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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王城遗址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先有良王八百载，后有梁王拜志公。或曰：“先有粮王八百载，后有梁王拜智公。”同一个古城池，为什么会有三个同音异字的名称？三个字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和关系呢？“良王城”考证。《邳志补.山川》曰：……良城，春秋良地。《史记》越王无强谓齐使者曰：“愿齐之，试兵南阳吕地，以聚常，郯之境。”常即良唉。汉良城县。唐《省旧志》云：在今城西北二十里偃武乡泇口社。距武原姑城仅数里，汉时分属二郡，不应比密乃尔（按：《水经注》沂水南泾良城西。则良城当在沂水之东。又《环宇记》古良城在下邳北六十里。今其地距旧城百二十里，益知其非。考《隋志》，有梁置武安郡之文，则今城或系梁置，故相沿为梁王城，自于其地立武庙也。又李兆洛《地理今释》谓：隋之良城在下邳北八十里。与汉之良城为二。盖非无据）。《邳州揽胜.戴庄篇》曰：良王城据说春秋叫良城，位于中运河东岸戴庄李圩村境内，东南距禹王山1公里。城廓近似正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800米，总面积80公顷。南、北、西三面城墙残垣依稀可见，其中东南和西北成城角高出地面3米左右。城墙宽约10米，均为白黄土夯筑而成，坚硬异常。![]()
城西侧中部有一高台子，俗称金龙殿（金銮殿）。南北长约180米，东西宽约120米，面积2万多平方米，平均高出地表1米左右，南部最高处约3米左右。传说金銮殿原有宏伟建筑，现仅有残砖烂瓦堆积如此。1957年南京博物院曾对金銮殿进行过考查，认为上部是汉王春秋战国时期遗迹，下部为商周文化遗迹。徐州市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惠光启先生指出：“梁王城”则应是“良王城”，并说良王城在《左传》中记载了两条史事。其一《左传.昭公十三年》中记载：“晋侯在良城约会吴王。”说的是公园前529年，晋侯联络吴王馀昧等诸侯在梁城结盟，计议伐邾国的政治大事。其二《左传.哀公十五年》中记载：“公孙贞出使吴国至良城病死。”这是公元前480年楚王派西子期伐吴，陈闵公遣公孙贞前去调解的外交活动。惠光启先生还驳诉了当地的碑名“梁王城”。他说：《左传》中记载的良城就是现在所说的良王城，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梁国即魏国，因魏国在秦的进攻之下将都城迁之大梁，故称梁国，在今天山西西南部和河南东部，疆城根本到不了邳州，所以此处不可能叫梁王城，是后人写错误了。目前大家讲的都是梁王城，当地竖起的石碑也是“梁王城”，他认为应该让人知道更加符合地域文化的“良王城”这一正确说法。有的学者从仁义的角度提出“东方良城”的概念，说中国先秦以仁义而著称者有两位国君，一为宋君宋襄公高举仁义大旗，为楚所败，为天下而笑。另一为徐君，徐偃王仁义，而为周天子（穆王）所灭。“仁义”是东夷文化之核心思想。他引用史书记载说：“良城县，春秋约良，汉为良城诸侯国，后汉曰良城县，北齐省，隋以武原县改置，唐省，故城在公江苏省邳州北六十里。”从上述所讲，“良城”的出现言之有据，主要从史书记载上可以佐证。那么，后有“梁王拜志公”的民谚如何解释呢？![]()
“梁王城”考证。张元栋先生在《“粮王城”由来的考证》一文中指出：南北朝时期，南兰陵人萧衍，天纵奇才，幼而好学，允文允武，多才多艺，六艺皆精，至于阴阳星相各种学问，无不精通。后登帝位，日理万机，仍然手不释卷。他是魏晋以来博古通今的英明皇帝，而且也是一位信佛虔诚的佛教帝王。当时有一位志公和尚，梁王久仰他的才学，前去拜访。志公和尚故地躲避，梁王四处探寻。志公被梁王的诚心打动，遂共同商谈国事。志公被称为国师。一说，在山东省淄博市东南部，有个鲁山国家森林公园，相传志公是鲁山的师祖。园里有许多梁王拜志公的传说。有一年，梁王从杭州灵隐寺来鲁山拜见国师志公，路过枣林，龙袍被枣树弯针挂住了，梁王大怒，命令弯针伸直。继续向前进走，是升仙台，志公的两个小徒弟偷吃仙药，在此升天。有一块巨石叫龙凤石，传说是梁王陪同临产的皇后走到此处留下的痕迹。凤凰门传说梁王及王后路过此处。梁王泉，传说是梁王来到此处饮水而得此名。驼禅寺，传说当年志公用毛驴将经劵从杭州驮来，一路上累死了十头驴，志公念毛驴驮经有功，就将寺院起名为驼禅寺。