有征服东亚吗？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是否又陷入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圈套，我们看到虽然军事行动的是无法在东亚实施的，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依然是存在的，它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使得当时的东亚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全球化。

《世界的四个部分》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全球化与西化是伊比利亚之鹰的双头，构成了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正面与反面。西化旨在复制欧洲制度与生活方式，使其适合地区现实，并对其进行改造。这是否就意味着没有被西化就不是伊比利亚全球化，那这样的叙述方式和立场是否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呢？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比如从墨西哥这个角度出发叙述文化的往来互动就意味着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吗？这只是形式上的，并未触及本质。这只是换个角度，从墨西哥立场去叙述由欧洲人所主导的西化，以及所衍生出来的全球化。

另外全球化与西化二者是对立的吗，在我看来，全球化可以囊括西化，但西化不是全球化的所有，非西化的往来也可以有全球化的各种表征，比如在当时的东亚。

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全球化研究热潮源于学术中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论。一直以来，欧美国家垄断了世界史的学术生产，它们将西方置于世界史学术舞台的中心，粉饰它们充满血腥与暴力的殖民扩张，同时突出欧美国家在近现代史中的价值，向非欧美国家输送欧美意识形态。二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书写受到广泛质疑，新晋独立的国家纷纷寻求书写符合自身需要的历史，民族国家史得以复兴，与此同时，新的世界史书写也被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可以突出世界各国在世界进程中相对平等的地位的全球史书写模式兴起并日益受到重视。全球史叙事分多种模式，比较常见的有按照主题划分的全球史，如《土豆的全球之旅》《瘟疫与人》《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等，亦有具备整体风格的通史类全球史力作，如威廉·H.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这些全球史论著的时间跨度算是比较长的。有一种全球史著作，是从历史的切面展开叙述的，它们选择某一时间段，深入挖掘展示这一时间段内的全球联系，《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便属于这类作品，今天要讲的《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也属于这类作品。

《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选取的时间切面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也是西葡两国奋力向外扩张的阶段，正是在它们的扩张之下，世界真正地连在一起，它与麦哲伦环球航行不同的是，这是一种饱满的联系，是涉及贸易、战争、宗教、文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由此，这部书讲的是基于西葡帝国向外扩张的全球化，不过扩张的痕迹很淡，全球化的痕迹很深，这也为强调这部书是关于全球化而非西化的作品埋下伏笔。这是一部大部头著作，全书包括四个部分16章的篇幅，这四个部分并非标题所示的指代方位的四个部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而是根据内容且取名新颖的四个部分，分别叫伊比利亚全球化、世界的连接、世间物、水晶球。如标题所示，第一部分就已经交待了这部书所讲的全球化是怎么来的，那么如何避免这部书不会写成西化而一直是全球化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作者对这方面的处理很是细致，他指出“全球化优先地涉及知识储备、交际规则与表达方式，她不同于西化，西化更多地表现为通过殖民、文化适应、混合的方式，对其他地区的人们进行控制”。在格鲁金斯基看来，传教士到中国是全球化的表现，欧洲人到非洲掳掠黑人作努力也是全球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去中国不是逼迫中国人信教的，跟他们在美洲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而后者作者是没提的，因为它不符合全球化，传教士在中国习得中国文化，再通过将中国文化与基督文化相融合，渐渐的普及混合后的文化，至于掳掠黑人，当然不是逼着他们去干苦力，那是殖民和西化，而是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在文化上和行为方式上与他们接触，然后他们接受了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混合物。

那么，格鲁金斯基的全球史叙事是否客观呢，在丰富的史料面前，这当然是客观的，在当时也确实发生了他所描述的全球化现象，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不是全球化当事方所希望发生的，这是值得怀疑的，欧洲掳掠非洲人真是为了去解救他们吗，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希望用黑人来做廉价劳动力，这不属于这部书的内容，就像有些黑人在欧洲人手里比在家乡生活得个更好不是欧洲人所考虑的，因为即便不出现这种情况，欧洲人还是会行掳掠奴役之举，之后长达两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全球化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之举，它确实发生了，至少它的影响是切切实实的全球化。至此，全球化的概念就很明晰了，一种允许对方平等地存在般的交往，首先，这种交往一定是当时所有有人存在的地区之间的交往，其次，这种交往允许对方平等地存在，这就排除了任何非全球化或西化的可能性，格鲁金斯基在论述时相当重视这两点。他笔下会存在欧洲人在美洲消耗着来自印度的食物，与日本的友人通信，同时关注着非洲生意，也会存在中国官员对欧洲技术充满好奇，并且帮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适应中国的文化，却永远不会存在基督教在美洲殖民成功的表述，尽管这也是事实，但这种事实是以一种文化融合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是传教士的神圣使命，但不应该不计代价……应该区分良莠，哪些是应受到尊重的习俗，哪些是偶像崇拜，以净化土著世界，改革殖民社会……重新检视印第安人社会与西班牙人社会在‘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共和国’中汇集在一起的基础……希望裁判所着手审判印第安人的错误时，宗教裁判所可以了解一下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

