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量高、增速快、收益好，是日本海外资产投资的主要特点。图为东京塔。（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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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海外净资产额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连续33年位居全球之首。
“在我的小学时代，课本中就写着：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瘠的国家，唯一的生存之路是进口资源，然后加工、出口，赚取外汇。”
“日本经济就是由通产省管理的日本株式会社。”日本贸易振兴会，是通产省下属机构，在58个国家设有80个国外办事处，负责搜集经济信息并进行海外调查，为企业提供服务。
海外高额的收益和海量的资产，成为“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经济最厚的安全垫。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额已连续33年位居全球之首。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净资产额约为471.3万亿日元（约合22万亿元人民币），比2022年增加12.2%，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
总量高、增速快、收益好，是日本海外资产投资的主要特点。
根据数据统计商CEIC的统计，2021年，日本的境外投资企业销售收入占到了日本当年GDP的近60%，还不包括个人投资部分。企业的海外投资回报率相当于8.4%，远高于其国内企业。故而学界有一种说法，日本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
日本出海的重要推手，是日本的产业政策，其以“行政指导”为核心的产业规划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板。
但在上世纪80年代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经济学家从资源使用效率和目标产业国际竞争等方面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神话提出了质疑。无论产业政策能否被视作“日本奇迹”的最大功臣，高额的海外投资存量都是这一政策下直接“副产品”，并且对日本经济和企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二战之后的经济重建、短期内完成轻工业到重工业转型，到政府拉拢企业抱团出海，都与日本独特的产业经济相关，后续模仿者，即便短期达到了等同于日本的发展规模，也没有形成其巨量的海外资产。
七十年间，日本海外投资的路径是什么？
日本的“唯一生存之路”
二战后的日本百业凋零、民生凋敝。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出于快速复兴的考虑，拒绝了美国要求增加日本军备的提议。在安全上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将全部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成为战后日本重建的主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驻军冲绳的美军成为战场上的主要部队。虽然日本大部分工业设施在二战期间被炸毁，但凭借朝鲜战争的军需生产，日本政府快速组建起新的生产线。
没有技术？从美国移植。没有原料？美国低价甚至免费提供。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着经济复兴。大量来自战场的订单，为日本制造业的复苏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动力，但仍需要强力的政府部门组织生产，这一重任落到了通产省身上。
通产省由二战前日本内务省改制而来，主管领域包括贸易、产业、能源、专利等单位，还负责辅导中小企业。在日本人的衣、食、住、行中，除了食以外的工业，几乎全部属于通产省的管辖范围。
1953年，在长津湖战役中节节败退的美军部队，为了能顺利通过水门桥，不得不空投一座临时组建的桥梁，该桥的预制件制造商正是当时的日本企业三菱重工。经此一役，日本作为后方基地的工业制造能力被证明了，通产省的能力同样得到了认可。
日本经济学家、原大藏省高级官员野口悠纪雄在其著作《战后日本经济史》中，将这种二战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称为“1940年体制”。简单理解，由政府决定产业政策和资金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由政府说了算。
他认为，这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战后日本实行抑制银行利息、资金分配统制和金融锁国的政策。如果当时采用由市场主宰的分配方式，有限的资本为了在短期内谋求回报，很可能会被投向轻工业或者商业，重工业的恢复无从谈起。
“日本经济就是由通产省管理的日本株式会社。”野口悠纪雄提出。投资重化工业，人为进行资源分配违背了市场原则，但没有政策的强力干预，日本经济不可能复苏。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日本迎来“神武景气”（1954-1957年），紧接着“岩户景气”（1958-1961年）。1956年，通产省制定了“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并以石油取代煤炭发电。1955年度国家实质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8%。当年政府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表示“（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时代了”。
新的问题出现了：生产资料哪里来？外汇哪里来？产品卖去哪里？这是发展出口型经济不可避免的难题。
“在我的小学时代，课本中就写着：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瘠的国家，唯一的生存之路是进口资源，然后加工、出口，赚取外汇。”樱井悌司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樱井悌司在JETRO任职四十余年，曾任展示事业部部长、投资交流部次长、拉美中心主任等职。JETRO全名日本贸易振兴会，是通产省下属的贸易促进机构。
这是日本经济战后首次面临海外投资的问题。通产省于1958年成立JETRO，正是为促进日本企业出口提供信息咨询等支援服务。
