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秩序的崩塌是从失业开始的。那之后，张展像是掉进了一个向下流动的沙漏，他的每一次挣扎都在加速沙漏的流动。直到警察登门的那一刻，张展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更深的深渊。
那是2024年4月23日下午两点多，天气有些阴冷。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时，张展正在厨房处理一条晚上要吃的带鱼，妻子刘嘉打开了门，是四名警察——其中两人穿着制服，两人身着便衣。警察径直走到客厅，核实了张展的身份后，问他是否在A市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过。
没有，张展说。
警察给他戴上手铐，说是因为失业保险金的事，要带他回去问话。
张展的确是拿过失业保险金的——2022年失业后，他通过中介，领取了13次失业金，共计27036元。而直到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张展才得知，警方提到的那家科技公司，就是帮他代办失业保险金的中介。这家公司伪造了和张展的劳动关系，去骗取了失业保险金。
在这家科技公司操纵的骗保案中，张展只是其中一个客户。《凤凰周刊》掌握的信息是，该公司客户超过百人，涉案金额超过2000万元。其中不少客户，都是大城市里35岁以上的失业者——他们中不乏中产白领，勤勤恳恳，随时待命，因为年龄等诸多因素成为职场弃子后，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生活急转直下。他们在慌乱中拼命想要抓住一点点的确定性，而失业保险金，就是那点确定性。
“我怎么可能诈骗呢？怎么可能呢？”几个月后再对媒体谈及此事，这个35岁的年轻人显得有些局促。他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隐去他的姓名、事发城市等具体信息，他担心被人认出——那是他最后的体面。那个下午被警察带走时，他也提出过，能不能戴个口罩，他怕被邻居看到影响不好。但后者拒绝了他的请求。
警察是从A市来的，那是距离张展老家D市不远的一个大城市。
最近这段时间，几乎每周，张展都要坐高铁从D市赶往A市做家教，再返回老家带孩子。由于取保候审状态，每次出行前，他得先和D市警察请假，得到批准后才能买票。
“犯罪”两个字对张展来说太遥远了。失业前，他的人生平静且顺遂——2011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国企工作。为了离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刘嘉近些，工作几年后，他搬到了刘嘉读书的城市。刘嘉毕业后，两人回到老家结婚。为了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张展决定和家乡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到A市，入局教培行业。
他有这个想法时，是2015年。那一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彼时中国教育培训市场规模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财经媒体《新金融观察》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教育培训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16600亿元”。
张展的中学基础科目不错，为了应聘成功，他专门进行了几个月的学科培训。自认为学得差不多了，就向A市的教培机构投了简历，其中两家机构很快发了面试通知。
张展最终选择了其中一家知名度较高的机构。这家机构在全国400多个城市有超过1000家直营校区，号称累计辅导中小学生超过200万人，是“一对一个性化教育全国连锁机构第一品牌”。
在张展看来，这个规模相当于业界天花板了。2016年3月，他正式入职，成为一名教培老师。起初每月底薪3000元，加上课时费，月收入能有1万多元——对标D市的薪水，张展觉得，这已经足够高了。公司各方面也都正规，入职一个月后，就为他缴纳了社保。但社保对张展来说意义不大，“我没打算在那里长期生活下去，也买不起那里的房。”
原本只有张展独自一人在A市工作，养育孩子压力陡增后，他通过内推方式，把刘嘉也介绍到这家公司的销售岗。但不久后，刘嘉跳槽到另一家公司。
那是教培机构的春天。收入高的时候，两人月薪加起来能有3万元。
在A市，他们与别人合租了老旧公寓，月租金600元，每个月回老家看看孩子。靠着不错的薪水和节省开支，他们还清了之前的10万元外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以至于时代的车轮碾压过来时，张展毫无知觉。他一度觉得，自己可能这辈子就在教培行业这么干下去了。但他也逐渐看到了这个行业的混乱，“很多机构本意就是圈钱跑路，导致行业整体口碑变差”——但那都是不正规的小机构，处在“行业天花板”的张展丝毫不觉得自己所在的公司会出问题。
