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三国：才优器轻，误国祸身——诸葛瑾对神童儿子的忧虑 | 随笔 冯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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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14 16:4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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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干”与“器识”还不能划等号。“器识”固需一定“才干”，但有出色的“才干”不等于有很高的“器识”。－－诸葛恪的悲剧便是明证。
诸葛恪，诸葛瑾的长子。孙权曾经当面赞扬过诸葛父子，说：“蓝田生玉，名不虚也。”可是，与以厚重见称的乃父不同，这位宁馨儿自小便生得聪明伶俐，捷才便对，表现出颖异的才华。
次孙权大会群臣，气氛十分欢洽。因为诸葛瑾脸长，孙权爱开玩笑，叫人牵一头驴来，在其脸上题字曰：“诸葛子瑜”（瑾字子瑜），大家都笑起来。诸葛恪也在坐，看到父亲被人玩笑，就向孙权提出添两个字。孙权命人给笔，他拿起笔就在下面添了“之驴”两个字，于是其文就变成了“诸葛子瑜之驴”。大家又笑起来。－－这次笑声更热烈了，不过这次笑声里摒除了玩笑，却饱含着赞许。孙权就下令把驴赐给了诸葛瑾。
几天之后孙权问诸葛瑾：“你的爸爸与叔叔那个更贤？”“叔叔”指诸葛亮，按说应当是超过诸葛瑾的。但这是个很难正面回答的二难问题：肯定父亲吧，有背自谦原则；肯定叔叔吧，对父亲失敬也不行，何况叔叔又在给“外国”效力呢。可诸葛恪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爸爸超过叔叔！”－－此话怎讲？孙权感起兴趣来，便叫他说明理由。诸葛恪俨然回答道：“因为爸爸知道事圣明之君，而叔叔不知－－所以爸爸超过叔叔！”孙权听罢，大笑起来。
这类故事很多。可见诸葛恪是个神童，从小即捷才敏对，在东吴名声很高。有这样聪明的孩子，作父亲的一定十分高兴，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可是诸葛瑾却不然。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载：“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
诸葛瑾的态度，并非年老僵化，他的“忧戚”，有深重的历史感。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是自小聪明，诸葛亮在给诸葛瑾的家书中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所谓“大器晚成”、“大智若愚”等等，里面有着很深刻的道理。
诸葛恪和诸葛瞻这一对小兄弟的结局，也都为他们的父辈所不幸而言中。
诸葛恪的生活道路是：少年崭露头角，仕途一帆风顺，很快达到辉煌顶峰，然后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孙权识赏他，要看他的才能，任他为掌管全军粮饷供给的节度。这是个烦杂细致而又责任性很强的工作，不符合诸葛恪的个性。诸葛亮也担心出乱子，还给陆逊写信说：“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会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诸葛亮的意思合情合理，陆逊转达给孙权后，孙权就调整了诸葛恪的工作。
孙权统一江东后若干年，丹阳郡的山民尚未归化。丹阳即今安徽宣城，该郡为皖南山地。因为山民强悍，林深谷险，难以征讨，长期以来，山民虽然不服从东吴政权，但孙权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诸葛恪主动提出任丹阳地方官，保证三年解决山越问题，不光使其归化，而且保证增加四万兵源。孙权壮其志，任命他为抚越将军、丹阳太守，当时诸葛恪才３２岁。
诸葛恪到任后，对山民采取严厉的封锁政策，分兵据险，断绝山内外交通，待到粮食收获季节，纵兵将庄稼全部收完，连籽种都不给遗留。时间一长山内绝粮，不得不出首投降。看到气候已到，诸葛恪下令：“山民出降，概不追究，任何人不得拘执他们。”臼阳县有一个作恶多端的逃亡犯不得已出山窥测形势，县令把他拘送给诸葛恪。诸葛恪认为县令违抗了命令，就将其斩首示众。这个消息传开后，持观望态度的人纷纷出山归化。不过一年时间，诸葛恪预期的目标得到了圆满的实现。为表彰他的功劳，孙权封他威北将军、都乡侯。这次成功，表现了诸葛恪办事的干练果断，他的崇高刑名，心辣手狠，也初露端倪。少年得志，初露锋芒，一帆风顺，更增加了他的过分自信。对此，他的父亲曾表示隐忧：“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矣。”
其后，诸葛恪一直以咄咄逼人的姿态邀功进取，到陆逊去世的时候，他已迁升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顶替陆逊领荆州牧。
对于诸葛恪的弱点，陆逊也看得很清楚。他在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劝告过这位锐进的后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孙权对诸葛恪的刚愎自用也不是没有认识。他临终前，因为太子年幼，考虑托付人选时，多数大臣都以为诸葛恪可以，孙峻更是极力推荐，终于让他以大将军太子太傅的头衔，作为首席顾命大臣。
孙权死后，诸葛恪以斩钉截铁的方式清除了准备搞阴谋叛乱的政敌，大刀阔斧地革除了孙权晚年的一些弊政，朝政出现了新局面，他的威望与日俱增。一时间，他每出入，老百姓都延颈相望，景仰其风采。建兴元年，也即辅政的第一年，诸葛恪率军筑东兴城，与魏军发生大战，大获全胜。这一下子，诸葛恪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成功使他骄傲，矜已、刚愎、蔑众、轻敌等弱点也迅速膨胀起来。头年十二月大胜，次年春即准备再度大举兴师伐魏。孙吴自立国之始即属于一个自守型的政权，自卫中总能胜利，主动出击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划江而治是孙权的一个基本国策。诸葛恪当政之初，看不清大局，不把休养生息、整军经武当作根本大计，看不到自已地位的巩固还需要一个过程，对国力、对自已的地位作了过高的估计，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以势压人，强行发布总动员令，从全国各地征发２０万军队，出兵伐魏。
吴军顿兵坚城之下，师老兵疲，加之暑热，疾病大半，死伤遍地。久攻不克，诸葛恪更觉得面子不好看，狂怒不可自制。士兵疾病，他认为是假装，要斩反映者，搞得人人箝口。部下流露出不同意见，立即撤消职务，很快弄得众叛亲离，狼狈败归。
新城败归，举国怨愤，诸葛恪不能正确对待，反而不断施加高压以抑制舆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诸葛恪为自已的垮台准备好了一切条件，在孙权临终前极力支持他的小人孙峻，看到时机已到，征得吴主孙亮的同意，以宫庭政变的方式将诸葛恪杀死于宫中的宴席之上。除了早先过继给诸葛亮的诸葛乔之外，诸葛恪的三族老小，被孙峻诛灭净尽。
五年后孙峻被杀，朝局再次反复，诸葛恪得到平反昭雪。朝臣中有人提出给他树碑立传，博士盛冲认为：“盛夏出军，士兵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任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吴主孙休也认为这个意见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