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招弟”的农村妇女决定去送外卖
文摘
2024-03-08 16:21
北京
文|豆米
张招弟的电动车不大,能摆得下外卖箱的位置只有座位下的踏板。外出跑单时,她必须用双脚小心护住外卖箱,确保它不会掉下车,也不能剧烈晃动。否则,可能会面临餐品洒漏、顾客投诉等诸多后果。对张招弟来说,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需要这份工作。张招弟跑外卖四五年了。上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工地干活,早出晚归,日常只有她和婆婆在家。但凡她待在家中,耳边就尽是婆婆的唠叨、挑剔和控制:“洗衣服要用手洗”“不要躺在床上”“什么时候去上班”……每到此时,张招弟恨不得立刻“飞出去”。成为骑手后,打开院门、跨上电动车的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骑手中,鲜有女性。根据饿了么的调研:九成以上外卖骑手为男性,八成来自农村。也因此,人们习惯性称骑手为“外卖小哥”。而就在诸多“外卖小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名为“招弟”的女性骑手——她们大多成长于农村,大多有姐姐,大多也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被命名,映射的其实是他父母与周遭社会的价值观。有人希望孩子聪慧美好,有人希望孩子飞黄腾达,有人希望孩子平安长大……而“招弟”的名字,从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未出世的另一人。在外卖骑手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招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们如何寻找生活的出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两位“招弟”,听她们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张招弟34岁,出生在浙江最南端的农村。她有两对父母,结过两次婚,生了两个女儿。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谁取的——原生家庭里,她是第三胎,有两个姐姐。在她之后,父母如愿生下了男孩。至于这个名为“招弟”的女儿,则在几个月时被弃到桥下,一对残疾人父母把她抱了回去。而这对残疾人夫妇,在几年后也生了儿子。总之,在这里,生男孩似乎是每个家庭的任务,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女孩读书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儿嫁人”,当年在老家,谁不这样想呢?慢慢地,张招弟也不喜欢上学了,“一心想着玩”。初中没毕业,她就“出了社会”,打工挣钱。她做过各种工作——保洁、服务员,也开过三轮车载客,一个月挣两千来块,勉强能养活自己。第一任丈夫是她在网上认识的。对方比她大10岁,做搬运工,张招弟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跟这个自己觉得“成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生养了两个孩子。婚姻中,矛盾始终不断。张招弟和公婆住在一起,想抱孙子的公公对生了两胎女儿的儿媳很是不满;婆婆控制欲极强,想要干涉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于那个大她10岁的“成熟”男人,对母亲言听计从,矛盾升级时,会掐着她的脖子不放。每到这时,张招弟就想要逃走,“飞出去”。张招弟离了婚。她先是回了亲生父母家,父母很客气,“这里不是你的家,以后不要再来了”——彼时,她刚和他们相认几年。于是张招弟又回到养父母家,从此和亲生父母再无联系。小县城里,纵使婚姻再不幸福,那也比离了婚强。当初反对她嫁给前夫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劝她去复婚。张招弟不听劝,“明知道他家是个陷阱,我怎么可能再跳进去”。为了躲避那些复杂的目光,每到过年,她都独自躲在娘家的房间里。时间久了,她逐渐封闭自己,不大出门,也不和人打交道。“招弟”们人生最初的版本都有些类似。作为家里的老二,罗招弟打小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家里想要个儿子。这在农村并不少见,罗招弟记得,同村还有一个女孩叫“引弟”。这些西北山村里的女孩,大多读到中学便外出打工,接着结婚生子,罗招弟也循着同样的路,从村子走到县城,接着一头扎进婚姻和育儿中,只剩眼前的琐碎,再也不见远方。做骑手前,罗招弟当了十来年家庭主妇。她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20岁结婚。丈夫在工地劳作,她就留在家里带娃,虽然也想出去赚钱,但“实在走不开”。大儿子长到8岁时,小儿子又出生了,罗招弟也便重复着喂奶、带娃、接送、做饭、打扫等传统认为女性该承担的家庭事务。罗招弟所在的宁夏县城,没什么工业产业,男人们多在本地打工或外出务工,而对罗招弟这样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工作机会寥寥无几。即便是她早年打过工的那家超市,工作时长也无法兼顾幼儿或接送学龄儿童上学。2022年,罗招弟家出现了财务危机。大儿子没考上高中,最终决定去外地上职校,每年3万多学费成了压在夫妻心口的一座山。丈夫日常在工地打工,稳定的时候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五六千。