有一响，就有一讲。以上这这些传说，是梁武帝在此处拜志公的演义。同时，也说明了梁武帝从杭州到鲁山寻找志公路过良王城的可能，或许看到此地民风纯朴，社会和谐，住上一年半载，或许在此兴建陪都。所以说，“后有梁王拜志公”的民谚也不是空穴来风。二说，因紧临汉代城址“梁王城”而得名。公元前168年，梁宣王刘作揖（薨），无嗣，刘武嗣梁王，前161年立国，建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七国之乱期间，保卫了国都长安，功劳极大，后依仗窦太后和梁国地大兵强，欲夺景帝之位未果，前144年十月病逝，葬于永城砀山。梁王刘武在位期间是否到达梁王城，未从考证。三说，唐朝时期，城内的主人姓梁，是个大财主，称之梁王。四说, 城中还有梁武庙一座，建于何时已不可考。据当地老年人讲，梁武庙主殿三间，东西配房各两间，均为砖瓦结构，有和尚三人，铁钟一个，供奉泥塑梁武帝萧衍和智公和尚像。每年农历三月初八为梁王庙会，十里八乡村民百姓都前来赶会，热闹非凡，所以又叫梁王城。仅从以上四种传说，梁王萧衍寻找志公，拜志公路过良王城的可能性较大。 ![]()
“粮王城”考证。孔令远先生在《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地老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妇孺皆知的民谣：先有粮王八百载，后有梁王拜志公。（按：梁王或曰良王，智公或曰济公）前一粮王应指春秋时期的徐王井量，后一梁王可能指沉迷于佛门的梁武帝。所谓“八百载”并非确指，应为约数。徐王井量见《徐王井量鼎》和《宣桐盂》两器铭文。（）王井量用其良金，铸其（）鼎，用鬻庻腊，用饔宾客，子子孙孙，世世是若。隹正月初吉日已酉，（）王季糧之孙宜桐，作铸饮盂以媵妹，孙子永寿用之。梁王城的“梁”字当地也写作“粮”，应与徐王（井量）有关。另外，梁王城、鹅鸭城一带在古代属偃武乡，“偃武”可能是徐偃王的“偃王”之谐音。在当地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据说古时粮王有个女儿远嫁给齐王（兰陵王），为了方面看女儿，粮王特地挖了一条河，直通齐国。至今梁王城北有一条河还被称作运女河。徐王曾嫁女于齐侯，在《左传.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4年）中记载：徐赢无疑来自徐国，这一记载与以上民间传说正相符合。张元栋先生在《“粮王城”由来的考证》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30年代，郭沫若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初步整理。1990年初，考古学家董楚平对徐铜器铭文作了较系统的整理。其中《徐王井量鼎》铭文为：（余邑）王（井量）用其良金，铸其（）鼎，用鬻庻腊，用饔宾客，子子孙孙，世世是若。该鼎腹部饰窃曲纹一周。李崇勤先生认为，该鼎“浅腹聚足，是春秋时期偏早器物，相当春秋僖、文时期”。郭沫若认为，徐王季粮殆即徐王粮。梁王城遗址“糧”字即粮字。![]()
《徐王粮鼎》是那个朝代的呢？据考证，徐国是周朝的侯国，侯国的首领均称为“君”，唯独徐驹君的儿子徐诞主政后，大兴水利，开掘渠道，民工得到“朱弓铜矢，以为天瑞，”献于徐偃君。尔后，自称为“偃王”。另外，当时的良王城一带属偃武乡，“偃武”可能是徐偃王的“偃王”之谐音。由此推断，《徐王粮鼎》应是徐偃王时代的。在粮王城金銮殿遗址的两座春秋早中期墓葬中，共出土铜鼎四件，而《徐王粮鼎》又是怎么来的呢？一、徐诞接任国君后，首先进行施政演说，发安民告示，其内容是：“驰甲戈，坠城池，修行仁义，被服慈漫，视物如伤，以怀诸侯。”也就是说，他接受徐驹父君南征北战的教训，主动裁军，不营造防御设施，把省下来的军费用于修建学校，改善民生，亲身躬耕，以仁义治理民众，以诚信对待诸侯。在施政纲领的实施下，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民富国强，朝贡者达36国之多。因此，徐偃王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官民关系融洽，百姓称徐偃王是仁义之君，百姓的“粮王”，在徐偃王败走武原时，有数万百姓跟随。二、在周穆王联楚伐徐、兵临城下时，徐偃王避免生灵涂炭，向敌方发出《熄战誓》。他说：“今我徐之偃王，不忍斗其民，舍君位弃国土，保万民远离战争。佑国人守土不绝，护后世万代繁衍”。