2019年5月续签劳动合同时，张展发现，甲方变成了另一家教培公司。从股权上看，两家公司无关联，但新签约公司运营的所有业务，都是之前那家公司的。“工作性质、地点、内容和薪酬待遇都没变，依然是服务之前那家公司。”张展一开始不太明白，直到几个月后，他得知，公司出现大规模欠薪，多地校区关闭，很多家长跑来退费。
公司对外解释是“公司经营不善，造成部分教师离职，产生家长退费”。
张展所在机构的困顿，是当年整个教培行业的缩影。新华社《半月谈》发文称，“2019年，可能是教培行业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教培机构关停超万家。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政策趋紧、监管变严后的市场自净现象，但也有一些培训机构是在恶意圈钱。”
彼时张展还乐观地认为，困境是暂时的。但紧接着，公司开始连续欠薪。从2020年2月开始，他和同事们的社保断缴了。社保缴费信息显示，自2016年4月至2020年1月，公司每月正常为张展缴纳着失业保险，累计缴费46个月，2020年2月后断缴。
被公司断缴社保后，张展自己找中介进行代缴
确定性的突然消失，让张展和同事们不知所措。他们最先学会的技能是讨薪，但一分钱也没讨来。那段时间，工作群里有同事提醒，“社保不能断缴，断缴的话，后果很严重。”张展不知道断缴的后果，但他被“很严重”三个字吓到了，他找了中介代缴社保，每月需要支出3000多元。
张展向欠薪公司法发起的仲裁
另一个技能是走法律途径维权。2020年10月，张展等近20名老师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12月29日，仲裁部门作出裁决，让新续约的公司支付张展工资48242元。可这家公司2017年才成立，没有可执行财产，这笔钱一直没能要回来。
张展失业后不久，刘嘉也辞了职。两人退掉在A市的合租房，回到老家。
小城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养家，张展靠着之前积累的少量生源，每周有几天往返A市做家教，收入大不如前。刘嘉一直没能找到工作，经济上只能靠丈夫和家中老人接济。生活日渐窘迫，“不敢乱花钱。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张展叹息着说自己压力大到“每天都喘不过气”。
有关失业保险金的信息是在2020年11月出现在张展视野内的。这是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之前的工作群里，有同事说，平均下来，每月能领2000多元。
失业保险金成为很多失业者的生活底气
2000多元，对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在张展生活的D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也才1900元。“那笔失业金，能解决我半个月房贷。”张展觉得，这笔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至少能帮他找回一些生活的底气和确定性。
从相关政策里，他了解到，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包括，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前两项他都符合，但他没办过失业登记。“我感觉，之前有同事和我情况一样，也通过微信申请，拿到了失业保险金。”这坚定了他申领这笔钱的信心。
2020年11月16日，张展第一次申领失败了。系统提示“您处于参保状态，不符合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彼时的张展，的确还在通过中介代缴社保。
由于没有在 A市长期生活的打算，他决定停掉社保。
2022年2月8日，张展第二次申领失业保险金，又失败了。系统这次提示，“您不符合‘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条件，无法申领失业保险金”。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张展怀疑，是系统将他代缴社保的那段时间，认定为正常就业，且不属于被解聘、辞退等情形，所以不符合申领条件。
在他看来，“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要求十分荒诞。网络上也有人提出，现实中，很多公司为了不赔付N+1的人力成本，会让员工自行离职，这样一来，导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条件不成立，就无法申领失业保险金。
申请的第三个条件，“办理失业登记”也很麻烦，“这样的话，社保可能会暂停缴纳，影响医疗和养老保险。”张展分析，“登记失业的话会暂停社保，不想影响社保待遇自行缴纳社保的话，会不符合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有学者注意到了现实中存在的申请困境。2020年“两会”期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对媒体表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仅为失业总数的10%左右……如果不改革失业保险的制度规则，那么还是200多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这就难以体现制度的保障作用。”
