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比山更高》一书中关于刃脊探险的一些说明

感谢宋老师出了一本国人自己的登山小史，让不登山的普通人了解中--国民间怎么从登山小白逐步发展起来的艰难进程。尤其是民间登山遇到的各种阻力，各种牺牲。

说实话严冬冬的事我第一次从这本书中去系统的了解，当时只有零星的在网上看一点，不如书中的详实。很多资料象曾署生、张江援他们考察四姑娘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以前与他们在一起时也没有详细谈到或者90年代我没去过对四姑娘山也没有任何概念。以我已有的登山体验看严冬冬的攀登经历是最能够理解他的，甚至他在攀登中所做的每一步与后面的攀登有什么样的因承关系，有些所谓魔症状态在我身上也出现过。他不结组一是两人体力相差确实太大影响节奏，二是所谓的心态出了问题。这种事绝对不能推崇，冰川形态太复杂，结组是目前国际上解决阿尔卑斯穿行冰川安全问题的唯一办法。不结组不只是自己有风险，也给同伴带来风险，比如当时出事的是周鹏或另一个女孩那严冬冬会是什么心境。

书中有大量注释的来源，我一开始以为是实事求是的多方验证事件，或经已成定论的文字，读过后才知道主要是抄录地名之类的来源，以及如曾署生等等老一辈的故事来源，但后面现实的故事并不是多方验证。比如2021年我与作者那次交谈后，在出版前并未与我做进一步验证，可能也并未与其他受访者再次沟通，略显匆忙且不够严谨。我可以理解本书用了很大篇幅讲述严冬冬的故事，后面的内容比较简略，且多是戛然而止，往往让不知道详情的人不能理解，还会得到另一种或相反的结论。甚至书中把不相干的事编到了一起，形成了好几处客观上可以说是诋毁的结果。

我读完刃脊探险这一章后就不敢读了，读第一章关于严冬冬篇时给我详实的感觉淡然无存，说真话不可怕，就怕不是真的还自认为客观。这第二章节是这样，第一章和后两章的立场会怎样就不言而谕了。我写这些只是有感而发，想哪儿说哪儿。

严冬冬给我地图，和我后面给他们证明登顶没有还人情的因果关系。我当时已经知道雀儿山真顶的问题，也是详细和作者谈过的，飞燃告诉我查理佛勒登的是另一个顶，我也跟88年的首登队员马欣祥谈过，他当时就有点急了，推翻可能会影响了当年的首登成绩，考虑约定俗成这个毕竟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我们当时没有张扬，五万的地图确实比十万的详细很多（四倍细节）。我当时和曾山曾有去攀登真顶的计划，那次我们登顶前走了两个顶之间的垭口，真顶是个刃脊难度很大，是不可能带商业队员登顶的。提出这个计划时就是在那个垭口而不是峰顶。后来我出国了，他成立领攀后带自己的学员成功去完成了真顶。我发言说严冬冬他们和我们登的幺峰是同一个顶，只是我实事求是的说明问题。我也没有正式发过什么一年内不可能有国人阿式登顶幺峰，党峰出事后我除了那两个报告就没有在任何论坛上发过言，即使出事前有过也只可能是论坛里的短句，他们09年真的登顶距离我说这话已经两三年了，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不知道作者是否真的看过在美国正式发行的我们登幺峰的DVD片子，那里面磨盘大的石块从山上往下掉像下雨一样，08年地震是夏天，很多危险在那一次被抖落清理了一遍，对他们后来攀登客观上是有利的。

首先是书中提到王平说的医美问题，本书定位为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可能是作者为了表达我伤势较重虚构了这一情节，有违初心，如果是王平说的就是人品问题。我们出事是03年一月，林超陪我去的医院，川大医院就在不远，先挂的普外，外科说你的伤是在脸上，让去口腔外科，说那边的缝合针和线不同，不会产生疤痕，我转去了口腔外科，一公分的口子在嘴角上，缝了两针，忘了收费是四十还是八十元，当时我头一次进成都的医院，还感叹真便宜并且当时就回家了。王平自己住--院期间我专门拜托刘建给找的男护工，那人很认真负责。所有最后交涉是一个月以后并且王平都在场，我列了个表格，需要赔的项目都在里面，包括我俩的医疗费之类，还有被刺坏的羽绒服和冲锋衣，还有出事时的显示器、护工等等，如果真有医美，当时不可能不专门列入清单。王平都是点头签字才交割的。成都对黑水过来的人有很强的防范心理，黑水某村村长想在成都买车没车商卖给他们还想拜托我给他们买，我那时刚到成都不了解情况还带他们去了。事件在当时也有可能是一个误会，因上述原因，对方以为我们是讹诈的，就先动了手，警察不想走刑事。我自己是在春节培训班来报到的前一天才去拆的线。当时没有人能够看的出来。03年医美还不时兴吧，不是哪儿都有的。春节前我没有离开过成都。培训班学员来了如果是蜈蚣疤需要医美，不就大家都知道了。03年还是04年5月公司的电脑中过一次病毒，很多资料和文件都不在了（包括在黑水考察时的所有文件比如招他们十五人的表格还有影像资料），否则我也可以给你提供当时的清单。公司当时另两位黑水人也没有见过蜈蚣疤更别说去医美了。

2021年宋老师对我的访谈中我谈过王平在03年十一雀儿山活动出发前两天提出离开已经不只是放鸽子而是预谋破坏这次活动，当时没听作者提过医美的问题，结果用一句医美把这种行为合法化了。王平自己出去组织活动我不反对，但用这种跨时空的理由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幸好当时还有两位以前参加过我玉女峰活动的老队员和谢红在才顺利完成了那次活动。如果大家认为几十块钱缝两针算医美我也认了。据我所知，曾山在双桥沟有过一次破冰划伤面部，找当地赤脚医生缝过两针，在阳光下用最粗的针和线，事后基本看不出来。而陈力2019年眉角受伤缝过五针，外伤科让他去了眼科也说优点是脸部会用小针来缝，交费300元事后也一点看不出来。我2021年与作者的交谈中第一次谈到这件事，而书中注释中居然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再就是注释中与陈力的交谈是面对面的，看到他脸上的伤口了吗？那么在一万左右的赔偿中几十元的缝针算医美应该被重点提及吗？

在王平离开前曾有过一次争执，是在山上有一种花当地人叫虫草花，（现在菜市场也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食用菌类叫虫草花），他说自己采了那么多年虫草不知道虫草还会开花，我也知道虫草不开花，是长坪沟村长明亮告诉我的，虫草不开花不表示当地人不会给某种花命这个名来表达美好的愿望。为这个事他认为我瞎吹牛于是质疑我的一切。

我对王平说“不要碰雀儿山那样的大冰川”，那是2003年十一节前他离开时告诫他的，后来不见面也不可能说这种话。因为他只是跟我们去过一次雀儿山大冰川，春节因为受伤他没有参加冰雪培训，在雀儿山他的体质比别人好也只是和其它队员一起的一点训练，回来后紧接着去了幺峰两天就出来了--后面会写到。书中所有图片中第一张就用了他提供的那次雀儿山的图片并不能说明什么（他的旁边就是我后面会提到的香港的老蔡）。大家知道我和陈峻驰真有掉进冰裂缝的经历，我把他们从黑水带出来，领进登山行业 ，我知道他们当时的经验和技术，希望他们谨慎行事，不希望发生不好的事情，提及雀儿山，是把抽象的登山风险具象化成大家都熟悉的事物如刚去过不久的这座山。更不想看着他们经受严冬冬那样的事。但被你一简化成了“不要碰雀儿山”，并且两次这么提及，就成了山霸了。书中写过我为了公平辞去山野论坛版主的事，成为山霸是我认为最不齿的事情。这句话以及后面另一些错误或错误的信息来源，要是作者立场使然刻意改或简化成这样也算煞费了些心事的。

03年7月我们带队登了雀儿山，回来8月就去了幺峰，那次王平去协作背东西，我与曾山想阿尔卑斯方式尝试一下，遇到石雨放弃了，后来翻过一个山脊（就是我01年带上海队时攀登的山脊但在很下方）到了三峰的冰川，是正常攀登三峰路线那个山谷靠向幺峰的另一个山谷。因为是夏天，冰川裂缝都很深并且明显，这个冰川虽不大但明显是个冰斗容易产生中空的裂缝。在那里曾山曾指导过王平一些基础知识但不系统。因为我们在那个冰川看了一下就下撤了，那里进山太困难还没有登顶的附加功能，不适合做活动。后来王平说师从曾山可能指的就是这个。我告诉曾山撇清关系是担心王平真带人去冰川里出事到时候引火烧身，那一两天的指导就达到师从关系本来就不符合实际。而那时候人们普遍对冰川没什么概念。这两天我翻看以前保存的资料，我想发出来当年幺峰的纪录片，那里面有前一次进山的部分素材，夏时那两处冰川的大裂缝比雀儿山要危险太多了。雀儿山因为冰原比较多，相对较少形成这种中空的裂缝。我找到了这个片子，有空可以转格式挂出来。