“为万民计，无可不舍也。”从《熄战誓》中可以看出，徐偃王是“王以民为天”的最好典范。三、徐偃得悉吴国的领地无锡，大旱三年，民不聊生，饿死无数，他紧急下令，用木船绕海路送粮到无锡。当地百姓得到救命粮以后，感激万分，称徐偃王是救命恩人，是老天爷派来的粮王。四、徐偃王与鹅鸭城有联系。鹅古名为舒雁，为图腾的徐人的王，故称舒雁王，即徐偃王。这个观点有鹅鸭城的名称和徐偃卵生的传说故事为证。鹅鸭城与粮王城相近。五、徐偃王后到浙江衢州一带，帮助百姓插稻种粮 ，当地百姓尝到了丰衣足食的幸福。徐偃王死后，老百姓为了怀念他，各地建徐偃王庙、徐偃王祠共达500多座，并把每年的正月二十日(徐偃王的诞辰)作为元宵节，载歌载舞进行欢庆。清光绪《黄岩县志》载有明朝人沈守正咏偃王城和徐山石室诗：周穆王知道徐偃王事迹的传诵，悔不当初，向大臣们说：徐偃王是“生为忠良之臣”，在涂山（安徽怀远东南）会和诸侯。在此，周穆王做了三件事：一追封徐偃君为王；二封徐偃王儿子赢宝宗继位，为徐国子楚君；三赠“徐王粮鼎”。鼎是古代最高、最贵重的奖尝。周穆王说：“徐偃王践行了王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祖训，赠徐王粮鼎，以飨国君。”子楚君接旨后，在粮王城举行盛大接鼎仪式，四方民众涌向城里，载歌载舞，欢欣高歌。“粮王城”（鼎与城是近音字）之名从此载入历史的新页，地方史志上仍以“粮王城”入志。张元栋先生认为，“粮”，“ 良”，“ 梁”三个字的出现，均有出处，合乎常理，正如邳州国、下邳、邳州、邳县的名字一样，各有其历史背景。不过从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三个字应该这样排序：粮、良、梁。![]()
考古专家已经形成定论：梁王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苏北地区最大的城址，有着5000多年的文化堆积，是研究黄淮地区人类文明起源的“活教材”。梁王城连同周围同时期的鸭鸭城遗址、九女墩墓地共同构成了黄河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框架。本章就鹅鸭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摘登三位专家的论述，以供大家参考与研究。考古专家徐敦民先生在《谈谈戴庄乡三处考古文化遗址》中指出:鹅鸭城遗址位于胜阳山、禹王山东南坡，戴庄乡山窝村以西约1公里谷山下, 四周城墙除东城墙保存较好外，其他仅依稀可见。现存东城墙最高处四米。城内已被开辟为鱼塘，大面积被破坏。据测量其面积约2.5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它做了考察，但由于条件限制，没有作试掘性的发掘工作，在遗址表面，遗物比较少，陶片有鬲足、印纹硬陶片、钵残片等，铜族、鹿角也有发现。根据这些遗物分析，该遗址文化层单纯，基本为春秋时期的堆积层，且说明城的使用时间较短。1993年，我们再次对该遗址复查时，又发现四块酷似石磬的石料，敲之可以发出不同的乐音，虽然不能断然对它下定义，但多少也透露了城池的文化内涵。《后汉书.东夷传》、《太平寰宇记》、《河南、泗州、临淮县》，都记述了徐国因遭周穆王和楚国的打击，徐偃王被杀，其子遂北徙彭城武原东山之下，百姓赴之者万数，因名所依之山曰徐山（明地方志），俗称依宿山，此山现在邳州戴庄乡东部，距鹅鸭城遗址4公里。由此，我们认为鹅鸭城遗址应为徐偃王之子北徒之所。山上有徐偃王之墓（这里恐怕有错，我们只在禹王山麓发现同时期的墓葬）。鹅鸭城的废弃应在春秋晚期，其间历经二三百年历史。孔令远先生在《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指出：鹅鸭城遗址位于戴庄乡山窝村谷山山下，东距梁王城遗址2公里（实际约3公里之多）。北依青岗山、锅山，西靠禹王山、胜阳山，南临谷山，仅西南和东面有两缺口，其余皆为群山环绕。东面的西泇河自东北向西南流过。目前仍可看见部分残存城墙遗址，部分城墙现存高3--4米，宽10余米，城为边长各约500米的方形。该遗址地势比较低凹，农民在此种庄稼十年九涝，为变废为宝，当地农民于1992年将此地挖成鱼塘。在挖鱼塘的过程中，曾挖出的大面积的建筑基址，有大量的石块、瓦等建筑材料，还有很多陶制水井圈、三棱铜镞、鹿角料、几何印纹陶片、兽骨及一组四枚编磬毛坯。四枚磬丕保存完整，但表面已被水严重溶蚀，磬体为青灰色石灰岩制成，笨重厚实，未开倨孔，应为开料后未经加工的磬丕。城址内其他遗物也均有长期经受水蚀的痕迹。