就在两次申请失败打算放弃时，2022年11月，张展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了一条“代办失业保险金”。他找发信息的朋友打听，朋友推了个微信号过来，说是A市的一个中介。中介信心满满地说张展的失业保险金肯定没问题，“包办”。
“为什么我自己搞不了，你们能？”张展将信将疑。
“我们要搞不掂，就不做这行了。”中介说。中介的操作似乎很简单，只要去了张展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等信息，收取了1400元服务费和1个月3500元的“社保补缴”。接下来的操作流程，张展没再过问。
他说自己自始至终从未和中介见过面，也没在任何材料上签过字。
张展称，他只是觉得中介专业，没有骗保之意
大约过了1个月，张展收到A市社保部门的短信通知，说是能领钱了。于是，从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12月14日，张展分13次从A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领取失业保险金，共计27036元。
直至后期案发，张展都以为是因为自身条件符合，在中介的专业操作下，才领到了失业保险金。而这笔钱像是暗夜中递过来的绳索，尽管不能带着他走出黑暗，但至少可以让他找到些许安全感。
每周末，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往返A市做家教。为了节省住宿成本，他在A市租了个房子，房租每月2000元，他说这已经算是相对便宜的房子了。
案发后张展得知，那个中介在A市实控了两家公司，一家科技公司，一家商贸公司。两家公司都没有按照批准的经营范围去经营，所涉业务就是“代办失业保险金”。从人社部门提供的信息来看，他们并非合法中介，而是通过“虚构劳动关系涉嫌骗取失业保险金”，张展只是他们的诸多客户之一。
2024年4月12日，A市某区人社局向当地警方转递线索时，仅中介操纵的公司，涉嫌骗取的失业保险金已高达2270多万元。
失业保险金出问题，起初是有些端倪的。
2024年三四月份，中介突然联系张展，说那笔钱可能得退，大意是不符合申领规范。张展以为，这次又和前两次自行申请的情况一样，仅是条件不合规。
中介还特意让他留意社保部门发的短信，“收到短信的话，赶紧退了”。
为张展代办失业保险金的中介
张展说，他一直在等待短信，却迟迟没收到。除此之外，他自称也没有收到任何要求退费的函件、公告，以至于都快要淡忘这件事了。
没等来退费短信的张展，却等到了A市警方的介入。在去张展家给他戴上手铐之前，他们已经两次试图找到他。
第一次大约是4月初，警方寻到了张展在A市的出租屋时，他正在D市。那段时间，张展的哥哥刚好在A市找工作，平时就住在这间出租屋里。警方看张展不在，没说具体情况就离开了。
哥哥赶紧给张展打电话，说是有警方找他。
做事向来循规蹈矩的张展想不明白警察为什么找他，但他还是赶到A市，想找警方问问看。他到了辖区公安局，但又说不出办案民警是谁。分局说那没法帮他找人，建议他到辖区派出所打听。张展找过去，派出所说不知道情况，附近的其他两家派出所也没查到出警记录。张展一度以为，是有人冒充警察上门。
四五天后，A市警察又找到了他做家教的地方。当时张展正在回老家的高铁上，双方再次擦肩而过。这一次没找到张展，警方给他打了电话，问他人在哪里，能否见一面，但仍然没具体说是什么事。
这时张展怀疑是失业保险金出了问题。但他又想到，中介让他等短信通知，收到后退费就行。他还为此咨询了做律师的朋友，对方说，“这种事退钱就行，没那么严重。就算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你也是被中介骗了。”
“是不是我代课的行为，违反了‘双减’政策？”排除了失业保险金的问题，张展想到了“双减”。彼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双减”，张展把这个问题看得比失业金更严重。
回到老家后，他马上买了第二天返回A市的车票，准备主动找警察。就在他还没动身时，警察找上了门。
做笔录时，警察问询的所有问题，都围绕着失业保险金。
“真没收到退款短信吗？”张展回答说没有。
“你使用了苹果手机，是不是设置短信拦截了？”
张展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设置拦截，“当初社保部门还给我发过领失业金的短信，要是拦截的话，也该被拦截掉啊。”
在派出所，警察要求张展先退了两万多元失业保险金。张展手里没钱，就当着警察的面，从手机上网贷了3万元，将失业保险金退回了A市社保部门账号。
笔录大约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接着张展被通知，因涉嫌诈骗罪被立案了。次日凌晨1点左右，警察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让他回了家。警方在《取保候审决定书》中称：”我局正在侦办XX科技有限公司诈骗，因犯罪嫌疑人张展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警方对张展下达的《取保候审决定书》