中登协第一次高山向导培训是2003年年底，刚放过我鸽子的王平还来找过我让我向马欣祥说情允许他免费参加那个培训班，7000多对他来说确实太贵了。我自己都是正常交费参加的那次培训，这是游戏规则，我也从事这种培训，不可能带头破坏这种规则。那时候怂恿他出去创业的曾信并未出钱支持他参加这次的培训，如果参加他应该会有能力主动攀登一些山，而不是到现在只会做别人已经做成熟的山峰。

我离开黑水后被汉斯要求中登协打--压的事不是臆想的，是有相当身份的内部人员告诉我的，我还在北京的时候与中登协的上下关系都是很好的，只是后来变成了竞争关系。我刚到四川时四川登协秘书长姜谊跟我谈过组织四川省级攀岩比赛和培训登山协作人员的计划，后来都没敢落实让我去做。打--压最明显的一次是06年去北京参加戈尔的活动，因为戈尔赞助我们刃脊而没有答应中登协提出的赞助要求（因要求太高又没有回报双方才撕破脸），那次中登协通知所属所有部门领导员工抵制都不得参加这次活动，中--国探险协会的人去了，中登协只有山野的老主编抹不开面子去了。外国品牌赞助没谈成就迁怒于该品牌赞助的刃脊也是简直了，所以紧接着07年一月攀冰赛那事就更正常了。后来马欣祥不给向导证书我才认清现实决定出国。不管什么样的朋友，在出现竞争关系后发生什么事都是常见的，铊中毒都有出现的，我遇到的不算什么。

还有个错误是注释中说是我说的四川登协上层领导才500元工资，我对话中给作者举的例是当时四川青年登山队队长蒋骏为四川登协工作一个月才500元（出外活动应该有补贴不然都不够生活费），他当时并没有正式编制只算编外人员。当时秘书长是姜谊，副秘书长是王华山和高敏，难道你认为当时蒋骏是四川登协的领导。我从黑水出来王华山接替我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奥索卡方面以受非典影响的名义宣布取消了这个项目，而我从奥索卡退出间接或者直接导致了奥索卡西南经营大区的撤消，这部分书中也是不敢提的。我认为这里也有刻意的成分，逻辑上四川登协起码是科级，秘书长应该是副处，03年左右不可能才500元工资，也许作者想表达什么？但这样写不客观。

2004年攀登幺峰绳子出问题时，那个黑道般要绳子的场景不像是褒义。那个快递奇迹主要归功于北大山鹰社的老队员，他们已经是一些公司的中上层，比如老白就在成都负责某大跨国公司的西南区，他们有北京机场直运业务的经验，在机场发最近的北京至成都直运，再从成都找人接到货不进城直接开日隆镇，我再安排人接到货接力送到大本营、C1来。可能现在不好找当时的报道了。小贾是在深圳开户外店的，他帮订的700米国产绳子在大本营整理时就发现拉断了，一查甚至有一根绳子抖一抖就可以断成几截，我立即向北京雪鸟订了TOPGUN的静力绳200米，曹峻找他的同学往这边运。导致所有人在C1冰川上等了两天，而那两天是天气最好的时机，大家在冰川的冰洞里攀冰，愉快玩耍。如果不等这两天可能在风暴周期前就可以登顶了。没有这次大风暴实话说大家也不会放弃使我和曾山成最后不愿放弃的人。从历史角度，登顶后我和曾山的全国推广活动对于户外爱好者了解登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促进了登山群体的扩大进程。当然我和曾山都没有在第二组所以并没有将路线绳撤下来。

书中提到96年慕士塔格（实际是99年）和04年幺峰攀登我和陈骏池还是曾山都做好了冻掉手指脚趾的准备也是错误的，我们没人刻意为了登顶或者什么荣誉认可付出生命或残疾的代价。那个年代、我们的身份、理念、目标都不至于让我们为了登山不惜代价。88年中尼珠峰双跨那次有过宁可牺牲两个名额也要有一个汉族人登顶的任务，那次上去了谁想必大家都知道。后来国内登山界就再也没有-政-治-荣誉高于一切的事了。我那两次冻伤都是冲顶过程中偶然发生的轻微冻伤，接着就下山回到温暖环境并没有导致截肢，只是脚趾甲发黑了并不算大碍。我不相信04年后广大登山者再也没有发生过黑趾甲的事，所以这样写并没有给人正确的引导。这种错误也是变相指责我和曾山为了登顶不放弃冒着风暴的危险硬要上，那次一是风暴之前路线绳已经修到珍--珠链了，山脊上还有两顶帐篷，我俩上去实在不行再下来还可以收一些装备下来，另一个就是当时不尝试，幺峰真要再等几年，结果第二天天气转晴，后面的一切都改变了。而且前后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这种表达，那么书中这么写有没有故意预设了某种立场。

参考文献中提到了刃脊之死，我没有写“刃脊之死”，不知道是谁写的，当时我还没有回国，而且从内心来说我也不想它死。查注释的资料来源，还提到我写的“刃脊7年”，我没有写过这本书，注释还有具体页面说明已经出版为纸质书了，有关这本书也没有作者或出版社联系过我。我看注释作者大量引用了“刃脊7年”的内容，我估计是对我比较熟悉的人写的未公开的内容。而我只是2012、2013年攀登格聂和考察贡嘎山两次回国与媒体见过面，2011年考察格聂峰几乎没人知道，后来成功后大张旗鼓的谈到格聂峰也只是赞助商的需要。作者大量引用本不是我写的书来串起故事线，真实性也就大打折扣，有损本书价值。那个一年内不可能有人阿式登上幺峰的信息源也有可能来自这里。那个误会医美的事件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人提到过，所以即使“刃脊7年”伪作里也不会有。

一些人和一些事

作者提到与我交谈中一时想不起来当年的一些人名、商品名，不知道作者见没见过王富洲和屈银华，九几年王富洲也才七十岁左右，很多事说话记忆模糊，屈银华还好一点，这是登山有可能导致的后遗症，所以后面除少数人的追求外，8000米以上都是必用氧气的。更何况我远在国外十多年不接触国内的圈子忘了人名好像很正常。我记得当时谈到凯乐石老板老钟的时候我也一时没有想起他的名字，作者没有用这个证明我吹牛是圈内真有人知道我和他一起考察的事或者老钟自己也会读这本书。

我在与作者的交谈中只是提到过当年旅行中的朋友，有些出名的有张扬，并没有提过岗仁波齐（如果提到过也是分别与他人去的），而且我们那次应该是91年左右，去了青海和甘肃两省（没包括岗仁波齐）。2002年在北京还碰到过张扬，在场的有夏雨（那个影帝）和李映珠----提到在场人员便于作者去考证，听夏雨的口气也知道我和张扬那次的一些经历----因为年代的关系还是很惊险的比如我们在沙漠中遇到过一具女尸。只是后来各有圈子跨度有些大没什么来往而已，当时我沉迷登山包括2002年与中央台的合作我也主动退出了，我并不想往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圈子里凑。1997年那次十五大党-代-会（就是我没能去希夏邦马获得第一次登山体验的时间段）期间，有一位正式的党代会代表通过服务员找到我，见面后才发现是早年旅行中认识的朋友，当时我还带张扬去见过这位后来的代表。有些朋友肯定和在机关工作中认识的人不同，是没有工作和利益关系的。张扬的岗仁波齐采风应该是95年以后的事了，作者找到他的书不管时间线上有没有关联就在注释中说“没提到我”就是我吹牛了？

这种没有考证作出的判断我不认可（书中可以不写但不应该写出错误并导致负面的东西，再说我真吹牛为什么不说名气更大的人）。而且关于张扬的内容与登山没有一点关系，除了想证明我吹牛在书中没一点意义，而我介绍过很多成立刃脊前参加登山活动因为登山队组织松散而失败的例子，导致我有了自己成立一个登山公司的想法，书中却没有任何铺垫。历史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书写的，明史被清人写的那么奇葩却能延续276年也是奇迹了。

我有一位北京的企业家朋友多次要和我结伴去西藏，因为工作一直走不开我再三修改计划，后来95、96年两次去西藏都超过一个月的旅行都是找的一个上海两个香港的同行者，毕竟不是短途四个人在拉萨租车性价比会好一些。这几位我们现在还有联系并且在20年后的2016年约在柬埔寨一起旅行过。上世纪80、90年代能够有时间有一定经济能力自助旅行的人太难找了，所以我在旅行中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人或者在个别景区有刚结识的同伴。实际上这种旅行经验在后来的攀登或者组队中都是很有帮助的。

不知为何作者要提到1985年才开始有全国第一代身份证，此前和此后我在旅行中还有可能用工作证和介绍信，介绍信有点吓人在我整个旅行生涯中只用过一次，就是新--疆若羌芒崖直通青海的大柴旦，93年那时候交通实在没有办法才出示了一次也只是为了找便车过那一段只有拉矿的车才会走的路。书中提身份证的事前后都不呼应，也与登山无关，即使谈到我旅行，较早前全国出差都是用介绍信总应该了解考证一下。

说一说我移民的事，大约02年谢红就把材料递上去了，当时想通不通过都无所谓，谁知03年就通过了，所以04年6月底我们不用办签证算Landing，而移民是要五年里住满两年，即移民监，我07年7月过去就是最后只剩两年了。04年那次只计划一个月，除了城市里有公交，远一些都是那个朋友飞燃（也是登山者）从美国过来带我去很多地方考察登山户外先进的一面，她当时还不是股东，知道了我面临的困难才出资成股东的。08、09年她还回国帮着带过队。