也是有工作的人了一次点外卖的工夫,40岁的罗招弟找到了工作——骑手来送餐,满脑子都是找工作的罗招弟拦着对方问招不招骑手,接着她找到最近的饿了么站点的站长,问了下需求和要求,直接上岗了。做骑手是罗招弟几乎唯一的选择,这份工作门槛不高,时间自由,“干别的耽误照顾孩子嘛,小的还在上学,要做饭、接送孩子。”她的跑单时间完全配合小儿子的时间表。早上7点多送孩子上学后,开始跑单;中午是外卖点单高峰期,通常罗招弟做好饭后,11点多先把孩子接回家,自己出门跑单,下午一点多送孩子上学,再把热在锅里的饭拿出来吃几口。晚上,她通常会跑单到8点多,如果孩子作业太多,就索性不出门。在罗招弟站点里,还有一位像她一样的宝妈骑手。考虑到女骑手的家庭情况,站长没有给女骑手排班。她们无需像男骑手一样有出勤时段要求,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上线和下线时间。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张招弟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老板嫌她手慢,把她开了。对张招弟来说,跑外卖自在得多——没有老板,也没有婆婆在旁盯着,只要勤快点儿,她一个月能挣上还算可以的收入。县城里平房很多,对于不熟悉路线的新骑手来说,找路并不容易对罗招弟来说,送外卖最难的是找路。县城不大,平房很多,骑手们不分区,都是一个人跑整个县城。有时地图上无法显示具体地址,就意味着无法导航,只能给顾客打电话问路。刚开始不熟路的时候,她一天只能送出十几单。逐渐摸清县城道路后,罗招弟送餐速度快了起来,兼顾孩子上下学吃饭的同时,她一天能送三十多单,这笔收入她很满足。对比现在每天出门工作,过去做家庭主妇的日子在罗招弟看来“无聊极了”。那些年,她每天做完家务,就自己在家绣鞋垫。十多年里,除了陪亲戚去北京看病和到隔壁省探亲,她几乎没出过远门。跑外卖可不一样,见的人多,心也渐渐开阔了。在站点休息的时候,罗招弟认识了不少朋友。一个下雨天,罗招弟敲开顾客的门,对方看到门外是湿漉漉的女骑手,硬是把她请进屋,请她喝了杯热水。罗招弟不擅表达,她只说“遇到过好人”,这件事让她记了很久。找前夫打官司,我不怕了在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网站上,我们以人数前五的姓氏王、李、张、刘、陈进行检索,发现这几个姓氏中共有超过2.2万女性叫招娣或招弟。据此前澎湃新闻报道,国内某省叫“招弟”之类名字的女性超过1万人,其中,60岁以上叫“招弟”“迎弟”的人数最多,20岁以下的偏少。罗招弟说,没怎么想过自己的期望或需求,因为“条件不允许”。更何况,在这个小县城里,原本没那么多为已婚已育的妇女提供的工作机会。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诗和远方,她只是想着,找一份工作,能让家里日子稍微宽松些。跑外卖的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她特地接上孩子,去外面饭馆吃了顿饭。罗招弟每天要兼顾跑单和照顾孩子,送餐高峰之前要先赶回家做饭今年张招弟再婚了。现任丈夫比她大四岁,认识没多久,父母就催着赶紧领证。张招弟觉得这样也好,毕竟“一个人也挺苦”,“条件好的,没找到合适的或者不愿意,可以不结婚。像我们条件不好的,哪有人会这么想啊?都是为了生存。”外卖还是要继续跑下去的,这是她早就有的“觉悟”。刚开始打工时,张招弟的工资都上交给父亲,她没钱吃饭,再饿都得回家吃。她说这给了自己一个教训:不能没有收入,要掌握经济权。丈夫对她不错,虽然家里会催着她赶紧生孩子,但丈夫觉得如果张招弟身体不允许,就不生了。婚后,她又回到了和婆家一大家子生活的日子。两代人生活理念上难免有冲突,新婆婆也依然免不了唠叨,但张招弟不怕了,那辆驮着外卖箱的电动车是她逃离烦闷生活的出口。张招弟送外卖的电动车,外卖箱只能放在座位下的脚踏板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萍教授的调查,近年来,女性骑手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通过访谈孙萍发现,这些女骑手多为已婚状态,并育有至少1个小孩。抚育子女、分担家庭负担成为她们进入外卖行业的重要原因。在适应了外卖工作后,部分女性甚至开始“翻盘”,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展示出了更强的竞争力。去年的全国网约配送员职业竞赛中,来自杭州的二胎妈妈黄晓琴夺得冠军;查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各地劳模骑手信息中不难发现,如廖泽萌、田丹等女骑手的身影。这不单是一份糊口的工作、一份生活的底气,更是一个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出口。对于 “招弟”们来说,一辆电瓶车和一个外卖箱,在她们人生的系统里,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当“招弟”们走出家门,面对更大的世界,有了一些选项和期待。罗招弟眼下最大的期盼,就是大儿子职校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日子更宽裕一点儿,甚至还可以计划一次全家旅行。张招弟则说,她想找前夫打官司,要回小女儿的抚养权。女儿是她亲手带大的,她舍不得。她想着,自己再婚了,也挣钱了,经济独立,至少有了打抚养权官司的底气。“早点要回女儿的抚养权”,最近,她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的微信签名里。【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凤凰周刊冷杉RECORD,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