这些遗物反映出商周时期文化特征。该城的地理位置和城内遗物长期受水蚀的情况与有关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该城可能是吴灭徐时，徐王章禹所处的都城。《春秋.玿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左传.玿公三十年》：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吴子怒，冬十一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乙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之处之。从以上记载可知，徐国的都城靠山近水，这样吴才能用“防山以水之”的手段迫使徐人投降。鹅鸭城规模远小于梁王城，可能为徐国势力衰微时都城所在。鹅鸭城这个名称，尽管当地百姓传说，此城是由镇守于此的粮王的鹅鸭二将而得名，而实际上有可能反映了徐人的图腾崇拜。古代鹅又名舒雁（见《尔雅.释鸟》），而“徐偃”正与舒雁同音。这反映出在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淮夷族群中，徐是以鹅，即“舒雁”为图腾的族群（这一点正如群舒一样，如舒鸠，可能是以鸠鸟为图腾的族群）。而所谓徐偃王也许并非指某一位徐王，可能是泛指以舒雁（即鹅）为图腾的徐人的王。鹅与鸭为种类相近的水禽，故可以合称。从《博物志.异闻》引《徐偃王志》关于徐偃王的传说可与此相印证：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详，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衡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此传说与东夷许多部落及商和东北一些民族祖先诞生的传说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卵被弃之水滨，而后又被一犬从水滨衔回，鹅鸭产卵一般在水滨，此似可印证徐族图腾为鹅、鸭之类的水禽。当然，在有关梁王城和鹅鸭城为徐国都城的证据中，最有力、最直接的还是几座九女墩徐国王族大墓中所出土的文物。张清吉先生1991年撰写的《秦汉古墟鹅鸭城》一文中指出：邳县戴庄乡政府驻地西二里许有一平凡的小村庄——山窝。此村北面、西面，阳山、黄石山、青岗山、锅山、禹王山、胜阳山如巨龙般蜿蜒绵亘，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其南，孤兀嶙峋的谷山耸峙，似与北面诸山相拱揖。再南，则沃野坦荡。其东，《水经注》、《齐乘》均记载的古泇河水自北向南潺湲流去。亲临山窝村，观其北陇耸峭，南控平原，岚气氤氲，风光窈霭，令人喟然叹为胜地，使人油然联想：古今人“卜都建邑”，为何不选择这优越的形胜之地？披览古籍，真相大白了。原来山窝这一带地方，古人早已看中，且在战国时即己建邑属楚。秦汉时，已是“士民辐辏，百货委积，衢路井然”的一座城市。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屡为武原郡、县治所。后经兵燹战乱，这座古城才在历史的沧桑迭更中化为废墟。《邳志补·山川》载：“黄石山西南三里许为青岗山……又东南半里，为谷山，山形如鱼脊，北与阳山相拱揖。西有古城，传为‘谷城’，士人谓‘鹅鸭城’。盖武原城之讹也。”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贾三近（山东峄县人）致士，游贤“谷城”，写下了“鹅鸭城”诗并序。诗云：贾三近在鹅鸭城诗序中云，他之所以“抚乡追昔”，作“七言一律”，是因为他游历谷城，“乃幸千载一时之遇，遮几颓废丕振，焕发维新，使先世遗迹不至湮没与俱泯也”。![]()