我出国后也没有作者书中写的那么惨，也许文学作品的需要，我从来没有去洗过盘子（像看到润人的即视感），作者提到的“那些著名游玩景点没机会去”，什么一小时去滑雪场至十小时去班夫我都经常去，而且第一个雪季大约两个月我就从滑雪小白提高至双黑钻，很多人认为进步不可思议。刃脊关门后很长时间我才放弃再回国的打算，卖了北京的房子，这边买房买车都没有贷过款，现在用的两台车都是五万公里左右，一辆公羊大皮卡另一辆是可以睡觉的奔驰面包，之前还使用过三台不同的车都淘汰了。加拿大65退休，我刚过60，现在一年工作加起来只两个月。07年出来时加拿大要求的一万加币担保金我有四万人民币是借的，09年就还了。一个人的三观从小就养成了的，我有自己的底线，所以最反对弄虚作假。我对现在悠闲的生活很适应，“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不比较了。我没有在加拿大办自己的公司，因为一旦公司业务连续起来就没有时间自由了，我乐于想工作时工作，不想工作时可以去做其它的事比如登山或者旅行。

谈到与曾山的矛盾，说他走了，接着一个连句，说阿苏走了，泽朗头也走了，这样连起来看好像是与我不和走的，而我也对作者说过他是因为夫人有约法三章要顾及家庭，不常参与公司日常事务而已，并不是分开散伙了，这种“走了”会不会产生歧义。刻意这么写会误导读者，让人想起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玩儿法，甚至杀人诛心。

阿苏加入的时候说是准备干两年，他已经超过两年了，想自己骑车去西藏和新--疆，我不可能不答应。泽朗头的事我说过，是和一位客户可能算姐弟恋吧，要结婚去另一个城市生活，我不可能不放，作者说阿苏对我有意见我相信有可能，泽朗头我不相信。   

至于曾山，如果作者说出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有大量证明他走之前就没有参加公司的活动，除非说他03年一加入刃脊就走了，比如03年十一谢红参加的那次雀儿山他就没有在。看看每次活动的带队名单，他一年里能为刃脊工作三四个月就不错了，他夫人让他一年只能攀登两次（所以戈尔未登峰计划最早就谈的是一年两次），教学性质的攀登两次（比如半脊峰、雀儿山），他和丹尼尔的高山旅行公司的业务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但他确实一年中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不好安排，我找来刘喜男或其它人做也很正常吧。他想搞培训，中--国人的时间当时就是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其它时间有多少人能请假？五一、十一是可以登山的（带简单培训海拔高收费也高一些），只有春节会安排成培训。元旦有能够请假的也有安排培训，而且冬天才有冰雪环境如双桥沟，非冬天冰雪环境最低海拔也是半脊冰川4000米以上。说矛盾容易，这些客观因素不考虑有误导的可能。非这几个节假日我做了计划也根本没有人报名，在访谈中我说过半脊峰第二次在非假期（八月初算学生放假）也只有一个人报名，包括我在内三个工作人员带一个人去是我要守信用的底线；而第三次是十一假期就一下子来了三十人。

说到让我去国外看看，可能更多的是提醒我开阔眼界，我在80年代前期就开始自助旅行的人，那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概念，以及我工作和其它经历，在书中还是算在了固步自封的范围吗。我九十年代初就和一些国外留学生有交流，还和个别欧洲使馆的家属们有在十三陵露营的经历，那时候陵园没有被铁栅栏栏住，也还没有七大古都俱乐部，在七大古都我是最早有朋友帮我从海外带装备进来的人，那时候雪鸟的第一次采购技术器材是代购（即先付款和我83年通过王府井捷诚代购雅西卡的单反相机一样）BD的安全带。我与外国人的交往就是平等论交，不可能因为他是外国人就不考虑公司利益做崇洋媚外的事，而且04年我也领教过加拿大免费的岩场等等。曾山认为的我们开发的岩壁应该免费本身就不符合国情，我们投资把路从村口引至岩壁下面，而山下公路至村口是我签协议后zf才修的，修路前类似基耕道上山我开吉普车上去车是四驱全程跳着移动的（曾山的丈母娘坐了一半改成步行）。我们修起攀岩路线以及下方的平台，不说卫生问题，在我们自己组织活动时如果自由开放自己组队去了路线会被占用了。而我们与zf是有开发协议的，为什么不能用收费来加强管理。成都当地岩友在peng州开过几条石灰岩路线，他们每次周末去都人多到只能靠碰运气才有机会爬，我们组织活动有公司信用成分不能依靠碰运气。说让我去国外看看的另一个国情是，当年办护照是需要工作单位人事部门证明的，我之前所在的单位有严格规定非公事不得出国，曾想找非保密单位的人事部门开证明，后来2004年正好北京率先试点办护照不再需要单位证明我才顺利在六月底第一次出国考察，而不是像之前只去过贫穷的边境小国比中--国还要落后如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越南等一天内的出境当天必须回来，越南第二次好像是四天就是01年那次去凭祥搞攀岩赛，过去越南下龙湾攀岩也只是收齐身份证没有要护照。

书中曾山作为经营者之一居然会吃惊我一年登了六座山而不理解，在做活动中，因为假期等因素招不到人的情况下，我需要让工作人员动起来，而不是平常在家等待那几个大节，同时有利于他们积累经验，戈尔愿意承担每次小型未登峰一万现金开支（我和曾山会选择大一些的计划山峰），也使我们不再只是吃那几个大节的老本，在公司经营方面也是起到当月收支平衡的作用否则没有大节的月份就会坐吃山空，他不考虑收支问题，要求郊外的岩场免费，平时没有什么收入只靠基础工资员工也会产生惰性。当然未登峰每次难度相差很大，比如雅姆峰就非常容易，之前远处看到的很漂亮，实际确实低于预期，这也正是未登峰的未知性前提或者魅力所在。后来严冬冬他们经济好转后一年好像更多，一年有五十多个星期，六座多吗？又不是珠峰早年计划要三个月才能完成。所以强调我与曾山的矛盾，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为了表现我们分开了是我不尊重他，是客观上真实的还是主观上猜测的存疑。具我所知，曾山在公司经营好转后非常高兴，我问了几个人都说当时只有赞扬而不是吃惊。

书中和注释中多次提到初登峰计划的事，那些山峰需要有人去登才能被接受、被普及开来，也就是07年初网站挂出了十多个计划也只是挂上，当时刚登完的初登峰客户有兴趣就来谈，我不设时间和人数一人也行，这是为了避免像半脊峰首登后第二次时只有一个人报名的情况。这些积极意义一句没提到给人的映像只有指责。幺峰计划也是一样，队员有兴趣有钱是一方面，会有一系--列的培训升级要求，登完雀儿山后再去幺峰，我的工作人员也需要这样的机会，而且当时我们公司的装备已经比2004年好了几个等级。没有当年的背景作補垫，按2023年后的眼光那么写读者会怎么想，哪怕是了解一点的20年前的山友，也只会认为我当时是急功近利。作者一边在书中相信严冬冬说的幺峰不难，一边又质疑我们敢挂出幺峰的商业计划，这也是同一本书中存在的矛盾。2007年比起2004年差别很大，工作人员体力比当年队员强的不难找吧，都是修路线绳，为什么做不到。？幺峰珍--珠链那个营地是绝好的观景台能看到成都尤其是夜景，而山谷另一侧的婆缪峰等群山冰川也是少有的景观。也许某一年这个地方修好铁梯或电梯建个观景台在基建狂魔大国也是有可能的（悬崖村已经是现实了），毕竟珠峰修电梯的畅想在网上曾很有市场。我在出国之前丁祥华也在电话中说过不该挂出幺峰的计划，那时候还没有严冬冬说不难的话也是有时间背景的。

我2012年回国带人去登的6204米格聂峰（国人首登新路线），这座山是与6168米雀儿山具有相似的高度和冰川而且交通更方便---不需要绕行新路海大半圈，难道现在国内已经对这个等级的大冰川雪山没兴趣了。对于格聂峰我已经写有详细报告情况下，书中一再强调（作者立场）能力强从来没有出过事的川藏队，在去后没有成功就放弃了这座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冰川型雪山。这座山除了没有雀儿山那样的大冰原，也就是暴露感会比较强，而山顶似面包可以容纳很多人，比约定俗成的雀儿山山顶要大的多，这样的冰川型山峰居然没有队伍再去登，还是登山者都去追求勒多漫因一类的山去了。登山报告中除了自己攀登的路线（首登难免探索绕路），我通常会写出成功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更容易的路线，大黄峰太难却差几十米才到6000米没人去可以理解（5922的大黄峰有人说不如登6000以上的格聂之类，但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龙脊峰和格聂峰这种有大冰川的雪山没什么人去实在不好理解。