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新成教授指出“全球史的最大突破是从学理上颠覆了世界史学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本书作者也承认“再不能以过去几个世纪里欧洲人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讲述世界史”。作者是从西葡人的视角叙述全球化的，他也在时刻避免将全球化写成西葡人的全球之旅。西欧人只是他叙述中人物的焦点，他笔下地点的中心却不是欧洲，而是美洲，所以世界的四个部分中，美洲受到了格外的重视，美洲不仅仅是新大陆，也是完整的世界的开始，美洲的发现从预示着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才为全球史的叙述成为可能。之前从欧洲前往亚洲的路线也被丰富了，可以经过美洲前往亚洲，亚洲人更是可以直接经过太平洋到达美洲，促进了两地之间的交流，事实上，太平洋航线很快成为能与非洲印度洋航行平起平坐的贸易沟通路线，作者正是抓住这点，勾勒出以美洲为中心的全球化历史，这种中心不是说类似于西方中心论的美洲中心论，而是说美洲在其中的存在感很强，很多全球化表现是在有美洲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美洲或许只是在那个时候才能有这种连接的功能。当时印第安人还没有被大量屠戮，欧洲人在美洲的传教、殖民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他们需要往深入殖民同时需要向外交流扩张，全球化或许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他们却是导致了这一情况。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作者笔下的全球化或许只能存在于那段时间，在那之前，美洲未被发现，世界不完整，不能称之为全球化，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欧洲人发现糖这种暴利产品，疯狂奴役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为他们源源不断地生产糖，产生利润。印第安人、非洲人的生命和自由被剥夺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全球的联系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欧洲疯狂殖民世界的历史。可见，这是恰到好处的全球化，在各洲民族彼此开始知道彼此又主动开展彼此之间来往时，全球化图景呈现出来。那么这是不是稍纵易逝的全球化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世纪的全球化对后面历史产生了哪些不会被遗忘的影响。这方面内容时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首先，全球化交往模式被保留下来了，尽管有后来数个世纪的殖民奴役史、许多国家的闭关锁国，但世界再也不会回到之前相互封闭的状态，全球联系始终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期间欧洲人仍是主要推动者，到了近代以后，全球联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着。许多全球化片段甚至实现古今时空的呼应。格鲁金斯基提到16世纪救世主降临说和千禧年学说传播到全世界，出现各地不同但本质差不多的纪念仪式；但当今世界，《黑客帝国》《终结者》把正义战胜的邪恶投射到全球各电影上，像上述两种学说传遍全球那样传遍全球，二者的全球化表现是一样的，只不过所传播内容不同而已。

点评收尾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格鲁金斯基的叙事技巧，这个另开一篇文章讲也并不为过，在这里讲同样也很重要。格鲁金斯基写的是全球史作品，但如何确保作品的全球史性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照顾到世界的四个部分，又需要是典型的全球化事务。作者引用了大量原始文献和历史原图，这些资料来自世界的四个部分，并且也经常提到其他三个部分，最常见的是贸易产品，可以随处可见象牙、陶瓷，也可以随处可见来自不同部分的贸易商。他们的作用当然不局限于贸易，他们是全球化的促成者和参与者。另一方面，格鲁金斯基尤其注意到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比如宗教和知识的全球流通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在美洲迅速普及，在东亚也并不缺乏热度，世界地图可以在欧洲被绘制，在印度也能被绘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格鲁金斯基的作品的不足也显而易见，这更像是被“挑选”的全球化，或者说是表现出来的全球化。事实上，这是海上航行开辟后的惯性流动，这种流动只能在海上进行，因为陆地航线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扼制了，当时还上也只是探索阶段，全球化是襁褓中的新事务，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友善、有序，其实一切都只是试探，这种试探是缺乏许多陆地的试探，但也确实占据有人居住的各洲的试探。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个否认这本书的价值，但也可以知道了这个不足之后能够完善15、16世纪的全球化。

殷眳（上海师范大学）：

我们今天来看待16世纪的历史，可能是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出发，但是，从天主教的视角出发，这个时间段可能被认为是天主教的复兴时代，而复兴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传教”，那么，海外传教与以往的传教有很大的不同，当传教士向海外传教时，教皇其实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天主教在欧洲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教随国定”似乎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教会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种权威地位了。同时，西葡想要获得一种正统性，于是，教皇与西葡一拍即合，派遣了很多传教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美洲传教的传教士，既有西班牙派遣的教会，也有教皇派遣的耶稣会，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耶稣会与其他的传教组织是有一定竞争关系的，其与教皇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有很多特权。在教皇看来，他们虽然在欧洲失去了阵地，但是，他们可以继续在美洲争夺阵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政教权力的延续。

与会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