如今，整个JETRO有1500名工作人员，常驻外国约700人，并在58个国家设有80个国外办事处。JETRO的主要工作是搜集经济信息和进行海外调查，并定时在网络、刊物等渠道为企业提供对外经贸信息与服务。
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引进和借鉴了JETRO模式。由政府机构在国际市场开路、为企业提供海外资讯，是日本尝试海外投资的第一步。
学生如何超越老师？
“我们要在五年内，将公司的销售额从220亿日元提高到800亿日元。将11000名职工发展到18000人，将30亿日元的资本金发展到100亿日元。”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就在通产省1956年发布“电力五年计划”之际，松下幸之助意识到，日本的经济再建期已经结束。在当年的公司经营方针发布会上，他正式发布了“松下电器五年计划”。如此宏大的构想，令全体员工为之震惊。当时，民间企业还没有发布这样长期计划的先例。
结果计划仅用四年就实现了。到了1960年，松下公司的销售额已达1054亿日元，职工人数达到28000人，资本金达到150亿日元。远远超出原来的计划。
直接原因是受连续数年经济景气的影响，带动起国内消费品热潮，日本出现了所谓的电力“三神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家家户户以拥有电器为荣。技术革新、设备投资、重化工业和出口，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背后产业政策的支持也不容忽视。樱井悌司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当时通产省的一系列政策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通过并购、重组、限产等方式，淘汰落后产业，比如早期的棉纺织业。二是通过外汇配额、税收优惠、进口管制、融资倾斜等方式来保护和培育新兴产业。
为了推出源源不断的新产品，松下幸之助将目光瞄准了海外专利，他曾将当时的荷兰电器商飞利浦视作学习对象。早在1952年，松下与飞利浦就成立了合资公司“松下电子工业”，松下持股七成，开始了长达41年的合作。母公司松下电器也于1953年开设研发中心，专注于技术提升。
海外事业成为松下想要攻破的“堡垒”。在1959年的公司经营方针发布会上，他就要求相关负责人要站在对象国的角度，努力创造出受对象国所喜爱的产品。作为海外事业扩张的第一步，该年9月，成立了美国松下电器株式会社，11月，作为海外事业的统括部门设立了国际本部。
开拓海外市场带来的效益明显而直接。1958年，松下电器的出口额是32亿日元，仅占总销售额的7.8%。到了1960年，出口额已高达108亿日元，销售占比提高到了10%以上。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最先提出了“贸易立国论”。战后通产省同样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并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松下电器无疑是这些政策的获益者。
美国政治学家和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到，朝鲜战争以后，美军长期在日本有大量的“特别采购”，通产省负责监督“特别采购”所赚回的外汇必须用于基础工业投资。而这些设备投资70%都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机械等行业。
像飞利浦这样的欧美先进技术被大量引进日本，然后进行二次开发和集成创新，帮助日本工业技术领域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船舶、钟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等已畅销全球。
通过海外投资和并购，日本企业实现了对当时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模仿和改良。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德鲁·戈登在《现代日本史》中总结，在19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腾飞得益于几个因素，首先是朝鲜战争刺激了日本出口；其次是美国长期驻军及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军力，使日本不用负担太高的国防费用；最后是汇率，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元对外汇率较低，相当于一种出口补贴。
虽然通产省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带有浓浓的“行政指导”意味，但大部分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企业都不否认，这类政策对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巨大作用。
通产省有意识地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则成为后来日本“买爆全球”的最佳注脚。
通过海外投资和并购，日本企业实现了对当时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模仿和改良。图为东京湾。（视觉中国 / 图）
摩擦与妥协
投资全球不仅为日本企业开拓了市场，还帮助日本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产业升级。
根据通产省数据，1950年日本的前三大出口商品仍是棉纺织（2.07亿美元）、钢铁（0.72亿美元）、人造丝（0.38亿美元），出口总额8.2亿美元。1965年，前三名变为造船（71.3亿美元）、钢铁（12.9亿美元）、棉纺织（3.03亿美元），出口总额84.52亿美元，增长十倍。
1950年出口排名前十中，轻工业产品多达6种，15年间，逐渐被钢铁、船舶、收音机、汽车和光学设备等取代。
日本商品走向国际的前提，是日本这个国家真正在二战后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日本经济首次被称作“奇迹”是在1962年。《经济学人》杂志在1962年9月刊登了一篇题为《正视日本》(ConsiderJapan)的长文，论述日本战后发展的惊人成绩。
1964年日本成为“IMF第8条款国”，即有义务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第8条规定——贸易自由兑换的国家，同时日本加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时代。解除贸易限制带来的市场扩大和市场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1960-1970年间，日本每年的GDP增长都超过10%。
通产省被抬高到了全球聚光灯下，批评也随之而来。矛盾首先爆发于通产省和企业之间。