从我一开始做未登峰就是为了寻找有冰川的像玉女峰、雀儿山、半脊峰、龙脊峰、格聂峰这样难度不算高能够有很多后来者去尝试的山峰，像大黄峰有冰川都并不适合大多数登山者因为后期很多岩石操作，还有一些没有冰川的山峰。因为我同时还是登山公司的经营者，考虑推广普及并通过组织活动达到“以贩养吸”式良性循环，没有冰川的山峰可以自己登但并不符合我开发推广、组织活动的初衷。这一点我从不回避。

图一   这就是书中2002年我从李映珠桌上看到的照片，据说是大胡旅行时拍的，叫玉女峰实际是玉珠峰的一个卫峰，沿着这条冰川S型上去从右侧山脊登顶，从登山角度无任怎么看都比主峰玉珠峰要有意思的多，但因为是卫峰却没有人感兴趣。我是看到照片就决定带着培训的学员去实践登山活动，只因它有一条中等难度的冰川。现在的交通更方便有进藏列车车站就在西大滩，从车站出来到冰川末端只有大约五公里。

雪华反对曾山登山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小孩刚出生回归家庭尤其在中--国是人之常情。而与她限制登山数量相对应是我除了老丈人去世算私事，去了一次加拿大一个月也主要是考察，很多考察思维用到了后来大邑基地和大雪塘下面想搞一个景区的策划上。其它时间除了推广活动和赞助商的活动几乎没有离开四川，因为那时候我全部精力都放在四川而不考虑其它省的山峰。从主观和客观上来说，到底谁是一心扑在刃脊的工作上，不是说有矛盾就会得到相反的结论的。

再就是党峰事故后，我和曾山在办公室有过面对面交流，并不是书中说他一直在美国。也不知道书中这么写是作者认为还是曾山认为。曾山说我没有尊重他的意见，我也向作者介绍过他的意见不符合国情，包括节假日问题，而我自己到了加拿大，这里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法定的三天假，再请假参加培训也容易一点，但这种假中--国没有。

说我离开的两年他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运营公司，并且形成托管文件签了字的让他放手做我不干预，所以后来哪怕明知有问题，我也没有任何插手的行为。看了作者的书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他们当时受地震影响长达一年。我和曾山之间理念不同我真不认为是什么矛盾，和外国人合作应该容的下这种不同。那次大黄峰我们刚从半脊峰带队下来，本来就累的够呛，下来至2000多米再去攀登几乎六千米的山，我的体力不是强项，我和曾山都是要自背装备的，不可能像年轻激进的攀登者一样帐篷有时都不带，我们都曾经有过冻伤的经历，经历过的事情越多越谨慎。在大黄峰我和曾山每天都是攀登十小时以上，还要建营做饭，累了不说话倒头就睡，跟关系好不好有什么关系？真要像书中说的那种矛盾还敢搭档登那么难的山吗？。至于曾山的”朋友说“，我们之间不谈登山的人和事就无话可说，我心里、现实生活中确实没有想其它的，这种生活和精神状态只是比严冬冬早了几年而已。就是我承诺让他按自己的意愿管理两年检验自己是不是了解中--国的实情----检验的结果是刃脊关门了，我一点都没有插手，如果插手还会是我隔空指挥的问题。

书中没有提及上述情况，刃脊忽然就关门了，我接到了曾山的电话，但我当时回不来----从04年首登加拿大到09年正好是五年，我办理枫叶卡更换，新卡拖了很长时间才发下来，他的电话正好就是这段时间，没卡我都上不了飞机。我才同意关门，公司资产变卖也没有参与。当初我还以为曾山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刃脊，后来才知道与之前也差不多并不常驻成都，陈力还有小黎等人在开发业务方面多方努力，最终还是经营不下去了。那么矛盾是不是我不尊重他的理念，我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九十年代是“读者和意林”之类思想侵略最嚣张的时候，现在还是有人用那个作标准评判所谓理念的不同。理念不是借口，它必须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环境、市场、经济条件等等。感觉这种矛盾在书中刻意回避我与曾山的托管协议的情况下被放大了，所以我不得不怀疑这么写是立场决定的。

再就是书中也许是调侃，谈到2004年时说我们的老破金杯，那辆车是2003年7月买的，生产公交的金龙公司出的，可以把三排座椅变成对面开会中间有桌子的模式，价格比金杯贵二分之一，因为考虑有外国人的小团队才买的，后来拆了一排座椅用来装行李。06年底又买了一辆乘坐型皮卡，后斗部分可以坐人也可以装行李，这是当时尼桑新出的可以入城的型号，两辆都是十六至十七万。在作者的语境里那辆车才一年新（金龙面包），我想起码2015年之后全国私车普及多年才会有人认为一年新的车是老破。不说这两辆车，技术装备足够三十个人的量，靴子因为有大小码的因素所以更多，攀岩点上千数，脸盆大的点我买了五个，中等的还有十几个，从李映珠那里拿过上千双的攀岩鞋，另外李是朝鲜族人不是韩国人，只是与韩国人交流有优势和有联系。我们有戈尔的赞助和黑钻BD的器材，始祖鸟的服装，还有当时最好的帐篷MSR等等赞助，工作人员都是凯乐石的服装和帐篷类装备；还有两支卫星电话和通信装备。当时的装备是其它户外公司没法比的。所以这些最后只是还债，多少债要还啊。书中曾山最后居然要工作人员退还赞助来的衣服？我从来没有贷款的行为，当时也不兴这个。我离开的时候流动资金因为承担很多人去党峰没多少了，但办公室不同楼层一套当仓库的三居室全部整齐的货架上的物资装备不说上百万，大几十万还是有的。不说车，全部顶级品牌登山装备在当时价格有多高不可能所有人都不了解。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赞助和挣钱购置的当时最好的。书中说装备都卖了还债了，带走的只有几本我的旧书，后面又说我去了领攀公司的仓库看着地上的装备说这都是以前刃脊的，这前后的矛盾有没有增强我与曾山矛盾的成分？

书中风雨雪做活动时装备被动过不是日坛公园的岩场，而是白河的野外活动。公园岩场到办公室和仓库只有一百米去取就行了，但郊外做活动时找不到器材一下子就抓瞎了。我和李映珠一直有联系，他也理解当时我退出的情况。书中这么写是指小事上大惊小怪？我认为的是安全问题无小事。

中登协高山向导培训班的事我详细与作者谈过，这次我写成文字供作者考证：第一次是2003年底去田海子，收费7000多，来了差不多十五人，其中我以前有过交集的就有七八人，有一人是香港人老蔡，六十多了参加过我多次活动了，这里想说不是为了学费，会招进60多岁的人员（是香港人不是西藏人）来高山向导培训吗？我当时四十了，还有大连的大刘三十多岁他一直是跟着登协参加过玉珠峰和卓奥友两次商业登山活动。还有一个上海的老古董也三十多了。报名时大家都以为学习班通过就能发证，后来说是所有人都达不到标准，这次不像以前的其它培训，是国家体育总局发证，所以当时一个也没有发。但在书里不完全引用孙滨的话说的好像只有我没有拿到一样。说我搞小圈子，我和老蔡认识几年了经常在一起聊有什么问题吗？第二次是2004年五一节去阿妣山，又是7000收费，说是去了先拿协作证书。我自己要组织大节的活动（就是半脊峰首登那次），不可能不挣钱养活公司和员工，据说去的五六人也没有发协作证书。第三次就是2006年8月在博格达，又是7000多，通知说是最终的评审我就去了，所以没有去自己刃脊公司组织的雀儿山活动。事后一众评委打分（包括论文），只有三个汉族人通过了。这三次是同一批学员被割三次韭菜，并不算三次独立的活动，只有第一次有培训，后两次算实践和考核，第一次有培训收费7000多元是正常的，第三次我去时还要给中登协同时组织的基础活动（好像叫什么登山节人非常多）做教练，算是对我们能力的考核，但7000元我们也是要付款的。另一个证明就是我们当时上交的论文，只有我的论文因为有大量经验和遇事处理措施在接下来的山野杂志中刊出了，同期山野杂志还有那次博格达活动的其它报道但十多年了我忘了具体是哪一期。户外探险与山野杂志是竞争关系，但不妨碍曾在户外探险工作的作者去找山野杂志查证。那时候不管是中登协还是各省的协作人员考核有要写论文的吗？。我找到了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的那份文件，发出来，我把身份证信息作了处理以免违规，可以看到前面地区的数字代码。看看名单中从边巴扎西到扎西次仁，是以前的老西藏队队员，名单后面的是西藏登山学校学员。不知道当时宋老师和我做访谈时有没有录音，或者只是感兴趣的记得。总之我跟作者讲过的事我自己是有记忆的，而书里出入太多，作者不方便写我也能理解，否则就会得罪人，可以省略掉，但最后似是而非的是在误导读者。我这些证据是可以查证的，不是指鹿为马大家就都认为马都长了有角。     

那个培训班的老古董在哈巴失事了，但我看书中这些事故里面没有。老古董是真给中登协带过队，在自我介绍中（类似简历要招人带队）提到曾经是中登协教练，马欣祥知道后批评了他，有一段时间他很消沉，06年我去上海参加ISPO时见到他，他说干这一行真他妈难（不久后就出事了）。所以书中李红学说马欣祥很欣赏他我不太相信，至少07年我走之前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集，而书中没有质疑都按相信李红学说的是真的来叙事。所以高山向导的证书问题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认真查证过，直接在书中用孙滨的话说经验足有什么用，体力不行最后上不去就是不合格。还说是中--国15年后（这里是数字还是2015年好像都可以）才出现第一批证书。而且我去加拿大之前是与马欣祥通过电话的，他说证书在他手里，当时出了事（指党峰事件）他不方便给我，这也是当时我下决心把刃脊交给曾山出国的原因之一。