自1982年春始至1997年冬，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先后对九女墩的5号墩、6号墩、2号墩、3号墩和4号墩进行抢救性和主动性的发掘考古工作（下文按编号简称M2 、M3、 M4、 M5、 M6）。M2 、M3、 M5、 M6，坐落于禹王山东北麓，位于春秋时期古城址梁王城与鹅鸭城之间，西北距梁王城2000米，东距鹅鸭城300米。M4距上述四墓东北约2000米，位于青岗 九女墩二号墩（M2）发掘情况。二号墩M2在三号墩M3东约60米处，该墓形制与M3基本相同。南京博物院在1995年对该墓进行发掘。发掘前墩底径东西长26米，南北宽20米，墩高3.2米，外观呈馒头状。填土靠近墓穴的部位填有大石块，墓穴平面呈T字形，长7.3米，宽6.9 ——7.3米，深2.6 ——2.8米。墓室有前室、主室以及前室东西两侧的侧室组成。前室与主室为板灰围城。东西两侧的侧室为用芦席铺成的坑。前室出有马骨，主要随葬品有铜鼎、缶、编钟、编镈、车马器及陶豆、鬲鼎、罐和石磬等77件（组）。主室内有人骨6具，除一具被扰乱外，其余均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出有铜戈、矛、镞等兵器及一些玉片、水晶珠、铜器、陶器共42件(组)。东侧室有人骨2具，西侧室有人骨3具，均为仰身直肢，头向朝东。两侧室共出5件器物，其中铜削2件、锥1件、硬陶罐2件。二号墩M2共出土随葬器物124件（组），具体分类如下：1、铜器64件，包括鼎、缶、壶、镰戈、剑、刀、矛、斧、编钟（有镈、钮钟两类）及车具一套，马饰2组等。还有鼎3件，缶1件，戈17件，矛6件，斧2件，编镈6件，编钟8件。该组编镈铭文如下：佳王正月初吉庚午，㪥巢曰：“余攻王之玄孙，佘詨子，择厥吉金，自乍和钟，台享台孝，于我皇祖，至于子孙，永室是（ 余口）。”2、陶器35件。其中鼎5件，鬲5件，豆11件（分为二型），罐10件（分为二型）。5、其他器类，包括玉器、球、贝器18件，玉片7组，水晶珠9件，贝2组。这些器物的形制和装饰风格大多与九女墩三号墩所出器物相似。 九女墩三号墩（M3）发掘情况。三号墩M3在二号墩M2西约60米，邳州博物馆在1993年春对该墓进行发掘。M3封土呈馒头状，发掘前高出地面约3米，（1959年文物普查时高出地面8米），底径约35米。墓的封土分为三层。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0---40厘米，黄色沙土，土质疏松。第二层为夹沙五花层，填土均经过层层夯实，夯窝密集，清晰可见。每隔20—30厘米为一层。此层下发现墓葬开门。第三层为黄褐色夹沙土层，厚2-3.5米。第三层下为黄斑生土层。
M3墓葬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约11.6米，南北9.5米，深3.1-3.2米。墓室分为前室、主室、侧室、兵器车马器坑、陪葬坑及生土祭祀台等部分。墓底四周留有60厘米宽、80厘米高的生土二层台。主室有朽烂的棺木板和板灰痕迹，板灰宽约4厘米。除主室外，其它各坑、室均有铺地的痕迹。墓室四壁涂有一层红泥浆，光滑油亮，红光耀眼。前室位于墓室南部，东西长5.6米，南北宽4米。室内有人骨4具，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乐器及大部分礼器均出自前室，主要有编甬钟、镈钟、钮钟、石磬、铜鼎、豆、盘、炉、具、锯、锛
、镰、削、杖饰、陶罐、鬲等共75件（组）。主室位于前室的北部，东西长3.5米，南北约宽3.2米。四周筑有宽20-30厘米、高约80厘米的土墙。室内有棺、椁的板灰痕迹。内有2具人骨架痕迹，仅见白色骨灰。主室随葬品主要有铜剑、削、玉璧、璜、串珠、海贝、陶罐等，共39件。兵器、车马器坑位于主室北部，内有人骨1具，葬式为侧身直肢面南，头向朝西，头旁
一陶罐、一纺轮。尸首用席布包裹。该坑出有铜戈、钩、矛、镞、削、辖、軎辕饰、马衔及角辘等，共178件。东侧室内有人骨3具，头向均朝西，为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陶罐、纺轮。东侧室的东部为掏洞而成。西侧室内有人骨3具，头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中间一具头部置铜尊、盘、壶各一件。其余2具头旁均各置一个陶罐，一个纺轮。在墓室的西侧分布着男、北两个陪葬坑。北陪葬坑内有人骨3具，头向朝东，仰身直肢，头旁均各置1个陶罐。南陪葬坑西侧有两级台阶，上接在墓壁上做出的由墓室西南角向西北角延伸的宽约60厘米的斜坡墓道。在南陪葬坑与前室之间有一长方形生土台，长约2米、宽1.5米、高1.3米，上面堆放有大量的动物骨骼，有烧过的痕迹。三号墩共出土随葬物品310件（组）。器类有鼎、