1964年通产省推出《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遭到企业界抵制。通产省想要提倡建立以法国混合经济为榜样的“新产业秩序”，选择钢铁行业(合金铁、特殊钢、电线)、石油化学(化学纤维)、汽车产业(轿车、汽车轮胎)为特定产业,督促企业相互收购合并，通过限制私企数量的方式，企图遏制可能出现的过度竞争。
最引人关注的是汽车领域。通产省曾希望将汽车厂商削减至三家，分别制造家用汽车、特殊用途汽车以及微型汽车。此时的汽车已经成为日本在全球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之一，然而一度成为全球第一的本田汽车竟然也在被削减的名单中。
《经济学人》杂志将行政指导定义为“日文中不成文的法令”，在日本行政体系的组织法中，各政府机关对民营企业可以“命令”“要求”“希望”“警告”“建议”或“奖励”，请企业“主动配合”。
即使一项行政指导明显不利于企业，企业也不得不接受，如果拒绝，不配合的企业会遭遇种种不便，比如无法获得外汇配额、将企业排除于试点政策之外等。
但事实上，日本产业界和以通产省为代表的官僚们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巨头们，与官僚之间的联系相当紧密，比如官僚们偶尔会“天降”（日语），让退休官僚去企业担任董事或一把手，为的是更好地掌控整个产业链。
大量出口海外、占领市场的做法，也引发了其他国家与日本关系的摩擦，比如英国。
因为战后日本纺织品常年在东南亚倾销，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土纺织业在东南亚的地位，此时的日本与英联邦国家贸易频繁，积累了大量英镑，导致本土英镑外流，间接导致了1950年代以后的两次英镑危机。
因此，英国拒绝日本加入当时的“科伦坡计划”，该计划由英联邦国家发起，目的是通过援助促进东南亚非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
1971年8月，美国深陷贸易逆差，总统尼克松紧急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日本称其为“尼克松冲击”，以黄金和美元挂钩的金汇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不断贬值，日元从此踏上了持续升值之路，给日本企业出口带来压力。
更大的危机发生于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发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日本经济很快陷入通货膨胀，在物价上涨的同时经济一路衰退。1974年日本经济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因为日本对中东石油依赖性很强。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组报道，当年日本消费石油3100亿升，其中80%自中东进口，而中东进口量的40%又来自阿拉伯国家。
如果半年后日本仍然无法获得石油能源，日本的所有工业生产和电力供应都将停滞，家家户户点蜡烛的情况就会出现。
20世纪70年代后，通产省开始反思自身的产业政策，既然无法在汇率上保证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同时执行数十年的能源配给制度也遭遇重大质疑，为何不给企业界更大的自主权？
受惠于长达二十多年的360：1的固定汇率，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视觉中国 / 图）
泡沫下的国际化
受惠于长达二十多年的360：1的固定汇率，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
中国发改委综合司2005年的一份研究统计显示，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有美国的56%、70%和68%。这两个产业的发展状况，标志着日本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
“这种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被称为‘日本奇迹’。其中，日元汇率的稳定功不可没。”上述研究提道。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日本海外扩张迸发的十年。
政府投资协定和各种租税协定条约的缔结数量大幅增加，典型的诸如日本海外国家的ODA（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日本政府发展援助），规模堪比当时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日本的ODA你可以理解为，日本政府出钱，让日本企业去落后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品的普及，这等于是国家帮助企业承担了落后国际市场的初期的开拓风险。”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李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常年关注产业和技术发展以及企业并购。
据他观察，日本政府的ODA某种程度上也是日本政府和企业一起走向海外的过程。1950-1970年代，日本企业还相对弱小，到一些落后国家进行投资或者产品推广的风险比较大。
他解释，这相当于政府初期的“风险投资”，帮助日本企业培养客户的使用习惯，导入日本的标准。好处是一旦形成初期的优势，其它国家的企业开拓该国市场会面临更大的障碍。
另一个好处则是，国家对这些援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如铁道、港口），可以让本国企业加入项目，提升其国际业务的水准。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艾大伟（DavidArase）的研究，日本作为ODA援助国的兴衰与它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轨迹大致相当。
1964年日本加入OECD，标志其成为真正的工业国家。OECD的职能是促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并通过其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监督协调成员国的双边ODA项目。
艾大伟解释，这些项目不仅将为日本工业的发展提供采矿和能源等急需的原材料，而且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还将为日本产品提供市场，并为日本在这些市场的私人投资提供目的地。
以日本战后重新进入东南亚的政策为例。战后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缺少海外投资资金，同时也没有技术、缺乏设备，更没有相关的产业储备人才。而这一时期，日本希望在东南亚地区去扶持当地的产业，形成购买力，购买日本的产品。