2013年回国在贡嘎山多条路线考察后配合很详细的卫星图像做了计划，因为这座山是7500米以上，是需要中登协出具登山许可证的，我与中登协当事负责高山的曾经的老朋友罗申联系，他说我要按国际联合登山队办理，我一再声明我没有入加拿大籍（现在也没有，书中却写成我已经入了加拿大籍），当时李致新还在位，考虑到他的压力，就放弃了。这一次真的没有了再回国的想法，才在2016年回国的时候卖掉了北京的房子。至于前面作者用孙滨的话说我不行，后面在注释里引用王云龙的话说只有两个汉族人获得高山向导证，他06年刚加入中登协不久，有些事有些话他能够了解或者会直说吗？那么高山向导证书编号0701003他能够说出是谁？书中虽然大量罗列了我做了些什么贡献，却多次引用有利益关系的证人的话证明我没有能力。那么我出示的这张表格代表了什么。

图二   这张图表只是想表达，一个慌言是需要用无数个串起来的慌言来圆的，并且越来越难圆。前面用两个个人的语言，后面会不会有一个协会来制造证据证明我所说的是假。比如书中说我已经入了加拿大籍是不是慌言中的一环。

朱发荣老师退休时是副教授，是书中说的50年代去苏联学习登山的“等”之一，李致新、王勇峰、马欣祥、次洛都是武汉地质大学的学生，中登协还有几位，最初都是朱老师做的登山启蒙，书中没有提，或者有人不承认。90年代评教授很难，那时候全国大学数量还没有井喷。注释中提到的董范是后来留武汉地质大学任教了，董文中提到了攀登者的黄埔军校，90年代各省活跃着的攀岩教练都是参加过中登协组织朱老师执教的培训班，而个别人认为自己比朱老师更牛或者在以往的攀登或交往中意见不和而不愿承认这种关系，时代不同后浪推前浪也正常，比老师牛并不妨碍人家是自己老师。朱老师后来在怀柔基地是得到王勇峰的照顾在利峰公司做一份相当清闲的工作。

李红学没有参加中登协的高山向导培训，03年他还在上学，他大学学费是贷款的更不可能出的了7000多的培训费，当时连有钱的peng晓龙 都没有参加。调侃我没有关系，书中说他参加了中登协的高山向导培训是虚假信息，而且我也怀疑作者说的马欣祥想让他进中登协的培训部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短暂借用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朋友的一面之词，毕竟他已经不在了死无对证。我开除李是因为他没有服务客户、最基本的遵守规则和安全的意识，访谈时我提到过两个例子，一是私自带女朋友参加培训并且优先占用工具资源，尤其没按工作安排看护好学员，二是有一次活动所有人等他来了才出发，他作为工作人员是应该提前来装卸工具物资的。书中的例子好像就是我所说的第二件事的那次我所登过最容易的雅姆峰活动。培训时他是工作人员是有津贴标准的，而全是我们自己人的时候如未登峰活动算内部培训没有津贴，看情况会有一点补助，没有标准。书中说他和我是中登协高山向导培训班同学，那么我开除他就成了嫉贤妒能，那么我当初为什么要招他进来，他要是真跟我一个水平线，我不得象对刘喜男一样委以重任？读了这本书我才对他的出事了解了一些，他的事故估计没有人写事故报告，也没人点评问题出在何处。

还有当时李宗利那一批长达两年的培训（CDMI）消息出来后，已经离开的李红学想让我以刃脊的名义介绍他去参加，我了解到那一次主要是对各省登山协会的工作人员培训包括其它专业运动员转入登山协会的职业培训，不包括我们这类民营登山探险公司，再就是体制内协会工作人员的培训，总局或者管理中心会有经费预算，也不可能包括承担私企人员费用，即使想自费他也承担不起，以当时我们公司与中登协的关系马欣祥也不会要。这件事上我没能帮上忙，我们当时与中登协的关系并不好也不方便告诉李红学。（我当时曾经分析过，CDMI这种培训才是真正培养高级登山人才的摇篮，它可以用两年的时间更系统，更有计划的规划出从一个身体素质本就很高、运动员出身的登山小白到职业高手，除体能、技能训练外，还会有很多的文案、规划、教学方式等学习和实践，两年集训已经能够积累非常丰富的经验。缺点是他们回到各地方登协编制内，领导哪怕出于安全考虑也不一定会给他们很多自由攀登的机会，还有可能被埋没在文牍中，除非有人不愿意让接受过的最好的培训资源浪费掉而自己出来创业。）

而作者在书中写李红学经验丰富充斥其中。岩钉没有钉进去也不是不能用，但受力点要用扁带或绳套从岩钉尾部的孔改为与岩石有接触的中部，否则这个中部就会是杠杆的支点，当时试试受力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开始下降后会有摆荡，岩钉因为杠杆原理摆荡的力被支点放大了，被拔出就有了极大的可能，但如果受力点改到与岩石接触的中部，没有了杠杆支点和力臂，只要岩石和岩钉两者自己都没有破损就没有问题了，破损问题在锤击中都会被看出来。事故的这一点说明李的经验不足或者马虎，后果是丢了命。这是我读到书中事故细节所做的点评，有可能其它人看出来但不一定会说出来。

拿我的简历做比较，我时间线式的简历是原计划有时间想补足简历空白的部分，后来放弃了，因为2010年左右我拿出四姑娘三峰的攀登报告想整理进我的博客，那座山是当时权益之计用一下，后来再也没有去过，但那个报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太幼稚，因为时代不同了，我这个感到幼稚的想法距事件发生时还不到十年，至于80年代旅行的记录也是时代变化太大了（最大的变化是交通），再写出来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写穿越小说都在写70、80年代了。那个什么破了三峰记录的语句是当时2000年左右人们对三峰推崇备至，但一直没有人登顶，实际是外国人远道而来看不上这类小山峰，国人尝试了很多次而且不久前有一个队从一条很暴露的路线上去了，我刚到四川没有成熟的山做活动，当时我公布了五一期间登三峰的计划，有人指责说我自己都没有登过居然敢做活动。我四月一去就找了条安全一些的路线上去了但算第二次所以叫新路线，这是有时代背景和语境的，而作者用二十年后的心态去调侃，作者写书的时候是2023年吧，正好二十年了，正是这二十年中--国得到了飞速发展。我最早与作者谈的时候就问能够理解当时一穷二白的时代背景吗？那年七月做的雀儿山活动在之前我们也没有上去过，是带十多位队员直接去的，并在首登十五年后完成民间登山队成功登顶，而且运作推广的是阿尔卑斯移营的方式。直到2004年公司找到半脊峰才算打开了局面。如果拿现在半脊峰烂大街的登顶率来对比2004年首登的记录，就相当于书中吃惊破三峰记录居然值得夸耀，如果作者能找到二峰首登的记录看看当年有没有人夸耀，那时候大峰登顶都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事。现在珠峰登顶的人数已经以千计了吧，但当年恶劣条件下中外首登的人仍然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在李红学模仿我的简历部分（那时候的简历都那样模仿只因为我算最早--包括王平和老古董），本书作者调侃了两件事，一是三峰破记录的事，一个是领攀了200米5.6的难度，真正登山超过5.6的时候极少，达到5已经算难了，5.10是几乎放弃的难度，否则就不会有珠峰第二台阶的铝梯了。国内即使是大岩壁，超过5.10的点也极少，所以冬冬登幺峰的时候说没有人们谈的那么难，他那条路线应该也没有超过5.10的点，幺峰真正难的是麦克佛勒获奖的那条mix路线。登山中在非常暴露的情况下5.6也是必须设置锚点保护的。就算 5.6在攀岩馆里没人会关注，即使所有人都可以在初学就通过，但别把这种心态用在掉下去就是几百米的攀登雪山上。再谈一点当时的背景，2002年国内攀岩者追求的是5.12abc（还不到d）难度，1998年大家围攻5.10难度，作者也可以想象一下88年首次全国攀岩赛的难度。书中谈到过阿成达到5.14的事是值得庆祝的，因为5.12后面开始有了abcd四个分级难度后缀，相当于从5.12到5.14是以前难度的8个分级而不是2级。

再就是我跟作者谈过2001年九月底那个上海队想去登四姑娘山三峰的事，他们找了成都顶点登山队长杜军相当于联络官，我去当教练，杜军找芦三哥带的路想去三峰山谷----这里也证明当年很多人追捧想首登三峰，那次进山的路如果带对了，还真有可能那次就是三峰的首登记录，因为那一次谢红也去了可以和我在前面做先锋，我们2003年找的路线很容易应该能够轻松完成。我们却阴差阳错地去了幺峰的山谷----多跨过了两个山谷口。当时我是正好第一次有机会去四姑娘山实地考察也就受邀请去了，所以相当于03年之前在01年我已经去过一次幺峰的冰川了。我也跟作者讲过杜军除了体力好几乎没有经验，在冰川上我让给我做保护的他用双套结固定自己他不知道双套结是什么。后来我把他招到了北京风雨雪工作。而作者认为是因为我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说领攀5.6就没事，这是根本没有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次下山就飞广西去凭祥组织了十一的攀岩赛。

