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科手术在中国,医学的方寸之争

文摘   社会   2024-02-20 13:07   北京  

文|徐爽

编辑|杜雯雯

一场“比武”正在进行。

有人用“环”,有人用“枪”,还有人用电刀。随着医生默念口诀,“一按二提三水平,四拉五捏六切割”,一片标记好的包皮在2秒内就被剥离了身体,像裁开一块布,平整顺滑。

2023年12月的一个午后,一百多位全国割包皮技艺最高超的医生,通过比赛角逐出新一届的冠军。我申请旁观了这场长达3小时的线上医学比赛。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严肃的观看者”,我经过了主办方的层层身份审核。

作为从90年代成长至今的一代,我对包皮的认知,起源于童年时期的电视广告:通常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紧簇眉头,在颇具意味的特写镜头里眺望远方,伴随着浑厚磁性的旁白——“来看xx男科医院”,随后男人双手抱臂,在一片金光里露出“重振雄风”的微笑。

包皮赛场的画风显然直白许多,甚至有些单调。每位选手的名次都取决于6分钟的手术录像讲解。主刀医生的脸不会出现,只有一双双上下翻飞的手拉起缝线,在略显血腥的包皮组织间快速穿梭——当手术刀划过患者的皮肤时,痛感仿佛也穿透屏幕。

对于非医疗背景的人来说,短时间内直面数量众多的男性生殖器官,的确需要一点心理准备。最开始,好奇心和羞耻感,在我心里来回拉扯,但看过几个手术视频后,很快适应了。

最终,冠军被一位叫江其琦的青年医师摘得。他用几幅漫画提炼了割包皮事业的价值:大时代、小器官,小手术、大乾坤。这让他获得评委额外的青睐,认为他展示了疲惫的中国医生所稀缺的人文关怀。

比赛结束后的一个月里,我先后与主办方、评委及部分参赛医生进行了访谈。我想探索的是,一个世俗意义上代表着男性尊严的器官,在医学领域如何被理解和对待。以及,在这个“谈性羞耻”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抵达科学。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割包皮远不止关于身体层面的皮肤割除问题。

泛滥与误解

从长辈到同龄人,我很少听到周边男性会谈及这个稍显“敏感”的话题,割包皮似乎是一种带着羞耻意味的,对身体的修正。

但男科广告又无孔不入,从电线杆、短视频、课后传单,到搜索引擎的竞价广告,文案里甚至充斥着诸如“父子同行,第二根半价”这样有点幽默的促销词汇。

大众缺乏对包皮手术的正确认知,在医疗界是普遍共识。与参赛医生的聊天中,我听到一个极端案例。

患者老何在23岁时离家出走,直至53岁才被儿女找回来。几番盘问,老何吐露心声,年轻时每次夫妻生活他都痛得厉害,自卑难受,却不敢声张。

来接诊的大夫确认老何是包茎,但切开后发觉,“里面像菜花一样”。后来确诊是阴茎癌,要切除部分器官。本是五分钟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却以出走三十年换来悲剧。

包皮相关的疾病,不仅与患者本人相关。包皮冠军江其琦的男科门诊里,常有患者带着伴侣一起来看病,基本都是男性包茎或包皮过长,不易清洁,卫生条件不好,导致女性感染,两个人都需要做抗感染治疗。

包皮的常见形态

而患者中最常见的误解是,想通过割包皮来提升敏感度,或者解决早泄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吧,但并非强相关。”王欣是这次大赛主持人,他担忧泛滥的男科小广告,把包皮手术和性功能强大划上等号,容易导致诊疗行为扩大化。

王欣曾在广东中山市的卫生局接待医疗投诉,他发现,关于包皮手术的投诉最常见,“患者觉得花冤枉钱了”。

通常,正规医院包皮手术的价格在2000-4000元不等,但不正规的机构能收费上万元。这种欺诈手法,业内俗称“拴马”:以免费割包皮为名骗人来,等患者躺上手术台,再加一堆项目。王欣见多了这些套路,点出其中关键在于,“黑医院”抓住患者对性功能的焦虑心态,连恐带吓,一步步把钱掏空,“将你身上这些肉卸完才把你放回去”。

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包皮环切器的出现,降低了手术门槛,但也成为部分人钻空子的工具。割包皮成为一门红火的生意,随之而来的操刀者却良莠不齐。“一些小作坊,今天在城西被查封了,明天换个法人又在城东开家新的。”

方寸之争

包皮门诊里,一个有意思的反差是,“该割的人没去割,不用割的着急割。”

每年一到寒暑假,王欣所在的医院总会迎来一大批携男童而来的家长。当了二十年的医生,王欣的观察是,“包皮季”是近十年才出现的,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家长焦虑之下的产物。