鬲、豆、壶、尊、盘、编钟、戈、剑、镞、锯、削、车马器等。其中，M3：11-19的9个钮钟均有铭文，内容大体相同，仅行款略有差异。各钟可得铭文如下：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阴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孝，用蔪眉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九女墩四号墩（M4）发掘情况。1997年11月至12月，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九女墩四号墩距二号墩、三号墩东南方向约2000米，高出东、北、西三面地表约10米。该墩顶部东西长20米，南北宽约10米，底部东西长30米，南北宽20米。墓葬形制为有斜坡墓道的竖穴墓。墓室平面呈凸字形，方向110度。斜坡墓道为喇叭口状，坡度较小，长9.5米，上口宽6.5米，下口宽4.2米。墓道内近墓口处靠两壁各有一陪葬坑，朝向与墓道方向一致。墓道进坑口处有七道阶梯。现存坑口东西残长约10米，南北宽1米，深2米。坑内有主室、陪葬坑和二层台等部分构成。主室位于坑中部偏西处，长6.2米，宽3.8米，墓壁为熟土夯筑而成，夯土较硬，约20—30厘米一层，有火焙烧过的痕迹，墓壁上布满席纹。墓主骨架已经腐朽，葬式不明。围绕主室，有3座陪葬墓，均有棺椁，各葬1人，皆为仰身直肢。墓室四周有生土二层台，宽0.9米至1.2米，二层台与墓圹底部的相对高度约2米。北部台面上有大量已经粉化的动物骨骼。该墓有三处盗洞，墓中器物几乎被盗一空。主墓室中仅出土铜器残片若干，石磬7件，石璋1件，铜镞10枚，铜鐓2板，陶豆若干。其中有一铜器残片上刻有铭文：陪葬墓中出有砺石、铜削、铜刀、骨钗 青瓷盂、陶鬲、盆及船型陶片等。 九女墩五号墩（M5）发掘情况。早在1982年春，当地群众在平整工地和修建公路时就已经破坏掉了两个墩子，即九女墩五号墩（M5）和六号墩（M6）。文物工作者得知情况后，前往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并征集到若干零散文物。由于这两座墓历史上曾多次遭盗，出土文物本来就不多，加上又非科学发掘，故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五号墩M5位于三号墩M3西边约100米处，1961年测量时，土墩还高出地面8.5米，墩底部直径为50米。发掘前，由于修筑公路，土墩已经被移平。该墓墓口呈方形，边长8米，墓深6米。墓东边伸出一斜丅坡墓道，长12米，宽5米。填土中有1.76米的白膏泥，接着是三层木炭与三层黄沙交迭，厚约60厘米。墓底用厚约30厘米的细木炭铺平夯实，上加铺20厘米厚的黄沙。墓坑四周填充厚约1.2米的木炭。椁室内充满朽烂的土红色木炭，棺曾髹漆，但木已经朽尽无存。墓坑的四壁留有向南、向北的台阶，台阶宽0.5米，向北四级，向南六级，每级高0.5米。两壁上开有高20厘米、长30厘米的壁龛两个。墓底有一条长1.5米、宽1米、深0.3米的腰坑，里面填满木炭。在椁室周围发现甲、乙两具尸骨，头向均朝椁室。甲具人骨腰部有铜扣，腿旁有一青铜匕首。其身南侧发现一玉龙佩饰和一个玉璧。乙具人骨头边见铜车饰。在椁东边厚约10厘米的纤维灰烬层，里面有27个小玉璧。 九女墩六号墩（M6）发掘情况。六号墩M6与五号墩M5紧挨着，位于M5北侧。原有封土墩高达10米，底部直径达50米。墓口为方形，边长10米，西边伸出一斜坡墓道，宽6米。因地面有庄稼的原因，墓道仅向外清理6米。墓深5米，坑四周填有厚约1米的粗沙和白膏泥。墓室中部发现有髹漆的棺椁遗迹，漆色红黑相间。M6 出土器物有铜戈1件，长21.1厘米、宽3.2厘米；铜镞1件，长9.5厘米，为三棱形；铜剑1把，长120厘米、宽10厘米；铜环6个，为器物上的附加饰件；还有薄铜片10余件，彩绘漆器残片若干。![]()
九女墩大墓群形成于春秋晚期。孔令远先生对九女墩大墓群发掘的5座墓地进行考证中指出：M2、M3、M4、M5、M6所出器物，从造型、纹饰、铭文风格，都具春秋晚期的时代特征和徐淮地区青铜器的地方风格。墓葬的建造手法，如分别采用了积石、积沙、积碳、积白膏泥等防腐、防盗手段，这些都是在春秋时期大墓中常见的。九女墩出土的带覆盘形弧盖的盆型鼎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三期墓M279：35、曲阜鲁故城甲组春秋墓M