一个经典案例是Pertamina印尼国家石油公司，日本向它转移了大量石油钻探设备，并将该产业的学生和工人拉到日本进行培训，培训之后再派回本国的民族企业里面担任重要技术职位。印尼本是能源大国，帮助印尼发展能源产业也有助于日本未来的能源安全和多元化。
基于这些设想，第一年加入OECD后，日本ODA支出大致与其GDP增长保持一致，到1973年，日本已成为OECD第四大捐助国。1978年，日本排名第三，并宣布了“ODA加倍计划”，使得日本在1983年成为世界第二大ODA捐助国。到1989年泡沫破裂前，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ODA捐助国。
不得不提的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资产价格迅速提升，催生出大量泡沫，日本经济进入了非理性繁荣阶段。直到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衰退与低景气复苏的停滞状态之中，1991-2012年名义GDP平均增速仅为0.48%，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其间，通胀率迅速下滑，大多年份处于零左右，1998-2013年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通货紧缩时期。与此同时，企业生产和效益下滑，失业率迅速上行。国内私人投资消费意愿不强，居民储蓄率持续偏高。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仍然记得在1986年，他赴日留学的第一年，日元升值至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相当于《广场协议》前的两倍。
“日本实际上是在汇率和产业当中选择放弃了日元，当时美国给了另一个选择，就是要对汽车产业加税100%，这是日本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后来，美国知晓对日本人卖美国车实在无望，只好取消了这项要求，改为提升汇率。”赵宏伟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而日元升值，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海外资产，使得日本企业更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
李海燕指出，日本企业在全世界大规模布局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利用当地廉价的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制造廉价工业品出口到日本。这也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期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日本国内市场饱和，在海外谋求更大的市场空间。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制造业走出国门无疑给企业带来了正面效应，有一些通过跨国收购实现了进一步的成长，还有通过国际收购成为国际龙头的。”李海燕说。
海外高额的收益和海量的资产，成为三十年里，日本经济最厚的安全垫。（视觉中国 / 图）
成为日本经济的安全垫
最终的故事人们已然知晓，经济泡沫期间，日本股市、土地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以至于明显偏离其内在价值。日经225指数和土地价格指数分别大涨约200%、300%达到各自的历史高点。
1991年，日本商人以4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美国地标帝国大厦，日本海外资产的膨胀，伴随泡沫经济被推至最高点。日本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日元升值的好处，例如有利于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能源和制成品的进口等。
而在1990年，泡沫破灭迹象已经显现，一系列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刺破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日本开启了“失去的三十年”。
同一时期，韩国、中国台湾等竞争对手大规模扩增设备，获得了强大的成本竞争优势。日本的涤纶长丝产量先后被中国台湾（1985年）和韩国（1987年）赶超。日本出口产业进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维持产量会增加库存，减产则会使固定费用的负担加重、失去市场。
但此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巨量的海外资产规模，包括企业的海外生产和金融资产投资，极大地增加了日本经济的“容错率”。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净资产额为大约471.3万亿日元（约合22万亿元人民币），比2022年增加12.2%，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
日本海外净资产额创新高，主要源于近期日元贬值导致外币计算的资产换算成日元后增值。但不可否认，高额的收益和海量的资产，成为这30年来，日本经济最厚的安全垫。
若日元资产下跌，海外资产可以成为企业收入的一大补充。反之亦然，国内资产和海外投资形成了平衡与对冲。
“今年日本的大型企业，利润都很高，工资也出现了上调，这在发达国家里是不常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大型企业都有很多海外投资，去年美元上涨后，他们的海外资产收益格外好。”赵宏伟说。
以汽车制造企业丰田汽车为例，2024财年销售收入为45.095万亿日元，净利润为4.94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1.7%，令人咋舌。
公司CEO在股东会上坦言，利润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海外资产升值，获得了良好的收益。
（参考书目及资料：《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美）查默斯·约翰逊；《官僚们的夏天》，城山三郎；《拥抱战败》（美）约翰·W·道尔；《日美博弈战》(日)鹫尾友春；《日本金融战的真相》久保田勇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池田信夫；《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美）傅高义；《现代日本史》（美）安德鲁·戈登；《战后日本经济史》（日）野口悠纪雄；《不毛之地》（日）山崎丰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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