2024年7月3日，警方侦查终结，将张展案移送A市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负责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告诉张展的代理律师，已经有100多名与张展情况类似的“骗保者”陆续进入审查起诉阶段，那家科技公司有十余人被立案侦查，“在其他区，也有为数不少的‘骗保者’被立案侦查。”
律师透露，该案现在还在审查起诉阶段。在他的描述中，涉案的多是大龄失业者，“这些人无非是薅了一点失业保险金的羊毛，不慎掉入诈骗犯罪的陷阱。对于这些人一概重拳打击，科以刑罚，显然是不合适的。”他为此给检察长写了一份情况反映材料，标题是《定罪数百“骗保者”，真的合适吗？》。
更多“骗保者”是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
“都失业了，都是弱者，没有人想要再惹事。”《凤凰周刊》记者试图联系另外三名和张展有同样遭遇的“骗保者”时，全部被拒绝。
今年9月中旬，A市另一个区的社保部门曾发布过多份《失业保险待遇退还告知函》。告知函涉及的公司，正是给张展伪造劳动关系的科技公司，以及相关联的商贸公司。
如社保部门给宋某伟的函件显示：“2023年A市审计局对A市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金进行审计，结果显示你与A市XX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虚构劳动关系涉嫌骗取失业保险金的行为。按照《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XX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要求你在接到本告知函十日内，退回骗取失业保险金和其他失业保险待遇24718元（含失业金24678元，价格补贴40元）。”
同类函件，社保部门还发给了张某、于某凤、王某涛、石某、刘某东、梁某等人，涉及的金额依次为20700元、29747.42元、20659.32元、22734元、18346元、18436元。退款方式既可以去现场，也能转账。
至于不退还的后果，这份告知函并没有写明。
而A市另一个区不久前发布的《失业保险待遇退款告知函》里则明确指出，“收到此函的5日内退还相关失业保险待遇。如仍然拒不退还，将由公安部门从严查处，追究法律责任，并依法正式启动采取列入失信人名单、处以2-5倍罚款、强制执行等手段。”
“如果收到这样的函，我肯定马上退啊。”张展想着，也许这样一来，“公安对我也就不立案了”。这几个月，他研究了一些此前同类型案子的判决，其中有的只判了代办中介，并未对具体申领者判刑。
将张展卷入骗保案的公司，还有很多客户
比如不久前，山东省莱西市一起骗保案中，40岁的莱西人胡某在2020年6月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但因没有劳务派遣资质，公司没法提供劳动用工关系，因此无法办理套现失业保险金手续。
通过网上搜索，胡某与青岛市城阳区某人力资源公司的张某取得了联系。双方商定，由张某根据胡某提供的人员名单，帮助名单上的人办理入职手续后再办离职手续。经一番讨价还价，胡某答应每单付给张某300元的费用。
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胡某便在微信群、朋友圈里发布代人办理失业保险金手续的广告：只要提供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医保卡号、手机号等信息，缴纳佣金及一个月的社会保险费用，就可以拿到失业保险金。
截至案发，该团伙骗取失业保险金共计100余万元。
今年2月，该线索被行政机关移送公安机关，最终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胡某、张某等9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对其余22个申领者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检方的理由是，“犯罪情节轻微，且自愿认罪认罚，主观恶性不大，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最后只做了法治教育。
研究过类似案件后，张展对自己的案子存了些希望——目前，他的案件正处在审查起诉阶段，他宽慰自己，也许检察院最终会对他做出不起诉决定，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另一方面，他也在强迫自己接受那个最坏的结果，“如果真判刑，我也就认了。但一想到背个案底，以后会影响孩子，心里还是没法接受。”
被警察带走那天，张展的儿子不在家。之后得知爸爸被抓，9岁的孩子有些迷茫。
“爸爸，你是好人吗？”一天他突然发问。
“当然是呀。”
“警察怎么会抓好人呢？”儿子马上反驳。
张展接不上话，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想做一个好人。”
运营 / 杜晶昭 校对 / 李宝芳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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