家长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给孩子做包皮手术?”,“为了健康,为了孩子好”,“别家孩子都做了,我们也得做”。

面对新世代的包皮焦虑,专业的医生们有些无奈,“切掉容易吻合难”,小儿的包皮有一定的概率回退,大部分人不需过早干预,“除了一些极端情况”。

在赛后交流中,另一位医生颇为严肃地提醒,孩子本人的同意很重要。他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包皮手术过程中充满恐惧,一度嚎啕大哭,甚至在术后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

这位医生分享了一些“畸形时刻”:为了让孩子浸泡15分钟的消毒液,家长要做三四个小时的心理工作,最终结果可能是纸杯被一脚踢翻在地,家长烦躁加剧,甚至对医生发起脾气,医院走廊充斥着家长对孩子动手的吵闹声……

一位母亲,把8岁儿子术后的包皮,与丈夫未做手术的包皮做对比后,愤然冲向医院——她主张,医生割多了。主刀的郭涛医生很苦恼,他很难说服这位母亲,什么是包皮的合理长度。市卫健委电话询问,最后郭涛拿出医学书籍,又是拍图又是配文,好不容易纠纷才被撤销。

听到此处的我,却有点理解这位母亲——成长于传统社会规训下的中国女性,或许一生也没见过太多阴茎,对比项太少,又如何能知晓“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例子不算稀奇。有人质疑割多了,也有人质疑割少了。医院里有家长犯嘀咕,花钱了,可割得不明显,有没有效果啊。方寸之争的讨论微妙,多一寸,磨人,少一寸,心疼。

长期以来,医生群体对割包皮的审美也有东西方流派之争,西方主流强调不留一丝赘余,“要像一支铅笔一样光滑”,东方则延续含蓄美的哲学,“凡事留点余地,包括割包皮”。

留一点余地也是“给未来上个保险”。“万一以后身上有外伤,包皮可以用作缺损皮肤的替代材料,”王欣解释道,“最直接的就是尿道损伤,比起人工材料,用包皮修复的性价比要高很多。”

在赛场上,只拿手术刀的医生被称为手工派,他们招式灵活,讲究“量体裁衣”,善于处理刁钻部位和疑难角度。最多人使用的是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它的形状像手枪,按下切割阀的那一瞬,会发出“咔嚓”声,似子弹上膛。

像美术生构图一样,他们会画出内外基线和中轴线,探索“柱体的对称美学”。平行,定位,沿垂直方向翻扯包皮,再探一探不同皮组织的延展性和软硬度,以便调整细微之处的切割角度。有评委形容,“要把它当做艺术品来做”。

一次性包皮环切器,又称“包皮枪”(图源:网络)
参赛医生们有很多“微创新”。它们称不上是重大创举,但都围绕一个重点:如何让患者有更好的体验。

有医生没有剔除患者周边毛发,而是在纱布上剪一个洞露出手术部位,避免新的毛发长出来时扎得难受。

有人分享术后涂抹药膏的细致手法,“沿着环淡淡地涂”——这样不会让结痂堵到尿道口,影响患者术后小便。

还有一位医生展示自制的“术后保护装置”,它和打包贵重易碎快递的原理类似,都是向保护套内注入空气。这样能巧妙避免伤口与衣裤摩擦,缓解术后早期疼痛和水肿。

来自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云龙评委,尤其关注这样的细节。他举例,有的护士打完针就走了,有的打完针把病人的手放回被子里,给他盖好再离开,“这样的小事能体现医者的深度,我们这种‘喜马拉雅山顶峰’的比赛,也应该是关于深度的讨论。”他用两段诙谐的话进一步阐述——

“包皮手术与其它器官手术的一大差异在于,前者的问题往往是隐蔽的,做完后都塞裤子里了嘛。为什么好多人说没什么大事,因为中国人忍耐力强,经常说算了算了。”

“医生如果觉得是小手术,咔咔几下子就结束了是吧?但是你这一次咔咔的,人家从20岁到80岁,60年天天小便,每天小便一次看一下。你做得这么难看,万一他哪天精神崩溃了怎么办?所以说,只有小器官,没有小手术。”

唯一的县城医生

在闯入决赛的15名医生里,王进良显得有些特殊。

通常在医疗领域,各种手术大赛约等于全国顶尖三甲医院医生之间的厮杀,但割包皮手术大赛成为例外。“场上各位都是来自上级医院的大咖,我是唯一一位来自基层医院的医生。”王进良略带紧张地自我介绍。

所谓“基层医院”,指的是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专科诊所等的总称。它们数量庞大,但在医疗资源配置上往往远低于城市三甲医院。

从医二十余年,在邵阳西湖桥腹外疝专科医院工作的王进良,只做两种手术——疝气和包皮,就这样一直做到了副院长。我问他,不枯燥吗?他笑着否认:“不枯燥,我很喜欢。”