116：4所出铜鼎相仿；壶与长岛王沟M1：3相似；豆与洛阳哀成叔墓所出之豆相近；铜剑与洛阳中州路m2729：20 、M 2719：86相近；钩与汲县山彪镇m16：56之二相似；尊、盘、汤鼎与绍兴306墓所出相似；兽首鼎与舒城凤凰嘴春秋墓所出相似；甬钟在形制、纹饰上与王孙遗者钟相近；镈钟与俦儿钟相近；钮钟与臧孙钟相仿；石磬与丹徒北山顶、侯马上马村13号墓地所出相近；印文硬陶罐与六合和仁东周墓，丹徒横山馒儿墩DHM:1相似。以上器物年代大多为春秋晚期，由此推断九女墩M2、 M3、M4、M5、M6大幕群的年代为春秋晚期。 九女墩大墓群是徐国人的墓葬群。推断九女墩大墓群是徐国人的墓葬群，其主要根据和理由有三：1、墓葬之尸体体现了徐人、夷人尚东的习俗。M2主室内的5具人骨和东西两室5具人骨均头向朝东，M3墓主头向朝东偏南，这都是徐人、夷人尚东习俗的表现，与邳州梁王城遗址内春秋时期墓葬墓主的头向一致。2、用人陪葬的习俗是春秋时期徐人沿用夷俗夷礼的特点。春秋晚期，华夏诸国大都早已摒弃了用人陪葬的习俗，而徐人却仍沿用夷俗礼，盛行用人陪葬之风，这也是徐人、夷人墓葬区别于同时期华夏诸国墓葬的一个特点。五座九女墩大墓均有大量陪葬人，据此可推定是典型的徐人墓葬。3、所出器物或有铭文，或带有明显的徐器风格。M3：11—19钮钟上的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孙阴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以享以孝，用蕲眉（寿），子子孙孙，永葆用之。”已明确地交代了器主的身份和国别。同时甬钟、镈钟通体均饰具有明显的徐器装饰风格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另外，所出土的汤鼎和盘与绍兴306墓出土的徐尹汤鼎和盘形制相同；所出盥盘和炉盘与江西靖安出土的徐王义楚盥盘和徐令伊炉盘相近。其他器物如兽首鼎、兽犄角、龙首盉龙头及部分鼎足等上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在春秋晚期徐国青铜器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饰于钮钟、壶、罍、杖饰等上的交龙纹，饰于覆盘形弧盖顶上的勾连雷纹，饰于盆兽首等上的蟠蛇纹，以及用作主体文饰界隔的绳纹、锯齿文、连珠纹、络纹、三角形雷纹等，都是春秋晚期时徐国青铜器上的常见饰纹。由此可见，5座墓葬中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带有明显的徐器风格，有些是具铭徐器，结合其它相关因素，我们认为这是一批具有春秋晚期特征的徐国器物。 九女墩大墓群是徐国王室贵族墓葬群。推定九女墩大墓群是徐国王室贵族墓葬群，其主要考证如下：一是从封土规模看，彰显了徐国王室的实力。这5座大墓均有高大的封土堆，50年代末考古普查时，有些还高出地面十米左右，墩底直径达50米左右。经历2500余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尚存有如此规模，可以想见，建造之初封土规模之雄伟、高大。建筑如此巨大的坟墓，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春秋时代，绝非一般贵族所能实现，也只有徐国的王室贵族方有此实力。二是从墓葬形制和陪葬人看，墓主身份必为徐国王室贵族或君王。在M3墓中发现有16具陪葬人骨架，距南京博物院李民昌先生对其中四具保存较完好的骨架所作的鉴定，其中3具为25岁左右的女性骨架，1具为30岁左右的男性骨架。从陪葬人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多向墓主及随葬的物品来看，这些陪葬人大多为墓主生前亲近的侍妾侍卫等。M2墓的东西两个侧室内共有陪葬人骨架5具，除铜削、锥、硬陶坛、硬陶罐等小件器具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像样的随葬品了。M4墓发现5具陪葬人骨架，墓道两侧，无葬具、无随葬品。3具在墓圹内，均有漆棺，有随葬品。2具头向墓主。从中可以看出陪葬人的身份地位也有所不同。5座九女墩大墓均有大量陪葬人，而且有些陪葬人随葬品丰富，地位较高，由此可见，墓主身份必为徐国高层贵族或徐国国君。三是从器物的固定组合方式看，证明M3墓主是诸侯身份，徐国之君。该墓出土有三套编钟，（M3：1—19），一套编磬（M3:20-32），如此齐备的乐器组合，在春秋战国墓葬中是较少见的。王世民、蒋定穗先生认为，“当时贵族享用编钟、编磬的组合，确实同他们身份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大体说来，只有国君和个别上卿方能配置低音的大型镈钟或甬钟”。“春秋时期的楚及邻近地区，出土金石之乐的贵族墓，一般都是钮钟、镈钟和编钟三种，件数也相一致，个别身份特高者方可享受甬钟”。