书中也提到过我和曾山都认为我们登过的山中，雅拉和大黄峰的难度是排在幺峰前面的（还有一个原因幺峰算围攻），但攀岩难度也只在5.8的样子，这并不是攀岩能力超过这个难度的就有能力去完成它们。这两座山下撤中为了不扔塞子都是打岩钉或做绳套，而且大多都是我做的，都是连续几百米的下降。作者引用的曾山的话可能就是指的这几次实践。

我怀疑作者与李红学不认识，那么他的那些所谓经验丰富是怎么验证的，徐老幺能力很强是山民自幼养成的，也可以积累出登山经验，但他无法在“理论上”总结评判别人是否有经验。真有经验的人在那个岩钉的问题上不会出那种事。其实关于李红学是否参加高山向导培训的事作者联系不上马欣祥问孙滨和王云龙也是可以的，可能本书匆匆完工对这种小事不关心，或者需要把李红学书写成作者设计的样子。  

我翻李红学这个案只是想实事求是，他人已经不在了，我们是应该总结经验还是应该用一个设计出来的他作比较来诋毁别人！我之所以说后面不敢读了，是李红学出事了，他在书中被设计成了一个高大全的悲情人物，后面两个章节还有很多事故，书中到底是要总结事故教训还是需要把每一位都塑造成悲情人物，后两章多是发生在我出国之后的事，但人有可能是认识的，不管是高大全也好还是精神错乱也罢，都不是我追求的真相的样子。我只是一遍通读了前面两章，就不敢读后面两章，再查看注释部分，发现了更多的不实之处，有些地方逻辑自己出版前都没有理顺过。

我们和戈尔有协议，刘喜男进来后并不是戈尔的队员，刘之前和凯乐石的关系只是对方活动部的人给他的一点赞助，他加入刃脊后我与钟老板直接联系开始了他们的未登峰计划，钟用的面料是EVENT与戈尔有抵触所以两个未登峰计划不能合并。出事时刘身上的戈尔始祖鸟服装是我自己给他的，大本营的人是戈尔的人跟去玩的，所以书中认为我没有带足够经验的人是失误，严冬冬和周鹏两个人经常无后勤在书中的第一章里已经备受推崇，同样是阿式攀登怎么标准就不一样了呢。党结真拉有三个顶，在出事不久的报告里我都介绍过，第三个最容易的我和刘喜男没去登，本想二峰下来后第二天再上三峰的，后来曾山和阿苏去完成了，主峰央莫龙在我们进山这条路没法登，后来曾山和刘勇他们去的时候是从另一条沟进的山，在登山中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我和刘喜男当时选的第二个，总体也并没有雀儿山难度高，那一段岩石路线5.6都不到，有人说我与刘互补在这里不存在。党峰最难的不在我们这条路线上，就是后来曾山和刘勇一起登的那次，曾山说也比大黄峰容易的多。我最大的问题是下山时应该在上面小垭口的地方盯着他先上厕所，盯着他就不可能解开保护了，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条外裤是连体的背带式，裆部有从前到后很长的拉链可能他不习惯或需要帮助，这一点有可能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致命的新原因。至于有人质疑关门时间的问题，严冬冬的故事里谈到过没有关门时间，阿式有自己的特点，2004年我们登幺峰就没有关门时间。党峰给后人的经验就是发了事故报告造成了我被围攻的结果，周鹏没发事故报告这次才在书中了解一些，peng晓龙队员出事也没有发。2000年左右我们在山野论坛总结了很多的国内外事故报告（可以问MH），是党峰事件后我的遭遇让大家吸取教训，以后所有登山者都不发事故报告真的对登山事业有利吗，？还是报喜不报忧在登山界从中登协开始就压制人们从中吸取教训，这是一个自诩为推广民间登山的全国性组织该做的事吗。？

书中提到刘喜男赔偿案后来不了了之。他家拿到保险后用这个钱几乎所有人都来到成都打官司，但2次开庭都败诉了，刃脊是常年签有法律顾问的，也就顺理成章成了辩护律师。但开庭时我已经在加拿大了，具体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我当时就是想在个人意愿强烈的登山圈里，不能所有搭档之间都套上紧箍咒或者必须一起死，如果发生南京扶不扶的事件那么登山事业又会回到原点。也许通过法院判决省得拉锯调解是最好的结果。那次事件后我也没有向戈尔要额外的开销，而是公司自己承担了那么多人进山的费用。因为登山是我们的选择，如果向赞助商讹经费也会断了所有登山者获得赞助的路。而且我记得在与作者交谈中谈过以上内容，作者还说到成都打官司就不是他们的主场了，那么为什么要写成不了了之呢。

尽管我走进当时的七大古都攀岩馆被作者在书中捧上民间登山的转折点一样的高度，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看到的，我想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从一穷二白逐步发展起来的艰难进程。真正民间登山要从孙平阿尼玛卿那次事故算起，最先有了登山憧憬的天南地北的小户外店老板们组成的极度松散的十多人的登山队。还有我和陈骏驰一起参加的新--疆友谊峰、慕士塔格、贵州牵头组织我俩参加的宁金抗沙队，广州山友组建的雀儿山队都是极度松散，能不能成功全靠队员自己的运气。还有玉珠峰2000年五一时的事故。使我思考如何提高队员的整体水平，让互相配合更加紧密有默契。我才下决心尝试自己组队从培训做起直至攀登真正的雪山，我所做的算是让（当时的）民间登山更加有序，比如从培训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玉女峰成功后我认为是一条可以展开的道路。所以在这本书中，除了严冬冬他们的攀登意义，这些松散组队的失败案例导致后来逐渐通过培训成熟起来的过程也许应该有一席之地，但书中基本没有提到而将重点放在了设计出来的英雄人物身上。无论如何从喜马拉雅方式在中低海拔转向阿尔卑斯方式都是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的，包括装备精练与轻量化。作者直接跳到阿尔卑斯方式缺少了过渡，严冬冬参加珠峰活动的那种过渡与民间登山的那种过度也不是一回事儿。从阿尼玛卿到玉珠峰之间这几年才是民间过渡的进程，也让人们了解到6000米左右的雪山用喜马拉雅方式既没有必要也浪费时间。北大和清华登山队在当时有着社团同学间的熟悉配合，也有一些技能培训更多的是体能训练，与民间俱乐部式的松散组织登山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书中提到我在风雨雪时编译的新西兰引进的登山手册，用严冬冬的话说个别细节有待商榷一句带过，这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严冬冬当时翻译了很多最新的登山书籍，这些与90年代的技术与装备发展有了十年的代差，而那十年是登山技术和装备发展达到日新月异的十年，另外手册和大部头的书也会有很大的区别，重点是精练。就像书中提到我在03年中登协举办的向导培训中学到的新东西，带四个人训练比成都当地人快了很多。实际是指的当时学的双绳技术，我带一个提高班五人加两个工作人员共七人，在双桥沟最大的那面冰瀑做结组训练，刚开始上第一个pitch时来了四个成都攀友，我通过双绳ATC保护后面的学员上来在保护站固定后再开始先锋。三个pitch到最上面的小平台，并保护所有学员上到这个保护站，然后组织所有人员下降，最后我下降时用V型冰洞和一个小绳套，不留下任何装备，全部完成撤离时那四位攀友还在第二个pitch上攀。双绳技术就是通过绳子是否吃劲判断跟攀的人是否在有效确保中，这个在以前确实没有学习实践过，回到驻地会有总结。登山训练并不是在非常难的双桥沟很有名的几处冰壁攀冰，而是找到适合的长坡型冰壁起码有一些小平台适合大家停留的地方做分段保护站也利于讲解，这种结组训练才是最接近登山实战的方式。在北京时涞水的十瀑峡也有更缓的长冰坡，早年我带人去做过结组训练，但那时只是单绳技术。