王进良觉得,割包皮是为数不多的、靠个人努力就能做好的手术之一——不受制于医院的医疗资源好坏,无需大团队、进口药,用最基础的医疗器械,就能独立完成,“加上有了网络学习,我可以慢慢提高自己的技术。”

在三甲医院,一名外科医生日常需要做几十种手术,割包皮通常不受欢迎。一位参赛医生说,有资历的高阶医生选择做复杂精密的“大手术”,通常和“xx癌”相关。割包皮是大家公认的“出不了什么大事的小手术”。

但这可以给专科医院机遇。这里案例相对集中,给医生专攻的可能,久而久之,也涌现了和三甲医院水平不相上下的技术人员。王进良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他能做上七八百台包皮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要做四十台。
早在古埃及明陵墓上,已出现包皮手术的身影
区别于其他参赛医生,王进良的“技术要点”是,手术前后与患者长时间、阶段性地沟通——你很难想象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留联系方式给每一位患者,但王进良会这么做。
他的微信好友已加满5000人,每天下班后依然需要回复病人的问询。这的确带给他一些麻烦。比如患者会重复性提问,这会儿问术后能不能吃香蕉,过会儿又问苹果可不可以吃。

但王进良长于乡村,身处县城,懂得更下沉患者的难处。“大家总是默认,病人术后如果出现问题了,就算找不到原来的主治医生,也可以去附近的社区门诊,痛了就去药店买止痛药,出血了就重新包扎。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没有这个条件,你让他们怎么办?”

王进良有不少病患是从农村赶来看病的,单程就要一百多公里。“他们其实没得办法,只能求助于你。你不给微信不给电话、不及时指导他处理的话,可能就成医疗事故了。”

不过比赛中,除了王进良这颗“独苗”,报名的其他四十余位基层医院医生,都在决赛前被淘汰掉了。

基层医生几乎“全军覆没”,或许和他们的演讲呈现表达有关系。王进良说,他所在的专科医院,平时几乎没有拍手术视频的习惯,为了参赛,他不得不现学一些最基础的剪辑软件。而赛场上的部分选手在条件更好的医院工作,有专业的宣传科给他们提供支持。

比赛举办者郭涛,点出另外一个事实:医生的手术创新需要条件支持,有想法只是第一步,得靠医院和制度的推动,才能将想法转化为产品和专利。这些创新,在三甲医院还能助力医生职称考试加分、晋升,“但基层医生没有这些”。

读心术

包皮手术是男科医生的一项主要业务,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男科医生,要掌握的技能绝对不止手术。

男科门诊里,不乏戴着口罩和帽子,做足掩护来看病的患者,他们通常表达含蓄,话里有话。医生江其琦在问诊交流上,就逐渐练就一套“读心术”秘诀——
通常人们沟通是把重要的事放前面说,但他发现,男科的病人不是,他们会隐藏自己,先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比如最近有点尿频啊,怀疑自己是不是前列腺炎等。你给他说明白了,他还是抓着你问东问西,最后忽然说,医生我顺便问一下哈,怎么可以更持久?”

因此男科的问诊,首先要琢磨出患者“来此的真正目的”。汉语词汇博大精深,光是生殖器的替代词汇都有一堆。不过大部分时候,一句“我不行”,足矣。

有时,面对患者在性取向上的难言之隐,江其琦也需要灵活机动的处理方式,“比如婚后无法和妻子进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我往往要把他的亲属全部都支开,单独确认一些情况。”

江其琦自制的科普漫画

比起不愿直说的患者,一些人为制造的男科疾病让他更为困扰,他不得不面对很多不是病的病
采访当天,他刚接诊完一位忧心忡忡的男性,自称有收集异性私密物品的癖好。江其琦安慰他:这叫性偏好,你可以得到快乐就很好,这不是病,纯属个人喜好,只要对方不反对,没有危害到社会和他人,就不需要去纠正它。

又比如早泄,也不算严格意义上医学疾病医学对于射精潜伏时间标准尚有争议,但这却是男科门诊最常见的一种江其琦见过太多本身性功能没有问题的人,但仍以够好”为由前来问诊。

虽然不是病,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话锋一转,江其琦开始剖析患者的处境,我们不会区分是不是病,并非所有问题在医学课本都有涉及。时间短可能影响他的性生活质量,影响夫妻感情的和谐,影响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我还有好多患者,是因为生殖器太小而不够自信。在医学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尽可能地满足需求。

他用一句形象的对比向我进一步解释:“别的医生是有病治病,没病回家;男科医生是,我可以让你更好。”