M3同时配有大型甬钟和钮钟、镈钟，说明墓主的地位极高。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墓中，甬钟放于南侧，镈钟和钮钟置于东侧，编磬位于北侧，三面围起，只留出西边一个缺口，这恰好同《周礼.小胥》中“诸侯轩县（悬）”的记载相符，即“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辩其声”。宫县（悬）即四面悬，像宫室四面有墙；轩县（悬）即三面悬，像车厢三面有墙。从这点看，M3采用的是诸侯轩悬的礼制，同时也证明了墓主是东周王朝所封的诸侯身份。高大的封土堆，大量的殉人，众多的礼乐器、车马器和兵器，这一切均表明M3墓主在当时的徐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另外，据有学者研究，在吴国墓葬中，权杖之出自王的墓葬。M3出土的杖饰或即为权杖的构件，与此相符，钮钟上有“徐之孙阴乍”等铭文。综上所述，我们判定M3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为徐国王室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应是东周王朝分封的诸侯，生活时代处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前后的一代徐国国王。![]()
徐文化研究的新契机、新突破。长期以来，由于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尊王攘夷”正统思想影响和考古条件的限制，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比起秦中原之外的其它区域文化研究，比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还是相当滞后的。表现在有很多关键性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等都不明确。其中相关徐国考古材料的极端匮乏，是徐文化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症结所在。孔令远先生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考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徐国考古材料的匮乏，正是徐史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重要原因。比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就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如果没有徐国都城的发现，仅凭文献记载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型徐国墓葬的出土，我们也很难对徐国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值得庆幸的是，九女墩大墓群的发掘使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历史宣告结束。这是一项非常振奋人心的成果。正如徐敦民先生在《谈谈载庄乡三处古文化遗址》中所说：“古墓群之发现为研究徐国晚期之历史、文化艺术第一次跨越了单纯的文献记载，有了文物见证，提供可靠依据。”孔令远先生十分肯定地说：“我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有了这批材料，我们就有条件能够比前人更深入了解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能够更完善地建立起徐国器物的标准器群，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断定徐国器物的相对年代。我们相信这一系列的发掘将会激起人们对徐国史研究的兴趣，使徐国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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