书中在提到01年东北的攀冰比赛时，轻描淡写的提到男子的困难女子赛轻松就过了。注释中提到赵凯说冰壁只有80度，那次赵凯并没有参加，（我忘了也许赵凯和丁祥华是中--国一队和我们山野俱乐部算中--国二队参加了第一个国际邀请赛，那个冰壁就是后来的预赛场地，我们都没有进入前五），他老婆张清没参加第一个国际赛。那次去东北是三个赛事，第一个是国际邀请赛，冠亚军是中登协请来的一对美国人搭档（在写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双子峰的那本书里有这两位美国人的故事），三至五名是俄国人也是高手，六至九名是我们几个中--国人，后面也是俄国的普通队员。女子我记得第一是个俄国小姑娘，谢红和雷媛第二第三，成绩还不错，具体已经不记得了。我用的韩国小冰镐在当时确实算受力和入冰角比较好的，镐尖的设计缺陷导致之前也断过我带了有备用的镐尖，断裂处也不是我打磨过的地方。国内户外店两年后才引进欧美发明设计的受力更好的短冰镐（比如04年幺峰时陈骏池用的BD的碳纤维镐柄的短冰镐）。所有比赛的队员是预赛成绩在决赛中倒序出场，而女子决赛是男子预赛的那面冰壁大约80度，已经全是坑了比男子预赛还要容易一点。当地当时零下近三十度，冰壁坚硬如铁，冰雕场是用河冰（无气泡）切成一米见方再砌成十八米垂直冰墙，决赛时三米高就淘汰了前面一半以上选手，相当于举臂加冰镐再脚离地两三步就下来了。我以预赛第三名就是倒数第三出场，前面就没有超过九米高的冰镐坑，我也是一直找横向和竖向的冰缝才勉强上攀，冰镐断了后面第二名的也是我队队员（国际赛成绩也在我前面，和作者聊的时候还记得姓名现在又忘了），沿着我的坑超过后就下来了，只有体力最好的刘喜男真正到了顶（赵凯和丁祥华算中登协工作人员没有参加）。而女子决赛一方面冰壁做过男子预赛场地，二是也不到真正的九十度，而且那面冰壁我们国际赛时也用过。赵凯和张清都是攀岩队甚至全国冠军出身，很多人攀岩中会把70度就当成90度了，一般90度多数人认为已经overhang仰角了，我经常见到这种情况，但这次书中把90度说成80度我有点不太懂，而且那面冰壁一直保存至决赛，前面国际赛都没让任何人碰。07年一月那次刘喜男和阿成加入进来还没有赶上冰季，要是有两年双桥沟的训练机会加上他们的攀岩灵活能力，一定会有好成绩，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所持态度就是重在参与，这次去体会一下赛场的压力。因为作者的立场用赵凯的话来贬低那场赛事我持怀疑态度，而且找到这个理由也算相当难了。

这里提到这次攀冰比赛，是要说之前有一个多月的样子，2000年的11月还是12月，中登协决定在2001年搞慕士塔格的商业登山活动，当时内部没人去过，于是在怀柔基地搞一次说明会，我99年7月算是刚登顶一年多点，去介绍一下山上的情况和解答他们的疑问，还有一个说明人是曹骏，他作为队长较早时候曾经带队去过慕士塔格。当时在会议室门口，只有我和王勇峰、李致新，提到一个月后的攀冰赛报名情况，有个叫刘雪鹏以K2户外俱乐部的名义报名，他当时比较跳脱更没有把中登协当回事，2000年五一玉珠峰出事的队伍之一（另一支出事的队伍是广州马尧组织的），李致新说这人不能团结在中登协的周围，不会让他们报名参加，说是这么小的事也要“讲-政-治”，我和王勇峰不好接这个茬就谈到其它事去了。所以后来我成立刃脊并与中登协培训部有业务竞争关系，以及奥索卡因为我的退出汉斯当时这个中登协金主让李打--压或者说委婉一点“不要支持刃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以及2007年马欣祥不给发高山向导证书都是这个思路。与慕士塔格说明会类似的是2001年五一去雀儿山之前我专门去基地找马欣祥请教过当年他们攀登那座山的路线情况，虽然十多年过去了，但起码大致的路线心中有了数。

再说一个比赛的事，2002年6月在四川绵阳有一个全国体育大会，是全运会、锦标赛级别的，比如总局颁发的各项目运动健将就是这种运动会三次冠军才有资格评选，邀请赛、精英赛之类不计入资格。奥运会项目以外的项目都在体育大会这种赛事上，攀岩首次列入，队别按省市命名而不是俱乐部。体育大会是国家体育总局操办，总局下面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是中登协另一块更正式的官方牌子，所以攀岩赛也只算是中登管理中心具体承办。由于裁判不够，2001年11月在民间挑选培训了十多个裁判，风雨雪我和李云侠参加了培训。班上我被批评因为刚在广西凭祥组织了一次没有在中登协注册的比赛。

2002年五一期间风雨雪联合北京地大，并邀请了三四个韩国攀岩高手，算是共同举办一个国际攀岩交流暨抱石赛，地点就在日坛公园新建不久的攀岩场，我按攀岩赛标准设计了图纸利（勇）峰公司承建的除了攀岩墙外还建有一处抱石墙。赛事去注册时中登协不允许，说我们不是北京小范围比赛，包括了外地队员，并要求所有注册运动员抵制不得参与这个比赛，违者罚停赛一年。后来我们和地大的邓老师商量，很多来参加的运动员并不算中登协注册运动员，北京的已注册运动员就按体育大会前的热身赛来参加，正好邓老师是北京队的领队勉强正常举办了。当时我们请来了韩国李姓的亚洲攀岩冠军，我们附带举办了国内的首次抱石赛，实际很多运动员过来只是不公开而已，他们对抱石赛及其不同的规则也有着极大的兴趣，因为抱石赛场地要求不大并容易操作，对于攀岩项目有着极大地推广意义。那么中登协抵制的目的实际是要求成为主办单位，我们自己组织花了不到十万，他们要求的赞助费（只是加个名实际还是我们自己主办）就不少于三十万。李映珠和中登协的关系也一直是非常好的，但在钱的问题上没有例外。而风雨雪当时只是户外活动与商品经销类的公司，不像奥索卡是品牌生产型公司那么财大气粗，没有钱去赞助只挂个名的单位。中登协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比如他的培训部与我们有业务竞争关系，通过手段打--压一下可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还好当时这个账没算在我身上，紧接着的体育大会我还是男子项目的路线裁判。

感觉这本书作者是想写成一部国内民间登山发展小史，但作者又想回避一些敏感的内容，如果刃脊能够避开，也就避开了作者认为敏感的东西，可惜回避不了。把自己立场和观点带进作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应该尊重事实，而非选择性挑选论据和使用有歧义的描述来证明。如果编造慌言就需要更多的慌言去圆这个道理天下人都知道，我只感觉作者所谓的回避会很辛苦。作者用与刃脊有业务竞争关系的中登协培训部的孙滨和王云龙的语言来证明我没有拿到高山向导资格，不去查证当时活动的报道和发表论文的山野杂志，注释里提都没有提杂志的信息，如果已经预设了立场，有些部分只是纠错，就不提立场了。

前面既然提到了攀岩攀冰赛的事，就再多谈一些，1998-2002年，刚创立的奥索卡赞助了一系--列的攀岩攀冰赛，北大攀岩队的赵凯、赵雷、孙滨还有北京地大的徐同学（接触少名字忘了）几乎轮着做那几年的大小赛事冠军，七大古都只是市民自误自乐的攀岩馆，比赛最好成绩也在六名以后。我在攀岩馆内也只是吊车尾的份，除了比他们大了十多岁，身材也与精瘦没有任何关系，我自己只算是自助旅行出身，与那些大学攀岩队队员本就没有任何可比性。我也从来没有要与他们一较高下的想法，至于后来几个比赛的成绩，我组的队一方面加强训练，这也是参赛选手应该做的本分。二就是当时的组织者阴差阳错的在难度上有利于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开广告公司的朋友要一些攀岩的镜头让我拍，我有自知之明毫不犹豫拉上赵凯去拍的，他当时是攀岩圈里最有型的，曾经用一年多暂停攀岩训练，专门练力量和形体。我与那些攀岩队出身的冠军们相比远远的吊车尾，并不表示我在所有登山者中就差的离谱，我登山只是爱好使然而且是半路出家，能完成那么多登山活动也不是通过诋毁就能消失在早期山友的记忆中的。说我慢还有个情况，就是很多危险的路段我格外小心，很多平移真的是四肢三定一动的运动，毕竟有可能不小心就会是坠落几百米的结果，好习惯很重要，所以我还活着，没能成为书中众多英雄人物中的一员。

说一说我见过的攀冰赛发展状况：

受当时一穷二白背景的限制，攀冰赛发起后，我们队成绩向前靠了一点，一是我带着队员几乎每周末都会去郊外训练，我们在装备方面有优势，虽然当时都很初级，冰爪是绑式的，鞋也只是市面上硬一点的；但当时北大、清华连短冰镐都只有一两付很多队员轮着用。第一届冠军是清华学生，他告诉我他只上过两次冰，那次决赛冰壁是80度，预赛要更容易一些，而且砌成了约三十公分的一级级小台阶，虽然表面浇了水有冰溜子还是有可利用的小坎。再就是那时候所有选手是可以在下面看的，所以后面出场的可以避免很多前人出现过的失误。我虽然只是第五，已经很满足了，我们队其它队员成绩也都不错，记得康华第四还是第六忘了，谢红、雷媛女子第二和第三。但不久寸土寸金地七大古都攀岩馆关门了，我们俱乐部也就散了。

东北那次攀冰赛中登协一下子得到三个冠名赞助，我本来还是准备以七大古都名义组队的，后来山野俱乐部想让我帮他们组队，这个俱乐部与中登协关系密切，他们主要组织穿越之类的活动，有个领队体力很好，与我和谢、雷一起组成了山野队，也是每个周末都去密云那边训练，也许是和中登协关系好，还与丁祥华那个队一起参加了第一个国际邀请赛，全国其它队员到来后还要求我们像丁祥华他们一样不得参加锦标赛，这些队员多数都是没什么摸冰镐机会的攀岩选手。