但和女性有“服美役”的压力类似,不少男性在追求“更大更强”的过程中,容易伤害自己的身体。而这和一些广告和短视频中强行制造性焦虑有关,“比如他们看到视频男主可以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就觉得自己很弱。”

在江其琦的门诊室里,提出要做增粗延长手术,或者割完包皮后又想延长的患者,不在少数。还有些人,要求进行一种名为包皮皮下埋珠的手术,意于提高性功能和体验。

有一些埋珠后出现感染化脓或者包皮嵌顿的患者,埋进去的珠不仅留不住,反而导致了二次手术,他们此前再诊求医的过程总是四处碰壁,苦不堪言,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常表示十分后悔

赛后交流的环节,评委们聊起一则轶闻。

一位北京的“大人物”要割包皮,院方紧张得不行,给出几套备选方案,最终确定全麻,上吻合器。“包皮手术可以快餐式做,也可以五星级做。那对比你给乡镇医院的一个农民工割包皮,心态是不是一样的?”评委李云龙若有所思道。

当这个“心态问题”被转问给其他受访医生时,每个人都遵从伦理角度回答:是的。

王进良医生答完停顿了一下,随即说道:“说句实在话,有时候我们给一些有来头的人做手术,还紧张一点。毕竟普通人沟通了,你只要解决他的实际问题,他就很开心。”

尴尬的男科

男科医生的网络交流,常有尴尬。有时一个病例图发过来,还没点开就“看不到”了;相关课程视频,总被各平台判定为“淫秽色情”,无法分享。

大多数男科医生的现实处境,也是尴尬的——他们既无法成为医院荣誉墙上的“手术明星”,也没能在收入上跃居众科室的中上层。

江其琦感慨,比起那些性命攸关的病痛,大部分的男科学问更像是锦上添花的存在。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和相关的事情重要性也总要往后排。

作为包皮大赛举办者,郭涛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心机”:他特地为比赛设置了大众投票环节,投票是一个由头,男科医生在朋友圈里呼吁同行好友来投票的过程中,能展身手,获得掌声,让“男科”被看见。

即便比赛拿到这样全国性的冠军,也无法带来“直接的好处”,比如收入和职称的增长。不过“包皮冠军”的成绩还是很快被更新到网站介绍中。

和独立成科的妇科不同,在不少公立医院,男科往往只是泌尿外科的“附属品”。这导致,“男科医生如果想要评高级职称,考的却是泌尿外科的内容。”郭涛举例。

江其琦医生在手术室

此外,泌尿外科的绩效主要取决于手术量,这对以门诊为主的男科并不友好——不仅造成收入劣势,还和男科诊疗中关怀患者的理念是违背的。病人的利益和医生的考评产生冲突,这会阻止体系中的医生成为一个好的男科医生。在赛后交谈中,有医生表明对行业的隐忧。

被忽视的还有医疗资源。采访中不止一位医生抱怨,公立医院在男科药材和器械上的引进不够重视,手术收费项目也不齐全。像达泊西汀这类提升性功能的常见药物,一些公立医院开不出来,于是病人只能外购,但外面市场又乱。

江其琦提到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男科两块重要内容——生殖和性功能,都走不了医保报销。这让他很头疼,“生殖繁衍,关系到家庭跟社会的稳定嘛,既是个体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求。

但他觉得,短期内要求医保覆盖报销,可能性并不大,“性功能方面的报销,五年之内无望。”原因是,医保资金池仍十分短缺,以及社会整体性观念的落后,“观念改善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2021年,江其琦所在的福建省立医院,把男科专业从泌尿外科中单独细分出来。调系后,江其琦的“大手术”变少了,这对一个男科医生的意味着什么?

他分享了一个思维上的变化有些医生喜欢发朋友圈,说今天做的手术有多大多难。来男科后我意识到,大和难,只是技术人员自己的评定体系,患者未必这么看。

“假如你是患者,一个医生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很好,另一个做肾脏肿瘤手术很好,你觉得谁更厉害?”他反问。

说实话,我内心第一反应是选后者,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委婉道,“因为我是女性,我可能不太能体会到前者……”江其琦又补了一句,“那在短视频平台上,你觉得哪个医生流量更高呢?”这次我没有回答。

他解释,再小的手术,对患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可能让他重拾去公共澡堂的信心,也可能帮他交上新女朋友,除了解决病痛,男科医生更是为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体验而生的职业。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采访时医生们常念叨的名言。解决男科问题,不只依靠药物和手术,来自医生的心理关怀和伴侣支持也同样重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医生王欣的思考。

“还有一些疾病的根源,来自社会更宏大的层面。”王欣说,这一点,即使是技术顶尖的医生可能也束手无策。

“比如对于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说,他一边担心着明天会不会被裁员,一边还想今晚表现出色,这是不可能的。”

(本篇不构成任何具体医学指导,如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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