吉林的那场比赛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所谓冰壁是一面60多度70度的冰坡，有经验的话可以只靠冰爪前齿向上跑，我的队员在各种冰壁都有过平衡训练，所以在这次比赛中优势明显。他们成绩都很好只有我体力差只拿到第五。

02年攀冰赛全国没有拉到赞助，最后奥索卡赞助了一点算是可以在北京举办，而且这次比赛都不集中吃住行，按时间报到自己去赛场。这时我已经组建了风雨雪队，条件和训练都已经好了很多。这次赵凯和张清都参加了，所以我们估计他俩是肯定的男女冠军。但是，可能为了省钱，组织者找了一处与吉林那次比赛差不多的冰壁，而我们与桃源仙谷已经建立合作关系，（有人上过桃源仙谷里面的铁梯子可以看到上面有唯一一处院落和一亭一屋，顶都是专门找的长茅草覆盖的，除了大石头刻有“风雨雪基地”外，可以直接拍古装视频。）谷内人工浇筑的冰壁各种角度都有，队员除谢红有其它工作外另两位都是员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训练。后面成绩大家都知道了，我队派三名队员两个冠军一个亚军都有奖杯。赵凯和张清吃亏在他们严格按三定一动的动作，而别人跑起来冰镐已经不怎么着冰了。

这之后攀岩赛仍然有大把赞助，只适合北方的攀冰赛没有赞助停至07年。03年到06年停办期间，双桥沟和桃源仙谷两大冰场培养了大量攀冰爱好者，所以07年恢复攀冰赛也算应运而生。

07年桃源仙谷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只是里面鹰嘴岩及面对的那一圈浇冰，后来外面鹰嘴岩背后那一圈也都浇上了冰，但鹰嘴岩那个冰柱可能考虑安全问题不敢浇冰了。这一届预赛难度不算大，人工浇的没有哈尔滨那么硬北京也没那么冷。但决赛在后浇的那一片区域采用先锋攀模式，很多点都凿好了坑，有经验的选手采用干攀的方式，大量横移是用喷漆指引路线，还有个别仰角，这几年国外传入的视频已经有很多这类比赛，选手必须有大量攀岩的底子，加上对冰的了解和冰上实地训练，所以没什么经验的选手起步不远就会失手。这次几乎就是赵凯、赵雷、孙滨以及张清他们的舞台，终于有了他们大秀身手的机会。但自然山体上浇冰的局限性还是比较大，比如仰角的安全性。这之后我就出国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制作人工支架、人工点加浇冰的方式，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寒冷国家都有过这种比赛，国内东北也是可以的。完全依靠自然环境浇冰是很难达到提升难度的目的的。

 
很久不发帖了，前文是包括图片的word发不上去，包括一些要修改的，所以图片放到另一帖，第一个是玉女峰的图片，第三张图片是第一次去幺峰时错过了两个山谷口。在审查过程中好像文字格式也有改变，粗线的重点没有了全部成了粗线。
 
前帖发出来后，有朋友说你太大胆了，这种内容在国内没人敢接你的话，要不以后还怎么混登山。

在我把前贴这个链接发给原书作者宋明蔚老师后，他把我以上疑问的一些当初获得的证据发给我，也通过语音电话进行了交谈，有一些方面确实有误会，有些论据他当时是在杂志或网站上找的，并不一定是找了当事人进行访谈。

他有很多的论据来源于山野杂志，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10年3月做了一个专题叫刃脊之死，其中有一篇是当时的编辑约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他的书中和注释提到的“刃脊之死”和“刃脊7年”都是指的这一篇内容，当时我在国外，出刊时的情况我不了解，编辑用的专题名和文章名我都不清楚也不可能收到杂志实物，而且最后一个章节我详细看了有一半的内容不是我写的，因为那一部分我已经在国外，刃脊的经营和我自己的经历都有不实的情况（比如刷盘子之类），有可能是编辑整理或者其它人所写，所以在前文中我以为是和我比较熟悉的人所写，事实是整篇90%确实是我写的，编辑修改的部分感觉也确实有想突出悲情的一面。

这篇文章被大量引用我相信是误会，有一种被转手过一次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关于王云龙所说首期高山向导培训班当时只有两个获得资格的事，证据也来源于山野杂志。宋老师认为山野杂志是中登协所属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2003年那次我不记得王云龙也在，景阳我认识，02年风雨雪攀登玉女峰的时候青海登协派给我们做协作，以前是其它类专业运动员。可能王云龙当时太透明了。2004年五一去阿妣山的那一次就是文中peng杰伟、陈勇、老古董、杨为民、顾铭、王志和大刘7人参加了获得资质。2006年8月那次去博格达通知所有有资质的人去考核，并要求所有人写好论文，当时去乌鲁木齐报到的只有我和宾宇丹、赵骏、杨为民，其它人没有去有时间问题或者怕再次被割韭菜。杨为民到的时候没有写论文当时说是现场抄我们的，马欣祥说不行，山里还会有其它评委在。杨听说考核很严格就放弃了没有进山。进山后王云龙在也基本透明，攀岩考核是王二负责。当时山上有一个冰川台阶我们每人带一个客户上去用做C1，考核让我们挖雪洞，但当时8月是夏天根本没有雪全是裸冰，他俩抓瞎了，但那时候是可以互助的，我带着大家在一条仅有的冰裂缝下面挖洞算是过了这一关。去登顶时也是我来选择的路线但并没有真的登顶主要是考核。还有给学员讲课，面对学员评委都有，当时王勇峰、王秋炀也在。课后总结马欣祥说只有我不是照本宣科，加入了大量的演示和很多经验的介绍。

在我与作者的访谈时我就提到过博格达登山节的事和论文的发表也是山野杂志。但他相信了王云龙（有所谓培训部官员身份）的这一篇也是出自山野杂志的稿子。图中他的文章前面还提到过我后面就消失了。我和他肯定有一人是造假者。再就是宋老师问为什么那张表格培训地点是北京怀柔基地，这种向体育总局上交的文件不会写的很详细，另外西藏方面的培训和考核也都不可能在北京。我要是改成实际地点我就成了造假者了。这方面说误会也不好说，起码宋老师有考证不严谨有偏听偏信的问题。

下面也是宋老师为书中找的网上的论据，没有和赵凯直接谈这个事，结合我首贴的内容，这里再谈一下。这次哈尔滨比赛是前四届最难的一次，不管是攀岩还是攀冰，路线设定最终只有一人登顶最多两人是最高境界，这一次是男子只有刘喜男一个登顶，女子两人登顶。赵凯文中说是80度以上冰壁，并不是80度，而且图的注释是比赛冰壁并不是男子决赛，男子决赛是前面所有比赛都没有用过的一面冰墙，而图中的冰壁上面有非常多的坑，这不符合只有一人登顶的实际情况。实际赵凯用的图片是男子预赛和女子决赛的冰壁照片。后面的成绩表也说明不是同一面冰壁，比如女子成绩登顶是19米，男子成绩登顶是18米。

他在文中为张清谦虚了一下，实际我们都承认张清确实比较强一些，说谢红技术最好是李兰在当时网上报道中说的。

请注意那张成绩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当时都不知道会是这样，注意到登顶的人和最后一名的差距，宋老师说是去打酱油的，男女队员都不少，多是攀岩运动员出身，一方面也说明刘喜男真的强，另一方面可能非攀岩运动员的（前文中提到的）刘雪鹏等个别队被关在了门外。女子第八名只有两米，相当于举起冰镐上了一步就下来了，还获得了第八名。之前两届在北京的比赛都没有这种结果。

赵凯提到了WI4，我估计在双桥沟能够达到WI5不一定能够完成这一次哈尔滨的决赛路线，只是因为冰太硬而且光滑没有砌冰有角度时产生的哪怕非常小的台阶，但按照WI5标准又确实达不到。

再说一下赵凯文中配的图，大家知道镜头是有视角的，请大家看我配的图，有冰柱时起码是85度以上不可能成斜拉角，赵凯文中可能是中登协提供的吉林赛道正面照片更可以看成大约四十度的冰坡，那么吉林所谓跑冰赛攀岩运动员出身的选手不就更可以发挥他们的体力优势了吗？实际吉林那次和第四届北京比赛冰壁的坡度都是我第二张图片中那样的坡度，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所以我们队员掌握好冰爪前齿身体平衡就有可能跑起来。

我那张图片是99年一月带几个朋友去涞水十瀑峡结组训练时拍的（那个峡谷很长最少可以做五个保护站），宋老师还问了当时这照片质量这么好，那时候都用胶卷，正好理光出了一款卡片机王很方便登山携带，使用的蔡司的镜头，出照片后扫描感觉还不错。

 

刚得到的新的证据有朋友组织活动按要求没有足够的向导证、协作证，2023年要我的身份证去补办了高山向导证书，我也看了其它正式向导的证书，还有实习的向导证书。当时中登协补办的人只是按规定可以补办的就给办了，可能不知道以前发生的那些故事。时间已久，请不要承认，以免被人穿小鞋。高山向导证书是本式的，实习向导证书是奖状式的。我拿出这个图片请重点看编号和审核号，与之前我发的那个表格文件是一样的，除非有人说是伪造的，请注意照片处的钢印。
实习向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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